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生存意识和超越意识的少数民族的存在理念

　关键词：全球化；生存意识；超越意识；少数民族文化
　　中图分类号：B0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2）12-0001-05
　　一
　　人类正处在一个被称为“全球化”的时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文化全球化也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重大课题。然而，相对经济全球化来说，由于文化是一个更加关乎人的生存意义、生命价值的概念。因此，面对文化的变迁人们表现出了十分复杂的心态和情感，一方面，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伴生现象，文化全球化正在变为一种不争的事实，强势文化的“非领土扩张化”无时无刻不发生在人们的身边，好莱坞、麦当劳、可口可乐、迪士尼等外来文化日益渗透到了全球的每一个角落，马克思、恩格斯早年预言的“地方文学”向“世界文学”的转变，已经或正在成为人们的生活经验；另一方面，文化作为与人的存在意义休戚相关，并长期以“地方性”知识存在的现象，在遭遇全球化挑战的情势下，必然会显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和抵御外来文化冲击的自觉意识。因此，人们在谈论文化全球化的时候，远不像言说经济全球化那样轻松和肯定，相反却表现出了应有的审慎和有所保留。其实，对于文化来说，全球化决不可能像经济那样几乎是完全的趋同或同质化，作为人们为自身存在所构建的意义世界，作为对“此在”的领悟，文化不仅永远是一种基于“前理解”的“视域融合”，即在某种“前见”中显现的人的存在，而且，随着“西方中心主义”的消解和对“启蒙理性”的质疑，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文化，其存在的合法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确认。大多数的人们已经接受了不在异质的文化间比较优劣，不对不同的话语系统进行通约的观念，而是本着某种“商谈伦理”的原则，努力在主体间展开对话，寻求理解，既不简单地接受总是具有一些文化霸权主义色彩的普遍主义，也不固执己见地坚守多少带有一点保守主义痕迹的特殊主义。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全球化与其说是指认文化内容的趋同化，不如说是搭建了一个全球性文化交流和对话的平台，唯其因为背景的相似性，反而更加凸显了各种文化的奇光异彩、绚丽多姿。
　　我们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来理解和考察少数民族文化。无视全球化的历史背景，看不到人类文化正在走向融合的某种征兆和趋势，一味地夸大某种文化的特殊性和异质性，有意无意地制造文化的疏离和隔阂，无疑不是对待文化现象的合理方式；同样，无视不同人类共同体之间文化的差异，试图用某种“先进文化”或“普世文化”来急于消融和同化各种异质文化的做法，也是我们要坚决反对的。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对待少数民族哲学研究呢？我个人认为，首要的是要转变哲学观念，超越知识论的哲学立场，把少数民族哲学理解为他们关于自身存在的社会自我意识，通过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深度解读和透彻理解，去敞开蕴涵在其中的独具个性的人类性生存智慧和别样的生活旨趣，从而给予已经“被连根拔起”，失却了精神家园的现代人以某种参照和启迪。
　　在当代，功利主义的价值体系、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1]（P104）的存在方式，使人总是要借助某种“中介”才能与世界联结、照面，而“中介”后的世界已不再是人们真实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它往往表现为可以计量的“价值”（商品、货币、资本）、被定义了的“概念”和仿佛游离于世界之外的“原子式”的个人存在。人的眼睛不再是一个能够发现美、欣赏美、创造美，并且本身就很美的生命器官，而变成了酷似“孔方兄”的东西，经过它的“注视”（萨特意义上的）之后，一切都变成了某种商业价值，甚至是一组抽象的数字；人的心灵不再是一个怀揣神圣和敬畏，并且本身就很谦逊和高贵的精神殿堂，而成为被物欲所奴役并正在日益被物化的东西，在它那里似乎一切都被“祛魅”了，一切都被虚无化了。在这种情况下，关注一下依然具有某种异质性特征，带有更多原生态痕迹的少数民族文化，无疑会使我们在浮躁中感受一种沉稳，在喧嚣中获得一份宁静，在狂妄中领悟生命的孱弱，在荒诞中觉解人生的真谛。作为与现代文化存在巨大反差的少数民族文化，所能给予我们的当然不可能是走出人类“现代性”困境的现成答案，也不可能成为现代人可以直接效仿的生活样态，它所能给予我们的只能是那种更加贴近生命活动本身的生存意识和超越意识。
　　二
　　所谓生存意识，就是不同的人类共同体对自身生命活动的感悟和自觉。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2]（P72）由于地域和历史的原因，少数民族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上相对滞后，在他们的生活中保留了更多的前现代社会的印迹，人与自然和始源生命之间还没有拉开太大的距离，尤其是还没有或较少受到现代科技和商品经济的侵蚀。因此，作为生存意识的少数民族文化，能够表现出更具始源性的生命本性，更能展示人与世界，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他人）、人与自身（心灵）的原初关联。
　　首先，它展示了人与自然的本然关系。人本身是自然的产物，是自然而然的存在。科技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人无论怎样远离自然，其实都仍然存在于自然之中，而且永远是自然的一部分。现代人很容易产生一种幻觉，仿佛人已经跳出了自然之外，成为凌驾于自然之上的存在。其实人永远也走不出自然，就像人永远走不出自己的皮肤一样，即使在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力量，又有哪一样不是来自自然的力量呢？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深刻地指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3]（P56-57）少数民族文化以其充满个性的方式，以创世神话、图腾崇拜、原始宗教、祭祀禁忌、节庆礼仪等形式表达了人与自然的本然联系，提示人们不要遗忘了自己自然的出身和力量的源泉，要像敬畏自己的对象性本质一样敬畏自然，与自然保持全面的沟通，让自然所蕴涵的丰富的意义（包括某种神秘性和神圣性）充分显现出来，而不再把自然和人本身仅仅当作一种纯工具、纯手段的对象；它以各种神话的形式所表达的生命意向，唯其因为它们还带着诗意的灵光，幻化的思绪，审美的魔力，所以能够给予现代人以某种生命意义的启迪；而它们以某种原始的形式所表达出来的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虽然是以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为前提的，但在工业化持续了200多年的今天，在人们痛切地感到生存条件的恶化和生态系统的脆弱的情况下，又能够引发现代人深刻的反省。

其次，它确认了人与人之间的原始“共在”。今天的人们都强烈地意识到了自己作为个体的存在，都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视为与“他者”无关的“原子”，在特立独行、张扬个性的同时感受到的是一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存在主义的焦虑。一方面在“存在论”的层面上，全球化使人们的相互依赖不断加深，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可以“独善其身”的鲁滨逊；另一方面，在“意识论”的层面上，人却前所未有地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和疏离。其实，这并不是人本真的存在状态。人本真的存在状态应当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共在”，即“他人即是自我”的始源关联。正像人从来没有离开过自然一样，人也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人、社会。地域性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仅没有松懈和瓦解人与人之间的依存关系，而是不断地在加深和加强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全球化”被一些学者表述为一种“复杂的联结”（complex connectivity）（汤姆林森），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然而，由于就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拜物教”产生的缘由一样，人与人的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遮盖，离开了商品和货币，人们似乎无法发生联系，致使人们感到越来越与他人无关，以至于走在喧嚣的大街上感受到的却是无尽的孤独与寂寞。人与人的关系几乎只剩下了相互作为“物”来需要的利害关系。少数民族文化以其素朴的道德观、价值观等形式，敞开了人与人之间的本然联系，它通过“还原”人与人之间的自然交往，绽露了存在于人与人交往中的某些“天然”的法则，凸现了人与人之间有如亲情、爱情、友情这样的永恒价值，对身陷“存在主义焦虑”的现代人，无疑是一种深刻的唤醒，它提示人们与他人和谐相处是生命活动得以延续的条件和生命本身的意义。
　　再次，它显现了人与自身的原初状态。人的形成的标志，一定意义上讲是意识到了自身的存在。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人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了自己意志的和意识的对象。”[4]（P57）然而，在节奏不断加快，诱惑日渐增多的现代社会，直面自己的心灵，反观自身的存在，对于现代人来说，已经成为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诚如巴雷特在《非理性的人》中所指证的那样：“生活的节奏加快了，但对于新奇事物的贪婪随之开始了。通讯设备使得新闻可以在几乎一瞬之间从地球的一点传到另一点。……新闻事业就这样造成一种心理状态——克尔凯郭尔一个多世纪以前就以令人惊奇的非凡洞察力预言它会遮掩似的，人们越来越间接地与生活打交道。信息往往是半真半假的，而‘消息灵通’取代了真正的知识。……那些外部情况所造成的结果是人本身——在其独特方面，在其整体方面——缩成一个影子，一个幽灵。”[5]（P31）人们已经习惯于在自身之外去寻找取舍行为和评判行为的各种根据和尺度，唯独不愿诉诸自身作为人的存在以及对这种存在的领悟。原因是我们生命的意义已经外在化了，财富、地位、名誉等成为人们衡量生活品质的标准，而人自身的生命感受却变得极为迟钝和麻木。于是，各种物质攀比不断升级，有限的财富和无限的需求、短缺的资源和贪婪的欲望、膨胀的肉体和虚弱的心灵等等之间形成尖锐的矛盾；对交换价值的占有完全取代了使用价值的效用，最后演变成了对标志价值的纯粹数字的追求；人被符号所取代，个性被同质化，与其说人们在乎的是人本身，不如说在乎的是附加在他（她）身上的某种社会“标识”。少数民族文化作为从自然而简单的生活中所获得的对生命活动的直接领悟，不仅彰显了十分丰富的生命内涵，开启了许多已被现代的人们遗忘的生命向度，而且，还以某种“原型”的形式提示了人与自身的本然关系，告诉人们生活原来并不复杂，生活本身也没有那么多的需要，而是可以这样简单！但并不因为简单而缺失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相反，正是因为让人回归到了自身的本真存在，真正把自己的生命活动作为自己意志的和意识的对象，在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世界（神话、宗教、艺术、历史、伦理、语言、哲学等）中，与自己的灵魂“照面”，从而获得对人的生命活动的真实意义的理解。
　　三
　　所谓超越意识，就是不同人类共同体对自身否定性存在方式的感悟和自觉。马克思在评论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在同一著作中，马克思还说道：“因为黑格尔理解到——尽管又是通过异化的方式——有关自身的否定具有的积极的意义，所以同时也把人的自我异化、人的本质的外化、人的非对象化和非现实化理解为自我获得、本质的表现、对象化、现实化。”（P229）人是通过否定性的方式去实现与世界统一。人全部生命活动的指向就是要把世界变成对人来说的真善美的世界。这种存在本性在观念上的自觉和再现，就是所谓超越意识。一定意义上讲，超越意识就是最本质的哲学意识。作为超越意识，少数民族文化表现出了强烈的始源性生命冲动和面向未来的生存意向，尽管它更多的是以原始宗教或神话传说的方式表现出来，但正是因为它缺少某种现实或经验的根据，而是基于人的生命活动本身的自由本性和想象，因而更加直接地反映了生命活动本身的特性和指向。
　　作为超越意识的少数民族文化，如同生存意识一样，由于它在少数民族文化中与人的生命活动存在着更为直接，更为本真的关联。因此，透过这些文化现象，我们可以获得对于人的生命活动超越向度的更加深切的感受和理解。
　　首先，它彰显了人的“双重生命”的“本性”，即人是自然生命和文化生命的统一。“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8]（P58）在少数民族文化中，无处不表现出人以“两种尺度”，即任何物种的尺度和人的内在尺度与世界打交道的“本性”。或许因为他们离自然很近，而且生命活动本身也比较自然。因此，这种超越透露出了更多人本身的东西。例如，在诸多少数民族原始宗教和神话传说中，人所固有的“神性”就得到了大胆的表现，人们在真实的想象中去获得想象的真实，借助各种“符号系统”所显现的生命意象，使精神摆脱物质的禁锢，灵魂脱离肉体的羁绊，达到了某种知行合一、情景合一、天人合一的境界。这种按“美的规律”来构造生活的态度，恰恰是现代人所稀缺的东西。现代人不缺乏科学思维和技术操控，很擅长周密的计划和精确的算计，但却不幸成为马尔库塞意义上的“单向度的人”，不仅缺乏起码的对待现实的反思和批判精神，尤其缺失一种对待生命和生活的超越态度。伽达默尔的这段话，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对于那种显然应归功于科学的工业文明的进步，人们大概不得不处在一种忧虑下看待之：人类对自己施加于自然和他人的力量视如无睹，这种情况又越来越诱使人们滥用这种力量。想一想大规模的屠杀或战争机器，仅仅推动一个按钮，它就被开动起来进行毁灭性的活动。也想一想增长着的全部社会生活的自律作用，想一想计划的作用，如果它的本质就是做出长期的决策，那就意味着，我们所支配的许多自由决定权将脱离我们，转变为决策的权力；或者想一想增长着的行政机关的权力，这种行政机构将一种任何人也不想要，但是所有的人都无法逃避的权力，交付到一些官僚的手中。我们越来越多的生活领域，就这样落入了自律过程的强制性结构，而人性对自己以及对处在这些精神的对象化中的人性的精神越来越缺乏认识。”[9]（P12-13）开启人生命的多元向度，唤起人生命的原始冲动，“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10]（P189）是现代人日益强烈的精神渴望，也是我们开展少数民族文化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旨趣。

　其次，它体现着人们对小我世界、无情世界和有限世界的超越。这种超越意识主要体现在少数民族的伦理思想、艺术形式和宗教信仰中。由于体现在这些文化样式中的超越意识，更加直接地关乎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具有强烈的人文特性，展现的是对生命意义、内涵和终极价值的追寻和理解，因而，对当代人具有更加直接的启迪意义。当代美国哲学家瓦托夫斯基曾对神话作过这样的解说：神话作为“一种最早的解释形式是按照人类和个人的行动和目的说明自然界的各种现象，或把各种自然力描绘成活的、有意识的和有目的的力量。在对人类性的和感情的具体形象描述中，诗歌和戏剧的想象力重新塑造出我们经验中的畏惧、惊奇和异常情况；而神话则唤起我们与自然界的亲密感，即一种使我们对自然界和我们自身二者之中的未知事物产生亲切自如的感情的方法。这种神话对经验的重新塑造当然足以说明人类想象力的创造力、人类精神的自由审美的发明能力；不过它也起着解释的作用，即作为理解和说明那些要不然就是模糊的、威胁人的和不可控制的现象的方法。”[11]（P61）其实何止是神话，多样性的生活孕育了多形态的文化，在各种文化样式之间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可以通约的“公分母”，但是，它们都承载着人们实现自我超越的功能，而且“所有这些功能都是相辅相成的。每一种功能都开启了一个新的地平线并且向我们展示了人性的一个新的方面。”[12]（P288）这里的意思当然不是说要把少数民族文化，包括宗教、伦理等直接运用于现实生活。不少研究民族文化的人的确天真地抱着这样一个幻想，试图用存在于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善良”“美好”和“幸福”“快乐”来改造现代人的生活。这种愿望不可谓不好，但却是不现实的。事实上，这些以民族文化存在的“生活方式”，在孕育这些文化的少数民族那里也已经或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研究它们的真实意义在于，一方面，为现代人的自我理解 第一论文网和相互认同提供一种有益的参照或借鉴，使人们有可能不借助财富和科技去体验一种自然而然的人生超越方式；另一方面，通过异彩纷呈的少数民族文化去展现人生丰富的意义和多种生活的可能性，让人们去感受一种没有被商品异化或科技物化的生命意象。
　　最后，作为生存意识和超越意识的统一，少数民族文化构成了他们安身立命的意义世界。文化哲学家卡西尔指出，“作为整体的人类文化，可以被称之为人不断自我解放的历程。语言、艺术、宗教、科学，是这一历程的不同阶段。在所有这些阶段中，人都发现并证实了一种新的力量——建设一个自己的世界、一个‘理想’世界的力量。”[12]人有如蜘蛛，它必须要为自己编织一张意义之网，并在其中获得赖以生存的生活世界，找到自己行为的根据、原则和尺度。这张网既是人生存的基础和前提，是其生命活动的积极界限，因为人是历史文化的产物，人只有在文化中才能确立自己的位置；它又是人生存的限制和边界，是其生命活动的消极界限，因为，文化为了实现其代际传承，必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凝固性，它会对人的生命活动形成强有力的限制和约束。人既要依存这张网，又要不断冲破这张网，不断向各个可能的方向延伸自己的经纬线。因此，透过这张意义之网，我们可以洞察少数民族的生存方式和发展方式，开启一扇别样的认识世界、了解世界的窗户，感受一种独特的理解世界、把握世界的方式，体味一种不同的生活意义和情趣。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中发现文化与生活的关联，文化样式与生活样式的同构，以及文化演进与生活变迁内在一致的规律，从而自觉地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生态，合理地开发利用少数民族的文化资源，科学地引导少数民族文化实现“返本开新”，让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少数民族文化为和谐社会、和谐文化，乃至和谐世界建设发挥应有的作用，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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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M].北京：求实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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