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启蒙的流亡与回归

　摘 要：人类思想的发展在近两个世纪显得特别动荡，而在最近的二三十年中产生了一种全新的态势，大有向古典主义或传统文化复归的倾向。启蒙的流亡与回归乃是把握现时代的思想脉络的关键。启蒙自康德黑格尔而后就开始了流亡的历程，在后现代主义的式微中开始复归。而福柯的一生的发展就是“启蒙的流亡与回归”历程的缩影。“流亡与回归”的历史变奏喻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关键词：启蒙；流亡；回归；福柯

the exile and the return of enlightenment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human thoughts has undergone a turbulent course during the last two centuries, and gradually demonstrates a homeward tendency. this article delves in the process of the enlightenment from kant to post-kantian period (particularly through foucault), and leads to a conclusion that a new ‘axial period’ is coming.

　　keywords: enlightenment; exile; homewardness; foucault

在近现代——尤其是“最近”的现代，或曰“后现代”——这个史诗般的进程中，启蒙的命运成了现代性的龙骨，是我们考察文化进渡的向导。二百多年前，康德对“什么是启蒙”问题的回答具有里程碑式的历史意义。一方面，他的回答不仅是对成就非凡的启蒙运动的总结，同时还给后世思想规定了诸多问题并提供了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另一方面，这位“出色地将启蒙运动的最大优点荟萃于自身”（文德尔班语）的哲人所做的总结最终成了“史家之绝唱”，虽然黑格尔对此作了精深的理论提炼，但也就几乎到此为止，此后两个世纪的曲折发展给启蒙蒙上了一层阴影，启蒙的道路异常坎坷。在这段如晦飘摇的精神历程中，只有极少数人还坚持纯正的启蒙理想，而在全面反叛的浪潮中，启蒙经受了巨大的考验，穿越了“重估”、“断裂”、“解构”的地带，因此也就外在地具有了一种“流亡”的特征。但启蒙在接受了“练狱”般的考验后，逐渐有了火中涅磐后的新生趋势，以至于谈论启蒙的人越来越多，有了一种“回归”的气象。本文主旨不在于为“新启蒙”张本，那种走投无路后的回顾算不得真正地认识到了启蒙在本体意义上的永恒性，至于所谓“启蒙与救亡”的明星型标签式思想则还丝毫没有受到启蒙的召唤，而时下声名正显的“新启蒙”也不过是水中之月，离悬在天上的月亮还很遥远。但这些依然浮泛的影像却折射出这个动荡时代的归宿：流浪与回归。

一

从滥觞于文艺复兴而鼎盛于欧洲各国启蒙运动的现代（modern，又译近代）文化来说，它在后黑格尔时代的衰败以及由此伴生的种种“灾难”都表明了它的史诗般的流亡特征。我们通过考察启蒙理性的历史命运，就能够明了这种颇具创世色彩的历程。理性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裹挟之下迅猛发展，但在作为理性最高现实成就的法国大革命后期的恐怖主义打击之下，人们对理性的看法发生了急遽的转变，理性的道路在18世纪上半叶进入低谷。康德最早察觉到这一变故，并分析了导致理性二律背反窘境的深层次自我生成性原因。他以形而上学这个“通过纯粹而掌握的所有东西按系统排列出来的清单”为切面，剖析了形而上学的从“一切科学的女王”到为人所鄙视的孤苦零丁、流离失所的海古巴（hecuba）的命运，他认为形而上学之所以成为“永无止境的纠纷战场”的原因就在于理性自身永远无法摆脱的“一种特殊命运”：对于自身本性所规定的问题，自己既不能置之不理又无能解答。[1](p3)康德因此欲以纯粹理性的批判来重新树立理性的尊严和作为人类天性的形而上学的权威。就从由康德所开创的哲学黄金时代来反观理性哲学的命运，我们也可以知道在理性合法性论证的背后存在着一个永恒的问题，即理性的内容及其相应地位必定是随大化流行而不断变更着的，而所谓理性的命运之升降沉浮，本就源自其本体深处的运行机制，有如席勒所谓“唯运行（bewegung）为然”，间有老子“道法自然”之意，因之对于“解构”、“流亡”、“后现代”等等，实在不值得大惊小怪。

从康德那里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与本文主旨相关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理性的猛烈批判最后却反讽性地导致了理性的空前繁荣，产生了理性哲学的最高峰，这对当前全面反传统风潮的出路来说，无疑是一种绝佳的暗示，直接让人产生富有启发性的联想。的确，从德国古典唯心主义“这果实中必将迸发出至今仍难猜测的新发展的嫩芽”（文德尔班语）。二是康德对此前的思想史的总结以及对时局的看法至今仍然具有指导意义，他说：“形而上学女王的政权，在独断论者的统治下，起初乃是专横的。但是由于那时的立法还带有古代野蛮的参与，她的帝国就因内战的频仍，而逐渐变为完全无政府的状态；而怀疑主义者们，这种游牧民族，由于藐视一切生活的安定，就不恃把所有的文明社会破坏掉。幸亏这种人为数不多，不能妨碍社会的一再重建，虽然重建的计划不是一律而前后一致的。”[1](p4)由此推而论之，我们可以把整个传统文化看做是在理性的独断统治之下的，这与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等人所批判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认识论的傲慢”异曲同工。在理性的时代就已经存在类似的问题，说明当今被渲染得过于浓烈的“重估”、“解构”也不见得就是什么新鲜货。至于从“为思想而放逐历史”的方法渐始而走向怀疑主义之文化相对主义的思想路数却被康德不幸而言中，同时康德所说的“重建”工作，却已从历史的迷雾之中走了出来，慢慢地成为了时代的主旋律。我们花了很大的代价才体会到这层含义，唯其不同者，乃是那种“游牧民族”式的破坏者在当今已不是“为数不多”，而是一种世界性风潮，解构主义（destructionism）不就最直接地意味着破坏（destroy）么？正因为这样，我们的重建工作才如此步履维艰，难怪有人要等待圣本尼迪克特（而非戈多）、有人坚信“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确乎兹事体大矣哉。

从康德所面临的问题可知，理性和启蒙在达其最大值的时候就开始了下降的历程，它们的成就之顶点也就是我们所谓“流亡”的出发点。理性的式微、启蒙的破灭在康德黑格尔时代就已经是一个课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康德给启蒙的著名定义虽在表面上是对启蒙运动的总结，而实际上却喻示着启蒙自身所蕴涵的问题性表面化和实质化了，因为一个问题之能被讨论就意味着其自明性和合法性受到了质疑，其内在自洽性成为历史，从此必将作为成问题的问题漂浮在根基之外。思想的这种自然进渡方式便具有了动荡的意味，很容易被文学化、规约化为“流亡”之类的话语，大抵今日风头正劲的各种历史反思思潮即由此而产生。所以康德对“什么是启蒙运动”的掷地有声的回答一方面当然是启蒙运动中的一块里程碑，同时也无疑是理性的绝唱、启蒙的挽歌。

从学理上讲，先验的理念（如道德禁令）再也无法与不断漂移的现象（如礼崩乐坏，河不出图洛不出书）之间保持功能性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先验的理念在“一切皆流”的现象世界中失去了抓伏的根基，思想的平衡和精神世界的相对和平被打破，那么思想只得背负着破碎的辉煌逐水草而居，开始了悲壮的史诗般的流亡生涯。追寻德性（after virtue）在“德性之后” （after virtue）的日子里升华为流亡的理由。难怪霍克海默这位“天生的流亡者”（阿多尔诺语）这样承重地追问道：“就进步思想的最一般意义而言，启蒙自始至终的目标就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但是，这个彻底启蒙了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2](p43)。

二

20世纪末期，各种形式的守成主义占据了话语世界的大半领土，在荒原（艾略特所谓的waste land）上收拾着文明的碎片，播种着沉稳和理智，形成一种富有希望的古典意象。而启蒙话语的回归便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从许多现象可以推知，启蒙话语的回归与“后现代主义”的失败之间必定有某种极为切近的关联，或者就是互为因果。传统哲学的生命力得到了最近两百年思想史的无情考验，结果就如同18世纪人们对理性的批判却最终导致了理性的空前繁荣一样，传统哲学在最近似乎取得了决定性或转折性的胜利。在北美进行的一次调查中，“统计表清楚地表明，后现代主义哲学在认识论、伦理学、形而上学等等方面对传统哲学的攻击，已被证明是彻底失败的。后继者借助于大量精确自然科学分支在哲学上向文艺或社会学的大量冲击也没有成功。判决：传统哲学无疑地击败后现代主义哲学。”[3]在这样的语境下，启蒙的回归似乃题中之义。

在“回归名士”如过江之鲫的潮流中，我们发现福柯一生的转变特别具有代表性，可以说，福柯一生思想历程就是本文标题“启蒙的流亡与回归”的绝佳范本。福柯一生经历了从60年代对知识体系的考古学关注，到70年代对权力性质的系谱学关注，再到80年代对伦理学、自由的关注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过程。而具有典型意义的则是他晚年的转变（类似的转变还可以在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等人身上找到）。福柯晚年以《道德的复归》和《何为启蒙》等一系列文章，重估了启蒙运动对当前时代之批判的积极贡献，并且认识到了自己同康德再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之发展轨迹的一致性，福柯在反传统的浪潮中睿智成熟之后，最终还是走向了对启蒙价值的维护之路。

具体到福柯身上，就表现在，他最终还是放弃了对后现代性的同情，遁入尘封的古代卷帙中，他从困境中从废墟上站了起来，变成了某种具有康德主义成分的古典主义者和现代主义者。在他身上，我们发现了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成分的一种复杂而折衷的混合。福柯要为启蒙正名和张本，要“为一个更为丰富的理性恢复名誉”。他承认他的思想与法兰克福学派在启蒙方面的精妙分析的一致性，在他看来，“道路已被法兰克福学派打开了”。在《何为启蒙》一文中，福柯回顾了康德对启蒙的总结，并认为自此以后很少有哲学不曾直接或间接地碰到启蒙这一问题，于是福柯如此看待现代思想的根本性质，他说：“现代哲学，这正是试图对两个世纪以前如此冒失地提出的那个问题（按即“何为启蒙”）作出回答的哲学。”[4](p528)在福柯看来，现代哲学自始至终没有认识清楚什么是启蒙，但又没能摆脱这一根本性的问题。于是他主张，我们这些作为由“启蒙”在某个方面从历史上加以确定而成其为自身的人，应当首先设法对自己进行分析，也就是做一系列尽可能精确的历史性调查，用他的话说，就是要做一番“知识考古”的工作。这项工作不仅是发掘启蒙之中那些无论如何必须加以挽救的“合理性的基本内核”（就像某些教条主义者对待黑格尔一样），而是还要指向启蒙的“必然性之现在的界限”，也就是指向对于我们自身作为自主主体的建构来说并非必不可少的方面。所以他认识到：“我们所经历的许多事情使我们确信，‘启蒙’这一历史事件并没有使我们变成成年，而且，我们现在仍未成年。”[4](p542)因为，在他看来，“启蒙”作为通过直接关系的纽带而把真理的发展同自由的历史联系起来的事业，构成了一个至今仍摆在我们面前的哲学问题。这就为启蒙的回归找到了事实上的依据，福柯以其极富传奇色彩的变化喻示了启蒙的流亡历程的终结，他在情绪激动且漂浮无根的时代吹响了醐醍灌顶般的回归号角。

三

启蒙思想从流亡到回归的各中原因是显明的，历经了现代性的“话语通胀”（inflation of discourse）并厌倦于后现代玩世主义的精神冒险游戏之后，我们渐渐地对无所不在且面貌狰狞的“后学”产生了怀疑：如果存在就是合理，那么当今文化精神中日渐显露出的暂时性又将如何支撑未来的意义？如果我们所处的时代只是一个过渡性的时期，那么被大多数现代人当作了不证自明的具有永恒价值的短命理论是如何炮制出来的？由此进而言之，人类文化怎么会走到今天这般田地？接下来人们要追问的一个更根本的问题自然就是：澄明的思想何以可能？这些显明的问题意识正逼应着我们任何可能维度的思考，而在根本性的思考中，我们必能触及到隐藏不露的机枢，勾勒出一幅思想史的“先遣图”，从而给艰难的时世一点精神确定性的慰藉。于是，“回归”成为了东山再起的守成主义的旗帜，并且很有可能成为21世纪乃至更长一段时间内于人类命运休戚相关的主题。

历史的发展需要从传统中吸取营养，越来越多对传统思想遗产（尤其是启蒙思想）采取论战态度的学说大都不可避免地采取了传统观念并且都是建立在传统哲学基础上的。更具反讽色彩的是，这些反对者、解构者最终却证明了他们所反对的东西的正确性。从目的论的角度来说，回归是必然的，胡塞尔高屋建瓴地作了原则性的说明，他说：“从那势必焚毁万物的无信念的大火之中，从对西方对于人类负有的使命的绝望的洪流之中，从严重的困倦造成的废墟之中，一种新的内在精神生活的不死鸟将站立起来支撑人类伟大而遥远的未来；因为，只有精神才是不死的”。[5](p175) 虽然对启蒙的回归未必就是任何一种形式的复古（其实复古也没什么不对），但人文精神的内在发展轨迹终归指向了回归的途程。

在20世纪这个“天下大乱”（维特根斯坦语）的“极端年代”（霍布斯鲍姆语）里，各种形式的流亡成为了思想放逐的绝佳隐喻，成为思想飘零的直观纪念物，代表着文化精神的苦难历程，或者干脆就是“礼崩乐坏”的外化。犹太人栖栖惶惶的生死奔突乃是“理性”狰狞本质的必然结果，俄罗斯流亡思想家塞翁失马的异乡辉煌实是“主义”论战的误赐，其他国度大多数的“无罪流放”只为纯化一种审美主义的不实理想，至于全球化时代包裹在高科技中的平庸更是最为隐蔽的足以让思想“安乐”死去的价值耗竭。从表面上看，思想、政治上的流亡只是特殊时代的奇特现象，但它却承载着几百年、几千年的磨难和紧张，聚集至今，终于以排山之势席卷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勾勒出一幅思想史上最新一轮的“出埃及记”。

而时人所谓“流亡”、“练狱”云云，一方面受到了历史事件的强烈刺激，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创伤意识的沉淀和精神上的夸张呻吟，或者是“贫乏时代”的思想家在语言表述上为求“取譬”之便而造作出的口号。实际上，思想的转型或动荡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而且这种破坏性的思想进渡不仅出现在“礼崩乐坏”的年代，就算在凯歌行进的的时期里，传统的理性精神也要受到极大的挑战并出现大的波动。在17、18世纪这两个被称作“理性的世纪”和“启蒙的世纪”之中，理性和启蒙的发展也绝非一帆风顺。与此相应的是，此前成就辉煌的文艺复兴内部（一说在1517年，一说在1520年）也曾经出现过较大的裂痕，只不过被文艺复兴的光芒遮盖住了，或被思想史的“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的春秋之笔删削掉了。此后而至黑格尔，思想的历程亦颇多坎坷。其实当时的思想家早就感受到了今人所谓的“危机”与“破败”，不独今日为然。经受了现代、“后现代”风雨的浸淫之后，我们再回过头看历史上思想的步履、理性的发展以及启蒙的命运，便会在俯仰取舍之间将人们习为圭臬的历史理念做一重新整合，以此消弭由历史表象所造成的断裂感受，至于流亡、危机之说也将得到恰当的理解，如此则“流亡与回归”的历史双重变奏也就昭然若揭了。

当今的文化流变与两千多年前的“轴心时代”（axial period）的情势极为相似，我们必能从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成当代之言。回归之路具有形上的先验性，因为历史的发展一直就是循此而行的。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对轴心时代的反思乃是一种方法论的提炼，理解今天的“流亡与回归”仍然有指导意义，他说：“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6](p14)雅斯贝斯的这段话也解释了想启蒙复归的深层次原因。而流亡与回归作为一个历史的小圆圈，产生了伟大的革命性变化。

“流亡与回归”的变奏成为了一个显明的标志，喻示着一个新的轴心时代已经来临。而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当今的文化流变看成一种逐渐展开的“启蒙”，如是，则有希望。

参考文献：

[1]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avii.韦卓民译.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2] 霍克海默. 启蒙的概念[a]. 曹卫东选编. 霍克海默集[m].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

　　[3] “美国哲学季刊”社论. 谁赢得了二十世纪哲学大战的胜利[j]？哲学译丛. 2000(1).

　　[4] 福柯. 福柯集[m].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

　　[5] 胡塞尔. 现象学与哲学的危机[m]. 吕祥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8.

　　[6] 雅斯贝斯. 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 魏楚雄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