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庸的论文文献综述

谈中庸与中道之比较论文

在学习和工作的日常里，大家都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论文吧，通过论文写作可以培养我们独立思考和创新的能力。你知道论文怎样才能写的好吗？下面是我收集整理的谈中庸与中道之比较论文，欢迎阅读与收藏。

摘 要： 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中国的孔子在相似的历史时期不约而同的提出了中道和中庸的思想，分别在中西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通过对中道和中庸思想的历史背景进行分析，对两者的主要内容做了简要的论述，比较了他们共同点和差异，有助于我们更好的把握两者的思想实质。

关键词： 中道；中庸；亚里士多德；孔子

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中道思想就是其伦理学的重要内容，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最早提出了中庸这个概念，对我国的传统伦理思想和道德文化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对他们的思想进行比较，有助于我们认识中西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思想观，也有助于我们更好的把握中庸和中道思想的实质。

1、中道与中庸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亚里士多德的时代正处于古希腊在政治、军事上逐渐走向衰败的时期，面对内忧外患与复杂的社会状况，广大人民迫切需要稳定的社会秩序与和谐的家庭生活。如何缓和各城邦之间及城邦内部的矛盾，是当时的重要问题。这样，亚里士多德在对各种社会生活的思考中逐渐形成了反对极端、求其中道的思想。

孔子生活的时代是春秋末年，他对当时“礼崩乐坏”的时代有着深刻的感受。奴隶制的生产关系逐渐向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转变，新势力的突起使旧的政权的控制力逐步的衰弱，老百姓处在水生火热的政治交锋之中，社会 动荡不安，民不聊生。在当时在这种社会状况下，孔子提出了“中庸”的概念，同时力图以“中庸之道”来调和阶级矛盾，挽救奴隶制危机，实现他“克己复礼”的主张。

2、中道与中庸思想的基本内容

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

中道思想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核心概念，《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所谓中道就是指适度、适中的意思，也就是“无过无不及”的中间状态，亚里士多德还详尽的说明了这种适度的意义：第一，他是两种恶即过度与不及的中间；第二，它以选取感情与实践中的那个适度为目的。

亚里士多德指出“过度和不及是恶的特点，而适度则是德性的特点”“美德乃是一种中庸之道，”“人的行为都有过度、不及和适度三种状态，过度和不及，均足以败坏德行，”因此，要想具备良好的德性就必须做到适度。他举了许多现实生活中的例子来论证他的观点，如食物的多少，他认为如果10磅的食物太多，2磅的食物太少，并不能推定教练将指定6磅的食物，因为对于有的人来说6磅有可能太多也可能太少。“如果德性也同自然一样，比任何技艺都更准确、更好，那么德性就必定是以求取适度为目的的。”他又把中道分为绝对的中道和相对的中道。绝对的中道指两端的距离绝对相等的中间状态：如果10是多，2是少，6就是就事物自身而言的中间，因为6-2=10-6，这是一个算数的比例。但是相对于人而言，我们的中间是不能以这种算数的方式确定的，它要因人而异，因此是一种相对的中道，即适度、适量。总而言之，所谓“中道”就是“适度、适中”的意思，也就是“无过无不及”的中间状态。亚里士多德的中道作为一种善良德性，它是最高意义上的善。

孔子的中庸思想

孔子的“中庸”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内在哲理，是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对中庸之道极为推崇。他在《论语雍也》中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在此第一次把“中”与“庸”连结起来，提出了“中庸”这一概念，但是未对其给出直接的定义。孔子把中庸视为重要的道德准则和哲学范畴。孔子的中庸思想在《中庸》一书中得到了详尽的论述，其中说道：“喜怒哀乐之未发，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是教导人们约束自己的感情欲望和言行举止，将其控制在道德的范围之内，达到中和的'境界。这样，事物才会按照正常且正确的方向发展。

孔子的中庸之道强调过犹不及，即“适度为中”，孔子提出了“度”这一概念，相对于恰到好处的正中之点，过度和不及效果都是一样的。过犹不及、适度为中体现的正是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孔子坚持适度为中，这个“中”指的是调和可以调和的东西，将所有德性相互制约同意的部分作为恰好的度，尽量避免过与不及。

“中庸之为德”是孔子确立的修身养性、主中致和的德行之道，孔子认为中庸之德是天下最好的德性。这种中庸之道在个人身上的具体体现即是要达到“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中庸》首先提出了中和的概念，把宇宙看成和谐整体，孔子认为要包容他人，协和对方，要想达到中庸最主要的方法就是“致中和”。

3、中道与中庸思想的比较

中道与中庸思想的区别

第一，两种思想在国家治理方面的差异。亚里士多德强调人性恶欲的根深蒂固，认为法律是遏制人性恶欲的唯一解决办法。法律是德性的象征，因此也是中道的标准，所以他推崇法治而摒弃人治。孔子则恰恰相反，他把亲情看成是维护社会的核心力量，他把中庸视为伦理之“礼”的同时，更强调中庸“仁”的道德性，《为政》中讲：“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所以他强调人的行为是一种有意识的利人的道德行为，而非法律行为。

第二，两种思想的实现途径不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中道是在后天的学习和行为中逐渐取得的，而不是先天就可以获得的德性，人们必须在实践活动中不断的学习和汲取经验教训，才能获得这些德性。而孔子的中庸思想从天人合一的观念出发，认为“中”是人生而有之的天赋德性，将这种潜在的德性转化为现实的德性仅仅是一个向内用心的过程。每个人都具备“中”这种禀赋，后天的实践活动对这种德性的形成起不到任何有力的作用。所以孔子还提出了“内省”的方法，强调个人的修身养性，独善其身，这就是要求人们不断的审查自己的言行举止，做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中道与中庸思想的相同点

第一，两种思想都产生于复杂的社会环境。亚里士多德和孔子均生活在社会剧烈动荡的大变革时期。具体说来，亚里士多德生活的古希腊末期，城邦制度逐步走向落寞，最终被马其顿所取代，而孔子生活的时期，社会处于巨大的变革之中，旧的体制和文化观念正在解体，社会制度也在有奴隶制向封建制度转化，社会格局混乱。阶级矛盾、社会矛盾的错综复杂，使他们的思维方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了缓和新旧矛盾，中庸和中道思想便应运而生。

第二，两种思想都反对折衷主义。折衷主义是指没有自己独立的观点，只把各种不同的思想无原则地机械地拼凑在一起以实现表面的和谐或一致的哲学观点。事实上，无论是孔子还是亚里士多德都是十分厌恶折衷主义的，中庸强调“允执厥中”，中道强调居二恶之中点，都是指要把握好事物矛盾的度，把握事物存在和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而绝不是指将不能统一在一起的相互矛盾的东西无原则地加以调和，更不是教人圆滑处世之道。

总之，比较中道和中庸思想的异同，现代社会运用这种处事方法可以使人理性的把自己的感情、欲望、行为控制在适度的范围之内，做到“无过也无不及”，有助于我们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理性的分析和对待复杂的事情，从而提高我们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十八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对于生态文明建设，人们既不能对资源进行肆意的开发利用，也不能不利用资源来发展国家的经济，而是要合理的加以利用，寻求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适度，这样才能使社会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做到了这个原则就能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廖申白译.尼各马可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C].北京:商务印书馆,19 64.

[4]李蓓英.论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J].贵阳师专学报,2001(04).

[5]周莉.“中庸”与“中道”思想之比较[J].池州师专学报,2002(02).

中庸之道是中国思想史的重要的哲学观念和践行标准。在古代中国，“中庸”被誉为本体论意义上的“至德”“中和”。而在近现代中国则被看作折衷主义、明哲保身等而备受质疑批评。当代学者以更为平和的学术态度和全球化中的东方文化身份重建的新视野，重新检视《中庸》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和意义。[1]正是基于这种辨证统一、多元开放的学术研究态度，使当代中国学界对《中庸》的研究更为学理化，中庸思想的各个维度和被掩盖不彰的深意，也逐渐得到中国学术界和国际汉学界重视。[2]应该说，《中庸》是《四书》中难度最大的一部著作，其三十三章各有精彩。史论结合，纵横交错，通过开掘个体身心修为之维，将外在事物和天地大道相合相生，显示了中国哲学思辨性和践行性。对此朱熹总结道：“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3]叶秀山认为：“以中庸为道路，从你自己（身、中）入手，要诚于己，坚持住（庸）自已的性、而这个天命的性，已经有了相对于他者的关系在内，没有他者，你的性就会成了空洞的，中和就意味着有一个他者在。自己是从他者得到的，所以才有中的问题。中者，当中、中间也，也才有中（去声）不中（去声）的问题。”[4]这些看法，无疑有相当的合法性。中庸之道与中国思想史上的其它重要范畴组成一种话语系统，诸如“执中”、[5]“中行”、[6]“中节”、[7]“中用”、[8]“中立”[9]等，形成了一整套中国哲学话语，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个体修为和中国文化和合精神的延伸。可以说，中庸是以人为本的儒家哲学，而不是以神为本的宗教信仰。中庸本于《易经》，强调在天地的发展化育中以人为本的中庸之道——“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扩而大之，中庸重视万事万物中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强调在矛盾的对立统一中遵循天地万物规律而生生不息，在中正、平衡、有序、适度、合律、和谐中获得生命的延伸和文化的拓展。[10]通观《中庸》全书，其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话语，表征出《中庸》思想的精神历史穿透性和当代性意义。其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开篇论及性、命、道、教、和。从天地自然谈到了人的教化，可见中庸之道最终要落实在人之教化上。人之教是要慎独，慎独就要致中和。[11]中和一旦达到则“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天地万物自然而得位，万物欣欣而向荣。这种依循自然来发展的秩序是古代的秩序，也是当今“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化”秩序的思想基础。其二，“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中庸是不偏不倚，坚持自己的理念，但是行为合度适中。“小人反中庸”，小人却非常专横跋扈，偏激、暴烈、极端，所做之事往往破坏性很大。今日世界所提倡的建设性平等公平的文化对话，其中不难看到中庸宽容平衡的精神气质。其三，“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可以把国家治理得很好，爵禄可以拒斥，壮士可以慷慨就义，这些都是非常之难，但相对于中庸之道而言又不是最难的。人可以一时举百斤之重，但却很难将一杯水平举半天。这表明不偏不倚和恒常持久的中庸最难，难在于日常的坚持、一生的坚持、永远的坚持。其四，“君子常乐”。君子“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君子从责问自己开始，他不推委，不把自己的缺点错误推给别人，所以他知道自己每天都在进步，并在艰难生活中感受生命和精神生长的大快乐。其五，君子不拒绝微小之事，所以“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微小恰好是人们上云端的最重要的过程，没有它人们终将留在原地。而且，《易经》的双鱼图已然说明，微小的力量诞生在对立面最强大的时刻，在微小中庸平衡展开中，必然有阔大的未来境界。其六，君子重视知行合一。“博学之，慎问之，慎思之，明辨之”，还要加上“笃行之”。前面的学、问、思、辨都属于知识论，而笃行才可以把自己的知识转变为实践。其七，君子在相反相成中获得新的精神维度。“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君子既从内在发扬自己的德性，又从外在发扬自己道问学的求知和探索精神；既做到了最广大的高远的追问，又做到了最精细的探索；既做到了最高明的思辨，又做到了极中庸的为人处事，这样的人才可以称为君子。其八，君子不愚忠。“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君子保存自己让薪火相传，把自己的学问传下去，益于后世，泽被万代。其九，君子与时俱进，绝不固守过去。因为孔子说，在夏、商、周三朝中“吾从周”，“从周”不是复古，而是按照当时代的规范和原则做。其十，坚持获得“诚”，因为“君子至诚”就可以无敌天下，并化育天下。《中庸》强调以中庸之道用来治理天下国家以达到太平和合。中庸之道的主要原则慎独自修、忠恕宽容、至诚尽性等。虽不乏迂腐之词，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剥离这些文字和制度上的局限性，其文化精神内核仍有相当的合理性。换言之，穿过历史的烟云，我们仍能感受到文化精神深度的共鸣。 进一步考察中国儒家的历史命运，对理解《中庸》在中国思想史的地位无疑有重要意义。儒学绵延流传长达2500多年，这是中国文化史上值得深入研究的在总结的现象。透视儒学发展语境中的《中庸》在中国思想史中的地位，有必要考察包括《中庸》在内的儒学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困境和问题： 儒学在时代发展中修正和改变谱系。儒学诞生时，儒由相礼的职业团体转化为学术教育团体，开创了学术下私人的局面。孔子全力推进儒学而处境艰难——奔走于列国并饿于陈蔡，前后达十三年之久，而孔子在政治上真正得到重用并贯彻自己学说的机会却很少。孔子身后儒学分而为八。战国荀子并没有将儒家看成铁板一块，相反，他将“儒者”按人品分为四类：俗人、俗儒、雅儒、大儒。认为：“人主用俗人，则万乘之国亡；用俗儒，则万乘之国存；用雅儒，则千乘之国安；用大儒，则百里之地久。而后三年，天下为一，诸侯为臣。用万乘之国，则举错而定，一朝而伯。”[12]这种区分，超越了孔子和《中庸》关于君子和小人的二分法，在儒家内部将儒者分成由低到高的四类。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不意味儒家就此以往就长治久安，儒学也没有就此永远成为中国的中心意识形态。事实上，“独尊”的儒学，在政治主张和理论形态上都背离了孔子儒学的原貌。何况独尊儒术只不过大体确定了儒术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的基础而已，其它学派并未被废止。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汉宣帝召开儒家经学会论“五经”之同异。最后将梁丘的《易》、大小夏侯的《尚书》和谷梁的《春秋》纳进了官学体系。后来，时为太子的汉元帝对其父宣帝的治国之道劝谏：“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汉宣帝马上斥责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13]司马光认为：“夫儒有君子，有小人。彼俗儒者，诚不足与为治也，独不可求真儒而用之乎？……乃曰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岂不过甚矣哉！”[14]秦用法家，汉用儒家，魏晋至唐，佛入中原，老庄亦受重视。到了宋明，儒学的绝对地位才被真正确立起来。但不能忽略的是，南宋只有半壁江山，而明初就开始实行海禁政策，明中叶更是完全闭关封海，使中国封海长达四百年之久。[15]中国在失去了对世界开放的重要历史契机中，儒学从儒学的神学化和儒学的哲理化中，走向了儒学的颓败化和儒学的祛魅化。[16]在我看来，儒学从其诞生起，在其三个层面在都遭遇了一步步的困境：第一，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已经失效。不管是作为治国方略，还是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都随着西方现代性的进入，而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从此，儒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可能性已经丧失，再想恢复“独尊儒术”的辉煌事实上已不可能。可以说，从汉唐的经学诠释系统“十三经注疏”到宋元明清的经学诠释系统“四书五经”的转变，随着《中庸》、《大学》的地位上升，反映出中国思想史上的对人的内在品格的空前重视，这也从另一个角度看出，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已经衰微，而作为人的哲学的入儒学有可能焕发出历史人文风采。[17]第二，儒家思想必须在返身与个体心性修为中，放弃意识形态的诉求。不难看到，知识分子对“天下”精神的追求，无论是《中庸》之“天命之谓性，率性之为道，修道之为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还是《大学》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都给知识分子个体修为和担当天下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真正的知识分子会永远坚持这一高标准。但是，我仍不无担忧地问：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是否还有“学术者，天下之公器”的气概？心中是否还有“天下”？手中还有没有“公器”？第三，儒家思想尤其是中庸思想遭遇西方“竞争哲学”和“丛林法则”的挑战，使其在日常生活的进退应对中显出了弱势，坚持宽厚中道的儒学在充满竞争的现代社会中遭遇到了危机。[18]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加以说明：孔融让梨是儒家美德的体现，但在当代社会中“孔融为什么要让梨”成为了一个问题。西方教育体制实施的全球化的竞争教育，构成对“孔融让梨”的批判。对美国人而言，这个弱肉强食的社会不能“让”而要“争”。事实上，今天的教育全球化奉行的恰恰是“争梨”教育模式，而不是“让梨”修为模式。直面当代儒学三重困境，我意识到，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将会慢慢地淡出历史，而作为第二层面的个体心性修为的儒学，和第三层面的重视返身而诚精神生态平衡的儒学，可能具有更宽更大的国际意义和东方文化振兴的意义。[19]就正面价值而言，《中庸》弘扬孔子“忠恕之道”和《大学》“挈矩之道”，坚持在制约自我欲望达成中和平衡方面，对社会的精神生态和人的心理和谐都有其价值。人们践行中庸之道，就会达到素其位而行，不怨天尤人，至诚尽性，中正平和的境界。在坚持至诚和谐中，当代人放弃“我执”，就有可能激发自我的善良天性，尊敬自然万物的本性，参与天地化育万物，找到了人类在宇宙间的真正位置。中庸思想在现代性的困境和现代性的恶果中，将以其自身不偏不倚不极端的思维方式，中正平和的价值构成，抵制放纵情感欲望和唯理性的偏颇，坚持辩证看待社会和人生，透析人性的弱点，使人类重新看待东方思想中的合理因素，避免在现代性的误区中，将人类引入“技术的夜半”和“发展的灾难”的歧途。在这个意义上，在今日重温《中庸》，也是通过回忆唤起曾经被遗忘了的东方思想文化经验，而打开面向更高生存形式的可能。[20]自我看来，今天众多的重要理念和政治命题或多或少与“中庸”相关。诸如：“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天下”、“成己成物”、“过犹不及”、“通权达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立己达人”，“居安思危”、“多难兴邦”、小康社会、与时俱进、和谐世界、互利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双赢胜零和，等等，其中都寓于了中庸的哲理与方略。就历史局限性而言，《中庸》中有不少过时之语、腐儒之言、不合时宜之句，需加以分梳和批评。《中庸》思想的局限性无疑是当时时代生产力发展总体水平和意识形态僵化所决定的。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中庸》思想在处理矛盾中过分强调保持中立稳定，而忽略了对立面的斗争与转化，对事物的自我否定和质变飞跃未能参透，加上其中过多的君臣上下的统治术，形成一些哲学思想的硬结和政治思想的缺陷。但我仍然认为，《中庸》一书时代的合理性大于历史的局限性，书中精彩高远的思想仍然占主导地位，其与西方不同的东方智慧在今天更显出了精神魅力，值得阐释和发扬。我坚持认为，在今天全球化时代，当西方人用西方的思想统率了全球，要全球同质化变成一体时，东方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21]东方应该清理自己的精神遗产，让这个世界不仅有西方的法律精神，还要有东方的德教精神。[22]人类的未来不是由西方自己说了算，而是应该由东方、西方、南方、北方的全世界的聪明睿智的至诚之人一起商讨一起促进，由此人类和平、世界大同、天下太平才会最终到来。注释：[1] 参王岳川著《发现东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王岳川著《全球化与中国》，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2] 就其中有关论著本身而言，近代以来著作多矣，依笔者之所见择其要者大致如次：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Leonard A. Lyall and King Chien-kün Title: The Chung-yung; or, The centre, the common, Publisher: London, New York （etc.）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27.梁启超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书智书局1929年版；杨荣国著《中国古代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吕振羽著《中国政治思想史》，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版；张岱年著《中国哲学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侯外庐等主编《中国思想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任继愈著《中国哲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吴怡著《中庸诚字的研究》，台湾（台北）华冈书城1974年版；宋天正注译、杨亮功校订《中庸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陈满铭著《中庸思想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80年版；萧公权著《中国政治思想史》，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版；张岂之著《中国思想史》，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蔡尚思著《孔子思想体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童书业著《先秦七子思想研究》，济南：齐鲁书社1982年版；罗光著《中国哲学思想史先秦篇》，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版；刘泽华著《先秦政治思想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康有为著、楼宇烈整理《孟子微礼运注中庸注》，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金景芳、吕绍纲合著《周易集解》，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张岂之著《中国儒学思想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钱逊著《先秦儒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徐超今译、何百华英译《中庸：汉英对照本/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载《孔子文化大全》，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92年版；宋赵顺孙纂疏、黄珅整理《中庸纂疏》，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杨向奎著《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谭宇权著《中庸哲学研究》，台湾（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版；赵俪生著《赵俪生史学论著自选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金景芳著《<周易·系辞传>新编详解》，沈阳：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吴龙辉著《原始儒家考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葛兆光著《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刘周堂著《前期儒家文化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杜维明著、段德智译《论儒学的宗教性：对《中庸》的现代诠释》，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沈文倬《宗周礼乐文明考论》，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邹昌林著《中国礼文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陈科华著《儒家中庸之道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丁四新著《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上海：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David L. Hall and Roger T. Ames: Focusing the familiar : a translation and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Zhongyong. Publisher: Honolulu :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1.刘成纪著《中庸的理想》，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董根洪著《儒家中和哲学通论》，济南：齐鲁书社2001年版；郭沂著《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杨祖汉著《中庸义理疏解》，台北：鹅湖出版社2002年版；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蒋庆著《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陈明著《儒者之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徐儒宗著《中庸论》，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子程子曰》，王云五编万有文库2集700种，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页。 [4] 叶秀山《试读<<中庸>》，《中国哲学史》2000年第3期。另外，张岂之在讲演《<<四书>的文化意义》中也认为：“佛教有佛性，那儒家有一个什么呢？儒家就有一个中庸、中行、中正，将这些东西用不同的词来表述，讲了一个道理，就是诚，诚心诚意的诚。诚者知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什么是诚呢？按照自然规律运行，人按照规矩办事，不能随心所欲，我就强调这个。人要讲诚信，不欺人不自欺，自尊、自信、自爱，人不但要爱人，而且要爱万物。[5] “执中”即不偏不倚之道。《论语·尧曰》：“允执厥中。”（（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535页）刘宝楠正义：“执中者，谓执中道用之。”（（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535页）《礼记·中庸》：“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626页）郑玄注：“两端，过与不及也。用其中于民，贤与不肖皆能行之也。”（《礼记·中庸》，（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626页）[6] “中行”即行为合乎中庸之道的人。《论语·子路》：“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论语·子路》，（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508页）清姚鼐《方侍庐先生墓志铭》：“先生默默，独守中行。”[7] “中节”即守节秉义，中正不变，合乎礼义法度。《周易·蹇》：“《象》曰：大蹇，朋来，以中节也。”（（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2页）孔颖达疏：“得位居中，不易其节，故致朋来，故云以中节也。”（（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2页）《后汉书·虞延传》：“﹝富宗﹞性奢靡，车服器物，多不中节。”（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51页）（明）黄绾《明道篇》卷一：“行之于身，无不中节，谓之道。”[8] “中用”即合用有用。《诗·小雅·白华》“白华菅兮”汉郑玄笺：“白华于野已沤，名之为菅，菅柔忍中用矣。”（汉）桓宽《盐铁论·散不足》：“古者衣服不中制，器械不中用，不粥于市。”[9] “中立”即中正独立。《礼记·中庸》：“中立而不倚，强哉矫。”（《礼记·中庸》，（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626页）孔颖达疏：“中正独立，而不偏倚，志意强哉，形貌矫然。”（《礼记·中庸》，（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626页）（唐）白居易《养竹记》：“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见其性，则思中立不倚者。”（《古今事文类聚后集》卷2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明）徐霖《绣襦记·汧国流馨》：“尔李氏狎邪而白坚贞之志，波靡而励中立之行，是则尤人所难者也。”（《六十种曲评注》，长春：吉林人民2001年版，第274页）[10] 李宗桂等著《中华民族精神概论》，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11]“中和”实际上成为“中庸之道”的内在表征，只有“致中和”天地万物才能各得其所生机勃勃，处于中正平和的和谐之境。《荀子·王制》：“公平者，职之衡也；中和者，听之绳也。”杨倞注：“中和谓宽猛得中也。”(《诸子集成》2，第96页)（唐）权德舆《奉和圣制中春麟德殿会百僚观新乐》：“大乐本天地，中和序人伦。”[12] 《荀子·儒效》，《诸子集成》2，第79—80页。[13] 《汉书·元帝纪》，第277页。[14]（宋）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臣光曰》，（元）胡三省音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881页。[15] 参郝侠君等主编《中西五百年比较》，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16] 参（英）安东尼·派格登著《西方帝国简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17] 参周大鸣、秦红增著《中国文化精神》，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18] 纪云华、杨纪国主编《中国文化简史》，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19] 《中庸》在三百多年前就翻译到了西方，在西方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667－1669年，《中庸》的中文－拉丁文对照译本完成，书名为Sinarum scientia politico-moralis，译者署名殷铎泽。1687年，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编辑出版于巴黎的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该书翻译《大学》、《中庸》、《论语》，中文书名为《西文四书直解》。[20] 参（法）雅克·布罗斯著《发现中国》，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版。[21] 参赛义德著《东方学》，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22] 参徐行言主编《中西文化比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中庸》是儒家的经典著作之一，在“四书”中占据重要地位。《中庸》以道德本体为基础，以道德主体为核心，阐述了作为一出生即秉承天命之性的人如何在宇宙、自然与社会的法则中遵循“中庸之道”的理论体系。它从本体论、主体论、伦理政治论、宇宙论等角度在儒家思想体系中打开了哲学的向度，从而把儒家思想提升到一个新高度。本文拟从《中庸》概述与儒家修身的角度对其作一浅读，初步阐述中庸之道所包涵的人文精神与实学方法。以此，仅作为笔者进一步学习《中庸》的“基石”。 儒学史上，在有“四书”之前，《中庸》原为西汉戴圣所编《礼记》四十九篇中的一篇。唐代孔颖达奉敕修《礼记正义》，序定《中庸》，编为两卷。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开始推崇《大学》与《中庸》。北宋程颢、程颐倡导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为一体，并将《中庸》分为三十六章。南宋朱熹继承、发挥二程的观点，把它们四者放在一起，加以注解，花了四十年功夫著成《四书章句集注》。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四书章句集注》刊刻于福建漳州，此书的撰著刊行是儒学新形态——理学形成的重要标志。《中庸》被正式列入“四书”之中，在儒学史上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学界一般认为，子思作《中庸》。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子思，年六十二，尝困于宋，作《中庸》。”东汉郑玄也认为子思作《中庸》，《礼记正义》引“郑目录”载：“《中庸》者……，孔子之孙子思伋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孔丛子》记载：“子思曰：‘文王困于羑里，作《周易》;祖君困于陈、蔡，作《春秋》。吾困于宋，可无作乎?’于是撰《中庸》四十九篇。”《隋书·音乐志》引沈约曰：“《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子思受教于孔子的高足曾参，孔子的思想由曾参传给子思，子思的门人再传孟子，荀子把子思、孟子并称为“思孟学派”。子思上承曾参，下启孟子;上承孔子中庸之学，下开孟子心性之论;在孔孟“道统”的传承中占有重要地位。 《中庸》是《四书》中意义最深奥的。北宋理学家程颐把《中庸》奉为“孔门传授心法”。朱熹在《中庸章句》中引用程颐的观点，说：“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清代王夫之认为《中庸》是“圣学传心入德之要典”。他说：“《中庸》、《大学》自程子择之《礼记》之中，以为圣学传心入德之要典迄于今，学宫之教、取士之科，与言道者之所宗，虽有曲学邪说，莫能违也。则其为万世不易之常道，允矣。”(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王夫之儒学复兴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另外，从朱熹规定的读“四书”的顺序也可以看出《中庸》在“四书”中的地位。他说：“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朱子语类》卷一四)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先生认为，“四书”体现了儒家的人文精神，其中，《大学》讲成德之教，《论语》讲己立立人，《孟子》讲士的自觉，而《中庸》则讲终极关怀。杜维明先生从四个方面来理解儒家的人文精神，即个人与良心的整合，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人心与天地之道的相辅相成。无疑，《中庸》理论具有其中最高的精神境界。 关于“中庸”的基本涵义，《说文解字》云：“中，从口、从|，上下通”，“庸，用也，从庚从用;言用之更新而不穷。”中，即上下通达。庸，日用，更新;惟其日用更新，故用中，必为“时中”，随时而中。朱熹在《中庸章句》中引程颐之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并阐发为“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中、庸结合起来，上升到思想理论，《中庸》中高屋建瓴地提出“命——性——道——教”的命题，其中各因素相互沟通，形成了中国哲学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究天人之际”的学问，并凸显了“中庸”作为一种道德、一种方法、一门哲学的本体论高度。说它是一种道德，孔子早就提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中庸》)说它是一种方法，一门哲学，追其来源，可上寻到上古时期尧舜禹三位明君的思想。《论语·尧曰》记载尧传位舜时，说：“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尚书·大禹谟》有“十六字心传”：“道心惟微，人心惟危，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所以，《中庸》理论，“极高明而道中庸。” 《中庸》一书，朱熹划分为三十三章。其结构，根据程颐所说，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我们可以将它分为三大部分，即首章点明全书的主旨，末章是全书的总结，中间论述中庸之道的具体思想内容。另外，朱熹在《书<中庸>后》中说：“右《中庸》一篇，三十三章。其首章，子思推本先圣所传之意以立言，盖一篇之体要。而其下十章则引先圣所尝言者以明之也。至十二章又子思之言，而其下八章复以先圣之言明之也。二十一章以下至于卒章，则又皆子思言之，反复推说，互相发明，以尽所传之意者也。”这样，我们又可以根据朱熹所言，将《中庸》的中间部分，即第二章至第三十二章，再分为三部分;其中的第二章至第十一章为明道篇，第十二章至第二十章为行道篇，第二十一章至第三十二章为诚道篇。《中庸》中间部分的结构划分法被学术界称为“中庸三支”，这种分析方法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其脉络结构，更好地理解“中散为万事”的结构层次。 《中庸》是明道之学，写作目的决定了其性质。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说：“《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中庸》阐述了中国人信奉的天命率性之道、持中守正之道、素位守常之道、成己成物之道、明诚止善之道等。以下，着眼于儒家君子修身观，笔者就《中庸》中几个主要问题作一粗浅解读。 首先，关于《中庸》中“命、性、道、教”的含义及其关系。儒家主张天人合一，天与人是一体的，“天命者，天所赋之正理也。”(朱熹《论语集注·季氏》)天，不仅化育万物，而且把其正理赋予了万物，所以每一个个体生命在出生时就被赋予了天理，天理体现在每个人身上就是“性”。“率性之谓道”，“率性”的意思并不是任由本性为所欲为，而是说，人们依照着天所赋予的正理行事就叫做“道”。虽然上天赋予人们的“性”是相同的，但是每个人所接受上天赋予“性”的情况不一样，所以会造成“过与不及”的现象，这样就需要“修”，通过“修道”，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使其完善。人之性，是上天所赋予的;道，是按照人的本性去做。教，教化，使道得以修明。性、道、教三者是密切联系的。但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是“道”，因为“道”是“性”的具体表现，而“教”是用来“修道”的，“教”是为“道”服务的。因而，《中庸》强调“道”是不可以须臾离开的。 其次，《中庸》论修道，也强调在“慎独”上下功夫。《中庸》中最有力量的箴言，“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这句话揭示了这样一种情况，当生活中出现一些与“道”相背离的细微萌芽，起初在隐蔽不为人所见的时候，有道德有修养的君子在这时候就会非常谨慎，常常能扪心自问，自觉阻遏这种萌芽的发展，以免使自己越来越偏离正道。比如，大家所知的“杨震四知”的故事，就是历史上君子“慎独”的典范。故事讲的是，东汉华阴人杨震，通晓经文，风雅清正，志存高远，人称“关西孔子”。他任荆州刺史时曾推荐当时的“贤人”王密做昌邑县县令。一次，杨震因公事路过昌邑县，晚上下榻于馆驿。王密听说杨震路过此地，趁夜深人静时怀揣十金前往馆驿相赠，以谢杨震“知遇之恩”。杨震拒而不受，王密急切地说：“此时深夜，无人知矣。”杨震生气，于是正声说：“岂可暗室亏心，举头三尺有神明，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谓无知?”“杨震四知”一时传为美谈，成为历史佳话。 第三，关于《中庸》中的“三达德”，《中庸》载：“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三达德，即通行天下的美德。儒家把“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并提，构成对知、仁、勇“三达德”的阐发。儒家所说的“知耻近乎勇”的“勇”，是勇于改过的勇气与行动。这里把羞耻和勇敢等同起来，意思是要提醒人们知道羞耻并勇于改过是一种值得推崇的君子品质。历史上有著名的知耻而后勇的典型故事，比如：战国时期廉颇欲羞辱蔺相如，争权夺名，被蔺相如的深明大义所感动，而“负荆请罪”。南宋岳飞牢记“靖康耻，犹未雪”，精忠报国，屡立汗功，名扬千古。清代蒲松龄考科举一直考到七十多岁，其间尽管受尽嘲笑，但是始终矢志不渝，励精图治，终著《聊斋》，流芳百世。 第四，《中庸》中“诚者”“诚之者”的含义与区别。《中庸》载：“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诚，是天道、天理的本来状态，其特点在于顺自然而不欺心，如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可见，天道的特点就在一个“诚”;圣人之道“源于性命之正”，与天理是一致的，不必思考和努力自然就能达到中道。诚之，人之道，即在圣人之外的凡俗之人，虽有天赋善性，但“生于行气之私”，表现为“气质禀赋不能齐”，所作所为不能真实无妄，不能与天赋本然之性相统一，如朱熹说，这就是“人事之当然也。”诚之，既然不能做到像圣人那样不必努力就能达到中道，那么作为凡俗之人，就一定要追求并坚守至善之德，然后使自己达到真实不乱的诚境。可见，人为地达到诚，需要一个学习实践的过程。怎样达到“诚”呢?《中庸》中说：“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即，首先择善，然后固执。 总之，《中庸》理论体系是由天道与人道的一体性，达到“中和”之道;由“中和”之道，达到人的自我完成的内在根据的“诚”;由“诚”的价值取向合外内之道，从而复归于“中和”之道的“天地参”。《中庸》作为一篇重要的儒家经典，包含了儒家先哲的洞见。它通过对道德本体论、道德主体论、伦理政治论、德性宇宙论的阐述，凸显了天道、人道、社会、宇宙，亦即通达形上形下的一概以道德为本的思想，从而为人类指出了一条恒常普遍而又平实切近的大中至正之道。遵循这条道，主体便可能不断提升自我，人类也便可能拥有一个和谐的世界。 《中庸》不仅提出了“中庸”作为最高道德的标准，而且还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一系列处理问题的哲学思考与中和方法，涉及到儒家学说的各个方面，所以，《中庸》被推崇为“实学”，被视为可供人们终身实用的经典。 中庸是上下通达的一门哲学。上下是立体的，哲学是智慧的，其内涵从不同的领域来看，则有不同的应用。首先，从宇宙空间角度看，天人之际的沟通，或者说天地人之间的相互贯通，就内涵在这个立体结构中，构成了人在这个总体境域中的背景，天人合一之道便从此中来定位与生发。其次，从涓涓的历史长河里看，以前的世代与以后的世代，如同河流的上游与下游，二者之间的贯通构成了生生不息的历史长河而代代相传。正是在不息的长河中，当下的人追述已逝的先祖、往圣，对其思想发扬光大，正如张载“四句教”所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正是不同时代的有识之士与往圣思想光芒交汇的精神实质，而我们之后的未来世代也是在这种沟通中被纳入亘古的历史长河。第三，从社会人际关系看，社会的中上层与下层的交流也构成了事物沟通的一个侧面。每个时代，都有其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创新与创造的形式与内容，其发展进步的繁荣、抑或衰退式微的景象便于每个时代的横断面上碰撞着交锋的火花，而在社会交往中“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不会缺少把握“度”的哲学。 在中庸之道的实用方面，我们需要注意摒弃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掌握中庸之道，要警戒、回避折中之嫌。孔子的中庸学讲的是适中、中正、中和、时中。适中，即掌握分寸;中正，即合乎规范;中和，即对比平衡;时中，即适时灵活。中庸之道就是折中主义吗?《新华词典》上解释，“折中主义”是把根本对立的立场、观点、理论等无原则地调和在一起。其基本特点是，或把矛盾的双方等同起来，不分主次，或把矛盾的双方调和起来，不分是非，不要斗争。而中庸并非是无原则的调和，而是在一定的原则下寻求矛盾各方的协调统一。中庸是讲原则的，而不是折中，更不是和稀泥。其次，掌握中庸之道，需反对生活中的“好好先生”。“好好先生”在生活和工作中，特别是在讲原则问题时只顾明哲保身，但求无过于己;爱栽花，不栽刺，时刻注意为自己开退路、留后路，说违心话，办违心事，该批评的不批评，该提醒的不提醒，该揭露的不揭露;前怕狼后怕虎，遇到矛盾绕道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好好先生”把原则、正义、良心统统抛在了脑后，其本质可想而知。“好好先生”多了，将会造成严重后果，其表现为：社会上的正气得不到发扬和扶持，歪风邪气得不到有效遏制，腐败分子为非作歹有机可乘，是非分明、主持正义者受孤立、冷落，等等。这样发展下去，社会是很危险的!因此，我们要坚决反对做“好好先生”!第三，掌握中庸之道，要反对“乡愿”。“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乡愿”的特征是，没有原则，没有是非，一味地讨好、巴结世人。孔子对无原则的“乡愿”深恶痛绝。 《中庸》倡导知行合一。从天理到人道，从理论到实践，主张“君子笃恭而天下平”，所以学习中庸之道，要掌握适当、平衡、和谐的原则与方法，提倡“君子温而不厉，威而不猛，恭而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周而不比”等君子之风;要掌握和而不同的原则与方法，将中和之道灵活地应用于建设家和万事兴的家庭、和衷共济的事业、和气生财的生意、政通人和的社会、协和万邦的外交、以及“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战争等各个领域。如此，才能将经典的绚烂之花开放在无名的质朴中，将高明的中庸之道开放在生活的寻常中。 《中庸》是儒家经典中极为重要的哲学著作。其内容会通天道与人道，阐明宇宙的法则、天地的准纲、人生的指归，升华儒家“修齐治平”的意义。中庸之道，从人心与宇宙的统一性出发，揭示人类心灵本有的澄净与博大，倡导每一位天赐本性的个体从中庸之道入手，自强不息，至诚不止，以达至与天地并立，并与之共博厚、共高明、共悠久的境界。《中庸》咏叹“洋洋峻极于天”的圣人至德，告诫人们“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宇宙根本法则，《中庸》对于人类的期望是厚重的，其思想价值影响深远。当前，我们需要将学到的圣贤之道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与复兴中华民族伟大的中国梦结合起来，与时代的文化创新和创造结合起来，与自己的生活学习结合起来，用先贤智慧充实头脑，引领生活，创造未来! (作者宋冬梅，孔子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