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与印度传统医学的关系

　　中医学吸取了印度医学的部分内容，通过对两种医学有关内容比较，从理论、诊治、食疗、方药等等方面探寻两者的异同，阐明两者的关系，尤其是中医学受印度医学影响关系。

    中医学与印度医学、阿拉伯医学、古埃及医学、欧洲医学等等构成了世界传统医学。中国与印度互为毗邻，同为古老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早在南北朝时期，两国就互通来往，进行着商贸交易、文化交流，中医学在这样历史背景下，除了自身发展不断完善外，还吸收了部分印度传统医学的内容。印度传统医学包括阿输吠陀（Ayur-veda）、尤纳尼（Unani）西达(Siddha、瑜伽（Yoga）和自然疗法等5部分。传入我国且影响较大成为最具有代表性的印度医学是阿输吠陀，可以说只要一谈起印度医学，有熟悉相关知识的学者都会不经意地联想到阿输吠陀。“阿输吠陀”本为“生命科学”之意，其形成可以追溯到公元3000年以前，倡导理论体系核心内容“三体液”（体风素、胆汁素和黏液素）、“五大”（地性、水性、火性、风性、空间性）的平衡，远离疾病困苦，进一步达到肉体、精神、灵魂的幸福与充实状态，被认为既是一门医学体系，也代表了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阿输吠陀主要以草药治病，采用煎汤、煮散、熬膏等多种剂型。另外，印度佛教也有部分阿输吠陀认识魏晋时期随佛教传入中国，逐渐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其中包括中医学，后演变成一独立的医学，称为佛教医学。目前对于印度医学与中医学的关系研究相对较为片面。如陈氏认为，印度医学与中医学本质上属于不同的两种医学体系，实际上“国粹”中医学内有着许多印度医学的成分，同时也表示要研究中印医学文化的关系史，自然要对双方的传统医学都有所体认，故文中拟以阿输吠陀和佛教医学中与阿输吠陀相关的部分作为印度医学的代表与中医学进行一定的比较，找寻两者的相同（似）之处，探寻互相影响（尤其是印度医学对中医学的影响），阐述两者关系。

　　“天人合一”论相似

　　佛教医学认为人体自我与宇宙是统一体。佛教医学中的“百一”理论是其核心，认为宇宙间万物皆由地、水、火、风四大元素构成，任何一种元素出现异常现象，即可导致疾病的发生。四大不调可致四百四病，每大可致一百一病。尽管佛教医学限制了人体生病只有四百四十种，有点偏执和不科学，但是中医学却在天人合一及整体观念的基础上吸取了佛教中的“百一”理论，因为两者都既把人体视为构成自然界的要素，又把自然界当作人体致病的因素。两者都是属于唯物主义范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佛教的“百一”理论与中医学基础理论的整体观念息息相通，都是承认物质是第一性的朴素唯物论思想，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现象都不是永恒的，而是具有生、长、化、收、藏的属性。因而两者都具有天人合一的共同观点。孙思邈将这两种医学体系结合得较为紧密，《千金要方》明确记载：”地水火风，和合成人。凡四气合德，四神安和，一气不调，百一病生。

“四大”丰富五行观

　　印度医学认为人体健康依仗“四大”，即“地、水、火、风”的协调，四大一旦失调，人就会患病，“四大”成为印度医学病理生理观的基础，是导致人体患病的因素，是一切疾病的根源。中国佛经《佛说佛医经》中认为：“人身中本有四病，一者地，二者水，三者火，四者风。风增气起、火增热起、水增寒起、土增力盛。本从四病，起四百四病。”告诫人们要与自然相应，饮食、七情、外伤等因素可使人体致病的道理。南北朝陶弘景增补《肘后备急方，华阳隐居〈补阙肘后百一方〉》序云：“人用四大成身，一大辄有一百一病。”孙思邈在继承中华中医阴阳五行学说的基础上，融合了印度古医学“四大”理论的病理生理观，他在《千金要方》中写道：“火去则身冷，风止则气绝，水竭则无血，土散则身裂。然愚医不思脉道，反治其病，使脏中五行共相克切，如火炽然，重加其油，不可不慎。凡四气合德，四神安和；一气不调，百一病生；四神动作，四百四病，同时俱发。”他的医学思想丰富了中华中医药学的理论思想，使中华中医药学的理论体系进一步完善和巩固。王焘《外台秘要》曰：“身者，四大所成也。地水火风，阴阳气候，以成人身八尺。”《金匮玉函经》、《医门法律》等著作中都有“四大”的引文和论述。传统医家是在阴阳五行理论基础上吸取了佛教的“四大学说”，两者都是把“四大”或者五行视为构成人体的要素和发病的缘由。“四大”学说丰富和补充了中医学五行学说。

　　形间内异述病因

　　阿输吠陀著作《妙闻集》讲述：造成肉体性、精神性之苦者为疾病，此所谓“苦”中，有依内、依外、依天之三种，并变生七种“病”，即生殖力、胎育力、病素力、外伤力、时力、超自然力、自然力等因素引发的疾病。其中生殖力（因父母精液、经水之恶化的诸多癞病、痔疾等病）、胎育力（因母亲不养生而造成的破、盲、聋、哑、鼻音、侏儒等疾病）和病素力（因精神性苦恼等引起疾病）三种属于“依内苦”；外伤力（因偶然负伤、或弱者与强者争斗导致的外伤，或因武器而受伤与因猛兽而受伤害等疾病）属于“依外苦”；时力（指因寒暑风雨者，有顺应发作和不顺季节而发作的疾病之分0、超自然力(因恶咒、雷电者等引起的疾病）和自然力（因饥、渴、老、死、睡眠等病)属于“依天苦”。此“依内苦”、“依外苦”和“依天苦”构成的三“苦”相似于中医学的“千般疢难，不越三条”的病因，即与内因、外因和不内外因之分有雷同处，但在病因上两者是表面相同，内容有别，此分歧的存在主要与两种医学体系理论密切相关。正如廖氏所说，两种医学体系的三病因，在形式上相似，而理论基础却有所不同。

　　诊同法异遇升华

　　诊断方面，阿输吠陀主要考虑病人的年龄、居住环境、社会及文化背景及其体质等。诊断手段包括触摸、检查和交谈，主要借助观察疾病症状和征兆，具体方法是扪摸、切脉、舌苔、肤色，询问并观察眼睛、脸色和尿液，这与中医诊断中的望、闻、问、切四诊十分吻合,两者基本一致。

　　治法方面,中医学有开窍法、催吐法、泻下法、发汗法、补益法等，方法多样。在《佛说医喻经》中也主张治病用开窍、催吐、泻下、发汗等法，其医理完全符合中医理论。阿输吠陀最大特点也可以说理论和治法的手段所在之处，就是对病人首先“净身”，即是印度佛教“净口”、“净心”、“净意”、“净行”、“净业”以及“无漏”、“无垢”佛教孕育下产生的医学。有学者认为金元时期四大家之一的张从正治病以攻邪为主，主张汗、吐、下三法可治疗一切疾病，就是受到印度医学“净身”的影响。如《儒门事亲·汗下吐三法该尽治病诠十三》中云：“夫病之一物，非人身素有之也。或自外而入，或由内而生，皆邪气也。邪气加诸身，速攻之可也，速去之可也。”有学者认为已与吠陀医学同一口径，其临床治病手段，就是凭净身四法来应付。甚至有学者分析认为张子和巳不是传统中医一脉中人，而是效法印度吠陀医学的医生？。但是张氏也并非就是单纯的“印度”医生，其著作中运用中医理论和方药比比皆是，只不过对汗吐下三法善于归纳，较之其他医家更为显著，将印度医学与中医学合用较为紧密，可以说是对两种医学的结合运用进行了一定的升华。

　　未病先防倡食疗

　　《佛说医喻经》曰：“如世良医，知病识药，有其四种，如具足者，得名医王。何以为四？一者识其某病，应用其药；二者知病所起，随起用药；三者已生诸病，治令病出；四者断除病源，令不后生。”此种分类方法与中医上工、中工、下工之分相似，而且由此可知佛教医学与中医基础理论中“未病先防，已病防变”的治未病思想也息息相通。另外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记载有“天竺国按摩”十八势，并说明这是“婆罗门法”，是一套活动身体的自我按摩术，宋代张君房《云笈七签》和明朝高濂的《遵生八笺》都收载了此法，证实这一源于佛经的健身方法受到历代医家的重视。

　　饮食疗法在中印两国传统医学上都是以一年四季的气候变化规律和特点来调节人体对内外环境的适应能力，以求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二者均提倡“春捂”、夏季饮食清淡、“冬令进补”的保健法，遵循春季气候变化的自然规律，做到“春捂”，但中医学主张食补和药补，食补中又分为补阳和补阴，并强调药补应遵医嘱。印度传统医学阐述的药补与食补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

　　“万物皆药”全占验

　　孙思邈《千金翼方》曰：“有天竺大医耆婆云：‘天下物类，皆是灵药。万物之中，无一物而非药者，斯乃大医也。’……所以述录药名品，欲令学徒知无物之非药耳。”故见孙思邈接受了印度名医耆婆的“万物皆药”的观念。正是这种思想，导致其收集了民间或者外来药物如玉泉、玉屑、丹砂、空青等，其所著的《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所载的药物比唐代官修《新修本草》还多出680种，对后世本草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明代李时珍在其著作《本草纲目》中曰：“敝帷敝盖，圣人不遗，木屑竹头，贤者注意，无弃物也。”也同样是受到耆婆此思想的影响，提出天下无一物不可为药的观点。

　　无论是中医学还是印度医学均认为植物、动物和矿物都是治病的药物，如《千金要方》中载有的“耆婆万病丸”，也是来源于印度药方，包括牛黄、犀角、禹余粮、朱砂、川芎、当归、芍药等共计31味，中医学所用的药物来源更是丰富，在此不再赘述。中医学将印度医学传来的药方进行了一定的改变，以更加适应中国国情。如《千金翼方》“养老食疗第四”的“耆婆汤”包含酥、生姜、薤白、白蜜、油、椒、胡麻仁等，又名酥蜜汤。又如陈明《印度梵文医典〈医理精华〉研究》—书，是近年出版的有关印度阿输吠陀研究中具有相当深度和独特视角的一部优秀作品，书中举例了十多味如仙茅、肉豆蔻、阿魏、胡黄连、天竺黄、余甘子、诃梨勒等源于印度的药物，并与唐宋时期多种晚于《医理精华》出现的本草著作的药物功效和使用进行了一定对比，认为在唐宋著作中能找到《医理精华》使用的主要药物。例如属于吠陀时代药草仙茅，具有滋养神经系统，使人在日常生活中精力充沛，提高脑力和体力劳动的效率。而在中医著作中，如《海药本草》记载：生西域。梵云呼为阿输乾陀。……主风，补暖腰脚，清安五脏，强筋骨，消食。久服轻身，益颜色。……药似茅，故名仙茅。主丈夫七伤，明耳目，益筋力，填骨髓，益阳不倦。是唐朝开元元年（713年）由印度婆罗门僧进贡给唐明皇的，因其功效如同中国的人参，故又称为婆罗门参。其后的《证类本草》记载：仙茅，主新服冷气不能食，腰脚风冷挛痹不能行，丈夫虚劳，老人失溺，无子，益阳道。久服通神强记，助筋骨，益肌肤，长精神’明目。《证类本草》记载仙茅“有毒”‘《医理精华》并无记载’现代研究也证实了仙茅有毒是不成立的，印度医生注重该药增强精神、治疗忧郁症的效能，而中医还有待开发|171。可见仙茅传入到中国，《医理精华》中的功效与唐宋时期著作记载该药的功效有很多相同地方，正如吴氏认为，这些药物在唐宋本草著作中的功效记载和《医理精华》有相似之处，二者不同在于医学理论体系和哲学背景的影响。

  五味疗病汲药方

　　佛教医学主张“调五味以疗病”的观点与中医食疗学相关的理论是一致的。如《摩诃止观辅行》第三十二卷载：“酸味对肝脏有益，却会损脾脏；咸味对肾脏有益，却会损心脏；辛味对肺脏有益，却损肝脏；苦味对心脏有益，却损肺脏；甘味对脾脏有益，却损肾脏。”并认为调节“五味”就可以治病。佛教医学主张“调五味以疗病”的观点与中医食疗学相关的理论是一致的。例如《素问·至真要大论》曰：“夫五味人胃，各归所喜，故酸先人肝，苦先人心，甘先人脾，辛先人肺，咸先人肾，久而增气，物化之常也。气增而久，夭之由也。”《灵枢·五味》曰：“五禁，肝病禁辛，心病禁咸，脾病禁酸，肾病禁甘，肺病禁苦。”均论述了饮食五味对五脏生理病理的影响。中医食疗学认为，五脏组织与五味之间具有亲和性与排斥性。因此，各有所宜，也各有所忌。宜则五味调和，脏腑组织得益，真元阴精充沛，形体壮实，人得康泰；不宜则精气不足或衰败，疾病丛生，形体受损。

　　在部分中医著作中也吸取了印度医学的药方，如《千金翼方·卷第二十一·万病》中的列出了印度耆婆的“治恶病三，方十一首，论七首”，列出了阿魏雷丸散方、大白膏方、大黑膏方等，包括汤、膏、丸、散多种剂型，内服外用相结合。

　　以上从多方面就阿输吠陀与中医学的异同作了一定的阐述，可见印度医学对中医学的影响不小，对丰富中医学内容起到了积极作用。由于资料收集方面存在难度，内容尚显不足，希望以上所述能为以后继续研究中印医学关系提供一定的参考。

　　作者：杨鸿、周志彬、向劲松、杨蕻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四川，61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