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历史写作的文化关怀的理论分析

本文选自《社会科学论坛》2013年第2期，版权归作者和原期刊所有。

【作者简介】陈迪强，文学博士，大连外国语学院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我的这间书房所在的城市往西二十公里，就是历史上那座有名的宁远城。现在叫兴城……在天气好的夏天，我曾经好几次骑着自行车游荡在古城之中。”[1]尽管再版时张宏杰删改了这句话，但是，“骑着自行车游荡在历史的古城”俨然是张宏杰历史写作的隐喻。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大众历史畅销书的生产及传播已经形成了一个“历史消费”的奇观。与当年明月、李亚平、梅毅、金满楼等人一样，张宏杰也是这一大潮的受益者，他至今已出版大众历史著作六部，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乾隆皇帝的十张面孔》《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许多评论者如莫言、章诒和、丁东、何东、祝勇、陈晓明等，都谈到张宏杰的历史叙述非常好看。然而，同样是“好看”，他又与市场上大多数长于制造喜剧效果和搞笑模式的写法不同。他以严肃的态度去研究历史，同时又对历史叙述苦心经营，“假小说以寄笔端”“叙述婉转，文辞华艳”，深得中国古典史传文学甚至是传奇小说的神髓，的确让“历史比小说更好看”。
　　结构主义叙述学一般将叙述者与作者分开，甚至完全排斥“作者”，所谓“作者已死”。张宏杰的历史传奇显然不是如此。这里不是“写作的零度”，而是三十七度。同样擅写“往事”的章诒和评论说，张宏杰始终以“那种以正常的声音来叙述历史事件，描画历史人物的写作状态和方法，令我兴奋不已”[2]。莫言说：“写历史人物就像写自己身边一个极熟悉的朋友，这种笔法本身就是一种能力。”[3]张宏杰把历史看成是人性展示的舞台，他相信那些被“鬼”化或“神”化的历史人物不过是“人”，那么，由今天一定能穿越过去，进入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
　　在迄今所有的历史叙述中，张宏杰始终关注的是文化、是人性。“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中国人”是张宏杰历史散文的宏大主语。而他要做的就是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戏剧化的事件给它添加一个谓语和宾语。
　　从文化的角度看，张宏杰迄今只写了三个人：朱元璋，乾隆，曾国藩。
　　大明王朝的建立是中国文化的转折，汉族人重新夺回了统治权，但没有回归到重文主义的大宋风华，而是发展了元朝恶的一面。专制、暴力的极权主义统治模式得到空前的强化。中国皇帝所能使用的各种“牧民”术，如削相权、诛文臣、思维控制等等，在朱元璋那里得到空前的实验和调试。这些招术在同样是流氓化皇帝刘邦那里，只能算是“草创”，“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 [4]，刘邦做的毛手毛脚，时时还要老婆来出谋划策。到了朱元璋，则将帝国机器调试得更加精准、高效，并建立了初步的理论模式，为后来帝王提供了取之不尽的资源。大明的其他面孔都是在朱元璋铺就的舞台上演出，或者成为流氓化的窃国者，比父亲更凶残卑劣而又精通权力奥秘（朱棣）；或者不属于自己的荣华注定会还的（魏忠贤）；或者成为原教旨主义者（海瑞）；或者无处收留，成为永远的叛逃者（吴三桂）；或者亡命天涯，成为流亡孤岛的海盗（郑成功）；一个失败的朱元璋，结果一定是给人间带来“劫难”的食人魔（张献忠）。朱元璋带给我们的是什么？的确值得深思。
　　而乾隆则是集大成者。乾隆的努力与实践，证明在中国传统文化格局中，把“天下”交给一个聪明自信、精力旺盛、时间宽裕而且有着悠久传统资源可资借鉴的人去打理时，所能达到的高度和限度。他把以前所有的帝王都比下去了，他文武双全，风流倜傥，屏藩戡乱、整治“国土”，限制后宫与外戚，驾驭群臣、文艺青年、千古完人。“越到晚年，他就越看重自己在历史排行榜上的位置。他乐此不疲地把自己和历代帝王比较，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自己确实是伟大得无与伦比。开始是比疆域，比人口，后来是比政治安定，比军事成就。在这些都比无可比之后，他开始和历代帝王比年龄，比在位时间，比儿孙数目。这项工作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快乐”[5]。他创造了“盛世”：“他视民间社会的活力和自发精神为大清江山永固的最大敌人，积六十余年努力，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善、最牢固的专制统治，把民众关进了更严密的专制统治的笼子里。”[6]然而，盛世又如何？
　　就是这样的“十全”帝王，也难以掩藏衰败的命运。从物质上看是盛世，从精神上看是衰世。乾隆时代给中华民族在精神上带来了永久性创伤，焚书、删书、改书，文祸之多，手段之狠，令人发指，造成了中华民族整体性格的进一步退化。乾隆早年的精明、晚年的昏聩，感情起伏不定、喜怒无常，一个人身上演绎了其他好几个帝王的人生。他的故事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将帝国寄托在个人素质和精力上，是多么危险的事情。
　　“中国这片土地的魅力在于，虽然它整体上如此没有个性，却经常会在你意想不到之处跳出一两个光芒四射的异人”[7]。曾国藩显然就是张宏杰所说的“异人”。曾国藩的努力和坚守让张宏杰了解到传统文化中有活力、温暖的一面。
　　曾国藩的意义在于，在既有的文化格局和政治体制中，一个遵循“圣人之教”的“士”所能达到的高度和限度。曾国藩内圣外王，一生进行自虐式的修身，以拙胜巧。他力挽狂澜，扶大清帝国于将倾。在腐败的官场做到清廉自守、独善其身。然而，“成圣又如何？”
　　他的力挽狂澜只是拖延了几十年而已。到晚年，也只能“日夜望死，忧见宗社之陨”。用政治学者刘瑜的说法：“曾国藩至多只能算是一个‘体制内改革家’。但如果‘体制’本身错了，再改有何用？甚至可能是，越改就越是拧紧了一个错误体制的螺丝钉。”[8]但是，这话不妨倒过来看，在一个体制既定，或传统无法改变 的情况下，你还能做一个踏实勤奋的改革家，但求无愧
　他也看到中国文化中暴力的残酷。朱元璋因为在街上听到一老妇称他为老头，就把老妇所在街区居民屠杀光了。一部《大诰》就是一本血淋淋的案例汇编。朱棣诛杀异己残酷无比，同时又小施恩惠，粉饰自己的形象，对暴力的使用达到“收放自如”之境界。乾隆的文字狱连疯子也不放过，重则诛连九族，轻则斩立决，平定准噶尔部时实施了阴险的种族灭绝政策；英雄一世的吴三桂死后子孙后代全被杀光，婴儿也未放过。还有大明一朝的“廷杖”，杖杖打在中华文明的颜面上。
　　张宏杰说，中国王朝的更替就是这样暴力的循环。“每隔一二百年，人口增长和社会不公就要压垮王朝的纲纪，劫难如约而降。平时循规蹈矩的人们失去理智，相互杀戮，血流成河，王公大人们为贪婪付出了代价，雄伟的建筑与山积的财富化为灰烬。劫难过后，人口锐减，吸够血的土地又重新蓄足了肥力以供养新一轮的繁荣，新的王朝在废墟上巍然建立”。这是对鲁迅先生“两个时代循环论”形象的注解。在批判暴力的背后是对人性的关注，在写到农民起义军的残暴，张宏杰思考着为何朴实的农民拿上刀枪之后就变得残忍血腥：
　　这些围在炸婴儿的油锅前大笑的人，可能几个月前还在田里劳作。如果那个时候你在田间与他路遇，他会对你憨憨一笑，局促地给你让路。如果你是个过客，到他家借口水喝，他会热情地让你进屋，说不定还会尽地主之谊，从园子里摘几个黄瓜让你尝尝……然而，短短几个月时间，他就从中国社会最老实本分的农民角色，转化为一个以杀人为乐的暴徒。命运改变一个人，就像魔术一样不可思议。
　　然而又顺理成章。人性远比我们所了解的要复杂得多[9]。
　　在对专制、暴力的批判中，我们看到张宏杰在为“五四”以来的启蒙精神招魂：人道主义、民主科学、思想自由、公民意识，等等。
　　关注“国民性”，显然不是新发明，这是自梁启超、鲁迅时代就开创的传统。以专制/民主、奴性/人性二元结构的方式探讨中国历史在上世纪80年代一度成为最流行的分析方式。启蒙也是中国现代史“变奏”的主题之一。然而，无论是“救亡”，还是别的什么，都曾经一再压倒过它。仅近十年间，国学热、后现代性、中国模式等论争，也一度让“启蒙”淡出，仿佛我们早已超越“启蒙”。然而光怪陆离的现实，击碎了这种幻象。近几年，“启蒙”“常识”重新成为关键词。在张宏杰的历史书畅销的同时，一位长者的学术随笔也广受欢迎，她就是年逾八旬的资中筠先生。近几年，她多次撰文谈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和道统，重提启蒙。在她眼里，启蒙一点不复杂，就是要用自己脑子想一想，用“常识”和“逻辑”看问题。她说：“今之官史不但不发扬‘以史为鉴’的优良传统，却着力于屏蔽真相，伪造历史，拒绝反思。”使大众对中国历史“严重误读，重新陷入蒙昧”“人权、法治、自由、平等、宪政、民主，这可以说是今天的‘道统’，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无关‘西化’或外部压力。不断撑开文化专制的缝隙，见缝插针地做一些扎实的启蒙工作”[10]。张宏杰的大众历史写作正是在文化专制的缝隙里进行现代性反思。他将当前的大众历史分为三类，他自己认同的正是大众历史的启蒙性：“对我来说，历史写作更重要的功用在于‘启蒙’。我清楚地知道，大部分读者不仅需要‘史实’，更需要‘史识’，或者说‘思想含量。’[11]正是对思想含量的追求以及感时伤世的情怀，让“70后”的张宏杰把历史写得像“50后”，让许多读者惊诧他的年龄，以为是个老头儿。这与另一位“70后”即《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明月形成对比，当年明月把历史写得像“90后”，轻松俏皮、诙谐幽默。明月把历史写得越来越轻，而张宏杰则把历史写得越来越重。当“历史的那些事儿”都为“大众”所熟知的时候，读者显然不会满足于只有好看的故事，历史写作的视角以及它的“思想含量”就会成为更重要的“消费需求”。
　　历史是什么？这是英国历史学家卡尔的追问。阅读张宏杰的历史写作常让人想到类似的问题：中国历史是什么？“当我们尝试回答这类问题时，我们的答案有意无意之间反映了我们自己在时代中所处的位置，即我们以什么样的观点看待我们生活其中的社会”[12]。张宏杰的历史叙述无疑也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折射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灵魂。
　　但是，所有好看的大众历史，终归难逃“真实性”的追问。真正的历史可能存在过，历史学家只能无限接近，而无法得到“终极历史”。当我们讨论真实性问题时，其实是在追问史料的权威性、态度的严肃性、研究方法的专业性。大众历史把史料转换成一种优雅的句式时，叙述已经改写了历史本身。它带来酣畅淋漓，也可能带来了疑窦丛生。这是一个陷阱。“大众历史”首先要是“历史”，其次才是“大众”。张宏杰虽然一直追求“真实历史”，但也有瑕疵。评论家李少君认为他对朱元璋的评论有太多的个人好恶掺杂在里面；杨广是否好色，是否夺嫡篡位，张的叙述也只是一家之言；张献忠的死法文献记载有多种，张宏杰引用了最栩栩如生的一种[13]；海瑞饿死五岁女儿的故事最早见明人姚士麟的轶闻集《见只编》，后来清人周亮工《书影》对此原文载录，《万历野获编》沿用，基本上是孤证。尽管这些可能符合“艺术真实”，但对要求更高的读者来说，这显然还不够。
　　历史学者艾奥·塞威森克区分出两种历史写作：“第一类学者为他的五百个同事和公众写作，而第二类学者为他五百个同事和他自己写作。”[14]他还风趣地把这两类写作者比作颜色鲜亮、翩翩起舞的蝴蝶和视野褊狭的毛毛虫。这是专门历史与生动历史的区别。今天，通俗历史在市场的操纵下铺天盖地，大众写史如何做到好看好读，同时能为“五百个同事”认可，就尤为重要。没有毛毛虫就没有 蝴蝶，写《罗马帝国兴亡史》的吉本正是这样的蝴蝶，写《全球通史》的斯塔夫里阿诺斯也是，写《万历十五年》的黄仁宇也是。
　　张宏杰能成为这样的翩翩蝴蝶吗？
　　（本文系辽宁省社科联2012年度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立项课题《张宏杰历史散文创作及影响研究》的相关成果，课题编号：20121slktziwx-41）
　　注释：
　　[1]张宏杰：《另一面》第18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2][9]张宏杰：《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第2、213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莫 言：《当历史扑面而来》，载《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6期。
　　[4][汉]司马迁：《史记》第3319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5]张宏杰：《乾隆皇帝的十张面孔》第30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
　　[6]张宏杰：《乾隆盛世是一个饥饿的盛世》，载《决策与信息》2011年第5期。
　　[7]张宏杰：《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第67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年版。
　　[8]刘 瑜：《成圣又如何？》，载《南方周末》2011年4月21日。
　　[10]资中筠：《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载《炎黄春秋》2010年第9期。
　　[11]张宏杰：《历史就是上帝写的小说》，载《艺术广角》2011年第6期。
　　[12][英]E.H.卡尔：《历史是什么》第8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13]关于张献忠的死，史书说法不一。《明史·张献忠》中说是为清军所杀：“中矢坠马，蒲伏积薪下。于是我兵擒献忠出，斩之。”《明史纪事本末·张献忠之乱》则说他“以病死于蜀中”。
　　[14][英]艾奥·塞威森克：《两种历史写作》，收入陈启能主编：《历史与当下》第185页，[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于心，这正是圣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