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说

　　[内容提要]马克思、恩格斯毕生都在关注和思考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对于人、自然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提出了极为丰富的社会生态学和人类生态学方面的科学思想。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说为我们深入理解和贯彻科学发展观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科学发展现，继承并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说。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　马克思主义 生态学说

　　马克思、恩格斯毕生都在关注和思考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对于人、自然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提出了极为丰富的社会生态学和人类生态学方面的科学思想，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说。面对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尤其是面对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日趋紧张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说为重要理论依据，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说的实际运用。深刻地理解这一点，对于我们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路径，推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说是科学发展理论的重要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一百多年前，提出了一个独具慧眼的命题：“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马克思、恩格斯就是以此为逻辑起点，对人、自然、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提出并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说。其基础部分就是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相处的科学思想。
　　(一)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什么?谁创造谁?谁依靠谁?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论证了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和一致性，揭示了人与自然是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人与自然的这种统一性可以辩证地概括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或者叫做“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首先，他们指出，人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马克思说：“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恩格斯也说过：“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其次，他们提出人本身就是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马克思认为，那些“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恩格斯也明确指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再次，他们论证了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外部环境。马克思说：“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他们把自然界称作“感性的外部世界”，认为它给人类提供了生命活动的外部环境。人离不开自然界，必须依靠自然界生活，离开了自然界，人类将无法生存。因此马克思把自然界比作人类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又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恩格斯指出：人们“越是不仅再次地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愈不可能成立了”。。
　　(二)人与自然究竟如何相处?马克思、恩格斯在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统一性的同时，总是强调人的能动性和主体性，而劳动实践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结纽带。他们认为，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是通过劳动和人周围的自然发生关系的；人类使用手制造出来的工具在劳动中改造和占有自然；人类在运用工具改造自然界的劳动过程中，必须正确地认识和尊重自然规律，如果人类在其社会实践中过分地榨取自然，破坏自然界的平衡，必将遭受自然界的惩罚，面临生存环境的危机。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作为主体的人类在作为客体的自然界中不是无能为力的，而是通过劳动实践这一纽带，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世界，同时也改造人类自身。人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动物就在于劳动，“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在马克思看来，一方面，人与自然的这种主体与对象客体的关系本质上是一个劳动实践的问题，实践消除了人与自然的对立。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然界是先于人类而存在的客体，但是自从自然界出现了人类以后，人类要和这个对象发生关系，在自然界打下自己的印记；另一方面，只有通过劳动实践，人才能把自己从自然界外化出来，成为自然界的对象，并使其成为自己的对象。马克思强调：“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生物。”“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证明自己是类存生物。这种生产是人们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
　　其次，马克思使用“物质变换”这个自然科学的术语来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并赋予“物质变换”这一概念以新的涵义。“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这里的“物质变换”是一个典型的生态学的科学概念，指的是生物与自然环境之间进行的以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为基本内容的有机联系。马克思用这一科学术语指明了物质的有机发展同无机发展的内在关联，指明了社会发展同自然演化的辩证统一。当然，人与自然之间的这种“物质变换”，只有通过人类的劳动实践才能得以实现。否则，没有劳动，只有自然本身的物质变换，就不会有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当然也就不会有人类的生活。因此，“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
　　第三，马克思、恩格斯尤其强调，人类的劳动实践不能随心所欲，而是受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制约的，违背客观规律，不仅不能达到自己的预期目标，实现物质变换，反而会破坏生态系统，自食苦果，受到自然界的“报复”。恩格斯特别警告人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他还列举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许多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并着重分析了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人们受到自然规律盲目支配的情况。恩格斯当时说的“报复”，就是指人类的行为违背生态平衡的自然界发展规律而遭到了自然界的惩罚。今天的事实有力地佐证了恩格斯的观点。自然界的恩惠和宽容是有限的。当人类的行为没有超出自然界所允许的阈值时，自然界通过自我调节作用，能恢复原有的自然平衡状态；而一旦人类的行为超出了大自然所能“忍受”的限度，自然界就会以“报复和惩罚”的方式来否定人的行动。　　二、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说揭示了“资本的逻辑”是造成人、自然与社会相互关系对立的制度原因
　　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即人与人的关系是互动共生的，而“资本的逻辑”正是造成人、自然与社会相互关系对立的制度原因。要实现人、自然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和谐，就必须变革资本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说的核心内容，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中最鲜明的论断。这一科学论断，对我们正确认识和判断人、自然与社会相互间关系及关系紧张的缘由，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什么会出现对立或紧张?人与自然和人与人这两对矛盾，谁占主导地位、谁支配谁?更复杂的问题还在于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受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强有力的制约。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以物质生产为核心的关系，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则是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上继而又分析了人与社会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人与自然关系对立或紧张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人与人关系的紧张或对立。这是因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是互动共生的。人类占有自然的过程，即人们在从事生产劳动过程中，又建立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类史与自然史是相互制约的。但是在人与自然和人与人这两对矛盾中，人与人的矛盾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中介，这种“中介”有良性的，也有恶性的。人与自然是统一的，人类通过劳动促进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又促进社会发展。劳动不仅对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具有决定性影响，而且对社会发展进程也具有决定性影响。劳动的发展会使物质变换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也会使社会发展达到不同的阶段。“劳动过程的每个一定的历史形式，都会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形式。这个一定的历史形式达到一定的成熟阶段就会被抛弃，并让位给较高级的形式。”这就是说，劳动过程、物质变换和社会发展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其实是一个统一的过程，三者之间应该存在着系统发生、协同进化的关系。之所以出现社会发展同自然生态系统不协调，造成生态系统遭受破坏，原因在于作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的社会关系(或称生产关系)起着恶性的制约作用。
　　马克思曾经从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角度，把整个人类社会划分为三大社会形态或三个阶段，即：“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这里说的“第二个阶段”是指资本主义阶段。社会形态作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曾经起过良性作用。比如，在前资本主义时期，人类同自然的关系经历过“原始共生”和“人类对自然寄生”的时期。人和自然之间维持一种原始的共生关系。可是，相对于资本主义以前的所有社会形态，资本主义对待自然的态度是最为片面、最为短视、最为冷酷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作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是恶性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关系都是一种异化的关系。在异化的条件下，作为主体的人不是生产力而是生产的手段。劳动的客观条件和劳动相异化、劳动过程本身异化、劳动结果异化和劳动者异化成为渗透社会生产一切领域的“恶的必然性”，资本家追求高额利润的贪欲，不仅使地力枯竭，也使生命力(雇佣劳动力)遭到摧残。由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导致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使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物质财富巨大浪费，使本来已有限的自然资源更趋紧张。而自然资源的日趋紧张、短缺，又进一步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与纷争，甚至爆发为争夺资源而发生的战争。这不仅损害当代人的利益，而且还严重损害了后代人的利益。
　　对此，马克思早就说出了问题的症结。他说：“自然力作为劳动过程的因素，只有借助机器才能占有，并且只有机器的主人才能占有。”马克思还认为，只有占有资本——尤其是机器体系上的资本，资本家才能攫取未开发的自然资源和自然力这些“无偿的生产力”。可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和自然的关系就其内容和实质来说，是资本同自然的关系，是资本对自然的占有。因此，形式上表现为人和自然关系恶化的生态危机，实质上是资本同自然关系的恶化，是资本家对自然疯狂掠夺所引起的恶果。马克思还觉察到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营工业和农业给人和自然都带来了严重的灾难，认识到了这种开发自然的物质技术和生产工艺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的反自然的本性。他说：“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可见，自然环境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可持续性的基本表现。

　　(二)如何实现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解?马克思、恩格斯把实现“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确立为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社会三者关系的最高价值目标，并围绕这个目标提出了“使自然界真正复活”、“使人和自然的矛盾真正解决”的历史使命。
　　为了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应该从何处切入?笔者认为要解决问题，首先应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经济发展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现象，而是一种社会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根植于社会关系。人类的生态困境，究其内在原因，是与建立在过分强调人的主体性和对自然的征服的人文意识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分不开的。要使人和自然的矛盾真正解决，就必须首先改变由“资本的逻辑”支配的资本主义制度。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的可持续性正是依赖于积累和利润。(如果其他条件保持不变)利润率越高资本主义就越具备可持续性。负的利润率会招致经济困难；至少会引发经济不景气，最糟糕的则是普遍性的危机、资本价值缩水和萧条，而这就会带来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未知的和不可知的后果，直至威胁资本主义的生存”。也就是说，为了延缓资本主义的寿命，资本主义必须无休止地追逐利润。有鉴于此，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家大卫·佩伯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起初发展生产力，但现在它妨碍了生产力的非异化的和合理的发展，因而它必须代之以社会主义的发展。”0由上可见，必须从解决人与人的冲突人手来解决人与自然的冲突，藉以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解。恩格斯曾明确地指出，要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必须认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这种调节的影响。他说：“要实行这种调节，仅仅有认识还是不够的。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屏弃“资本的逻辑”，就能够遏制资本主义追求超额利润所必然导致的“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展示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的前景。马克思、恩格斯主张，要以良好的“物质变换”(改变其自发形成的状态)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并在一种同人的充分发展相适应的形式上，系统地建立起农业和工业的“更高级的综合”，以代替资本主义性质的物质变换形式。这种新的物质变换形式，在技术和工艺方面能克服人与自然之间的对抗，重视“节约能源”；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方面能克服城乡之间的对立；在社会关系方面，能促进全人类的解放和个人自动而全面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　　　三、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说为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在全球性问题尤其是生态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说向人们提供了一条清晰的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线索，为人类走出生存困境、摆脱危机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也为当今中国全面实施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理论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一)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必须变革思维方式，确立“现代的人类中心观”，摆正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
　　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告诉我们，人是自然的组成部分，人存在于自然“之中”，而不是“之外”(或之上)。恩格斯说：“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绝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像站在自然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当今人类之所以面临全球性的危机，固然有种种客观的原因，但从主观上看，那种关于“人类和自然、精神和物质、灵魂和肉体的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即传统的“人类中心论”对此负有最主要的责任。人类中心论的思想框架就是主客两极分化的二元对立。这种反自然的二元对立，是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传统的“人类中心论”的错误就存于把人和自然的关系对立起来，把人类摆在自然界“之外”，凌驾于自然界之上去统治自然、主宰自然，从而导致人类对地球上生态资源的贪婪索取和无情掠夺，结果既破坏了自然界，也破坏了人类自己的生存环境。因此，人们要摆脱生存危机，就必须完成人类思维向辩证思维的复归，走出传统的“人类中心论”，把自己当成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这样人类才有可能与自然界和谐共生。
　　(二)坚持全面协调的科学发展观，必须着力于人力资源的开发，协调物的生产和人的生产。
　　物的生产和人的生产历来是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关系的重大课题。恩格斯说：“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所以恩格斯主张这两种生产必须协调发展，不能顾此失彼，严重失衡。从恩格斯这一思想中得到的启发是，当今人类在控制人口增长的同时，需要协调两种开发：物质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源开发。如果说20世纪仍然属于“财富源于物质资源”的时代，那么21世纪将要进入“财富源于人力资源”的崭新时代。开发人力资源就是发展人的素质和能力。有人把人的思想观念、道德素质的改善和变更称为不同于工业革命、科技革命的“人的革命”。所谓“人的革命”就是开发人的潜在能力。人的这种处于休眠状态的潜在能力，一旦从放置状态中解放出来，将成为最大的资源。
　　(三)坚持可持续的发展观，必须尊重和掌握自然规律，学会支配由人们的生产行为而引起的长远的自然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看到，不尊重自然，不以自然规律为指导的人类行为必然会带来对大自然的破坏；而这种破坏一旦超出大自然所能承受的限度，自然界就会对人类实施一系列的“报复”。恩格斯讲到自然界报复我们的原因时说及“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起到了我们预期的效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恩格斯是从人对自然的认识的相对有限、难于预料“往后和再往后”的结果这一点中去寻找自然界“报复”的原因的。就自然开发来说，为了不引起自然界的报复，不能只考虑“最近的直接的有益效果”，必须充分考虑“往后和再往后”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当然，尽管考虑充分，由于人的认识有限，也有可能发生无法预料到的后果。这就是建立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必要性。怎样才能预见到“往后和再往后”的影响呢?那就是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实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四)坚持走生态文明的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物质变换”中促进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结合，完成人的自然主义与自然界的人道主义的统一。
　　要实现这种结合与统一，仅仅承认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不够的，而且仅仅实现人与自然和平共处也是不够的，还必须使人与自然界联结起来，相互交融，实现和谐共生。怎么联结?就是通过生产劳动这个中介，实现“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需要强调的是，劳动不只是人与自然间的中介，它更具有调整、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趋向合理发展、良性循环的作用。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把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置于“合理地调整”和“共同控制”的基础之上，实现良好的自然循环，使自然被纳人人的社会，成为“人的无机的身体”，即“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称“自然界的人本主义”、“自然界的人道主义”；同时，以劳动为中介能够真正体现出人是“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即“人的自然主义”、“人的自然的本质”。要实现这种境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的。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批判了“资本的逻辑”造成的“恶性”自然循环，寄希望于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实现良性自然循环。如马克思所说：“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指共产主义社会——作者注)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的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
　　虽然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成就举世瞩目，但连续多年的粗放型经济增长，使发展与人口、资源和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要保持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实现人、自然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和谐。就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价值指向，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高度警惕和防止人与自然关系中出现“恶性”自然循环，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