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是否存在文化与自然视角的内在张力

　　摘 要:从萨林斯在《文化与实践理性》中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话可以看出,萨林斯认为马克思主义存在文化的和自然的两个环节,历史唯物主义代表着后一个环节,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自然化,这个环节限制了其担当宏大文化理论或历史哲学之责｡从更广泛的理论背景看,萨林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二重解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长期存在着的对“实践”的二重解读并行不悖,而他以人类学实践例证了那些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具有基础意义的问题;特别是,在他那里,马克思主义不再继续是当代人类学的潜在竞争对手,而一跃成为显性的,并且含蓄地成为以意义为基础的文化批评理论的同路人｡萨林斯从人类学背景出发为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提供了一个严肃而极富价值的案例｡

　　关键词:萨林斯;历史唯物主义;自然环节;文化环节
 
　　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dialogue between Sahlins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Culture and the Practice Reason, Sahlins held that Marxism consists of both cultural and natural links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represents the latter. For the naturalization in Marxism, its responsibility to be the grand cultural theory or historical philosophy is restricted. In broad sense, Sahlins′ du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s not contradictory to that of practice in the Marxist philosophy.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anthropology, Sahlins illustrated the basic problem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Marxist philosophy. In his opinion, Marxism is no longer the covert but the overt competitor of the anthropology in contemporary age, and implicitly becomes the companion of the cultural criticism theory which is based on signifying. Sahlins′ anthropology background provides a valuable and significant interpretation of Marxism.

　　Key words:Sahlin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natural link; cultural link
　　一､萨林斯与历史唯物主义对话的理论原因和基本逻辑
　　无论在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关系上存在着何种争论,文化或历史规律始终是它们共同的目标,所有争论都是围绕这一目标而展开的｡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与具有宏大抱负的马克思主义或隐或显地争论,亦是人类学理论中的普遍现象｡不过,像萨林斯那样留下一本专门与历史唯物主义直接对话的着作,在有影响的人类学家中却十分少见｡
　　那么,为什么萨林斯要把历史唯物主义提到如此显着的位置上来进行对话呢?在深层理论逻辑上,原因可能十分复杂,除了上述宏观的理论原因外,还涉及其师从莱斯利•怀特(北美文化唯物主义学派人类学理论的重要代表),以及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这是他1970年之后的主要理论依据,那些问题都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复杂的关系｡综观其理论历程,萨林斯经历了从进化论到结构主义再到综合论立场的显着变迁｡而在这一过程中,他逐步站到现代性批判和西方文明自我反思的基本立场上｡这一立场与马克思主义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如他所言,人类学的最高目标必定是与批判性的唯物主义相一致,这便是施米特对马克思主义的判断,“帮助人们脱出他们自制的尚未觉悟的经济决定论的牢笼”[1]2｡尽管在提出这个观点时,萨林斯尚没有实现这一目标,但是他明显地描述了一种试图超越西方传统二元论的综合性文化观｡
　　在《文化与实践理性》中,萨林斯直接强调自己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动机在于,由于马克思阐述的那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文化观在被搬来解释部落社会时存在着难题,他要研究这种难题的实质｡[1]1在他看来,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内部存在着文化和自然两个环节,因此,实质是通行的历史唯物主义屈从于功利实践论而并没有走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1]2
　　在第一个环节上,自然是一个文化范畴,即文化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中介性要素｡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与现代人类学是同道｡“从马克思的历史观中,民族学家会看到有一种意识,这种意识是从社会的结构中产生的,它是一个历史地给定的产物,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互动关系就是在这种意识中展开的｡”[1]172
　　第二个环节与第一个环节相反,历史唯物主义将那个中介因素视为“有效生产的理性､物质的逻辑”｡也就是说,马克思强调(特定的)客观物质条件对(特定)生产的作用,在这一种作用中,生产表现为社会自身逻辑的展开,人成为社会结构所产生的特定角色的承担者,如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在萨林斯看来,马克思把文化从生产中撇开了,这也是他不认同的地方｡
　　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环节,也是萨林斯认为的问题所在｡他追随哈贝马斯等人对马克思强调生产(劳动)忽视文化(交往)的做法进行批评,认为这样就把文化关系变成了自然关系,这正是形形色色的“实践论”所共享的秘诀｡它带来的结果是把一种文化(西方文化)变成了事物的本质,或者,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来说,这样就把资本主义自然化和永恒化了,而这恰恰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客观上,作为一名人类学家,尽管在使用“马克思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术语时与职业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家相比可能欠精确,但萨林斯比绝大多数论及马克思的学者更加严肃对待马克思｡①这是因为,他虽然无意介入职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之间有关青年和老年两个马克思的争论,但是慎重地对待了马克思文本内部的张力,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才能够批评“马克思主义者忽视了马克思本人”[1]51｡因此,在总体上,萨林斯关于两个环节的说法不乏文本的和逻辑的依据｡
　　不过,我们也看到,在萨林斯的解读中存在着多个难以协调的张力或没有展开的问题｡首先,是在总体姿态上,一方面,他采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评立场;另一方面,在多数时候采取了为马克思辩护的姿态｡例如他肯定马克思属于首先认识到物质活动中象征秩序的人(这一观点源自列维斯特劳斯),他强调马克思的观点不是功能主义的简化论,不是幼稚的感性唯物主义,也不是粗陋的唯经济论,他甚至把马克思理解为他所认为的民族学和社会人类学之文化论的先驱｡其次,他多次强调构成对马克思批评的正是马克思本人,但实际上并没有很好地解释这一点,因为形成对现代资本主义实质批判并能够为批判的人类学提供资源的,在马克思那里是由《资本论》实现的,但这恰恰发生在萨林斯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环节之中｡最后,如果说马克思在早期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论立场,那为什么又从文化环节转向了自然环节?对于这个问题萨林斯并没有合理地解释｡这些问题的存在,恰恰见证了萨林斯在《文化与实践理性》中对马克思的解读有需要进一步澄清和争论之处｡也正是从这些问题出发,我们才能够评判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和文化观是否真的如萨林斯断言的那样存在着内在的张力,同时理解他这种判断的实际理论意义｡
　　二､马克思主义是否存在着内在的张力
　　在解开人类文化､制度或社会之谜以及提示它们的普遍规律的道路上,人类学逐步把问题推向底部:在人与自然之间起中介作用的到底是什么?正是在这一点上,人类学必然要与马克思主义对话｡因为马克思已经从作为感性活动的实践出发给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粗略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回答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历史成为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过程｡尽管并非所有的理论家都同意这个框架,但其优先性却是无疑的｡在这一点上,萨林斯强调:“在最根本的程度上,马克思看待文化与自然的立场——他把人类文化理解为人介入物质世界的方式——和后来时代人类学对此的理解相去不远｡”[1]165
　　但是,问题到这里并没有结束｡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长期存在着的围绕实践的争论｡这种争论,一方面把马克思置于人本主义阴影中,另一方面则把马克思打扮成唯生产力论者｡由于“实践”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根本意义,这种争论是如此广泛,以至可以说构成了全部争论的核心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列维-斯特劳斯在与萨特的争论中提出一种摆脱争论的方案,这便是区分实践与实践活动,并在其间安排一个作为中介的中介——概念图式,这个图式在直接的意义上是全部现实秩序背景后的“秩序的秩序”｡
　　萨林斯正是跟随列维斯特劳斯推进的,他依据马克思主义的主流解释,进一步把“实践”定位于满足物质利益的生产(经济)活动上,从而提出这个问题:“现实世界中的生产行动与经验的象征组织方式二者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之间的问题之所在;正如它也是人类学学科关于实践理性和文化理性的局部争论的问题之所在｡二者的分歧集中在,实践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营造了人类秩序｡”[1]5或者,更一般地说,“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的真正问题集中在实践和象征秩序的关系上”[1]60｡
　　萨林斯实际上对实践采取了一种理解,并由此把问题从历史学的主客体关系转移到人类学的功利和意义关系上｡如果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实践是解决主客体关系的逻辑前提,而在“实践”的理解上同样存在着主客体两种路线,并因此给“实践一元论”带来实质性挑战的话,那么,萨林斯的上述做法恰恰是借由人类学理论重新把问题置于二元论背景中,并通过结构主义来超越它｡在《文化与实践理性》中,他非常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并且把实践理性与意义理性之间的辩论抬到现代社会思想关键问题的地位上｡
　　当萨林斯把实践直接理解成功利活动而带来难题时,在马克思主义框架中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拜物教的批判也就成了问题｡在这里,萨林斯划了一个小圈,他指出马克思从生产活动出发在后期着作中把历史唯物主义自然化了,而这意味着存在两种马克思主义,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存在着两个环节——文化环节与自然环节,前者代表萨林斯所认同的文化决定观,而后者则是与自然主义和功利主义无法分开的经济决定论,这两个环节正好对应于他所区分的两种范式的人类学理论——功利论(utilitarianism)和文化论(cultural account)｡反过来说,他以自身人类学的理解指认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解释中的两种不同路线｡这也正是他解读马克思主义两个环节的理论意味｡ 　　

　　进一步说,如果评价这种解读需要进入20世纪有关马克思主义解读的争论背景中,这将把讨论带入本文无法终结的论题中｡在此,我们紧扣萨林斯提出而未回答的问题——马克思为什么存在从文化环节向自然环节的过渡,简要地阐明:这不是两种矛盾的文化理论,而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两个基本层次——有关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与有关资产阶级社会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或者说,正是这种独特的张力隐藏着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或文化观的独特价值｡
　　在萨林斯看来,虽然马克思已经“正确”地提出文化的环节,但在其后又发生了自然化,原因在于:“为了通过与商品拜物教的对比而得出商品含义的透明性,马克思不得不用商品能够满足‘人的需求’的生物性事实来替换使用价值的社会决定作用｡”[1]192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时回到自然主义基础上,这一危险隐含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从生产出发解释历史辩证运动的基本立场中｡因为在那种立场中,谋生的必要性非常容易被置换成生产的结构性支配作用,从而容易陷入社会人类学批判的那种历史学追溯起源的错误做法,并进一步把生产的结构优先性转换成(历史)时间上的优先性｡而他本人始终强调的是象征系统的优先性,因为这个系统构成了实践(生产)的必要条件｡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既涉及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又与马克思有关历史生产的一般图式有关｡然而,萨林斯的分析并不准确,在直接的意义上,他只是重复了对马克思《资本论》的流行误解｡
　　首先,从事实角度看,正如美国学者大卫•哈维等人指出的那样,马克思认为使用价值是由社会决定的,也就是说,马克思并没有用生物学事实来替换它｡①其次,在逻辑上,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分析前提是:商品拜物教(或商品生产的内在矛盾)是历史的产物｡萨林斯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物质生产是象征性生产的主要场域;而在原始社会中,则是一整套社会(亲属)关系｡[1]275如果这一观点是正确的,那么,问题恰恰在于历史如何实现了从原始社会向资产阶级社会的转换｡遗憾的是,萨林斯在《文化与实践理性》中仅仅指出两种社会形态的对立而没有能够解释它的历史成因｡有趣的是,哈维正是在批评流行的从价值角度来解读马克思的缺陷过程中重申使用价值重要性的,他强调,我们不能忽视马克思有关使用价值是“历史的事情”这个观点｡他引证《资本论》及其手稿强调,“使用价值是由现代生产关系塑形的,并且反过来改变这些关系”7｡可以说,哈维从相反的方面指出了萨林斯那样的普遍误解为什么会发生｡
　　由此看出,虽然马克思并非存在着一个从文化环节向自然环节的过渡,但是在马克思的实际思路中确实存在分析前提的过渡——在使用一些基本范畴时完成了从抽象向具体的过渡｡基本原因在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旨在描述广义的历史,而《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基本旨趣则在于剖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例如“生产”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已经不是一般生产而是资本主义生产,马克思强调后者的资本主义条件是历史地形成的｡
　　指出这种过渡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并非如结构主义强调的那样,是从形式向内容的过渡,而是结构的变换;并且正是借助于这种过渡,我们才能够准确地理解现代资本主义的性质,它与早期社会之间的差异｡应该说,在某种程度上,萨林斯在《文化与实践理性》中亦无意地接触到问题的实质｡这便是他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相关段落的分析以及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1857—1858年手稿》资本章第二篇)研究的理解｡[1]189,203不过,这些主题的意义,在他后来的《历史的隐喻和神话的现实》和《历史之岛》等着作中才真正自我理解并展开｡我们认为,也只是到后二本着作中,他才很好地协调了自己对结构主义依赖所产生的理论张力,进一步接近了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并实质性地推进了他对历史与结构的综合｡
　　从其后来思路的深化看,萨林斯在《文化与实践理性》中所做的只是一个重要的然而尚未完成的尝试｡其中,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以及其他解读(例如阿尔都塞与哈贝马斯的对立解读)的评论,都隐含着一般文化理论这个人类学抱负,然而他始终没有意识到这种解读前提对于马克思主义并不适用,因为它们将马克思主义在一般历史科学或哲学层面上泛化了,而这正是马克思本人反对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只要提及马克思把《资本论》的适用范围严格地限制在西欧范围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便够了｡
　　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判断上,萨林斯一方面继承了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关认识,并对其现代社会拜物教批判给予充分的敬意,另一方面亦采取了哈贝马斯､鲍德里亚等人对马克思之“生产(劳动)”视角的批判立场｡这也说明萨林斯的解读本身也是处于20世纪有关马克思主义争论的背景中｡值得注意的是,萨林斯从人类学角度提出了问题,将之推到现代社会思想的关键问题进行讨论,并试着由此来超越传统理解的有关精神与物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二元论争论｡
　　三､简要结论
　　在《文化与实践理性》中,萨林斯基于人类学视角对流行的历史唯物主义(主要是经济决定论)进行了批评,并揭示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隐含着文化或自然视角的张力｡实际上,他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了一种相当矛盾的立场:一方面像其他结构主义者一样认为马克思揭示了象征理性问题,因此能够成为一种普遍文化理论的基础,并且有效地构成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批判;另一方面又认为它并没有实质性走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如福柯强调的那样)｡
　　对于萨林斯,既可以不同意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解读,又可以否定其把马克思主义整合到结构主义框架的做法｡但是,必须肯定的是,萨林斯事实上在历史研究的普遍性问题上把人类学与马克思主义的长期隐含的争论提到理论的前台,并基于尊重的立场进行了严肃的讨论｡虽然他没有实质性解决问题,但那些问题本身却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正是它们推动着对历史唯物主义认识的深入｡特别是从他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看,萨林斯为作为象征理性的文化辩护,试图解开的也正是到底是什么制约历史发展的可能性或潜力这个基本问题,只是他不再假设历史进步能够在人类追逐功利的过程中由生产力来自动实现,也不再指望虚假的多样性(主体)假设能够解决问题｡当他转向作为客观社会存在的文化时,并没有打赌由此能够彻底解决问题,而正如其《何为人类学启蒙?》一文所表明的那样,他通过自己的道路指出:我们到目前为止按照西方传统进行的探索不仅没有找到问题的答案,而且相反,对这种教条的迷信正阻止着我们寻找正确的答案｡
　　因此,从马克思主义研究角度来看,一方面,萨林斯的学术思路以某种方式见证了马克思在现代社会思想中的独特作用及其面临的问题;另一方面,他亦启示我们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解释模式的反思,注意对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具有普遍性冲动的文化和历史理论的对话,注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部张力,在此基础上,开放性地面对西方思想资源,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的发展｡
　　萨林斯仅仅是一个个案,但在西方思想发展中,这样的个案并不少｡事实上,所有与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对话的个案本身都是一种邀请,它迫使马克思主义走出自我划定的传统圈子,面对新的问题｡例如,列维斯特劳斯关于马克思提示了象征结构的论断,拉康关于马克思发明了征兆的提示等,不都是精彩的例子吗?这些例子不曾被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问题突然间散发出耀眼的理论光芒所遮掩,而隐含在马克思文本中的某种方法则凸显为现代社会思想的中心｡

　　参考文献:
　　[1]萨林斯.文化与实践理性[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张一兵.广义与狭义•基础与主导•客体向度与主体向度[J].江海学刊,1996(4):97101.
　　HARVEY D. The limits to capital[M]. Oxford: Blackwell, 19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