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德里亚休闲批判的反思

  现代意义上的休闲研究发端于1899年美国著名学者凡勃伦出版的《有闲阶级论》。凡勃伦指出，休闲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建制，成为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有闲阶级显现荣耀的方式有两种：明显的有闲和明显的消费。①归根到底，有闲阶级的“有闲”只有通过“消费”来显现。
    随着西方社会步入消费社会，对消费理论的社会学探讨也发展起来。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波德里亚、鲍曼、列斐伏尔、德波、布尔迪厄、詹明信等。波德里亚明确提出了“消费社会”之概念，波德里亚的导师列斐伏尔提出了“消费被控制的科层制社会”概念，德波提出了“景观社会”的概念，鲍曼提出了“消费者合作社”的概念等等。思想家们对消费作为一种社会基本的运作方式给予了充分的关注，诠释、探索着“消费”在当今社会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建构意义。波德里亚正是消费社会系统理论的奠基者。
    2002年，何兰萍以《波德里亚论被消费的休闲》为题，论述了波德里亚的休闲观。“在消费社会里，休闲已经成为文化记号和被消费的对象。休闲是不可抗拒的责任伦理。休闲和休闲中的自由是不可能的。”“从消费的角度来评价休闲，休闲无法不成为符号消费的对象。休闲就是大众文化之符号消费的一种。这就是被消费的休闲。”②随着对休闲研究的深入，有必要对波德里亚的休闲批判观进行反思。
    波德里亚对休闲的批判是以对物体系和对消费社会的批判为基础的，其实质是对休闲异化的批判。在他看来，休闲被全面异化了。被他否定的远远不止休闲，他否定的是全部的世界。“拟像”与意识形态相结合，无所不在，世界被“拟像”化了。在他后期的著作中，批判变得更为彻底。他以终极批判的姿态，试图探求世界的真相。
    一　休闲存在体系的批判
    (一)　休闲的环境：功能物的世界
    在波德里亚看来，这个社会就是一个物的体系，记号就是物的终极功能。物，不仅作为“物”而存在，更是一个功能体系。这个体系中，物的自然性和文化性没有界限。物，失去了个殊的价值，记号是其最普遍的功能。波德里亚由生活世界最平常的物质入手：木材、玻璃、座位，等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功能化的，人与人之间能够自由交换，但“主体性却被解除了角色”③；人成为某种摆设，物越来越具有操控性，在这样的气氛中，人成为“功能人”，人本的欲望被隐藏起来，人的文化性被遮蔽，剩下的只有物的世界。“休闲和它彻底参与的消费一样，都不是满足的实践”④：休闲被完全地消费化，休闲无可避免地沉浸于功能物的世界之中。
    对波德里亚来说，消费不是一般意义上“需要”的满足，而是具有独特内涵的范畴。他将之定义为“一个虚拟的全体，其中所有的物品和信息，由这时开始，构成了一个多少逻辑一致的论述。”其实质在于“一种符号的系统化操控活动”，在这样的操控系统之中，人是功能化的人，人被消费异化了。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它被消费——但(被消费的)不是它的物质性，而是它的差异。”⑤消费，或者说消费社会中的消费，其实质和指向就是差异。休闲无非就是差异的再现。在他看来，消费关系中，文化消失了，甚至革命也在“自我消费”。消费无法克制，无法停止——所有的悲哀都来自于一个论断和出发点：人的主体性在对“物”的消费中丧失了；换句话说，人丧失了自我。休闲亦是如此。休闲并不像人们所以为的那样，是充满个性的追求；恰相反“休闲是一项集体使命”，⑥休闲意味着压迫和强制，充满了规定性，与自由和个性背道而驰。
    在功能物的体系中，休闲被消费化，休闲未能赋予休闲者以主体性，休闲只不过是消费差异的又一表现而已。太多的东西被赋予了“个性化”的特性，人们已经无法购买到只有单纯使用意义的物品。太多的、细微的差异性附加在物品上，这种差异性以“风格”的面貌出现，不仅成为阶级的差异，也成为社会的基本意识形态。在个性化体验的假象中，无论是阳光沙滩，还是迪斯尼，在追求成为“模范”的过程中，广告用指引个性化、引导自我实现的假象，将社会推向惊人的一致性——所有消费者的功能化。物品都是地位的“符码”。在高科技数码技术支撑和“创造”下的“触觉交流文化”，“是表演的终结，是表演性的终结，戏剧走向了整体的、融合的、触觉的、知觉的(不再是美学的)环境性。”艺术泛化，或者说技术控制了艺术：“即便是平庸的日常现实，也都同时落入艺术符号的手中而成为美学”⑦：一切都是超真实，一切也都是仿象，而时尚则引领人们走向游戏的全面社会化。不论是“集体使命”，还是充满个性的“风格”，对于休闲者来说，其唯一的指向在于物化。
    (二)　休闲者的内心冲突：收藏、宠物与汽车
    波德里亚分析了古物和宠物对于现代人的双重意义。见证、回忆、怀旧、逃避都还只是表面的意愿，古物中凝结了文明人的神话，同追求科技产品的心理实质是同样的，即拜物教：古物的真确与否并不重要，它只是这个错乱时代的一个记号。它是一种终结性的存有，体现的是抽象化的过程。对于古物的收藏，“它是一面镜子，它所忠实反映的，不是人的真实形象，而是人对自己欲望的形象。”⑧宠物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只是物，关系简单，可以和平相处，它是人最适合的操控和计算的对象，人与人关系中失去的东西，和无法实现的愿望，尽可以在人与宠物的关系中得到补偿。人们所豢养的、所收藏的就等于自己。这是一种投射，也是一种自我的整体化。而收藏最大的意义就在于时间的取消。这算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在潜意识中，人明白自己无法实现永恒的存在，甚至也无法实现真实的存在，在这样的物的世界中，人通过收藏，似乎可以超越这悲剧性的现实。收藏就是一个操控的记号，就像一根救命的稻草，这些记号仿佛可以证明自身的存在，其心理隐喻在于缺乏——真实存在的缺乏，这也意味着收藏者本身仍然无法逃脱其悲剧的命运。
    如果说收藏是时间的记号，汽车就是空间的记号。人们 旅行，是因为有逃离的冲动。“相对于社会领域，家庭和汽车都参与同一个私人领域的抽象化过程——它们组成的二项式，连接于工作和休闲组成的二项式，组成了日常生活的全体。”⑨因为汽车是一个能够实现既在家中，又远离家庭的“超凡妥协”。汽车的绝妙之处，暗示着现代人的内心矛盾和冲突：形式空间的安全感与突破界限的自由感。汽车，不仅意味着一种交通工具，在路上——就是目的，旅行意味着惯常生活的背叛，驾驶的乐趣既来自对速度的控制，也在于对不同空间的向往。“人在名利行走，心在荒村听雨”，可能是很多旅游者内心矛盾的写照。
    不论是收藏者、宠物的豢养者，或是旅游者，休闲消费者拥有自以为是的自由，其实陷入的是一场体制的游戏，陷入到一个已经被设计好的分级体制中去。在消费中，在市场营销的细分中，休闲者的心理被重构了。休闲的内心冲突在于，本以为可以追求自由，而实际上却陷入模式化。
    二　休闲不平等之批判
    首先，波德里亚肯定休闲活动的积极作用和普遍意义。在《物体系》中，他谈到：“身体被现代实践体系所遗忘，但也被解脱了它的外在限制，它在运动和休闲生活的身体活动中，找到了一个自我表达真正的可能，或者至少一个以消耗精力作为补偿的可能”⑩。至少，他肯定了休闲活动的积极作用，而且也看到了休闲的普遍意义：“当代人越来越少将自己的生命用于劳动中的生产，而是越来越多地用于对自身需求及福利进行生产和持续的革新”。(11)他进一步指出人们的这种需求不仅是主动，而且是持续的。
    其次，波德里亚指出休闲本身在消费社会中难逃全面物化的终极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并最终屈服于这一价值体系的约束和控制。他的著名论断是“我们身处的时代是一个人们永远无法消磨足够多的时间以战胜那种从度日生活到从中赚取利益的命定必然性的时代”(12)，换句话说，我们貌似在追求休闲，进入的却是永远也不能满足的黑洞。休闲被“利益化”，而利益在消费社会中永远是遥不可及的，即：人们永远期待前面的利益，永不满足。
    空间权出现的条件是：只有当不是每个人都拥有空间的时候，而且只有当空间和宁静是一些人在损害他人利益基础上获得的特权的时候。同样，只有当不是人人都拥有土地的时候，才会出现“地产权”；只有当工作在分工的范畴里不再是可交换的商品，也就是本质上不再属于个人的时候，才会出现工作权。那么人们会问“娱乐权”是否同样意味着娱乐像过去的劳动一样在向社会技术分工的阶段过渡呢?意味着娱乐的结束呢?(13)
    在消费社会中，娱乐不仅是稀缺的，而且意味着最大的不平等。“工人与高级干部在日常必需品上的差别为100：135，居住设施上的差别为100：245，交通工具上的差别为100：305，而娱乐上的差别竞达到100：390。”(14)当我们以交换的方式，用金钱去购买休闲的时候，意味着财富不平等带来的社会不平等也体现在休闲上，休闲消费是就是不平等的社会再分配过程。在消费社会，毋庸置疑的是，休闲同其他消费品同样，具有结构性的等级。从根本上说，人，因为是消费者，才成为个体，才能够成为受到重视的、不可替代的个体而存在。
    波德里亚从摆设窥探物品在消费社会中的真相。他批判摆设，批判由充斥于人们内心的游戏心理而导致的媚俗的摆设。游戏使激情蜕化为缺乏内涵的好奇心(介于冷漠和迷恋之间的东西)。
    正是游戏越来越多地支配着人们与物品、人、文化、休闲的关系，有时还支配着人们与工作的关系，同样还支配着人们与政治的关系。正是游戏成了人们日常生活形态的主导性色调，以至于一切：物品、财物、关系、服务，在那里都变成了摆设。游戏对应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投入类型：非经济的(无用途的物品)、非象征的(摆设物品没有‘灵魂’)，它包括了一种具有组合调制策略的游戏——即有关物品的技术变化和潜在可能的游戏、事物革新中有游戏规则的游戏、把生与死当作毁灭中最后组合的游戏。(15)
    “正是游戏而且只有游戏才使人成为完全的人”(16)，席勒认为人的感性与理性通过审美生活得到充分的发展并达到和谐统一，成为审美的人、完整的人。而波德里亚以后现代的笔触对游戏进行了全面否定。当然，两者对“游戏”评判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是完全不同的。波德里亚从消费社会的逻辑出发，否认享受，因为享受也被异化了，早已偏离了其本身的目标。可以清楚地看到，消费已经全面覆盖社会的各个领域，消费使休闲丧失了原本的意义，取而代之的是交换系统和交换秩序。源于消费，进而否定游戏和休闲。
    最后，波德里亚进一步指出休闲意味着欺骗和假象。波德里亚对休闲的批判基于对休闲所带来的平等和自由假象的无情揭露和批判。物质增长和消费不仅没有使社会得到平等，或者趋于平等，物质和购买反倒加剧了社会的分化，导致了更为深刻的不平等。因此，休闲之中人人平等根本就是一个现代神话。我们似乎可以认同，休闲，多数意义上的休闲消费的确体现了物的不平等，受到社会结构不平等的制约和控制。相对于平等来说，休闲需求的指向更多情况下是自由。波德里亚更是完全否定了消费社会中消费者的自由，“消费者的自由和主权只是个骗局”(17)。“休闲，就是对自由的支配”——这只不过是人们想当然的“玄奥的公设”。因此，“关于休闲人们可以说：每当我们‘有’时间，它便已不再自由。”“休闲的深刻要求陷入了无法解决的、绝望的矛盾中。”“我们变成了时间的粪土”，他告诫人们“不要相信休闲中自由的假象”。既然是可以消费的对象，自由也就随之滑入物的深渊。他的结论是“休闲的异化更加深刻：它并不直接隶属于劳动时间，而是与消磨时间之不可能性本身相联系。”他说，“时间真正的使用价值，即休闲无望地试图恢复的那种价值，就是被消磨掉。”(18)时间被物化，自由被抽空，休闲也随之成为空洞、虚假的概念。
    除了对休闲的不公平性进行批判以外，波德里亚进一步批判休闲及其消费的基本规定性。休闲“是对非生产性时间的一种消费”，“没有 人需要休闲，但是大家都被要求证明他们不受生产性劳动的约束。”(19)休闲与劳动是异质同构的产物。他以旅游为例，揭示了休闲背后隐藏着的深刻窘迫，人自以为从劳动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其实还是逃避不了束缚，面对的是“深刻的服从”。人，只能屈从于消费。消费是社会的最高原则。休闲远不是什么功能性的休闲，休闲不仅成为消费客体，更是名誉的索引、从众的符号。如果时间是“交换节奏”，休闲就只能成为与劳动时间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休闲只有从这样的对应中才能找到自身的所在。
    “必须用死亡来反对死亡”(20)——对波德里亚来说，死亡就是仿真社会的终极方法论。他用更激烈、更隐晦、更后现代式的语言来揭示死亡的终极批判意义和终极赎买(不是救赎，因为在消费社会，不存在救赎，只有买卖)意义。“死亡”就是凤凰涅槃。如果说消费社会遵循的是交换原则，那么仿真社会、拟像社会弥漫的则是不确定的、悬浮的符号游戏，而游戏并没有法则。符号只与符号交换，真实被抽空了。道德、美学等以往的文明标准和价值标准统统在仿象系统中消失了。在他看来，休闲的原动力丧失了其意义，或者说，休闲的动机根本不存在。
    三　休闲虚无观之反思
    波德里亚思想体系中关于休闲的思想可以递进地表述为：在消费社会中，休闲模式化-休闲者丧失其主体性-休闲只是可以交换的消费符号。波德里亚对休闲的批判是建立在对物体系、对消费社会、对仿真社会的全面批判基础上的。其基本立场和出发点就是揭露和批判：象征交换似乎绽放一丝曙光，死亡才具有终极价值，生产终结了，劳动是缓慢的死亡，休闲就是虚无。我们不禁思考几个问题：消费社会中，休闲是否能为真?休闲与工作是否同一?休闲是否等同于自由时间?
    (一)　消费社会中，休闲是否能为真
    虽然他一再宣判政治经济学的终结和过时，但他的立场仍然是基于政治经济学的；他是从社会结构、政治控制的角度去批判休闲的。同时，他的批判立足点是后现代的思维方式(不是“后现代主义”)。虽然，他不承认学界给予他的“后现代大祭师”的称呼。在他看来，后现代只是一种语言方式和表达方式，他只是身在其中。因为身在其中，一切都好比拟像，“模型比真实更为真实”。现代社会的商品化所带来的生产与消费的对立、工作与休闲的区分都不复存在，一切都可有可无。在他看来，休闲就只是一种填塞空闲时间的现象，休闲并不存在独立的地位和价值；是大众传媒创造着并吞噬着信息，但意义却消失了。一言以蔽之，休闲只是假象。
    波德里亚曾经以迪斯尼乐园为例，“他认为，迪斯尼乐园是典型的拟像系统的真实表演”。按照他的划分，这样的拟像属于第三层次的“仿真拟像”，——“由于拟像的这种魔术式的运作，造成了虚假和真实的整个混乱，使虚假无法成为虚假，也使真实无法成为真实”。(21)真实与虚假的讨论在拟像系统中混杂起来，想象的美感也消失殆尽。
    真实性理论是旅游社会科学探讨中非常重要的话题，经历了四个阶段的演进“客观性真实性-社会建构性真实性-自然生成的真实性-存在性真实性”(22)。真实性问题的提出，其实质是基于一种批判旅游商品化的价值观。如果说“商品化”导致了旅游产品的舞台化，导致了“非真实”，所有的人被诱惑进入，实际上却永远被真实世界所阻隔。这样的论断来自于这样的担忧，即：生存真实感日渐消失。
    但是，庆幸的是，在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我们尚能体验到它——存在的真实和存在的美感。世纪之交，王宁提出了“存在性真实”(23)，意味着真实评判的主观主义转向，或者说主体性的凸显。休闲真实与否并非由是否商品化来决定，评判者就是休闲者本人。存在，人不仅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并且以自己的方式去选择存在和诠释存在的环境。休闲，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是人们真实存在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即便面临消费社会对存在的不断吞噬，休闲也给予人们体验不同存在的多元可能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旅游是朝着“真实的想象”而去，带着“想象的真实”而归。由想象去诠释真实，用真实构成下一个想象。休闲的审美体验在于“畅”：休闲者的独特体验，最大、最真切的“真实”就是休闲者自己的意愿。这种意愿，正体现了人，对于自身生存方式的选择。基于人对自身存在的认同和坚守，体验能够为真。休闲能够为真。
    (二)　消费社会中休闲与工作是否同一
    “休闲像劳动一样是‘生产性’的，工厂的劳动像休闲或第三产业一样是‘非生产性’的”。“这些‘生产性’体力劳动者比任何其他人都更生活在生产的幻觉中——这就像他们休闲时生活在自由的幻觉中一样。”(24)只有在一系列的符号交换中，人才能完成社会要求的社会化，才能证明自己的存在。生产与消费的符号系统相连，劳动与休闲一样，都只是符号，休闲与劳动同一了。波德里亚是在“异化休闲”与“异化劳动”同一的基础上，否定休闲的。
    同一性并不等同于统一性。在工作与休闲的关系问题上，他的观点不同于他的导师列斐伏尔。列斐伏尔继承了马克思异化批判的辩证观与历史观，并将马克思对异化劳动、异化生产关系的批判发展为对异化日常生活的批判。在其著名的《日常生活批判》中，他曾详细论述了工作与休闲的辩证关系——既矛盾又统一。他极其强调休闲分析以及休闲与工作的辩证关系分析的重要性，认为这样的分析构成了日常生活批判的完整部分。(25)
    消费社会中，休闲与工作的矛盾体现在休闲是异化劳动的叛离。“休闲表现为日常生活中的非日常生活”，“我们工作为了赚取我们的休闲，而休闲只剩下一种意义：逃离工作。(陷入)一种恶性循环。”(26)休闲与工作的分离，不仅是外在的、异化的社会现实的反映，还体现了人性中对自由的追求和渴望。因此，休闲与工作的分离，也成为人自由发展的内在需求。这是列斐伏尔深刻之处。很明显，休闲与工作的分离，在于要与异化的生活决裂。
    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看到：“休闲——不能与工作相分离 。”(27)“我们必须想象出一个‘工作-休闲’的联合体，正因为这种联合，人们才能够以自己的意愿，根据其工作的性质，来规划其时间。”(28)工作决定了人们的休闲方式，反过来，休闲反映了人们的社会地位。休闲与工作的统一，意味着休闲要回归到每日生活中去，与生活相融合。工作与休闲的统一在于肯定工作中休闲，休闲中工作的美好状态。
    工作和休闲同一性的论断，对休闲有着致命的否定意义。不是休闲成为生活方式，而是工作成为生活方式。如果工作时空不存在，那么休闲时空也终将是虚无。
    (三)　休闲是否等同于自由时间
    “因为‘自由’时间的深刻要求就在于：为时间恢复其使用价值，将其解放成空闲范畴，并用个体的自由将其填满。”(29)由于时间本身已经被物化，时间同其他稀缺、受到价值规律支配，受到整个物化体制控制的“物”一样，时间成为一种“计时资本”；个体用自己的自由换取的仅仅是虚假的“自由”时间。
    休闲是单单地消磨时间吗?自由时间只是一个被填充物。休闲并不等于自由时间，而是基于自由时间的闲适状态，是人不断超越、全面发展的价值观和理想追求。如果将休闲直接与自由时间等同起来，休闲的购买与交换就将同物的购买与交换混为一谈。即便购买的是时间，即便时间被物化，休闲仍然坚守其固有的精神实质。休闲也不仅仅是一个同劳动时间相对应的一个简单概念，也不能化为虚无——劳动与休闲的割裂或同一，都只能产生这样的结论。那么剩下的问题是，在死亡的前提和向死的冲动下，如何阐释休闲?生命是否还能有所期待?
    休闲活动古已有之，但大众休闲却是时代的产物。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不断衍生的社会文化以及各种文明的价值观一直在推动休闲。(30)休闲的动机不是出于衣食住行的需求，而是来源于人类高层次的精神领域的追求。现代社会，尤其是后现代社会，为大众休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条件、经济条件和制度条件。“没有理想的社会就不可能有普遍的休闲，没有普遍的休闲也就不是理想的社会与理想的生存状态”。(31)消费只是休闲的一种形式，因为我们所处的社会究其本质已然是一个消费社会。但更重要的是，在感知和体验中，休闲既是我们的状态，也是我们的行为，并将成为生活的价值核心。
    四　结论：休闲与消费主义的强制和反叛
    “今天享受不再是权利或乐趣的约束机制，而是公民义务约束机制。”(32)“休闲物化”、“休闲者异化”的警示振聋发聩。休闲受到约束，并不意味着休闲的表达和追求受到全面的宰制。休闲者何为?被操纵还是反操纵?休闲为消除异化提供可能还是滑向更深层的异化?
    “只有休闲的王国可以逃离技术环境，逃离必须，换句话说，能够逃离对个性的剥夺。通过休闲活动，我能够远离技术。我们获得了从‘必须’通往‘自由’的跳跃，从‘对个性的奴役’通往‘自我发展的可能’。”(33)
    这里需要坚持两个前提：一是休闲消费者的主体性，二是休闲消费者的选择为真。最深层的悲哀和批判在于否定人之需要的真实性。如果需要沦为对商品的占有，那么这种需要就是物化的需要。休闲的需要是人的本真需要，是超越了商品功能的需要。需要的主体既是被决定的，同时还是能动的，而休闲消费行为本身就是当代社会中，人们最重要的日常生活实践。
    消费生产出了劳动者的能力素质，也包括休闲的能力和素质。一方面，消费社会加剧了休闲异化的可能，休闲确实存在于被消费的危险之中；反过来，正如波德里亚把消费看作一个社会体系，休闲正是消费社会的异己力量，是人们改变异化命运的有力武器，人们通过休闲活动来实现对消费社会的“异化”。
    “消费是个神话，也就是说它是当代社会关于自身的一种言说，是我们进行自我表达的方式”(34)。是否可以说，休闲将是下一个时代的自我表达?
    注释：
    ①[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68页。
    ②何兰萍：《波德里亚论被消费的休闲》，《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年第18卷第9期，第68—71页。
    ③⑧[法]让·布西亚：《物体系》，林志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5、101—103页。
    ④⑤⑥[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4、223、124页。
    ⑦[法]让·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104页、第110页。
    ⑨⑩(13)(14)(15)[法]让·布西亚：《物体系》，第78页；第66页；第31页；第31页；第84页。
    (11)(12)[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第51页；第122页。
    (16)[德]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2页。
    (17)(18)(19)[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第44页；第120—122页；第125页。
    (20)[法]让·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前言第6页。
    (21)高宣扬：《当代社会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28—229页。
    (22)邹统钎、高中、钟林生：《旅游学术思想流派》，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2页。
    (23)WANG Ning：Tourism and Modernity：A Sociological Analysis. Oxford：Pergamon Press.
    (24)[法]让·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第38—41页。
    (25)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ume I. trans. John Moore. Verso. London and New York. 2008，p.39.
    (26)(27)(28)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ume I，p.40；p.40；p.30.
    (29)[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第120页。
    (30)马惠娣：《21世纪与休闲经济、休闲产业、休闲文化》，《自然辩证法》2001年1月，第48—52页。
    (31)潘立勇：《休闲与审美：自在生命的自由体验》，《浙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11月，第6—10页。
    (32)[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第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