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聞道夕死可矣——关于先秦儒学研究之目的与

先秦儒学博大精深。它是孔子、子思、孟子、荀子等先秦儒家学派的伟大政治哲人们，站在春秋战国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段之上，从伦理尤其是从政治的高度，对“三代”、“三王”甚至于更早以来的几千年中国古代社会丰富伦理和政治生活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反思与批判，凝聚着其思人所未尝思、发人所未尝发的智慧，而且这样的智慧既是不可缺或又是不可多得的，永远值得我们后人深思和玩味。

这一切当反映了他们对人生或存在的根本意义的不断追索，对人世间的苦难悲天悯人般地缱绻之心和眷眷之情，对流俗之见的深刻质疑和勇敢挑战，以及对当下经验的全面审视、批判与超越；也反映了他们在诸如“新”与“旧”、“生”与“死”、“理想”与“现实”、“治乱”与“存亡”等等之间进行政治选择的承负与焦虑[1]；与此同时，这一切，更反映了2500多年前的老子、孔子、庄子等等中国伟大的政治哲人们，对人类生存与发展道路的大胆探索、对安定团结与有序亲和之自然—社会秩序的有益诉求以及对整个人类美好、幸福生活的无限憧憬、追求和向往；或者用尼采的话说，对整个人类自然权利与历史的永恒复返和回归。

作为一种能够在几千年中国如此动荡不安的社会历史进程中从总体上维系着如此众多人口、维持着如此安定秩序、保持着如此文明进步以及把伟大的中华民族凝聚成一个坚强而有力的整体并使之曾几何时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长达几千年的“先王之道”，作为一整套从几千年的历史中从容地走来、又从容地走过几千年历史的比较成形的传统价值理念和坚强信仰体系以及作为中国政治思想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份不可或缺的重要遗产，先秦儒学具有普遍而恒久的魅力。它不仅形成于以往的岁月里、影响过中国二千多年的社会政治生活，而且仍在一定程度上正影响着我们今天的社会政治生活，并且它还将不同程度地继续影响和关照到未来中国社会的一切政治与生活——这大概就是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永恒持久的顽强生命力之所在吧

曾记否，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那些个一度被称作“国粹派”者曾指责当时的革命是“全法欧美而尽弃国粹”并且要大声疾呼“祖宗之法不可变”——于今观之，恶名之下，其情可悯——然而，君不见，当下中国社会之某些个具体而生动的文化生活情境和场景，的确倒极像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社会了：城市郊区化、住宅别墅化、生活消费化、嬉皮士与雅皮士、颓废/垮掉的一代，媒体铺天盖地、无孔不入，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的人造娱乐活动让人欲哭无泪、欲罢不能，工农兵学商，一切向钱看以及“有奶便是娘、无钱休称爹”等等……然而，时至今日，人家却是正在日益走出后现代并从此而逐步走向传统与保守，而我们则是正热衷于进入，前呼后拥、喧腾嘈杂，有如过江之鲫。那么，对此，在这里，我们似乎还可以反过来进一步套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伟大诗人但丁的这样一句话，生动而形象地作如是说：“走人家的路，让自己说去吧”。而其最终结果到底会怎样，今天看来，若我们可以用苏格拉底的话说，就是“只有天知道”。

当下汉语思想界对先秦儒学研究无疑已陷入到一种“过于零碎、过于简单化、过于平面化”的总体研究状态，全然业已与先秦儒学本身所具有的丰富内涵及其在昨日、今日乃至于明日中国社会生活中已经起到的或显而不隐、或隐而不显的作用及其必将产生的这样或那样的不同影响，便显得很不对等、很不和谐，同时亦显得很不相称。但其中的问题却是，人自不觉。这正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百姓日用而不知”。要知道，当下无疑已是一个思想完全失去了高度的时代。牟宗三先生当年曾不无沉痛地感慨于“一个没有圣贤的时代”；时至今日，无疑则更是“没有大师的时代”，而有的只是“日用而不知”的“百姓”而已。孔子尝有言曰：“朝闻道，夕死可矣”[2]。但其中的问题却依然是，今天又有哪一个学人愿意而且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且又有哪一个能够做到“不降身，不辱志”呢？

尽管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会看到，与此相关的研究工作还在继续地开展着；同时，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也还在不断地被发表，但从中我们却已很少会看到，有哪一项与此相关的研究能够做到独辟蹊径，从根本上已摆脱掉了这种“零碎”、“简单化”、“平面化”的思想研究窠臼——当然，从中，我们也很少会看得到，有哪一项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能够真正做到独辟蹊径、别有洞天，能够真正做到自圆其说、独善其身以及能够真正做到从根本上全面而系统地彻底解决了“儒学”这一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思想史上的基本命题。而且，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对此，若仅凭当下这样一种浮躁、琐碎、“简单化”、“平面化”，或者仅凭“捡起芝麻而丢掉西瓜”、“采其华而弃其实，识其小而遗其大”这样一种难堪的学术研究状态，则其将势必永远是做不好、也做不了的。由此看来，思想学术研究仍需沉下去、立起来，固守住本位，耐得住寂寞，仍需我们一代又一代学人们的不懈努力。

尽管时至今日，或者说尤其是时至今日，我们总可以看到，与此相关的大量研究成果仍不时地被诉诸文字、付诸报章，见诸刊物、杂志或者网站之上。然而，这一切的一切，正有如曾经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哲学思想世界独占鳌头、独步一时的风云人物李泽厚先生之所言，“文本之外无他物”。倘若对此详加审视，则其中多半却是一个个“只有能指、并无所指，无实在、无客观、无本质”[3]的东西被不厌其烦地抄来抄去，多半却是一箪箪看似相异而实则相同或相近的“剩饭”被乐此不疲地炒来炒去。然而，究其实，则其中多半却是“共时性”而非“历时性”的东西，多半却没有多少或者说根本没有真正值得借鉴或者保留的余地。正所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是也。而其一般结果却往往是，一旦文章被看完了，或刚刚被看过了一半，甚或仅仅被看了个开头，其所谓的“价值”与“意义”，也便由此而宣告全面终结。于是乎，我们为此而由衷地希冀：这一切的一切，再也不要继续成为近百年来直至今日左右中国哲学家族历史发展的一条根本宿命了而且再也不要如此这般地继续下去了；否则，我们真的不知道中国的学术将往何处去？既如此，于是乎，我们还可以用当下的一句比较时髦的话语问：中国的哲学如何能够走向世界，而且又如何能够彻底地告别自说自话、自言自语并从此而真正地实现“与世界接轨”呢？今天看来，这些个问题无疑已是太大了，以致于，到头来，我们竟一个都回答不了；或者说，一个也都不能回答。真是的。

曾子尝有言曰：“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然则夫子不曰“其旨远，其辞文”乎？不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3]乎？——时至今日，亦正有如李泽厚先生之所言，“世纪末的颓废，正好碰上后现代”——于是乎，我们会看到，今天的学人们，他们或者张嘴“德里达”，或者闭嘴“利奥塔”，再不就是“鲍德里亚”或者“勒维纳斯”；而且，我们完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时至今日，中国的所谓“后现代者们”，已差不多快“找不着北”了，而且大有欲将古之前贤往圣置于所谓“解构主义”的泥淖之势。所谓的“与时俱进”，到底是什么意思？当你把一切的一切都看得不名一文或者一文不值时，当你可以长命百年、万世千年或者可以把一切的一切都看作是可以时过境迁时，那么你大概就可以“与时俱进”了。但问题却是，这又如何可能呢？到底谁能真正做到“与时俱进”呢？而如此做法，又到底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全盘地否定一切，人为地中断传统，这对我们来说，究竟会有什么好处呢？道之难言，已令古之前贤往圣们浩叹不已，难道我们还要人为地阻隔的拦断这一人最基本的生存情境么？难道“怨恨”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可以掩盖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可以抬高自己原本卑微的地位和卑贱的命运么？民众/奴隶就是民众（the mass），难道可以打着“人民”的旗号来反对主人/人民？

既如此，试问：人的敬意何在？人的敬畏焉存？而人的良知、良能和良心，又将飘落至何方？人的精神的家园到底安居在哪里？而人之成为人、成为其所是的心灵之花，又到底要花开何处、花落谁家？庄子百年无家，而我们又怎么样？

以“全面解构”为本质特征的所谓“后现代主义”，如今正悄无声息地一步步向我们走来。于是乎，适逢这一特定历史时代的人们大概便已不必再去小心翼翼地寻觅、忧心忡忡地求索——这是因为，一切的一切似乎差不多均已被解构成了无数块难以捡拾的碎片，破镜重圆，破镜难圆；于是乎，“宫阙万间都作了土”，什么理想与信念以及什么价值和追求，转瞬间，不是折戟沉沙、黯然销魂，便是“樯橹灰飞烟灭”。时至今日，竟都成了一堆堆迂腐可笑、不名一文的“破烂货”，倏忽其来、倏忽其去，是那般轻飘飘的，或至少已不再有如往日那般庄严、肃穆、神圣或者凝重；于是乎，今天的人们大概便已不必再去像以往那样地苦苦相盼、孜孜以求，希冀重塑或者祈望救赎——这是因为“此地乃真理，当下即实在”。于是乎，“玩的就是心跳”，“游戏即为人生”；“跟着感觉走”，“过把瘾就死”[4]。正所谓“人生如白驹过隙，忽然而已。”既如此，则“何必叹息，何必留恋”？既如此，又何不“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既如此，又“何不潇洒走一回”？其实，还说什么这个那个的，时至今日，不过只是“符号”、“符码”或“游戏”，不过只是玩玩而已！又何必当真？民众们尽可以沉湎于当下林林总总、形形色色的诸多“人造娱乐活动”中去，不思也不想，任凭着自己的那颗高贵的头颅不停地在那里傻乎乎地摇啊摇地——就像几分钟前自己刚刚服用过几枚摇头丸似的。如果将自己对“道”的追求视为稻粱谋、作为自己的工作职业和吃饭的本领的话，那么这样的学人最终也同样是不可能找得到“道”的，他们势必亦与民众/百姓一样，而“百姓日用而不知”一句话，也同样是说给他们这些所谓“学人”听的。

既如此，则甚矣哉！为可悲也。然而，又如之奈何？

既如此，则夫复何言？我们无言以对；当然，更无话可说。

有关于此，本文则认为，倘若人们心中的道德未泯、良知尚存，栖身于政治社会而非坠入原始丛林，那么他们便定然可以有目共睹；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 相关文章的大量面世，从一个侧面倒是可以进一步地说明，这一现象，时至今日，业已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今日汉语思想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此外，还可以进一步地说明， 时至今日，对先秦儒学、“道”的课题，确实有作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如此看来，这一所谓“真实的情形”，又是根本不同于李泽厚先生所曾经表述的“只有批判和解构，并无建设甚至嘲笑建设”[5] 那样一种“实情”——至少说，并不总像李先生在其有关的文字表述中所烘托和渲染着的那样悲哀、凄惶、悲观、厌世甚至绝望；或至少说，并不像李先生那样的夸夸其谈、夸大其辞。会说的，不如会听的；会写的，不如会读的——然而，其中的问题却是，要细听和细读。

古人有言曰：“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但在这一点上，本文则认为，即使是李先生本人，恐怕亦未能幸免——当然，至于其他诸人，则“自郐以下”，更无足观，亦似乎同样不能幸免。《老子•第二十三章》中有言曰：“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人乎？”《庄子•养生主》中则亦有言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此之谓也。而今日之所谓“与时俱进”一语，在明眼人看来，其实也不过只是一句有关于“完美”与“永恒”的神话而已——这是因为，追求完美本身，即意味着一种不完美，一种极端的不完美；与此同时，也许正是因为这种不完美，古往今来的人们，才总是要不断地充满着梦想和渴望——梦想和渴望着完美与永恒、长生或者不老，梦想和渴望着自由、平等或者民主以及梦想和渴望着到底什么才真正是人类美好和幸福的生活。换句话说，苏格拉底的哲学问题，自它产生的那一天起，似乎便从来就不曾改变过。这一点不容怀疑。难怪乎我们虽检索古文，但到头来，却总是找不到这样一个词汇呢！因此，对当代某些学者或者政客而言，不论其出于何种不可告人的目的，也不论其为此而如何绞尽脑汁、摇唇鼓舌，使出其浑身解数，当然更不论其为此而又如何生拉硬扯、牵强附会、矫揉造作地极尽粉饰、夸张、渲染之能势，以备一时一地、彼时彼地或此时此地之需；但最终结果必将应验这样一句古话：“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没有办法，人世间的所有一切、万世万物，无一不是一种“偶在”，而其生命也总是十分有限的——这一点，对任何个人而言，其实也都是一样的；而且即使对整个人类来说，亦并不例外。谁能真正做到“与时俱进”呢？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对此，今天的人们可以拭目以待；当然，他们亦可以静观其变——或迟或早，时间总会说明一切的。然而，这个时间，却是长时段的——它可能不只是一时；当然，也可能不只是一世，但它却不可能是永世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好在人类有的是耐心，也有的是时间、精力、信心和勇气，去憧憬、向往、盼望和期待，他们不仅要期待着心想事成、诸事顺遂，而且也要期待着美梦成真、旧梦重圆；与此同时，他们更要期待着真实而非虚假、自由而非控制、平安而非恐惧的真正美好和幸福的生活，并为此而牢牢把握着此在、当下以及今生今世而非来生来世彼岸性的幻梦与空想。然而，他们最终把握住了吗？或者说，他们曾经把握住过？或者还可以这样说，又会有谁能最终真正地把握得住呢？偶然性是无处不在的。因而回答也总是否定的——谁都不能，谁也不会。然而，尽管如此，但他们却仍有机会进一步、持续不断地这样“试错”下去。是是非非，非非是是，对对错错，错错对对，穷达以时，与时俱化，“得时鹊起，失时蚁行”，循环往复以至无穷。重要的是尝试，至于最终是否能成功，倒显得是次要的事。不可以成败论英雄。

从认知上看，随着在中国传统文化大旗之下的那些个关涉着“先秦儒学”的林林总总、似是而非的字眼长期广泛而深入地被传抄和使用，一部先秦儒学本身，似乎在逻辑上已顺理成章地演变为后来的阅读者们所熟知的东西。然而，问题是，熟知未必真知。这一点正有如黑格尔所曾说过的：“一般人平时所自以为很熟悉的东西”，其实又“恰好就是他所不真知的”[6]；而成中英先生，则亦明确认为，“先秦儒学是儒学发展的原初阶段（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4世纪），对这一阶段的理解至今仍未尽完全。”[7]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正是这样一种实际状况。

然而，具体就先秦儒学的本质与核心——亦即就“先秦儒家中庸之道”而言，生活在当下的人们，似乎绝大多数已根本不知道其到底为何物：其中，有“贤者”或以为它是“和稀泥”、“墙头草”或“和事佬”，是不辨是非、没有原则的折衷主义；而为数众多的“不肖者”们，则似乎更愿意不假思索地将其简单而笼统地理解、认识，甚至最终要归结为一种与儒家一样陈旧、迂腐、呆板、不识时务、不合时宜的没用的东西。于是乎，它在当日中国之情形，便正有如老子之所言：“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8]此之谓也——其中，所谓“上士”又身在何方？对此，我们不得而知；而我们所能知道的，则不过是周遭无处不在的对此“若存若亡”的“中士”以及对此报以“大笑之”的“下士”。笑吧，正所谓“不笑不足以为道”——对此，老子本人在这里不是已说得足够明白了吗？老子不是已经“不幸而言中”了么？既如此，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其他更多的话可说呢？难道对此还有什么怀疑不成？要知道，这的确是当下的一种最真实的情形。若自己犹且不信，那么又如何可以让别人信呢？如何可以“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其中的道理应当说是很简单的：只有说服了自己才有可能去说服别人，只有感动了自己也才有可能去感动别人。

然而，倘若欲使认知对象从“熟知”而变为“真知”，在本文看来，其实，似乎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去做就是了；而且，时至今日，唯一而又有效的办法，恐怕还是要再一次地追根溯源、从源头之处重新做起——重新对其给予深入考量和全面省思。这正有如古人之所谓：“书上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与此同时，亦有如古人之所谓：“书读百遍，其意自见”——一言以蔽之曰：“天道酬勤”。毛泽东曾作如是说，“风物长宜放眼量”——其实，我们观察人世间的任何事物，也都需要俯视和鸟瞰。就像我们坐壁上观；或者说，更像我们透过飞机的舷窗上俯视和鸟瞰到的一样。举目四望、视野所及，满眼的都是大千世界里纵横交错、横七竖八地排放着的林林总总、形形色色的这样或那样的物什，什么房屋、树木、道路、人与禽兽……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平日里无不让我们十分在意的死物或者活物，此时此刻，在我们面前，又是变得那么的含混、那么的模糊，那么的没有价值和意义以致于统统都不过变成了我们小的时候眼前和手中自由玩弄着的大大小小、奇形怪状的积木而已——只有当飞机从天而降并且愈来愈接近地面之时，它们才会逐渐地变得如往日一般清晰，才会逐渐地变得如往日一般伟岸和高大，从而也才会重新恢复其如往日一般对我们来说不可或缺的重要、关键的价值和意义——这应当说是任何一位曾经坐过飞机的人都可能有过的一种真实而异样的感觉。然而在这种感觉中，我们却始终分辨不清，到底哪个是真、哪个为假？真真假假、实实虚虚，冥冥中大有“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深思杜鹃”那样的一种感觉。此时此刻，已再有什么烦人的事儿会想不开，也不再有什么难解的怨恨会化不掉。张载尝有言曰：“仇必和而解”。有趣的是，像冯友兰这样的中国现代著名思想家，在他们晚年的时候，总是会想到这句话。

有关于这一点，如果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地援引金景芳先生的一句话说的话，“据我了解，从当前各校教学和研究先秦史的思想来看，应该说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照本宣科，拾人牙慧；一种是不断创新，敢于向权威挑战。我是向往后者。”[9]——金老先生的这番话，说得真是太好了。然而这段话难道不是一句实话、不是当下的一种最真实的情形？而且在今日大学的讲堂之上，这种“照本宣科，食人牙慧”的现象还能说少么？到底又会有多少人可能说出自己心里面的话呢？若不说，长此以往，晚辈后学必将“无所措手足矣”，真不知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其实，作为晚辈后学，我们又何尝不是憧憬和向往着金老之所谓“后者”呢？

那就是——“原原本本”，“殚见洽闻”，还先秦儒学以本来面目；“创造转化”，“综合创新”，寻找中华民族远去的精神家园，并使之走下庙堂，走出书斋，走向民间，走进新时代。绝不仅仅为学术而学术，而且也为人伦、为政治、为信仰，乃至于为自我的整个人生而学术——而这大概是因为，对人生而言，不管怎么说，信仰总是最为重要的吧？而且，它并不是其他任何别的什么东西，而是人类最高的价值追求，是人类生生不息、绵绵不绝的思想真谛与理论精髓之所在——对此，今天的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不仅不应当报之以嘲弄、嘲笑或者嘲讽，而且，还应当向他们致以足够的敬畏、敬重和敬意——这不仅是为他人，而且也为整个人类、为我们的后代，尤其是为我们自己——在此，千万可别忘了，人总是带着一颗会思想的高贵的头颅而来到这个人世间、来到这个社会以及来到这个世界之上的；然而，在这个世界上，若不思亦不想，则岂不是枉费了这颗会思想的高贵的头颅么？而且这又怎么行呢？

众所周知，屈子尝有言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汝其念之，吾其勉之。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句简短的话又是说得何其悲壮和惨烈呢？而且一个“道”字，真的有那么重要么？而且，它到底又是什么呢？程子亦尝有言曰：“读《论语》、《孟子》而不知道，所谓‘虽多，亦奚以为’？”[11]此之谓也——读了那么多年的《论语》、《孟子》，读了那么多年的圣贤之书，研究了那么多年的先秦儒学，然而，到头来，却竟不知一个“道”字到底为何物？那么，书读得虽多、研究得再深入，最终却又有什么用呢？难道知识的真正价值仅仅体现在它本身是知识吗？对此，今日之每一位读书人似乎都应当毫不例外地静下心来，扪心自问，有所思亦有所想——思想一下：自己到底在做什么？还有，这样做，对别人，或者更准确地说，就算对自己，到底又有什么意义？要知道，由孔子本人所开创并以孔子为最大代表的先秦儒学，从来都是一门“实学”——一门“修己治人之学”。若不明乎于此，则是不是自己的完全误识，是不是自己根本搞错了呢？若如此，则既欺人又欺己、既误人又误己，这样做，好么？

注 释：

[1]姜广辉：《传统的诠释与诠释的传统》，《经学今诠初编》第2页。

[2]《论语•里仁》。

[3]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第142页，三联书店，2003年5月版。

[4]顾炎武：《日知录》卷二。

[5]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第144页，三联书店，2003年5月版。

[6]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第144页，三联书店，2003年5月版。

[7]参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8]成中英：《第五阶段儒学的发展与新新儒学的定位》，《文史哲》2002年第5期。

[9]《老子•四十一章》。

[10]金景芳：《创新与挑战》，《我的学术思想》，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读论语孟子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