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者和批判者议论文素材

C班还是A班？

纪年被遗忘的学人——读书——凤凰网看大师：影响后人的文化脊梁大师，不仅是自己专长上给世人带来深远的影响。而且，他们也是精神上的标杆。他们屹立在那里，激励后人。巴金，陈寅恪，却在自己的年岁的终点处，仍有着非同寻常的创造力。大师的魅力在于不断反省：巴金——中国二十世纪的良心晚年的巴金在《随想录》一书中，以罕见的勇气“说真话”，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一座丰碑。他对过去的反思，他追求真理的精神也赢得了文化界的尊敬。巴金的痛苦就是巴金的魅力，他唤醒了因为各种缘故陷入同样感情困境的中国知识青年枯寂的心灵，遂而成为青年的偶像。“我的上帝只有一个，就是人类。为了他，我准备献出我的一切。”“1927年春天我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小小公寓的五层楼上,一间充满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子里，我寂寞，我痛苦，在阳光难照到的房间里，我想念祖国，想念亲人。”大师的魅力在于学无止境：钱钟书——难以望其项背的文化昆仑他说，我一辈子干的，就是要使小说、诗歌、戏剧与哲学、历史、社会学成为一家。钱先生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以小说家观点解读古今中外的文史著作。他以一种文化批判精神看待中国与世界，以一种现代意识统领文学创作以一种高尚的形象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人格上的榜样。作为知识分子，他被迫接受思想改造，受过不少罪。但是,智者是不可征服的。他曾说:“大名气和大影响都是90%的误会和曲解搀和成的东西。”“事实上，一个人的缺点正像猴子的尾巴，猴子蹲在地上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他向树上爬，就把后部供大众瞻仰，可是这红臀长尾巴本来就有，并非地位爬高了的新标志。”大师的魅力在于无媚骨：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是陈寅恪为沉湖而死的王国维撰写的纪念碑文，也是自己一生为人为学的生动写照。“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振海之不可御遏。”“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名言，不仅是龚自珍的自白，也是陈寅恪的志趣和自道，他没有在任何场合自命为大师，更未在任何时候端过大师的架子。寅恪先生最动人一节是一九五三年拒绝接受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一番话。当时中共科学学院成立中古史研究所，聘寅恪先生为所长，特派先生的弟子汪钱带聘书南下广州接先生北上。时先生双目已盲，乃口述覆信，由汪钱笔录，他说: 「我的思想，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有自由意志和独立精神。所以我说: 独立之精神、自由的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正如碑文所示: 「思想而不自由，无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岂庸鄙之敢望」……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见解再研究所学……因此我提出以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进入生命的晚年，在肉体与精神陷入无限痛楚之中时，明末清初宁死不屈的一代奇女子柳如是便成为他生命中幻象和唯一的光亮。陈寅恪以惊人的毅力口述完成了洋洋80余万言的《柳如是别传》。这一“ 鸿篇巨制”的萌生问世，发轫于少年，志成于人生暮年，是陈寅恪所构建的托其心志，明其理想的又一心灵丰碑。此一巨大成就，正如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池田温所言:“若非有无比坚毅之心力，焉能完成此大业？人类文化史数千载，失明史家之能撰大著，其类殆罕；陈先生之业绩，称为20世纪中国史学界这一大奇迹无不可也！”“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规则也。”大师的魅力在于一针见血：熊十力：“中国文化亡了！”他常常穿着一件褪了色的友布长衫，扣子全无，腰间胡乱地扎一根麻绳，独自一人到街上去或公园里，跌跌撞撞，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然而，街市熙攘，人皆自危，没有人来理会他，也没有人对他口中所念有丝毫的惊异。1946年6月7日，熊十氏致函徐复观说：“知识之败，慕浮名而不务潜修也；品节之败，慕虚荣而不甘枯淡也。举世趋此，而其族有不奴者乎?”“平等者，非谓无尊卑上下也。然则平等之义安在耶?曰:以法治言之，在法律上一切平等。国家不得以非法侵犯其人民之思想，言论等自由，而况其他乎? ”熊十力自幼即与众不同，独具才思而又非常自尊、自信。他曾口出“狂言”道：“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令其父兄诧异不已。十六七岁时，他即四处游学，当他最先读到陈白沙的“禽兽说”时，忽起神解，“顿悟血气之躯非我也，只此心此理，方是真我。”并从中领悟到人生之意义与价值。绝非是趋利避害、去苦就乐等外在满足，而在领悟人生之意义与价值，体识至大至刚之“真我”，以合于天地万物之理。这一觉悟基本上奠定了他以后的治学方向。品学术：懂书斋里的人间情怀也许，有类人躲在书斋为人所不知；也许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皇皇巨著；我们更不清楚，他们如同西西弗斯一样在自己的思考道路上推着石头上山，而每次又从山顶滑下来。可当他们之中有人说：我对生命的看法很豁达，我不怕死，只希望再多给我些时间完成《伊里亚特》，人们又会想起什么呢？学术生活中的良苦寄托——费孝通：学术虔诚者93岁高龄时，他还去了甘肃定西考察。“他的脑子里其实一直没有离开学术。他又对我们说，有人建议他写自传，可是他认为，他这一生写下的文章就是‘自传’，不必再写了。他打算花时间写些总结性的、在学术上有点分量的东西。因此，他除了开会、看书，就是下去调查研究，回到家里，也是进了书房就看书，一看就是四五个钟头。他有这样一个本领，看书或写文章的时候，不管身边有什么人走动、说话甚至吵闹，他都会旁若无人，不受影响。学术生活里的皇皇巨著，书斋里的低调人生——罗念生：为学术献身罗念生一直与晦涩、枯燥，像甲骨文那样难懂的古希腊文学打交道，终生不倦，孜孜矻矻，即使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在灾难和厄运时时临头的日子里，他也不肯放下手中的工作，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之后，他除了吃饭和睡眠的时间外，几乎全是在他那用床板加宽的书桌前度过的。在他的住所，人们从窗外总看到秉烛夜耕的他坐在书桌前，从黄昏到深夜，那盏黄红的灯光总是最晚熄灭。在严热的夏天，晚上乘凉的大人、小孩聚了一院子，而灯前像偶像般的他，专注地坐在那里。这种情景引起小孩们的好奇，他们多次登窗沿向内窥望、逗闹，竟都引不开老人的视线。有一次他们联合起来，向老人大声齐呼:“书呆子，书呆子……”这次他听见了，他离开书桌走向窗口，笑着向孩子们招手……。事后，他把这段故事讲给家人听，并引以为乐。他心甘情愿，矢志不渝，不追求热门，不图名于一时，毫无保留地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古希腊文学的翻译和研究，成为领域里的先驱者。罗念生不仅有着的文德，在人品上也堪称是楷模。他善良、忠厚，待人热忱，虽不善言表，但内心却是个火热奔放的世界。他不计名，不为利，对青年学者和学生，有求必应。他经常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为他们查询资料，解答学术上的问题，每月都要寄出解答的复信、复函。他的老伴没有工作，又体弱多病，经济拮据。有人劝他翻译些通俗，出书量的畅销书，他说:“这些书有的是人翻，而我所搞的，是别人做不来的。”他嘱咐儿女，生活上过得去，有吃有穿就行了。物质上的享受都是转瞬即失的东西，只有学问和奉献才是永存的。在文汇报发表的一篇悼念文章中，曾把罗念生先生比喻为“中世纪的和尚”这恰给了他的人生哲理以形象的描述。他从不愿给别人增添麻烦，善于理解人、体谅人，就连家中的保姆他也尽力关照她们，减轻她们的劳动负担。亲朋遇到困难，他总是解囊相助，以至往往稿费尚未到手，就已经预支出去了。他的一生说是“吃的是草，而挤出的是奶。”在他重病住院期间，他以极大的毅力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尽力与医生配合。医护人员都喜欢他，夸他是最听话的病人。他向医生再给他点时间，不多，只需半年！他要完成“荷马史诗”的译著。他不求生命中的任何享受，只求完成夙愿留给后人。然而他带着遗憾走了，留给儿女的是一个仅有10元人民币存款的存折，留给中华民族子孙万代的，却是丰厚的、永存的纪念――他的译作和遗著。“一个人活着若不工作，就毫无意义了。我对生命的看法很豁达，我不怕死，只希望再多给我些时间完成《伊里亚特》。”慕人格：看大师那块硬骨头常说，百无一用是书生。似乎，书生从来都只是弱弱的代表。可当我们看到有那么些人，在特别的年代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看法时，不仅他们深邃的目光让人折服，而且，我们也觉得他们的骨头也似乎非常硬。有傲骨，无傲气就是说的这样的人。贾植芳：“把人字写端正”师道的光芒，那是在长久的点滴的寻常中，而无声地流露和浸润。著书立说、传道授业，更是自己人生一世的传奇与琐碎。正如有的学生所说:“我特别喜欢植芳先生在一杯茶、一支烟中，侃侃而谈，风骨毕现，从中不仅传授了读书的心得，更是传染了一种难得的为人风格。”师者脱俗，于是教育脱俗。“我这个教授是假的，不是人人都叫我“假（贾）教授”吗？不，我教书却是真的，从来不卖假货。”他教书不拘一格，家门为学生大大敞开着，于潜移默化中“植”种桃李芬“芳”。历经战火、牢狱和各种磨难，却不改其刚强乐观。他努力“把人字写端正”。 师者风骨，是由传奇人生铺垫的。贾植芳曾这样总结自己:从一个监狱到另一个监狱。历经战火、牢狱和各种精神磨难，却不改其刚强乐观，一生坚持知识良知和社会批判精神，努力“把人字写端正”。是为贾氏“风骨”。 在苦难面前，贾植芳始终心怀坦荡，不忧不惧。刚毅的精神，支撑他的艰苦岁月。“平时我舍不得吃肉，都是买青菜，但是一批斗我，回家我就买排骨，自己安慰自己。一个人不要自我侮辱，是很重要的。”在历经坎坷的他看来，各种经历都是人生的财富。而自己此生最大的财富，就是“没有做对不起国家、民族、朋友的事，做人还像个人，书没有白念。”……坎坷中彼此搀扶的坚强人生，他们活出的是一番气象，活出的是一种风骨。顾准：黑夜里的持灯人当城头变换了五星旗开始，三十年间，中国知识界几乎只有两副大脑在掘进:张中晓和顾准。一个因思想而罹难，一个因罹难而思想；一个倾全力于批判，一个在批判中建设；一个如电光石火般来不及引燃便熄灭了，一个长期在釜底下自我煎熬。他们中谁也不认识谁，却一前一后在摸索民族的出口:一个朝东，一个朝西。方向完全不同，由于思想的深度，终至于在黑暗中汇通。前进是那么艰难:贫困，饥饿，疾病，孤独，各种羁限，逼拶和毁损……唯靠良知给个人以支持。对于他们，夜与昼是没有区别的；绵延中照例地吞咽书本，反刍苦难，舔滴血的伤口。他们用笔，默默记录精神潜行的历程，此即所谓道路。然而，这道路并非为世人准备的，——他们深知，他们是远离了权力，而且为权力所嫉恨的人。顾准遭到革命的遗弃以后，在这个世界上，再也得不到人类的庇护，包括母亲。在同来的道路上，妻子早已自杀。于无助中，他只好伸手乞求儿女们的宽恕，直到死神降临；可悲的是，革命的新一代并没有最后跨出站定的门槛。他需要温情，那么渴待。可是，当转身面对众神时，竟只有剑和火焰了！顾准：“不许一个政治集团在其执政期间变成皇帝及其宫廷。”“我憎恨所有的神。”顾准重复说，恍如千年空谷的一个回声！思想者唯以孤独显示强大。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从诗到散文，顾准燃尽了自己的一生。对于他，人们到处颂扬那最后的夺目的辉光，此时，我宁愿赞美初燃的纯净的蓝焰。总述徐志摩曾评价罗曼罗兰、托尔斯泰时说：“单从他们面上的光彩，单从他们曾经生活过的事实里，我们应得感悟到生命最伟大，最生产--甚至最快乐--的时候是在受苦痛的时候。”也许，看着渐行渐远的学者知识者的背影，内心也正是如是之想，他们曾如此精彩地活在这世界上，不管这世界有多少苦痛。纪念他们，是为了更好地继承他们的精神。《我们是否需要大师》（《中华读书报》）季羡林和任继愈两位文化大师同日辞世之后，人们感佩他们巨大的文化贡献，崇高的精神信念和高洁的人生风范，但更惋惜他们的离去，感叹这个时代文化大师的稀缺，思考和忧虑他们的文化和精神的影响会否淹没于当今这个商业物欲和流行文化的浮躁、喧嚣之中……学者朱大可向大众和媒体准确而深刻地剖析了这种人们对大师的精神焦虑和时代心理情结：“在这个消费主义时代，对季羡林的缅怀，就是对中国文化的隆重哀悼。‘大师’一旦绝迹，就会引发全社会的文化焦虑。巴金去世时，曾经有过一次恐慌性浪潮，现在好像是当年的情境再现。”这几年来，在文化学术界，我们也见多了所谓的“伪大师”，有些人以廉价的“大师”帽子随便奉送，更有披着假“大师”炫目外衣者干下了道德低下、灵魂龌龊的事情……“大师”的价值，逐渐处于贬值的过程中。那么，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还需要不需要“大师”？英国哲学家卡莱尔曾经总结过人类历史上不同时代的大师，比如但丁、莎士比亚、卢梭、彭斯等人，并盛赞他们是人类的领袖，是传奇式的人物，是芸芸众生踵武前贤、竭力仿效的典范和楷模，他们是有益的伙伴，是自身有生命力的光源，他们令人敬仰，挨近他们便是幸福和快乐……这种对人类大师的论述，至少概括了大师所从事的事业是伟大的，对人们的生命和精神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他们具有引领人们前行的领袖和权威的力量，他们既是令人敬畏、景仰的，又是和蔼可亲的。所以，现在人们对季羡林和任继愈两位文化大师的敬佩、尊重，正是人们这种热爱大师、颂扬大师的心理需求的投射和反映。而对照这样的人类大师的标准，这实际上也使得当今我们这个社会里那些混迹于文化界、艺术界和学术界的假大师剥去伪装……我们的时代需要的是真正的文化的大师，精神的大师和思想的大师，而不是当今在文化界、学术界、娱乐圈中那些满身商业化气息、热衷炒作的、娱乐明星式的所谓“文化大师”。“大师”是像季羡林、任继愈那样以道德文章、人格特质、人生境界、思想和文化的影响力体现的风采和风范；“大师”是一位丰富了人类精神的人，他确实增加了人类的宝藏，使人类又向前跨进了一步，他追求精神道德上的毫不含糊的真理，他那似乎无不周知、无不探究的心灵里显示了某种永恒的热情；“大师”，或像美国著名作家爱默生所说，他是世界的眼睛，是世界的心脏，他要靠保存和传播道德情操、高贵的经历、优美的诗歌和历史的结论来抵制那庸俗文化的流行、繁荣……这就是我们所认为是大师级人物的荣誉的标帜。说我们患上了“大师饥渴症”也好，对伪大师的泛滥感到焦虑和困惑也好，都不是实质问题，实质问题是这反映了我们的精神的渴念、心灵的皈依，灵魂的需求。总之，我们讨论需要不需要“大师”，是要激励我们的人生想象，获得文化智慧，防止我们的精神生活陷入贫瘠、苍白，要使我们对真理的追求(或者对正义的追求，对自我实现的追求)持之以恒。“大师”与“大猪”一字之差境界高低立判季羡林、任继愈去世之后，伴随他们的名字铺天盖地而来的“大师”二字多到令人厌烦，凡称季羡林、任继愈，必在其名之后缀以“大师”二字，季羡林先生若天上有知，也必定烦闷不已，要知道，季羡林曾公开表示，如果包括“国学大师”在内的三顶帽子（另外两顶为“学界泰斗”和“国宝”）有朝一日能被摘掉，将会是件“皆大欢喜”的事情，他不愿意戴这么沉重的桂冠在身上，他不止一次地说，“我就是个土包子”。无独有偶，和“我就是个土包子”相映成趣的是，文化老人饶宗颐在香港接受媒体采访时，打趣地对记者说，“我不是大师，我是大猪”。有必要重复一下饶宗颐这句语录的产生背景：季、任两位老人去世后一片“大师”称谓聒噪不已，有心急的媒体以“究竟谁将成为新一代的国学大师”为题展开调查，饶宗颐名列第一，紧随其后的是张其成、冯其庸、傅佩荣。眼看着季老至死都没摘掉的三大帽子就要戴到自己头上，饶宗颐的一句“我不是大师，我是大猪”，有四两拨千斤的功效，轻轻巧巧将“三座大山”化解于无形之中。将大师与大猪对应起来，充分体现了饶宗颐老人的智慧，他比任何人都能明辨出大师这个称谓在这个时代所蕴涵的危机和压力，当大师成为一件廉价的帽子，被学术混子们挣来抢去的时候，它其实已经成为一个贬义词。真正的文化老人，应该对这种虚名抱有藐视的心理，他们的价值所在，在于为文化传承做了多少贡献，而不是体现在一个虚名上。饶宗颐还有一句话说得好，他说“‘大师’是佛家说法，我又不是和尚，所以我不是大师。”这句简单易懂的话，十分朴素地向公众解释了“大师”的来源以及不愿意当大师的缘由。和某些文化人“坚辞”大师之后又“退让一步”默认大师不同，饶宗颐以孩童似的天真语言，将一个本来很简单的道理说得明明白白，这该让那些哭着喊着有大师情结的人羞惭不已。“大师”与“大猪”虽只有一字之差，但对比之下境界高低立判。饶宗颐的“大猪说”也当是对持续高烧数年的“大师热”一次含蓄幽默的批评。针对季、任两位老人去世后引发的一片“从此无大师”哀悼声，有评论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文化患上了“大师饥渴症”。“大师饥渴症”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媒体的炒作有着不可推卸的作用，文化老人的去世，很大程度上也沾染上了“消费名人”的娱乐色彩，季羡林追悼会上发生的“乌龟事件”闹剧，读来令人心生悲哀。那么多人痛悼“大师”，那么多人操起键盘廉价地跟帖一句“大师，一路走好”，但究竟有几个人读过“大师”哪怕一本完整的著作？浮躁的“大师饥渴症”随着文化老人的去世而变得更加焦虑，愿饶宗颐的一句话能带来当头棒喝的效果，该醒醒了，那些沉迷于虚幻的大师景象中不能自拔的人，让“大师”这个词从哪里来归到哪里去吧。

是杨舒平。当地时间21日，在美国马里兰大学(以下简称马大)2017年毕业典礼上，名为ShupingYang(杨舒平)的中国女留学生作为全校学生代表上台发表毕业演讲。

写作思路：写作的时候围绕对未来充满信心，努力奋斗这一个主旨。

首先要对未来充满希望。希望是一个人前进的指路灯，若没了希望，前途就会坎坷，而且自己也会为此失去了方向。

小时候的我们总希望当老师，当科学家，当宇航员。也正是有了这美好的希望，我们才能抓着这希望的辫子一直往前冲。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期盼，从小立大志，长大成大器。

其次我们要对自己有信心，要充满活力。信心是一个人完成大事业的基础，若没了信心，我们的一生也就会堕落而因此成了社会的废人。

祖国现在正需要的就是我们这群有信心，阳光活力的少年。若只是心里想着要报效祖国，而行为上却没有一点信心是完全不可以的。信心要展现出来，展现给外国人看。我们并不弱，我们一直在奋斗！

我认为，要建设好祖国，就要从小事做起，从本职工作做起。在学校，老师们不仅教会了我们知识，还无微不至地照顾我们。有一次，一个同学腿被擦破了，旁边的老师急坏了，赶忙将他送到医务室，确定没事后，才安心离开。夏天来了，气温特别高，家家户户都开着空调，路边的小草都晒蔫了，可交警叔叔仍然坚持在马路上值勤。

为了使车辆有序，道路畅通，他们顶着烈日，衣服都被汗水浸湿了。还有，环卫工人忍着臭气清理垃圾、公交司机每天早起为我们提供服务……这些都在建设我们的祖国，他们不断地努力，不断地工作，才有今天幸福生活。

看来大家是同学...

近日，一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做的毕业典礼演讲，红了，但却是以最糟糕的方式。5月21日，出生在云南昆明的留学生YangShuping（杨舒平）在美国马里兰大学毕业典礼上演讲，称美国的空气又新鲜又甜美，说中国历史课学到的东西对她毫无意义，还表示自己在中国每天戴口罩出门，只有到了美国才感受到自由呼吸的快感。△杨小姐在微博上道歉杨小姐的演讲让中国留学生和国内的网友们愤怒不已。5月22日晚，杨小姐改掉了自己的微博名，取了一串乱码，并删光之前所有微博，回应此次事件称“我深爱自己的祖国和家乡，为国家的繁荣发展深感自豪，也希望今后用自己在国外的所学弘扬中国文化，为国家做积极贡献。”国内的网友在微博上表达他们对此事的看法令人欣慰的是，许多中国留学生站了出来，在youTube、微博等平台向中国人、外国人解释，杨小姐的意见不具有代表性。本科曾就读于马里兰大学，现在北京从事金融行业的Bob接受采访时表示：“我觉得国人首先要有民族自豪感，自己先做到不卑不亢，才能让别人给你尊敬。女孩儿提到的问题诚然是一方面，我无法否认，但应该说我们的国家也在一步步往好的方向在发展。当年英国还是雾都，美国也曾经历过黑人奴隶时代。每个国家，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问题，我们作为海外留学生，出国门就代表的是整个中国，能做的就是用自己的实际努力去makethingsbetter，一味的抱怨只会被别有用心的人拿来当枪使。”祖国强大，会让我们海外留学生在当地受到尊敬，璀璨的中华文化，也应该让我们在沟通中展现自信。就像Bob所说，每一个国家每一代人都会有自己的问题，我们不否认客观存在的问题，但我们不应该就此做一个“批判者”“旁观者”！如果仅是这样我们的国家和社会都难以进步。我们的另一位留学生在毕业典礼上的发言，却与杨小姐的态度截然相反，他是一个来自农村的孩子，小时候没见过电话、汽车，没有用过自来水……当他拥有一个机会，能向成千上万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精英演说，并成为哈佛大学首个在毕业典礼上演讲的华人时，他会说些什么呢？这段演讲虽然已经过去一年，现在再看，依然令人深思。演讲者不卑不亢，演讲内容有深度、有高度。正如豆瓣网友所说：有人说留学生分三种：一种是常青藤、名校，努力做精英，改变外国人对中国人看法的；一种是比较平庸，但也努力不给自己国家招黑的；最后一种为了fit-in，抹黑自己国家，贬低自己的。而杨小姐属于哪一种，不言而喻。如果杨小姐能从这一风波中学到些什么，那是最好的。许多网友告诉了她这样一段话，那是《北洋水师》里的一句台词，代表百年前中国留学生的抱负，值得与人分享：此去西洋，深知中国自强之计，舍此无所他求；背负国家之未来，取尽洋人之科学，赴七万里长途，别祖国父母之邦，奋然无悔。“校长会”观看了杨小姐完整的演讲内容，其实她所讲的内容在引用论据时有偏颇或夸大之嫌，至于是否上升到“辱华”的层面，见仁见智。然而，我们和杨小姐都应该意识到的是：与其只做一个旁观者、批判者，不如去做一个建设者，就像哈佛大学毕业的何江一样，就像许多海外归来投身国家建设的学子们一样。“批评”本身并不可怕！万事皆不完美，教育事业也一样世界上所有的事情，没有十全十美，只要有事情存在，肯定会有各种声音，包括批评的声音。我想，不管哪个时代的事情，在当代都会受到批评，包括教育。孔子时代的教育，苏格拉底时代的教育，在当时可能也是有批评声音的。批评固然重要，说明对现实的不满，说明想得到更好的教育方式，想得到更好的教育方法，想获得更公平更先进的教育模式。但是一味的批评，却是不足为取的。试想一个教育者，整天在课堂上批评，在课后与同事的交流中批评，逢人就抱怨，说什么教育制度的不合时宜，说学生的水平有多差，说学生有多难管理，说这样的不公，那样的不平。这样不断地抱怨，不断地批评，教育体制就改变了吗？学生的水平就高了吗？学生就很好管理了吗？我们的教育要培养的人才不仅仅要善于发现问题，而是要勇于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建设者。我们的教育事业固然也在不断面对来自各方的批判的声音。但我们希望在教育事业发展的道路上，你我都努力成为一个“建设者”，从批判中寻找一条突破这些问题的道路，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批判”的层面。与其做一个“批判者”不如努力成为一个“建设者”作为教育者，你说学校的管理体制有问题，那么你有没有想过是什么问题，你有没有试着去改变，或者你有没有用自己的方法去努力？你整天面对的是活泼的孩子们，并不是领导，你有没有将自己的教育情怀用在孩子们的身上？你改变了自己抱怨和批评的态度，想着如何去做一个建设者，你的心态就发生了转变，你就找到了教学勇气，找到自己在教育中合适的位置，那就是做一个教育的建设者。事实上，你是可以改变的，你是可以建设的。教室门一关，就是你与孩子们的天地，在教室里，孩子们和你可以创造属于你们教育梦想；或者，教室门敞开，你依然可以践行自己的所思所想，让教室焕发出不一样的风采，让孩子们喜欢上教室，喜欢上你。这些，你有尝试吗？我们常常以为，批判就是在建设，一次次对体制挑战，一次次跟权威较真，从不轻易言败。批判能够促进文化的改善，能够引起一定程度的变革。不过，如果缺乏理性，批判会成为抱怨、愤懑——由此产生的效果带有强烈的负能量，不会是建设性的。这个社会从不缺少批判者，这个社会更需要理性的建设者。在学校里，如何让自己的观念真正产生影响需要伏下身子扎实而为。与学校管理文化的对峙只能让自己陷入精神负担的漩涡，不能丰盈自己的教育思想。尊重现实，心怀梦想，肩负责任，才能让自己在任何情境中都可以游刃有余。想起电影《孔子》，孔子心中有道、参透人生，但他还是要走进芸芸众生中，历经艰辛。为什么？真正的大道就在于真实的实践中，在于知道真相后，却依然热爱、依然担当。我想，如果青年教师能够听从自己的内心，持续专注于学生的生命成长，现实中努力避免管理上的冲突，那他就是一个理性的建设者。总有一天他会影响的同行者，也会让学校的文化发生变革。做一个建设者，远比做一个批评者要难；但是，当下的教育的是需要建设者，而不是批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