当代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理论评析

　　[摘 要]当代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认为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解决全球性生态危机、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根本途径是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实施生态转化战略，走向生态社会主义。客观评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对于我们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生态环境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生态危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
　　
　　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自20世纪70年代产生以来，特别是经过近十年来的发展，日渐成为西方社会中重要的左翼思潮之一。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比较丰富，其中的生态危机理论无疑是比较完整的也是最重要的理论。当代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通过剖析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成因，力图寻求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化解之道，形成了具有鲜明理论个性的生态危机理论。本文力图通过对威廉·莱斯、本·阿格尔、安德烈·高兹、詹姆斯·奥康纳和约翰·贝米拉·福斯特等思想家文本的分析，系统介绍并试图客观评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全面展示这一理论的发展动态，这对于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对于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新变化和全球性生态问题的实质，对于我们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
　　
　　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生态危机的形成有其复杂的原因，既有思想观念的原因，也有社会制度的原因。在具体分析其思想观念原因时，或指向错误的自然观，或指向异化了的消费观，或指向扭曲了的技术观；在剖析社会制度原因时，或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矛盾，或直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见仁见智，表现出鲜明的思辨性和强烈的现实性。
　　威廉·莱斯通过考察“控制自然”观念的历史演变，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错误的自然观和技术观，而“控制自然”的观念是当代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首先，莱斯认为，“控制自然”的观念导致人们丧失了对自然应有的尊重和敬畏，导致人们对自然资源的滥用。现代意义上“控制自然”观念的确立是基于文艺复兴运动和近代理性主义。文艺复兴运动高扬人道主义，颂扬人的力量，催生了“一种不断增长的对自然‘奥秘，和‘效用’的迷恋和一种要识破它们以获得力量和财富的渴望”。西方启蒙思想家培根把科学技术看作是迫使自然界服从人类需要的工具，将科学技术理解为人控制自然的有效工具，最终使控制自然成为近现代社会人们的普遍信念。其次，莱斯认为“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在现实中具有内在关联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控制自然”与控制人实际上是同一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莱斯认为，“如果控制自然的观念有任何意义的话，那就是通过这些手段，即通过具有优越的技术能力——一些人企图统治和控制他人。”控制自然不仅意味着人和自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而且也意味着人和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控制自然”导致了对人控制的进一步加强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而且这种矛盾冲突呈现出从局部区域向全球范围扩散的趋势。最后，莱斯认为“控制自然”实际上成为了维护特殊统治集团利益的手段。控制自然“意味着由个人或社会集团完全支配——特殊范围的现有资源，并且部分或全部排除其他个人或社会集团的利益(和必要的生存)。换言之，在已经成为一切人类社会形态特征的持久的社会冲突条件下，自然环境总是或者表现为已经以私有财产形式被占有，或者将遭受这种占有。对它的接近实际地或潜在地被拒绝或受到严格限制”。
　　在考察“控制自然”观念的历史演变的基础上，莱斯指出，科学技术业已成为现代性价值体系的内在组成部分，技术一旦和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便沦为资本控制人和控制自然的工具。任何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运用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结构基础上的，技术运用的合理性取决于社会历史结构基础上社会集团的性质。可见，“控制自然”的观念本身并不是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应从人们“控制自然”的方式中去寻找。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也并非科学技术本身造成的，而是对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造成的。
　　本·阿格尔将生态危机的根源主要归咎于异化的消费观和技术观。他从反思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人手，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认为“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主义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为了论证上述观点，首先，阿格尔分析了“期望破灭的辩证法”：一方面，资本主义为了维系其统治的合法性，许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可以向人们源源不断地提供越来越多、越来越新的商品；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为了追求利润不断进行扩大再生产，并利用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增长，并借助广告和大众传媒在全社会范围内大力宣扬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以达到控制人们的需求与消费进而控制人们的精神世界的目的。然而，由于地球生态系统的资源是有限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不断扩大的趋势决定了它必然会恶化人和自然关系的紧张状况，生态系统根本无力支撑资本对无限增长的追求，这就会导致人们无限获取商品的期望的破灭。其次，阿格尔还分析了“异化消费”现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是一种异化劳动，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无自由和幸福可言，只有在短暂的闲暇时间中才能体验到“自由”、“幸福”。为了逃避劳动过程中的异化，人们往往把自由和幸福的体验寄托于商品的购买和消费中。然而，这种商品消费并非产生于人的真实需要，而是逃避异化劳动的一种异化消费，是一种“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这种异化消费不仅不能补偿人们在异化劳动过程中所受到的伤害，而且制造了市场繁荣的假象，进一步造成了生产的盲目扩张，从而加剧资源浪费和生态破坏。再者，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由于大规模地广泛运用技术，导致了官僚化的管理方式和极权式的权力结构，大规模技术支撑的工业体系必然意味着生态危机的进一步恶化。
　　高兹结合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将生态危机的根源主要归咎于资本主义的技术观和经济理性观。高兹明确反对“技术中性论”，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融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并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目的。高兹具体分析了“资本主义的技术”和“后工业社会的技术”的不同社会效应，认为不同的技术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差别。例如，核技术属于资本主义的技术，核计划所带来的环境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核放射、核污染、核事故、核垃圾等，它将对人类生存造成极大伤害。核技术以高度集权为特点，导致决策权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具有独裁和加强资本力量的倾向，往往有利于统治阶级对人民和自然的控制。太阳能、风力、地热等属于后工业社会的技术，这类小规模的分散化的技术安全、清洁，不会造成环境污染。后工业社会技术以权力分散为特点，具有民主和反资本主义的倾向。高兹提出，解决生态危机的关键在于如何选择技术、选择什么样的技术，而社会主义应有着与资本主义不同的技术选择。
　　高兹还进一步将生态危机的根源指向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理性。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之间的矛盾，这两种理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相容的，经济理性驱使着资本主义生产不断突破“够了就行”的原则，而崇尚“越多越好”的原则。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仅仅是使资本本身增值，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必然破坏生态环境，过度积累的危机被再生产危机加剧，再生产危机最终又根源于自然资源的匮乏。生态危机激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危机，从而成为一切危机的总根源，因而资本主义的危机本质上就是生态危机。
　　奥康纳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自身的矛盾，提出了资本主义二重矛盾理论。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两重矛盾：第一重矛盾也就是传统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的一个特定形式是价值与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实现之间的矛盾，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会造成由于有效需求不足而导致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第二重矛盾则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必然导致生态危机的发生。这是因为：一方面，资本主义是以追求无限增长为经济发展目标的自我扩张系统，而自然界是无法进行自我扩张的，其发展的周期和节奏也根本不同于资本运作的节奏和周期，追求无限扩张的资本主义生产受到生态系统的制约，这将导致生产不足的经济危机；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张的特性决定了它必然不断冲破生态系统的制约，不断扩大对自然资源的需求，资本主义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使用，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从总体上说，经济危机是与过度竞争、效率迷恋以及成本削减(譬如，剥削率的增强)联系在一起的，由此，也是与对工人的经济上和生理上的压榨的增强、成本外化力度的加大以及由此而来的环境恶化程度的加剧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具有反生态的性质，资本主义生产在生态上不可能具有持续性。
　　福斯特将生态危机的产生归咎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如下特点：首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追求利润增长为首要目标的生产方式，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经济增长，必然导致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物质和能量交换过程的中断，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可持续性。“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张主义逻辑”就是“把以资本的形式积累财富视为社会的最高目的”的逻辑。资本主义的生产主要是为了实现商品的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商品的使用价值越来越从属于它们的交换价值。资本主义生产以追求最大化的利润而不以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要为目标，特别是不能满足穷人基本的生存需要，往往迫使穷人为了生存不得不破坏环境。其次，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一种“踏轮磨房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严重依赖能源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技术，它总是倾向于通过投入大量的原材料和能源，通过加速生产流转过程以获取高额利润，导致自然资源被快速地消耗以及向环境倾倒更多的废料。最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具有“短期行为”痼疾的生产方式，为了追求利润，追求资本的短期回报，必然会忽视经济发展过程中长远的和总体性的环境规划。一种制度如果追求无休止的几何增长和无限度的攫取财富，无论它如何理性地利用自然资源，从长远的角度都是不可持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性，决定了它不可能自始至终地按照生态原则来对待自然和组织生产，它必然超越生态所能承受的极限，导致生态危机的爆发。
　　

　　二
　　
　　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不仅严肃而系统地分析了生态危机的产生原因，而且大胆探索了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矛盾、消除生态危机的途径，理论上的创新和对现实的关切，是当代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理论的鲜明特点。
　　莱斯从观念的变革入手，重新诠释“控制自然”的内涵。他认为，不应把“控制自然”理解为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运用来控制自然，使之服务于人们对物质财富的无限追求，而应该把“控制自然”理解为将人的欲望的非理性方面置于控制之下，从而使“控制自然”的进步变成人性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也使人类真正享受控制自然进步的积极成果。也就是说，“控制自然的观念必须以这样一种方式重新理解，即它的主旨在于伦理的或道德的发展，而不是科学和技术的革新。从这个角度来看，控制自然中的进步将同时是解放自然中的进步。”
　　阿格尔不仅主张实现观念的变革，而且提出了具体的生态政治战略。他通过对资本主义异化消费与消费主义的价值观的批判，提出要改变人们的需求观、消费观和价值观，重点提出如何从战略上过渡到未来社会主义即生态社会主义的模式。认为“分散化”和“非官僚化”是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前提。所谓“分散化”，就是强调应当在工业生产中运用小规模技术，通过使工业生产“分散化”，来缓解人和自然关系的紧张；所谓“非官僚化”，就是要反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极权的官僚管理体制，而代之以工人民主管理的方式，让工人参与生产过程中的决策与管理。“通过使现代生活分散化和非官僚化，我们就可以保护环境的不受破坏的完整性(限制工业增长)，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可以从性质上改变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社会、经济、政治制度。”而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模式是一种“稳态”经济模式。所谓“稳态”经济，是指既要满足个人的需要，同时又不能损害生态系统，从而使人和自然得到和谐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
　　高兹指出，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及技术的资本主义运用，当代西方社会出现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必须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特别是消费方式，倡导以生态保护为宗旨的生态理性，节俭地使用自然资源。高兹认为，保护生态环境的最佳选择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它能够克服资本主义社会追求利润最大化与生态之间的矛盾，实现整个生产方式的更新，使经济、社会、生态之间协调发展。高兹主张要尽可能使经济理性服从于社会的生态理性，限制利润和市场的逻辑，在保证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同时实现生态理性的目标，用尽可能少的劳动、资本和资源生产出高使用价值的产品，从而走向以民主的技术为基础、基于自我约束、更节俭、生态上可持续消费模式的生态社会主义，能够达到真正的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统一，实现生活得更好、劳动与消费更少的社会。
　　奥康纳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法解决生态危机，不可能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主张实现社会主义和生态运动的结合。具体地说，首先，在实践中必须复活社会主义的理念，把社会主义从对“分配正义”迷恋转向对“生产正义”追求。其次，要建立起一种能很好地协调好生态问题的地方特色和全球性两方面之间关系的民主政治形式，“使生产的社会关系变得清晰起来，终结市场统治和商品拜物教，并结束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再次，要重新定义生产主义，通过有效的原材料循环利用、推广节能技术的运用等途径达到更高的生产率水平，避免由于经济增长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按照需要而不是利润来组织生产，使利润导向型的生产从属于需要导向型的生产。最后，生态运动不仅要“‘全球性地思考，地方性地行动’，而且也要‘地方性地思考，全球性地行动’，最后达到‘既是全球性地又是地方性地思考和行动’”。
　　在如何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矛盾、消除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问题上，福斯特的思考最为全面和系统。
　　首先，福斯特否决了用传统经济学的方法解决生态危机的可能性。传统经济学过分迷信市场的魔力，认为只要在经济决策中赋予环境适当的价值，将环境资源通过合理的价格结构完全融入市场体系之中，环境就能得到更好的保护。福斯特认为，虽然把自然资源作为商品纳入到市场体系，在短期内有可能缓解生态环境问题，但是资本主义生产追逐利润的本性决定了它不可能自始至终地按照生态原则来对待自然和组织生产。而且以简化主义手段对待自然，按照市场——商品原则构建人与自然的关系，把自然蜕变成一套基于市场和迎合个体私利的公共产品，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降格为纯粹的个体占有关系，将造成物质性和精神性的双重恶果，不仅会进一步加剧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既破坏生活条件，也破坏生产条件，而且将导致人们价值观念的混乱与疑惑，使市场价值支配一切的拜金主义价值观更为盛行。
　　其次，福斯特还否决了用技术学的方法解决生态危机的可能性。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技术的改进被视为摆脱环境问题的主要途径，似乎不断改进与创新的技术既提供改善环境的可能性又不影响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的顺利运转，因而“技术的魔杖”最受欢迎。然而，“事实上，没有任何一项技术能够在有限的生物圈内确保经济的无限增长。”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将可持续发展仅局限于我们是否能在现有生产框架内开发出更高效的技术是毫无意义的，这就好象把我们整个生产体制连同非理性、浪费和剥削进行了‘升级’而已。……能解决问题的不是技术，而是社会经济制度本身。”由于技术的运用必须服从于“资本的逻辑”，即服从于追求利润、让自身增殖的资本的本性，因而新技术的出现往往意味着新一轮更大规模的掠夺性开采与消耗自然资源的开始。事实上，技术的改进与创新并未有效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耗，相反增加了自然资源消耗的总量。
　　再次，福斯特强调了进行一场将生态价值与文化融为一体的整体性道德革命的重要性。他认为，必须建立新的生态文化或生态道德，勇于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的社会中权力机构的“结构性不道德”，抵制资本主义“踏轮磨房的生产方式”。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上，虽然个体的道德修养和道德践行非常重要，但不能过分强调个体的因素，不能过多强调符合生态要求的消费方式来安排他们的生活，从而导致对个体赋予太多的责任感而忽视了体制的因素。
　　最后，福斯特特别强调变革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实施生态转化战略的重要性。实现“零增长”或“负增长”不是解决生态环境的有效途径。特别是在世界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是必要的。实现与生态更加协调的社会发展，“它必须以人为本，特别是优先考虑穷人而不是利润和生产，必须强调满足基本需要和确保长期安全的重要性。”由于生态危机的主要历史根源是“资本与自然之间的致命冲突”，因而生态斗争与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是不可分离的。“如果想要拯救地球，就必须摈弃这种鼓吹个性贪婪的经济学和以此构筑的社会秩序，转而构建具有更广泛价值的新的社会体制。”ⅲ(第52页)要变革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必须实施生态转化战略，一方面需要工人运动与环境保护运动的结盟，消除工人与环保主义者之间的对立；另一方面也需要国家层面上的协作行动，在满足社会需要的同时规划新的与自然合作的关系，大力削弱国家与资本的合作关系。社会主义对实施生态战略转化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社会主义体制中，最大规模和最严重的破坏环境的根源，将以一种已自身显示出超越资本能力而不仅仅是反对其利益的方式被直接加以铲除。”
　　
　　三
　　
　　当代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方面具体分析了当代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重点展开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批判，另一方面又系统探讨了解决生态危机、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途径，强调了实现社会变革、实施生态转化战略的重要性，得出了走向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结论。与其它西方绿色思潮相比，它更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和实践中的可行性。研究当代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一，研究当代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有利于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虽然有人断言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有失偏颇，但总的来说，“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探讨当代生态问题的根源及其解决途径的。”在当代西方主要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有人直接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包含生态学思想和生态思维方式，有人虽然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是关于人类社会的，但其中有丰富的关于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关系的论述，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思想的阐发，有力地回击了“马克思主义存在生态学空场”的指责，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当代生态问题的解释力和对解决当代生态问题的价值。
　　第二，研究当代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有利于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新变化和全球性生态问题的实质。当代资本主义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虽然呈现出许多新特点，但“资本的逻辑”是一以贯之的，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仅仅是追逐利润，而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必然破坏生态环境。从资本主义的血腥发迹史来看，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无不建立在滥采滥用自然资源和破坏生态环境基础上，从自然资源的消费格局来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一步加强对发展中国家资源的掠夺，是自然资源消耗的大户。从国际经济发展格局来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本实现了高污染高能耗产业向不发达地区的转移，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问题，同时又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问题妄加责难。当代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实际上是资本主义主导下的自然资源在不同国家、地区和人群之间的不公平分配和占有，从而导致人与人之间利益的冲突和危机。也就是说，生态危机是以人和自然关系为中介的人和人关系的危机。
　　第三，研究当代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对于我们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具有启迪意义。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虽然不认同传统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但对社会主义解决生态问题充满信心，认为“与资本主义的情况不同，大规模的环境退化可能并非是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认为生态学与社会主义之间是相容相通的。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基础上的，被迫选择的是一种追赶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遭遇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两难”选择困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我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强调“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战略构想，从而为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根本指针。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中国应吸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破坏生态的深刻教训，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