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启蒙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0世纪3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启蒙运动史上的重要环节。它以“继承五四、超越五四”为口号，宣扬爱国主义，主张自由、民主，倡导新文化建设，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五四”启蒙的历史局限，实现了启蒙目标的现实化、启蒙武器的民族化、启蒙态度的理性化、启蒙主体的大众化和启蒙哲学的科学化。在国难当头的艰难 形势下，它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贡献。
一、新启蒙运动提倡“中国化”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开始于五四运动，而形成大规模和广泛深刻的影响则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提出，虽然经历了长期的认识过程，但有其逻辑的必然性和历史的合理性。其中，新启蒙运动的历史功绩不可忽视。这是因为，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阐释和探讨。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张申府从文化建设的角度提出学习西方的文化必须走“中国为主”的“中国化”道路。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信奉者，张申府认为文化建设不能离开本国的国情，不能没有“自己”。任何事物都是“一般”和“特殊”的统一体，“一般”必须寓于“特殊”之中才能存在，“特殊”是“一般”的具体表现。因此，“许多外来的东西，我们以为，用在中国就应该中国化。而且如其发生效力，也必然地会中国化。”（张申府：《论中国化》，《战时文化》第2卷第2期）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则是这一运动中“中国化”的力作。艾思奇指出，哲学是推动抗战取得最后胜利的力量之一，但是，如果哲学脱离实际而变成空洞的理论，那是相当有害的。为此，他在批评哲学界的公式主义、教条主义的同时，殷切地希望中国的哲学界尽快“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他提出，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恩格斯所发表的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的科学规律，承认它有一般的指导的作用，而同时却一刻也不能忘记，这些规律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中间，因为客观条件的差异，而有各种各样特殊的表现形式。因此，当我们在中国的社会里来应用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也必须注意到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也必须要具体地了解中国社会。这样才能真正“理解精通”马克思主义，真正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中国化”的内涵上，新启蒙运动者指出，“中国化”决不是要求大家“抱残守缺”，也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中国本位论”的再版，“它的内容是丰富的、历史的、民族的，同时是国际的”，“它是综合我们这个伟大民族数千年的历史和世界的历史，它是我们一切优良珍贵的传统以及国际的一切优良的传统的一种交流，是代表人类最进步的立场，创造世界新文化一环的中国新文化”。
在关于“中国化”途径的探讨中，新启蒙者认为，应该“有条件地吸收国际文化，批判接受中国历史的传统，融合贯通”（《柳湜文集》，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815页），要依靠传统的民族形式，创造真正中国化的民族文化。艾思奇则从研究“中国的特殊性”出发，提出，“当我们在中国的社会里来应用来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也必须要具体地来了解中国的社会。”
新启蒙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一大进步。因为他们不但提出如何处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问题，同时也提出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性问题。“我们相信，改革中国化的中国，至少也是先直接中国，其次才影响到全世界。”“因此，许多外来的东西，我们以为，用在中国就应该中国化。而且如其发生效力，也必然地会中国化。”而且“中国化”与新启蒙运动的要求是一致的，“新启蒙运动很可以说是民族主义的科学民主的思想文化运动。对于自己传统的东西是要扬弃的。所谓扬弃的意思，乃有的部分要抛弃，有的部分则要保存而发扬之，提高到一个更高的阶段。”
新启蒙运动期间，新启蒙学者在宣扬西方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同时，积极倡导“中国化”，使新文化的建设发展到中西融合的新阶段，打破了盲目崇拜西洋文化的“全盘西化”论和固守本位文化的文化保守主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二、新启蒙运动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指导，探索中国新文化建设的前进方向
新启蒙运动不仅在理论上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且还自觉地把这一原则运用到新文化的建设上，在批判文化思潮的同时，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文化建设理论。
在新文化的本质上，新启蒙者认为，现阶段的文化应该是爱国主义的，而“爱国主义在中国的本质也是民主主义的”。“但它不是简单的欧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的重复，就好像它在政治运动上已经有了更坚强的主力一样，在文化上也吸收了近代科学的最新成果，而有了更正确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就有了更正确的策略和战术”（艾思奇：《目前中国文化界的动向》，《现世界》创刊号，1936年8月）。在新文化的形式上，新启蒙者强调，新文化的创建和普及必须以“本国化”、“本土化”为前提，既要吸收外来思想的精华，又必须适合“中国土壤”，立足民族实际，创造适合现实需要的新形式，使新文化的建构“染上中国的特色”（张申府：《论中国化》，《战时文化》第2卷第2期，1939年2月）。在新文化的内容上，新启蒙者大力倡导科学精神，反对“公式主义”，强调“唯物、客观、辨证、解析，便是现代科学法的观点和内容”。新文化必须“认真地宣传科学法，实践科学法”。在新文化的主体上，新启蒙者以“大众化”为口号，广泛发动民众，教育民众，克服了以往文化运动的狭隘性。
新启蒙运动关于新文化建设的理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形成之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正如有学者指出，“新文化运动的真正意义在于展现建设中国现代文化的多元思路，在于在中西古今的参考系中全方位地思考解决中国危机的有效方案。”新启蒙运动所倡导的新文化无论在本质上、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主体上，都已具备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雏形。这些重要思想经过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进一步总结和发挥，最终形成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正如着名史学家吕振羽在总结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形成过程时所说，毛泽东“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一“伟大方针”的提出，是“总结了新启蒙运动和以往新文化运动的全部经验，适应斗争形势发展的趋势和要求”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