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中搜闻》视域中的中国医学

　　〈印中搜闻》(Indo-Chinese Gleaner)是近代 第一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与其同事米怜（William Milne)于1817年在马六 甲创办的季刊，1822年停刊，一共刊行了 20期。 其所刊登的系列中医研究文章为当时的欧洲学者重 新了解中国医学开启了一扇窗户。目前对《印中搜 闻》的研究比较薄弱，主要有：吴义雄⑴研究《印 中搜闻》与19世纪前期的中西文化交流，谭树 林[2]以《印支搜闻》为中心，研究近代来华基督 教传教士所创的中外文期刊之影响，刘美华™探讨 《印中搜闻》视域中的中国社会信仰和习俗，以及 卞浩宇[4]探讨《印中搜闻》对近代西方汉学发展的 影响。现有研究均未关注该刊对中国医学的研究。 本研究拟对该刊研究中医的背景、目的、意义以及 西人对中医的态度等问题作初步探讨。

　　1《印中搜闻》及其研究中医的缘起 

    1.1《印中搜闻》的创办1807年马礼逊来华传 教，因当时清政府实行禁教，不准传教士进入内 地，传教工作遇到了很大困难。马礼逊和米怜在认 真讨论了当时中国的传教状况后，决定在东南亚某 个“欧洲新教国家政府的管辖下且靠近中国的地 方”建立一个传教据点[5]，为对华传教做准备，这 个地点最终选择了南洋的马六甲。他们主要的工作 是通过印刷基督教书籍和报刊来宣传福音，马礼逊 在给伦敦会（London Mission Society)工作报告中 提到要出版一些中英文期刊，之后便由米怜在 1815年和1817年分别创办了中文月刊《察世俗每 月统记传》和英文季刊《印中搜闻》。《印中搜闻》 刊登中国、印度、东南亚等地区的各种消息，以及 对这些地区的历史、语言、宗教、文化、气候、医 药等方面的研究性文章，其中以对中国的报道和研 究为主。

　　1.2《印中搜闻》研究中医的缘起起初《印中 搜闻》对中国的报道并未涉及医学内容，其对中国 医学的关注缘于一次偶然机会。当时爱丁堡大学校 长贝尔博士（Dr. Beard)正计划从社会学的角度搜 集世界各地普通百姓的生活资料，而英国伦敦赫奇 尼（Hackey)园艺公司欲探求全球野生植物分布的 情况，他们便委托马礼逊调査中国的情况，内容包 括中国百姓的生活习俗、疾病分类、治疗方法以及 中草药的使用及鉴别等[«。因马礼逊忙于编写《华 英字典》，便将贝尔博士的任务委托给东印度公司 医生李文斯顿（John Livingstone)。1820年，马礼 逊和李文斯顿合作在澳门开设一家诊所，同时聘请 了一名李姓的著名中医和一名药剂员相助应诊和为 他们介绍中医药知识。在这之前，马礼逊“由于急 切地想要寻找关于中国人的疾病和治疗方面的记录信息，在人口稠密且非常繁华的广州城里购买了所 有能找到的中国医书，总共800多卷”m。当时李 文斯顿“在澳门居住已有12年，有机会接触和观 察一些重要的病例”[«，因而很快完成了报告，并 刊登在《印中搜闻》上，不过他说在文章里不太适 合讨论专业性的内容，仅限于呈现他所观察到的 情况[8]。

　　马礼逊和李文斯顿因此对中医药产生极大兴 趣，而且他们亲眼看到澳门诊所的那位李姓中医治 好了许多患者[8]，两人均认为“在对中医作出正确 的评估，并对中医的技术给予准确的解释之前，有 必要调査中医药系统，去诊所对中医药的疗效作长 期仔细的观察”[8]。自1820年起，李文斯顿在〈〈印 中搜闻》上连续发表了3篇关于中国医学的文章， 分别是《中国医学的历史》（在第14~18期连载， 依次介绍医史人物与著作、基础理论、治则、药物 4个方面的内容）、《中医对特殊疾病的治疗》（第 15期）和《中国脉学》（第17期），以期让西方 更多地关注和研究中国医学。

　　2《印中搜闻》对中医的评介

    2.1对中医历史的评介李文斯顿认为“远在两 千年前，中国人就精通医药学，要比西方任何国家 早得多”[8]，因此在《印中搜闻》上他首先介绍的 就是中国医学的历史。他指出在中国医术被称作 “仁术”，大医精诚，良医的地位可与良相相媲美。 他或详或简依次介绍了上古至金元时期的神农、黄 帝、岐伯、长桑君（扁鹊之师，李文斯顿误认为是 仓公）、扁鹊、华佗、淳于意、王叔和、陈桂、许 胤宗以及“四大家”张仲景、刘守真、李东垣、朱 丹溪等13位中医名家的事迹。李文斯顿还援引李 中梓《医宗必读》的观点介绍“四大家”的治病用 药特点：张仲景偏于峻重，刘守真偏于苦寒、李东 垣偏于升补、朱丹溪偏于清降。值得注意的是，李 文斯顿对中医的认识相当一部分来源于李中梓的著 作，可能他阅读过这些著作。明清两代亦有众多名 医，不过李文斯顿并没有介绍，仅是列举出两种他 认为值得特别注意的医书：吴谦等编纂的《医宗金 鉴》和蔡宗玉的《医书汇参辑成》。

　　因与西方现代解剖学有相似度和可比性，李文 斯顿对中医外科尤感兴趣，他讲述了华佗为关羽刮 骨疗伤、为景王割眼瞳去疾（事见沈约《宋书》） 的故事，并称华佗是用现代方式阉割猪和家禽的第 —人。他还介绍了一位生活在六世纪的医家陈桂， 据说他曾剖开患者的腹部，割除发病的内脏后缝 合，用1个月的时间治好了患者。在手术之前，他 给患者服用麻沸散。

　　李文斯顿一方面对中医悠久的历史和成就感到 钦佩，另一方面却为中医的停滞不前感到遗憾，他 指出：“时至今日，中医药却未见有多少改进，且 有一大堆类似于欧洲的占星医术一样的错误极端荒 谬地滋长蔓延，并造成各科医术的倒退”。但他又 认为：“这许多错误在精明的中医师手中，并没有 阻碍中医中药的有效使用”[8]。

　　2.2对中医理论的评介对于中医理论，李文斯 顿重点介绍了中医的阴阳五行理论，如太极衍生阴 阳、阴阳平衡、阴阳相互吸引与排斥、五行生克以 及五行配五脏、五味、五色等。他认为阴阳相互吸 引与排斥的特征乍一看像古罗马名医阿斯克莱比亚 德（Asclepiade)的物质运动论，但实际上与希波 克拉底（Hbpcrates)的理论更为相似。对于“中 医这套非常对称完美”但有“很多类比内容”的理 论系统，李文斯顿提出了质疑，认为它“缺乏真理 的基础”，并提出“如何证明这套理论，而它与古 代或现代西方的医学理论有怎样的联系和不同”这 样的问题[9 ]。显然这不仅是李文斯顿个人的疑惑， 同时也是他提出给欧洲学者思考的问题。

　　2.3对中医四诊的评介李文斯顿介绍了李中梓 《士材三书》中望闻问切四诊方法：首先观察患者 的面色，接着听患者的声音，然后询问其病源一 是否由于七情受伤，或饮食过度，或房事不节，最 后是切脉。他非常认同这种诊病方法和逻辑，认为 其“既综合而又简明”，批评了那些认为中医仅是 凭把脉和私下问一些问题就假装了解患者一切症状 的欧洲人的观点[1°]。

　　李文斯顿认为中医脉学有其独到之处，将其介 绍给欧洲的学者很必要。他在《中国脉学》一文 中，共列举了人体的24种脉象及辨证指标，依次 是：浮脉、沉脉、迟脉、数脉、滑脉、涩脉、实 脉、芤脉、革脉、代脉、紧脉、缓脉、洪脉、细 脉、牢脉、短脉、代脉、动脉、伏脉、促脉、长 脉、弱脉、弦脉和结脉。虽然李文斯顿没有指出这 24种脉象的文献来源，但通过他对这24种脉象的 描述，可以确定其出自李中梓的《诊家正眼》。例 如浮脉，《诊家正眼》曰：“寸浮伤风，头疼鼻塞。 左关浮者，风在中焦；右关浮者，风痰在膈。尺部 得之，下焦风热，小便不利，大便秘涩”[11]，李文 斯顿的描述则是：“右寸浮，揭示有风、头痛和鼻 塞；左寸浮，揭示中背部有风；右关浮，揭示膈中 有风痰；左右尺浮，揭示下背部有风，小便不利， 便秘”[12]。两者的脉症描述基本相同，只是部分翻 译不准确，如将中焦译为中背部，下焦译为下背 部，甚至存在谬误，如将“寸浮”误作“右寸浮”， “左关浮”误作“左寸浮”。李中梓的《诊家正眼》 将脉象分为28种，还有4种脉象一散脉、疾脉、 缓脉和濡脉一是李文斯顿没有介绍的，而且李文斯顿并未对这24种脉象及辨证指标作出具体评价。 他一方面希望欧洲潜心学术的人能够关注并研究中 国脉学这种神奇的技术，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国人 ‘‘只满意血液循环的事实，而没有努力地去解释 它”，“直到现在，我相信他们还没了解血液循环 的真正方式，以及输送血液的这些动静脉的管道结 构”m。这表明包括李文斯顿自己在内的欧洲学术 界尽管已熟悉血液循环的路线及血管的解剖形态， 但并不了解中医对于脉搏跳动规律及内在机制的理 论。

　　2.4对中药的评介李文斯顿对中国的草药进行 过长期观察，他看到“在广州和澳门的街道上和市 场里，有许多新鲜或者晒干的植物被当做药品出 售，这些草药品种从未被欧洲的药典收录。听说这 些中草药的需求量相当可观”，“不知道这些中草 药是否也能减轻欧洲人的病痛”。澳门诊所建立 之后，配备有中药房，李医生和那位药剂员以及一 位通晓中药的行家，经常为他和马礼逊介绍各种中 药的性能。他注意到广州中药店里常用的中药约有 300种，但李医生告诉他大约只有30种是临床上 必备的药™。

　　李文斯顿在《印中搜闻》主要介绍的是玄明 粉、竹黄（天竺黄）、竹沥、水银、轻粉和砒石等 药物。他惊讶于中国早在《神农本草经》中就记载 了玄明粉的制作方法一朴硝炼饵（即进行脱水）, 而西方所谓的芒硝（salt of glauber)直至1646年 才由格劳柏（Glauber)发明。玄明粉的出现，表 明中国在药物化学领域的发展要比欧洲早得多，可 他读过〈〈大英百科全书〉〉后却称：“中国的医书中 没有医学任何一个分支学科的知识，只有大量植物 的名称，，_，显示出欧洲人在中国医学面前的极度 自满，而这种自满源于缺乏足够的了解和片面的认 识。对此李文斯顿批评道：“没有一个欧洲人敢凭 良心说他充分了解中国医学”，他甚至告诫在爱丁 堡医科大学给学生上课的格雷格利（Gregory)医 生不要再自欺欺人，年轻的医学生们或者格雷格利 医生应该到中国核实_下[13]。

　　2.5对疾病谱及中医治疗性病与麻风的观察李 文斯顿的文章大致描述了近代澳门地区疾病流行的 谱系结构。他指出：“来诊所治疗的中国病人，大 约有一半是慢性的胃病、胸部疾病以及肠病，还有 极少数的慢性风湿病。还有大量的急性病，我们的 中医师统称为伤寒。这些疾病的发生，是因在出汗 的情况下，感受三月的冷瘴或潮湿的空气所致，一 年中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类型，我仅能列举的症状 有发冷发热、连续高烧、痢疾、间歇性和弛张热， 以及风湿病等”[8]。

　　他观察到中国医师对性病和麻风病患者不友 好，他们的治疗行为体现出道德取向。性病因与个 人不良生活习气有关，加之会传染，一般中医不会 接诊这样的患者。性病患者往往只能去找街头学过 一点外科知识的剃头郎中治疗，而他们治疗的方法 是用水银、朱砂和砷等混合而成的“三仙丹”给患 者涂抹外部患处。广东是麻风病的高发区，因麻风 病严重摧残患者的身体，且具有传染性，麻风患者 多受世人歧视，为家庭及社会所遗弃，以乞讨为 生，有的患者强乞强要，甚至偷盗抢劫，影响恶 劣，因此中医大夫对麻风患者亦拒绝诊治。李文斯 顿发现李医生“非常厌恶麻风病人，并拒绝治疗。 有好几次我看到他是如何对待那些可怜的麻风病人 的。当马礼逊博士告诫他时，他总是借口如果他接 触麻风病人会被传染，别人也不会来诊所看病了。 我认为要他改变这种无理的行为是非常困难的”[8]。

　　从医学的角度看，当时西方对于性病和麻风并 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中国医师的治疗用药可作为 西方的参考。而从基督教博爱的角度看，麻风患者 的身体和灵魂都不洁净，契合基督教“治疗身体， 拯救灵魂”的理念，因此麻风成为后来来华医学传 教士重点关注的疾病。

　　综上所述，李文斯顿对中国医学的历史、理 论、医术和中药等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既有惊讶赞 叹和质疑，也有客观评价，但总的来说，他的姿态 是居高临下的。他说：“我并不期待从中国医药知 识当中能够发现重要而有用的东西，因为天才培根 已开启了实验科学的大门，欧洲人的头脑所掌握知 识在精确度和广度方面已超越了以往”[7]。而后来 的某些医药传教士则在这条道路上越行越远，片面 地认为中医是落后的，提出了言辞激烈的批评，更 有甚者如合信(Benjamin Hobson)完全否定中医， 要用西医系统取而代之。

　　3《印中搜闻》在中西医文化交流方面的影 响和意义

    17、18世纪的耶稣传教士对中医的西传做出 了重大贡献，他们传播译介的中医文献是西方了解 中医的重要材料。自从康熙禁教，西方了解中医的 渠道被封闭，直到《印中搜闻〉刊发一系列研究中 医的文章，才又重新打通了这一渠道，特别是此前 研究中医的课题从未置于英国公众面前，因此意义尤为重大。

　　马礼逊和李文斯顿研究中医最初是为了完成贝 尔博士委托的任务，但其后来所为远远超越了初 衷。《印中搜闻》成为马礼逊和李文斯顿向欧洲介 绍中国医学的媒介，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欧洲人对 中医的偏见。李文斯顿发表在《印中搜闻》上的调 查报告对之后来华的传教医师影响很大，“从郭雷 枢（ge)到伯驾（Peter Parker)都选择 以眼科为主要的治疗对象，无疑是遵循了李文斯顿 调查的结论”374，李文斯顿被马伯英誉为“第一个 谋求与中医合作的西方医生”[6]375，而澳门诊所被马 绍尔（Broomhall Marshall)称作是“基督教新教在 中国医疗传教的第一步”。西人早期在华开办的 诊所同时也是华人了解西医的一个窗口，新会的陈 定泰就是在郭雷枢和布拉德福德（J. H. Bradford) 在广州开办的诊所内了解了西方人体解剖图谱后， 才编写出《医谈传真》，成为近代中国中西医汇通 的先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