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勒的个人—社群关系观

摘　要：社群主义者与新自由主义者分歧的焦点在对个人与社群关系的解释上。泰勒强调社群对于自我和个人的优先性，认为个人唯有积极参与到社会政治生活，以增进社群共同体的公共利益，个人权利才能得到最充分的实现。一个民主的国家应当鼓励公民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促进公民权利发展。

关键词：泰勒 个人 社群 公民参与

　　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在批判新自由主义过程中脱颖而出，社群主义的核心概念是社群(community)。社群主义者与新自由主义者分歧的焦点在对个人与社群关系的解释上。社群主义者认为，一个人作为社群的一个部分，都会把自己当作是社群的成员，把社群的目标首先当作群体所拥有，而不只是个人权利的表现，都会认同自己的目标和价值观是实质性地属于社群的，而不是偶然地。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是当代政治思潮中社群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黑格尔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哲学、伦理学和民主政治等方面都进行了独到的研究。
　　一、个人与社群
　　自由主义者假定社会是由独立的个人组成的，每个个人都先天拥有一个超验的自我，先验地拥有一种认同的自我，这种自我先于其目的和价值。新自由主义正是从这一个人—社群的关系建立其整个理论体系。社群主义者查尔斯·泰勒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这种个人—社群关系观，认为个人组成社群，个人是社群的一个部分，认为个人不能独立于社会现实，无视其社会角色（权利、义务和责任的统一），个人只有在社群中才能发展起来，现实社会环境规定了个人的属性，塑造了个人的目的，个人对自我的认同不是自决的结果，它来源于社群、文化和种族三个要素，“人不能仅仅自视为人,他们还更直接地籍其所属的文化、语言、宗教等局部性共同体来界定自己”[1]P180,“我们只有在一个文化共同体中才成其为人类” [2]P139这个社群中的个人意识到自己属于该群体，这对他们的认同感（即他们对自己是谁的感念）具有重要的意义。“知道我是谁，就是知道我站在何处。我的认同是由提供框架或视界的承诺和身份规定的，在这种框架和视界内沃能够尝试在不同的情况下决定什么视好的或有价值的，或者什么应当做，或者沃应赞同或反对什么。换句话说，这是我能够在其中采取一种立场的视界。”[3]P37在泰勒看来，脱离了社群，自我也就失去了参照因素，社会联系的纽带被逐渐割断后，个人对社群价值的认同感、公民的责任意识逐渐消失。公民是社会一员，应当加强与社会中其他成员的联系，“我并不能孤立的，而只能通过部分公开部分隐蔽的对话和协商，来发现我的特性。…我自己的特性本质上依赖于我与他人的对话关系。”[4]P4离开了社群，不仅个人的道德理性和能力无从谈起，就是个人的自主性也无从谈起。
　　二、公民政治参与
　　新自由主义基于权利优先原则，主张“我们社会中的许多人对政治参与提不起兴趣；这并非只是因为我们眼下的政治制度不鼓励它,而且也因为人们不认为政治参与在他们的生活中有什么重要的优先性”[5]P52在公民与国家事务的关系上，新自由主义者主张中立，既不鼓励公民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也不鼓励国家去积极争取公民参与政治生活。认为公民是否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是公民的自由选则，政府应中立的看待公民政治参与的态度，尊重公民作出的选择，任何以“公共善”的名义采取某种措施干预公民的选择是不适当的。威尔·凯姆利卡曾指出，邀请人们按照别人的思想参与政治生活总是不成功的，公民是否参与政治生活完全应当听任他们自己的选择，政府不应当采取某种措施使他们不情愿地参与政治生活。[6]P139查尔斯·泰勒批判这种个人主义的价值观，认为它使“人们失去了宽广的目标，因为他们只关注他们的个人生活。…换言之，个人主义的阴暗面是把自我放在中心位置，这挫平和限制了我们的生活，使之缺少意义，并对他人和社会漠不关心。”[7]P4
　　泰勒及其他社群主义者认为权利政治颠倒了个人与社群的关系，个人权利不能优先于社会目的，社群利益是优越于个人权利的善，当一个社群扩大到整个社会时，公共利益就是人类善良生活的基础，是最根本的善，个人权利在增进公共利益的过程中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强调只有通过积极的政治参与，个人的权利才能得到最充分的实现。认为个人的“政治参与对于参与者本人具有内在价值” , [9]P531认为国家政治关系到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重要的公共活动。与新自由主义者不同的是，他们并不认为个人权利是天赋的禀性，而认为是人们参与到社会政治生活中不断奋斗进取的结果。而且,也只有通过积极的政治参与,个人的权利才能得到最充分的实现，即政治参与是争取和扩大个人权利的最有效途径。社群主义者从实质上把政治权利界定为个人参与政治决策的权利,因而把个人广泛的政治参与当作是民主政治的基础。在权利政治捍卫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利和自由选择的土壤上萌生的个人主义价值不断膨胀，人们的价值观被个人主义从工作和热心公益引向重视个人满足，由于只关注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消弭了个人对公共利益的热情和追求，并伴随着对重大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疏远，国家政治这一公众领域的群体活动不再受人们的关注，人们都转而追求被托克维尔称之为“微小而庸俗的快乐”。与个人主义者对政治生活的冷漠态度相反,他们倡导公民积极参与社会的公共生活,并且尽可能地扩展政治参与的范围。
参考文献：
[1][2] [加]查尔斯·泰勒：黑格尔与现代社会[M].徐文瑞,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
[3][9] 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M].韩震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4][7] 查尔斯·泰勒：可靠性伦理学[M].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91.
[5] 莱斯利·雅各布：民主视野:当代政治哲学导论[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
[6] 俞可平：社群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8] 查尔斯·泰勒：哲学和人文科学论文集[C].坎布里奇主编.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
[9] 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下)[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