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临床医学中的医学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是人类为争取自身的存在、发展和自由，以真善美价值理念为核心，不断追求自身解放的一种自觉的文化精神、历史精神及人类共同的精神。人文精神提倡把人的地位、尊严、价值、权利及自由与发展放在首位加以关怀。医学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是人文关怀、人文思想和人文行为，具体体现为对生命和健康的长远关爱，用心去帮助人、抚慰人。因此加强医生的人文内涵，激发医生人文精神的展现是临床医疗实践的迫切要求。在医学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医学人文精神与临床医学都不可分割。因此，在科学和医疗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人文精神应当尽可能多地回归临床。1医学人文精神是医学的传统。

　　自古以来，医学就一直被认为是最具人文传统的一门学科，医生是最富含人情味的职业。在中国古代，医生被誉为“仁爱之士”行医治病、施药济人是悬壶济世，是施仁爱于他人。医学被称为“仁术”十分重视医疗实践的伦理价值，强调医疗活动以病人而不是以疾病为中心，在诊断治疗过程中贯穿尊重病人、关怀病人的思想，主张建立医患之间的合作关系等等。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开宗明义地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求含灵之苦……勿避险希、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1]在非典危机中、在汶川大地震中，这些宝贵的医学人文精神遗产在现代社会仍闪耀着骄人的光芒。当代中国医务工作者以自己的行动，实践了“大医精诚”的优良传统，奏响了中华民族昂扬向上、不屈不挠的时代最强音。他们无私无畏、顽强拼搏的精神，将永远为人民所铭记，为历史所铭记。

　　强调人体的整体性、人体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古代东西方医学思想的共同特征，古代医生在治病过程中并不囿于有病部位的治疗，而駐张机体的整体髓复。中国传统医学"天人合一，，的思想和整体观念，更是集中地反映了这一点。中医学非常重视人体本身的统一性、完整性及其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一是认为人体与自然界是密不可分的，自然界的变化随时影响着人体，人类在能动地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维持着正常的生命活动。二是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构獻体的各个誠部分之间在结构上不可分割，在功會吐相互协调、互为补充，在病理上则相互m这里当然也包含着人体与情志、人体脏器与情志之间的关系。情志，即“七情’、“五志”古人认为，人有五脏化五气，喜、怒、悲、忧、恐，叫作五志。七情即喜、怒、忧、思、悲、恐、惊。情志的改变可能使人发病，祖国医学早在2000多年前《黄帝内经》一书中就有详细记载。情志的变化也和脏腑密切关联，中医认为一定的脏腑由一定的情志所主。它们的关系是，心主喜、肝主怒、脾主思、肺主忧、肾主恐。过喜则伤心;过怒则伤肝;过思则伤脾;过忧则伤肺;过恐则伤肾。人又是一个有机整体，且五脏六腑相互縣、相互影响，故某1情志对某一脏的影响也不是绝对的，或者可以这样说，以本脏为主，同时也可能伤及他脏。因此，如果病人躯本上有不适，往往会导致精神上的问题，而精神上的问题往往会导致疾病的产生或加重，从而使人遭受躯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这种机体自身整体性和环境统一性的思想贯穿于中医的生理、病理、诊法、辨证、治疗等整个理论体系之中。所以，治病不仅应当注意有病部位，而且也应当关注整体上的反映，包括情志对脏腑，乃至对整个人体的影响，并注意对整体上的(包括对情志上的)调节。因为医生通过舒缓病人的精神压力和对其精神情志上的调节，将有益于疾病的治疗和康复。所以在竭力为病人寻求治疗和缓解疾病措施的同时，更注重X对待病人的态度和行为方式，通过对病人的同情、关心、安慰等人文关怀，给予病人情感的关照和疾病的治疗。

　　2医学人文精神是临床医学发展至今的应有之义医学的目的是诊断、治疗、预防和控制疾病，维持人的身体及心理健康。要实现这一点，就不仅要在个体、系统、器官、组织、细胞、分子等微观层面上，而且要从家庭、社会、生物界、地球等宏观环境上，去揭示和把握生命、健康、疾病、衰老、死亡等基本现象的本质和相互联系。临床医学的目的和对象具有人文取向性，因此，临床医学将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哲学的精神思维、文学的心灵情感、经济学的利益权衡、法学的权利维护和伦理学的道德培养等人文社会科学内容。医学的对象是人，是社会的人。因此，这就决定了医生不但要了解疾病，了解健康，了解患病的人，了解和认识社会，而且要做到正确了解疾病(医学知识)、人(人文知识)、社会(社会知识)之间的关系，这既是医学社会性、艺术性、知识性的体现，更是完整地把握疾病的必然要求。因此，重技术轻人文既不利于整体把握病情，也不利于对患者的治疗。所谓“见病不见人”是医之大忌。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在西方医学技术的影响下，我国医学界重技术轻人文的现象日益严重。此种现象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技术化，把病人只看作疾病的载体、医疗技术施与的对象，医患之间很少交流，对病人的体验毫不关心。二是商业化，把病人只看作消费的主体，导致医学边界无限扩张，医疗腐败现象屡见不鲜。这也从反面告诉我们:必须十分重视医学人文精神在医疗卫生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否则付出的代价将是沉重的。

　　目前，医学的发展己使医学人文精神的传统在临床医学中由迷失到被急切地呼唤到回归。一是医学发展使医学人文精神的传统在临床医学中产生迷失和断裂。20世纪，医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代化医院里装备了各种诊断仪器和设备:从X射线、心电图、电镜、内窥镜、示踪仪、超声诊断仪，到自动生化分析仪、CT扫描、正电子摄影(PET)、核磁共振成象(MRI)。凭借这些仪器设备，医生们能准确、动态、自动地诊断、分析疾病原因和机体的功能变化。肾透析机、心肺机、起搏器、人工脏器等在临床治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化学药物、器官移植、生殖技术、介入性治疗等提供了多种有效治疗手段。不断涌现的现代化诊断、治疗技术，将医生的注意力吸引到寻找致病原因、分析数据、发现细胞或分子的结构和功能变化上。而为了更准确、有效地诊治疾病，按疾病的不同位置或类型分类的临床专科和亚专科也纷纷建立，使病人越来越被简化为因机体的某一部位损伤或功能失常需要修理和更换零件的生命机器。医学专业化的发展同样也导致了医疗保健程序的分解，病人被分解为病因、病原、症状、体征等单个的词素，病人受疾病的痛苦也纷纷被转化为检验单上的数值和各类影像图片。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作为一个病人为病所代替，作为一个病人的整体，在现代医学诊疗过程中被逐渐消解了。医学中传统的人文精神在现代科学技术洪流的冲刷下发生了迷失和断裂，失去了往日的光彩。

　　而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技术上出现的至善主义，使医学发生了异化现象。这就是诊断治疗的机械化、自动化、计算机化使医生远离病人的非技术接触，导致医疗程序的非人格化、装配线化、超市化。不断更新的诊疗技术导致医生花费更多的时间研究技术、追逐结果，而不是在病人床边聆听病人的陈述和増加与病人交谈，医生更加愿意关注的是躯体问题而不是病人的情感。疾病被看作是细胞或分子结构和功能的异常，死亡被看作是分子的瓦解。在提高效率的名义下，给予个体病人的时间被压缩到最少。面对候诊室外排满的病人，医务人员精疲力竭，即使主观上有强烈愿望也没有多少时间给患者以人文关怀。随着医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形成的“技术至善论”又将人们锁定在医学的幻想中：即人类可以消除一切病痛、人的所有器官都象机器的零件一样损坏后可以更换。但在具体的医疗实践中却出现了医学发展本身未料到的后果：出现了以药物保障健康的现代迷信;医源性和药源性疾病的増加;临床医学昂贵的治疗挽救了某些危重病人的生命，但并不能根本解决其健康问题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医学的异化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专科化消解了整体性的人，技术化忽略了人的心理，市场化漠视人的情感，，的现象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批评。

　　二是医学的发展与临床医学的急切呼唤和人文精神的回归。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们开始不再盲目乐观地为医学技术的成功而摇旗呐喊。人们开始关注因高技术应用带来的稀有卫生资源分配的公正与否问题;开始担忧试管婴儿、脑死亡标准产生的负面效应，对医疗保健非人格化倾向表示不满;开始对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的发展持谨慎态度，并对其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出现恐惧。于是医学界和社会上的有识之士急切地呼唤医学需要新的转向，需要重新定义医学的目的，需要人文精神的回归。而20世纪70年代后期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的产生，充分地显示出医学己开始出现新的转向，即从在生物学因素方面探寻疾病的原因和治疗的倾向，向立体化、网络化、多维度地审视健康和疾病问题转向。医学界涌动着回归人、回归社会、回归人文的思潮，强调医学的目的是以人为本，医学不仅只是对疾病的治疗(cure)，而且更需要对病人的人文关怀和照料(care)。1988年8月，世界医学教育会议通过的《爱丁堡宣言》明确指出：“病人理应指望把医生培养成为一个专心的倾听者、仔细的观察者、敏锐的交谈者和有效的临床医生，而不再满足于仅仅治疗某些疾病。”3临床医学要切实重视和彰显医学人文精医学技术是既能造福人类，也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