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学的构建高等院校的使命

　　我国医学源远流长，千百年中医学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重大贡献。随着近代以来西医学的引入及其两种医学的碰撞、交流，形成了我国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种医学体系并存，中西医并重的医学发展模式，为我们构建全新的医学范式一“中国医学”提供了实践基础。现行医学模式面临的发展困境，如中医学存在着中医思维弱化、中医临床退化等;西医学表现的药物作用靶点过于单一、毒副作用大、治疗方案的无差别化等;中西医结合内涵、目标不清楚等等问题，促使我们从更高的层面、更开阔的视野去重新审视医学的发展道路，前瞻医学的发展趋势，思考医学的新范式，为“中国医学”的诞生确定了必要基础。与此同时，医学也承载着促进社会发展的历史使命，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发展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要求，为构建中国医学新范式，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一、中国医学范式的构建是医学发展的历史必然医学，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在人类与自然界长期的抗争过程中孕育诞生。公元前5世纪前后，《黄帝内经》与《希波克拉底文集》构建的东西方生命之学，成为中西医学发展史上两座不朽的丰碑。公元2世纪，中国和西方几乎同时降生了两位医学巨人：张仲景与盖伦。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以整体观念、辨证论治为原则，确立了理法方药系统的中医辨证体系;盖伦以解剖生理、观察实验为基础，著出堪称系统的百科全书，发端了分析还原的西方实验医学科技方法。中西方开辟了医学发展的不同路径。随着地理大发现，特别是在西方殖民扩张的挟裹下，西方医学作为强势文化的一部分进入中国，开始了中西医学交流史。

　　1.中西医汇通：“折衷归于一是”的梦想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西学东渐，西医学开始大规模地进入中国，人们不得不思考中西医两种医学的关系。受当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改良主义思潮的影响，一些医家提出“中西医汇通”的主张，形成了“汇通派”。代表医家有唐容川、朱沛文、张锡纯、恽铁樵等。唐容川第一次明确提出“中西医汇通”口号;朱沛文著《中西脏腑图象合纂》，强调学习西医的解剖知识;张锡纯主张“衷中参西”，“采西人之所长，以补吾人之所短”;恽铁樵指出“中医而有演进之价值，必能吸收西医之长，与之化合，以产生新中医”。“汇通派”站在中医的立场上，从不同角度探索沟通中西医学的途径，比较两种医学体系的异同与优劣，并在比较与汇通中维护中医学理论，希冀通过“折衷归于一是”，保存和发展中医学。由于时代局限，汇通派没有、也不可能寻找到一条中西医学“汇通”的有效途径，但是其首次鲜明地提出了中西医学共同发展的新方向。

　　2.中医科学化：“整理中医”的单向尝试

　　20世纪20年代后，受“五四”运动的影响，“科学”观念深入人心，成为检验中国学术的唯一标尺，“中医科学化”思潮在中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下应运而生。丁福保最早提出“中医科学化”的口号，认为“沟通中西医应自中医科学化始，撷采彼长，以补吾短，适为保存国粹之唯一途径。”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还有何云鹤、陆渊雷、谭次仲、时逸人、施今墨等，他们主张借西方医学来整理中医，去除中医理论中的“玄理”，实现中医学的确切性和实证性。

　　中医科学化提出了科学整理中医的目标和任务，反映了工业化时期对医学发展方向的要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但是，其尝试简单地运用西医理论来“整理”中医的方法，显然具有狭隘性。同样，简单地用西医理论来整理中医学，也难免走入死胡同。

　　3.中西医结合：中西医的双向互动

　　新中国成立后，党与政府站在社会发展和保障人民健康的高度提出了“中西医并重”的口号。1956年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他认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这一指示明确了中国医学的发展方向，确定了中西医结合的道路。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中西医结合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如“病证结合”诊疗模式、“菌毒并治”防治方法、肿瘤治疗的中国模式等，均得到国际医学界的广泛认同。但是，中西医结合却面临着不容忽视的尴尬，即现行的中西医结合，主要停留在中西医治疗上的配合阶段，即中西医两法治病，只是一种低层次的结合，没有打破各自理论体系，发展为更高层次的医学模式。

　　2010年6月20日，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在南京中医药大学与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合办的中医孔子学院授牌仪式上说：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深入研究和科学总结中医药学对丰富世界医学事业、推进生命科学研究具有积极意义。这一讲话对于校正长期以来在中西医结合方面，以西医学为基准的方向有着战略性指导意义，也促进我们不得不站在历史的高度去审视中西医结合，去思考更高层次的中西医融合问题。

　　从“中西汇通”、“中医科学化”到“中西医结合”，形成了中西医相遇后大致的三个阶段，虽然各个阶段立场和侧重点不同，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历史诉求：那就是希望发挥两种医学体系的长处，并能够融通结合。尽管这种有机融合尚待时日，但这一历史逻辑的指向却是清晰的。随着医学的发展，更深程度、更高层次的融合已经成为可能，“中国医学”的诞生已呼之欲出。

　　二、现代科学搭建了孕育中国医学的温床

　　现代科学发展促进了医学发展，同时搭建了孕育中国医学的温床。随着纳米科学、生物技术、信息技术、认知科学等的迅速发展，医学必须高度重视这些学科的交叉渗透和融合，这是宏观文明和微观文明并进的一个突出的特点。现代科学的发展，为以宏观见长的中医学，与以微观见著的西医学的高度融合寻找到了契合点。

　　现代科技推进中西医理论“不谋而合”。由于中西医理论基础的差异，长期以来中医学理论被认为不“科学”，但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神秘”的中医理论揭开了面纱，呈现了中西医两种医学理论的“不谋而合”状态。如，细菌、病毒、寄生虫、支原体等病原微生物等理论印证了中医外邪致病理论;现代科学技术研究发现，情志的异常变化可以导致神经、体液的异常，内分泌紊乱和免疫功能的低下，从而科学地揭示了中医情志致病的理论;现代时间生物学、气象学、大气物理学、地理学的发展已提出了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气候的人群患病有不同的规律性，堪称是对中医五运六气学说的发展。

　　系统生命科学促进中西医疗法的“不期而遇”。“辨证论治”个性化诊疗是中医学的特色。近几十年以来，西医无差别化医疗模式遭遇湍流，以“单一疾病一单一靶标——以一概全”的观念正向个体化医疗转变，利用多种治疗药物，并将营养、心理和生活方式等因素考虑在治疗方案内，尤其有助于在一些慢性疾病的治疗上达到最佳效果。医疗实践上的这种转变需要以系统科学一系统生物

　　学为基础。旨在了解动态和非线性系统内的彼此相互独立的两者之间的联系及相关性，及其出现在某些组织水平的性能。这个系统概念与我们的中医学理论是相通的。因此最近几年，科学领域中出现一个新兴的“健康”概念，而长期以来这个概念都是以中国传统医学的健康理论为核心。随着基因组学、蛋白组学、代谢组学、草本组学在医学领域的应用，将进一步促进中西医“个性化”疗法的汇合。

　　现代科技推进中西药物研究“殊途同归”。中西不同的医学体系形成了不同的药物研发模式，并将其应用于医疗实践中。20世纪随着生理学、生物化学的快速发展，加速了中西药物研发模式的交叉。如中药砒霜(化学成分是三氧化二砷)的研究，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张亭栋教授和他的团队，以“以毒攻毒”的传统中医理论为指导，发明的用三氧化二砷注射液治疗白血病取得的成效让世界刮目相看。2000年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正式批准用砷剂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方案。另一个例证是获得2011年拉斯克-狄贝基临床医学研究奖的中国科学家屠吻吻，表彰她在青高素(artemisinin)的发现及其应用于治疗疟疾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来，青蒿素作为治疗疟疾的一线药物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其中大部分是生活在全球最贫困地区的儿童。三氧化二砷和青蒿素都是从中药中提取出来的，这两项工作用事实表明了中药的巨大潜力。他们在研究中所使用的都是现代科学方法。更为重要的是，这两项成就打开了药物研究的视野，促使更多的研究者从中医经典中寻找研究灵感，用现代科技方法使传统药物走向世界，造福人类。

　　三、中国医学范式的特征优势

　　所谓“中国医学”，即传承中医学精髓，中西两个医学体系交叉融合，体现现代科学发展水平与方向，具有世界推广价值的当代医学新范式。它以发挥中国传统医学整体观、个性化的优势为基点;在生命与疾病的认识思维、辨治模式、处方用药等方面集中西医学之大成，中西医相互融合协同的全新医学范式。

　　基于以上认识，中国医学的特征突出表现在融合与协同两个方面。融合：中医学的向内用功与西医学向外探索的融合;中医的自然观、生命观、健康观与西医学的科学观、人体观、疾病观融通;中医的生命时空变动之道与现代医学的人体结构功能之学融通;既具中国传统原创，又兼具国际现代融通。

　　协同即在方法论上，中医整体论与西医还原论的协同;在认知方式上，中医察同与西医察异的协同;在思维方式上，中医直觉思维和西医逻辑思维的协同;在研究方法上，中医主观经验和西医客观实验的协同;在诊疗方式上，中医辨机辨证与西医辨病辨症的协同;在治疗理念上，中医针对人的“调理”观与西医针对病的“修理”观的协同;在治疗方法上，整体与靶点的结合，体内过程与体外表征的观照，复方与单体的选择性运用协同。

　　中国医学为集中西医学大成的全新的医学体系，其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中国特色的原创性和先进性。中国科技自古领先于世界，进入近代以后却被西方甩到了后面。经过100多年的追赶，毋庸置疑，目前我国医学的整体水平仍落后于发达国家，具有原创性的科技成果更为罕见。但是，通过积极开发我国宝贵的具有原创性的中医学资源，以独特发展视角构建中国医学新范式，形成具有中国原创性的集成优势。可以在整体科技水平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情况下，医学率先取得领先地位。

　　理论的包容性与开放性。中国医学具有包容性与开放性的优势。它吸收了当前科学研究(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形成具有多元医学内容兼容并蓄的当代医学整体的知识论模式，符合人类医学发展趋势。其将构建一个融合传统与现代知识、技术和方法的创新平台，既可以在理论与方法上为当代医学与生命科学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视角，在生命科学发展的若千问题上取得新突破，同时反过来也使得传统的中医学能够焕发新的生命力。

　　临床疗效评价的全面性。中国医学的优势，体现在临床的高效上和对疗效评价的全面性上。比如扩大了诊断视野;用新的理论分析、揭示疾病的内在规律;将疾病发生、演变、转归同立法处方用药紧密相连;将生理、病理、医理和药理连贯思考等。将局部的病理变化和人体疾病过程的整体反应、动态变化相结合，两种理论融会贯通，对疾病认识更加细致，提供了早期治疗的机会，创造出新理论、新药物。并且对疗效的评价，将打破目前以单一指标为评价标准的局限性，建立更全面更科学的评价体系。

　　四、中医药高等院校的使命

　　引领中国医学的发展方向。在世界科技飞速发展的背景下，高校肩负起知识与科技创新，推动科技进步的历史重任。中国医学以传承中医学精髓为核心，融合中西医学为基础，为此，中医药高等院校应担负起引领中国医学发展方向的历史责任。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将细胞水平、分子水平、动物模型、临床研究等多层面的研究结果进行整合;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之下，产生出一批可以统摄、涵盖、交融两种医学思想和医学知识的术语，打破中医科研是单纯“以西解中”的局面，形成一批可以阐释中医、也可以阐释西医并且能够有效表达人体和疾病的复杂现象的新的术语群;将实体模型与唯象模型相结合，把中医的藏象研究与西医的解剖形态研究结合，促进医学新的发展;在药物研发上，研究具有多靶点优势的药物，开发出疗效高、毒副作用小的新药品种。

　　提升中国健康事业的水平。为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健康服务需求，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千意见》。为此，中医药高等院校应当充分发挥中国医学的特点，秉承中医药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的“治未病”理念，辨证施治的诊疗思想，药物及非药物千预等养生方法，融合西医学优势，不断提升维护健康、千预亚健康到疾病的防治能力与水平，从而提升中国健康事业的水平。

　　创新中医人才培养模式。中国医学是既具中国传统医学原创、又具国际现代医学融通的当代医学体系。新医学范式的出现必将带动人才培养模式的革命，同时创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又将有利于培养创新型人才，从而带动中国医学体系的不断丰富与完善。为此，中医药高等院校担当的首要使命就是创新中医人才培养模式，为中国医学培养合格人才。为此，我们既着眼于世界医学教育发展的前沿，充分借鉴现代医学教育模式的长处;又承继师承制教育模式的“合理内核”，将民族医药教育的优秀传统发扬光大，打造全新的中国医学教育模式，构建具有鲜明民族性的中国医学全球教育平台，促进中医医学教育模式现代性与传统性、全球性与本土性的有机结合。

　　总而言之，中国医学是一种有着深厚学科发展基础、光明前景的正在构建中的医学范式。它的构建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是孤立的，需要多学科的推动，需要管理、科研、临床、教育的大力协同。中国医学的构建，将是中国文化、中国科技对人类的重大贡献之一，将为中华民族复兴事业增光添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