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角度解读白嘉轩

摘　要：《白鹿原)描绘了渭河平原两个家族的恩怨情仇、悲欢离合，描绘了一个民族半个世纪的拼杀搏斗的雄奇历史，“这是一部渭河平原50年变迁的雄奇史诗，一轴中国农村斑斓多彩、触目惊心的长幅画卷” 。作者站在历史、文化的高度带我们领略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西北的生活原貌，塑造了一系列深刻、隽永的人物形象，在个人与历史的分崩离析之中，为中国社会在现代性进程中所遭遇的沉重与多难作出了生动的诠释。作品中的中心人物白嘉轩是一个矛盾体，也是本书中最大的悲剧，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载者，本文试图从文化的角度来解读白嘉轩的矛盾性。

关键词：白嘉轩；传统文化；人格；矛盾
　　《白鹿原》是一部重新发现人、重新发掘民族灵魂的书，白嘉轩作为本书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承载着传统文化的烙印，展现出人格魅力和文化光环的同时也以宗法的礼教压迫着年轻一代。书中交织着复杂的政治冲突、经济冲突和党派斗争、家族矛盾，但作为大动脉贯穿始终的，却是文化冲突所激起的人性冲突—礼教与人性、天理与人欲、灵与肉的冲突。“《白鹿原》的思想意蕴要用最概括的话来说,就是正面观照中华文化精神和这种文化所培养的人格,进而探究民族的文化命运和历史命运。”ii虽然雷达先生这段评论并非针对小说的人物刻画提出的,但我觉得“人格”二字却一言道破了白鹿原上那一群性格鲜明的人物的通性,也道出了陈忠实塑造人物的重心所在。《白鹿原》在人物形象上最与众不同之处正在于他摹写的不是人道而是人格，是那凝润着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人伦精神、思维方式与生活观念的,含有深刻文化内蕴的人格。
　　白嘉轩，这是一个谈《白鹿原》就不能回避的人物，不仅因为他在书中着墨最多，也因为他是全书的线索与中心，而他身上的文化内涵无疑也是最深刻的。首先他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如果说控制他人格核心的东西是“仁义”，那“学为好人”则是他毕生之所追求，从他和长工鹿三的交情我们谁也无法否认他举手投足间弥散开的毫无造作矫饰的人情味与气度，甚至有人评论说他的私德是无可指摘的。然而我们同样不能忽视的是，小说开始不久,就以大篇幅描写了他精心策划、自导自演的一场“买地戏”，将他狡黠、迷信的“小农意识”同样表现地淋漓尽致。在静默的、较为封闭的农村，至今我们仍能嗅到白嘉轩的灵魂的残余气息，这种封建精英人物长久地活在我们民族的精神生活中，陈忠实终于捕捉到了他。
　　按说，白嘉轩所信奉的儒家文化，所恪守的宗法戒律是最压抑人性的，他却表现出非常独立的人格，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这大约也是需要我们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一个方面。为了维护他的人格尊严和他所忠诚的纲常名教，白嘉轩遭受的精神打击异常残酷。在家族内部，他把教育视为头等大事，言传身教，用心良苦。他深夜秉烛给儿子讲解“耕读传家”的匾额，唯恐失传；强令儿子进山背粮食，为的是让他们懂得“啥叫粮食”；小女儿白灵是他掌上明珠，任其娇纵，可是一发现白灵有离经叛道的苗头，他即不惜囚禁；囚禁失效，他居然忍痛割断父女关系，“只当她死了”。凡是事关礼教大义，他就露出了很少表露的残忍性。当孝文倒向荡妇田小娥的怀抱一节，是深刻揭示白嘉轩的灵魂最有力量的情节。然而，即使面对如此摧毁性的打击，白嘉轩也还没有倒下，足见他的精神之可惧，生命力之强盛。他说:“要想在咱庄上活人，心上就得插得住刀。”鹿三的一句:“嘉轩，你好苦啊”，道尽了他为维持礼教和风化所忍受的非凡痛苦。
　　白嘉轩人格中包含的多重矛盾揭示着宗法文化的两面性：它不是一味地吃人，也不是一味地温情，而是永远贯穿着不可解的人情与人性的矛盾，注重人情与抹煞人性的尖锐矛盾。这也可说是《白鹿原》的又一深刻之处。白嘉轩人情味甚浓，且毫无造作矫饰，完全发乎真情，与长工鹿三的“义交”，充分体现着“亲亲、仁民、爱物”的风范；对黑娃、兆鹏，兆海等人，他也无党派的争议，表现了一个仁者的胸襟。可是，一旦有谁的言行违反了礼义，他又刻薄残忍，毫不手软。他对赌棍烟鬼施行的酷刑，对田小娥和亲生儿子孝文使用的“刺刷”，令人毛骨悚然。黑娃曾说他“是个想得出也做得到一马跑到头绝不拐弯的冷硬心肠”。当白嘉轩的父亲要求儿子能娶一房不会被他“克死”的女人时,白嘉轩和中国古往今来千千万万的农民毫无二致。他可为一己私利而抛却道义、亲情。其所作所为与传统的仁义道德背道而驰,却时刻不忘给自己披一件“仁义”的外衣。他的一身，仁义文化与吃人文化并举。所以在众多对白嘉轩人物解读的文章中，肯定和批评的声音同样热烈，笔者认为这和白嘉轩所代表的文化有关系，理解了文化的双重性对于白嘉轩人物的解读也就水到渠成了。
　　所以，对于作者一面不无赞赏地描写白嘉轩的仁义境界和人格魅力，一面又毫不留情地揭露宗法文化的噬人本质，这是不是自相矛盾的悖论这一问题，我认为答案就是，无论写白嘉轩的哪一面，作者的出发点是共同的，这出发点就是一切为了“人”。由于“人”回到主体位置，对民族灵魂的探索占压倒地位，因而人的历史不再是与政治经济发展史相平行的被动的活动史，获得了本体意义上的相对独立性，才出现了这种貌似悖论的现象。试想，如果不是把表现“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放在首位，不是突出了文化性格，《白鹿原》与许多反映农村历史变迁过程的作品又有多少区别?它还能拒绝平庸吗?
参考文献：
[1]从小说《白鹿原》感悟命运  严春友 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 1999.3
[2]洪治纲《民族精魂的现代思考——重读《白鹿原》南方文坛 2007.2
[3]梁美英 《<白鹿原>作品中白嘉轩悲剧形象分析》 《作家杂志》2008.11
[4]李丹 《浅谈<白鹿原>中白嘉轩的人物形象》
[5]杨梅《民族文化的精魂———读<白鹿原>有感》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2008.1
[6]刘波《从传统文化的视野看<白鹿原>中白嘉轩》  《电影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