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视域下中国传统文化

　　[论文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 儒家思想 现代人的精神培养 人文价值
　　[论文摘要]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辩证的观点审视现代人的精神世界，会发现一方面当今世界物质文明高度发达，另一方面精神世界却陷入深重的危机，主要表现为自我失落，价值观崩溃，人文精神枯竭。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它有助于缓解目前的价值失范、道德危机。 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对于现代人的精神培养具有重要人文价值。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价值观，当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审视当代思想文化时，我们会发现这个时代的思想观点复杂纷呈，不同的思想观点以及价值观相互冲突、激荡，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文化以及价值观是多元的。然而，正是这种相互矛盾、冲突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蕴含着人类精神世界的失落与分裂。
　　当今世界一方面是科技进步和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另一方面也使得现代文明陷入深重的危机：因追求经济利益而破坏生态系统使得人类生存环境日趋恶劣，因竞争的加剧而导致人际关系的隔阂、冷漠，因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膨胀而带来人的行为失范等等。
　　现代文明给人带来的伤害不仅是物质上的，更重要的是精神伤害，它导致人自我的失落，价值观的崩溃，人文精神的枯竭。马克思在考察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时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面对现代文明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梳理这一切，以理性的心态、以多维的价值系统和评价尺度来审视中国传统思想，就会发现中国传统思想对缓解现代社会精神危机、培养现代人健全的精神人格具有重要意义。
　　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考察中国传统文化，我们会发现传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历史长河中多种思想文化元素的综合体，经过多个时代不断淘汰、选择、积淀而成。它是在历史的延续中积淀起来的，又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迁的，没有延续和积淀就谈不上传统，同样没有发展和变迁也就没有传统。随着历史的发展，其中一些传统会成为历史的陈迹而被送进博物馆，另一些具有鲜活生命力的传统则在新的时代发挥重要作用，与现代社会和新的文化因素相结合，在新的历史时期形成新的传统，这是思想文化的历史继承性。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华民族共有的、以儒家思想文化为基线的内涵括其他各种不同思想文化内容的有机构成体系。传统文化不仅仅是意味着“过去存在过的一切”遗存物，其更深层的含义在于，传统文化是一种传承的思想观念之流，是一种价值取向，是开启于过去而融透于现在又将延续至未来的一种意识趋势和存在。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渐发展形成的独特的精神信念和价值意识，它在社会机体组织以及人们的心理深层结构中有着不可替换的生命力和潜影响力，这些也已积淀为人的普遍心理和意识素质的因素时刻在规范、支配着人们未来的思想、行为。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历史上百家争鸣、儒道互补、儒道释相互融合等等，各种思想相互融通，共同构建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是中华民族或国家文化素质的鲜明特征和突出表现。一个民族的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受该民族的文化特质决定，并反过来表现和影响着该民族的文化素质及其发展变化。说儒家思想文化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是从儒家文化对构建中华民族特有的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的影响和作用来讲的。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世界思想文化宝库中的重要内容，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立于世的鲜明“民族精神”或“民族个性”。
　　当我们以马克思主义辩证的观点，多角度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发掘和论析，就会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有着丰富而深刻的人文内涵，而且蕴含着鲜活的生命力。
　　一、以人文主义的情怀化解科学主义对人类带来的伤害与困惑
　　在当代科技与人文严重对立的情势下，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人文主义情怀对于化解科学主义对人类带来的伤害与困惑无疑是一剂良药。
　　近现代科技进步带来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这无疑是科技主义的成功一面，然而也使得现代文明陷入深重的危机。人们在科技的引领下肆无忌惮地追逐自身的经济利益而破坏生态环境，使得地球生态面临严重危机，而且在科技引领的工业文明给人类造成的灾难和威胁面前，个人的力量显得那样渺小，人们似乎无法改变这一切。科技对世界的改变无处不在，在科技这头庞然巨兽面前，人是科技的奴隶，是满足各种现代机器运作的工具。正如马克思指出：科学技术有时“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现代科技和工业文明带来物质产品极为丰富，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人们无休止追逐利益和财富，竞争的加剧，导致人际关系的隔阂、冷漠，因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膨胀而带来人的行为失范等等。
　　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观点看待科技和工业文明的利与弊时，就会深深感到科技不能背离人文，科技是属于人的科技，科技应该具有人文的内涵，必须用人文的理念和价值观驾驭科技这头猛兽，只有这样科技才能造福于人类，否则，只能给人类造成无尽的灾难。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中心重在人文，这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思维方式的一大特质，这一点以儒家表现最为典型。儒家以仁作为最高价值取向，仁既是儒家人文精神的内核，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仁的内容是“仁者，爱人”、“泛爱众”、“忠恕之道”等，这就是儒家文化所影响的中华民族基本心态的重要体现。根据这种心态，中国人传统上注重人和人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亲和关系。儒家另一个重要概念是礼，规范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是仁的价值的外在体现。礼是人的行为规范，这种行为规范以仁为最高追求目标。“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仁”与“礼”互补互用，人的行为应具有“仁爱之心”和“博爱”情怀。这种人文情怀在价值观念上的反映就是“重义轻利”、“以义为上”的价值取向。中华民族心理的优点是朴实、厚道、待人以诚，从而导致社会和谐稳定，秩序井然。这无疑对于培养现代社会健康的人格价值观具有借鉴意义。
　　儒家以“人”为贵，以“民”为本。在儒家看来，“仁”以及“仁者，爱人”是最高的文化范畴。孔子当初只把“仁”看成是人的一种道德属性，也是人的最高本质的存在。后来，儒家的继承者们不仅把“仁”看成是人的道德属性，更把“仁”视为宇宙和自然的属性，看成为世界最高存在。因此，儒家总是以“仁”或“人”为最基本的思维对象与内容，从而给儒家的思维方式带上了“人文主义”的特色。在儒家看来，“仁”是人们一刻也不能失去的。孔子甚至还提倡：“当仁，不让于师。”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诗”和“礼”都是“仁”的外在表现，是人与人之间感情关系的描述与规定。这些都说明儒家把以“人文”为基本内容的思维扩散到生活的各个方面。由儒家所奠定的“人文主义”思维的特质是强调入的感情因素，重视人在天地间的主体地位，一切从人出发，最后又都复归于“仁”或“人”。中国传统“人文主义”的思维，具有鲜明的对人的关爱与尊重的特性，倡导感情和谐和崇尚道德的价值。在现代社会危机问题普遍存在且日趋严重的历史条件下，“人文主义”的思维更是一种难得的思维品质。
　　二、以“和谐”、“中庸”的世界观寻求对分裂世界的互通与融合
　　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态度看世界，就会发现在当今物质文明空前繁荣背后，是敌对与分裂日益加剧。就人与人而言，许多人沉溺于拜金主义，狭隘的功利主义原则极度扩张，人的道德、尊严等一切都可以商品化，大干世界的人格呈现异化，人们价值观迷失、崩溃，精神颓废甚至也成了一种时尚。就国与国而言，由于不同的利益纷争、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文化习俗、不同的价值观等说不尽的原因，导致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各种帮派组织之间的冲突与战争不断，恐怖主义蔓延。当今社会人们应该重新审视过去所奉行的哲学和价值观。
　　中国传统思想世界观是和谐的世界观，讲天人合一，强调整个世界的和谐与统一。天地人“三材之道”并行不悖，并育而不相害。宋儒主张“人与天地万物一体”，要以仁德之心对待天地万物，“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种和谐的世界观要求人们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奉行的准则是“忠恕之道”，强调的是对人的关爱与尊重，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传统辩证的思维模式是中国古代各种有影响的文化形态所共有的思维方式所表现出来的特质。这种思维方式很多表现为个人的道德修养和人格的完善方面。如子曰，为人谋事，“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孔子还告诫人们，对于交友要注意正、反两个方面。他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又说：“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晏乐，损矣。”
　　儒家倡导“中庸之道”，就是讲：“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中庸之道”要求在思考和处理问题时，力求中和、持平、稳定，注意公平协调两方面的关系，做到“允执其中”、“致中和”的程度，既反对过火，又反对不够。“中庸之道”的出发点是儒家的“仁义”之德，提倡“和谐”和对人的关爱与尊重，从思维方式上反对固执、片面、偏谢。这种思维方式对当今社会是大有裨益的。当今社会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在和平建设的环境下，思考和处理人际关系，思考和处理一般学术与社会文化问题、社会与生活问题，就应注意“致中和”、“允执其中”，应提倡协调、稳定、安宁。当然，“中庸之道”与无原则调和矛盾有本质区别。
　　三、倡导人与人之间相互关怀、尊重和人格平等，以消融现代社会人与人的冲突与矛盾
　　今天，现代化的交通、通信以及网络科技发展使人们感到地球就像一个地球村，人们之间的距离从未像今天这样近。然而，人与人之间的心灵距离又是如此遥远，人们深切感受到的是前所未有的孤独、隔阂、矛盾和冲突，不仅不同的国家间、宗教间、民族间、文化间存在矛盾和冲突，就是个人自我人格也存在矛盾分裂，这是当今文明的一个矛盾，是在精神深处困扰人们心灵的沉重隐疾。萨特认为现代人一方面要设法从他人的掌握之中解放我自己，另一方面他人也在力图从我的掌握之中解放他自己；一方面我竭力要去奴役他人，另一方面他人则又竭力奴役我。这就是人类历史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我们所要面临的现实。
　　儒家人格价值观饱含着人与人之间的真切关怀、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尊重、人与人之间的人格尊严平等。在儒家人格观中，天地间只有人至尊至贵，《周易》把人与天地并称为“三才”，人是万物之灵，因此儒家主张尊重爱惜人，应该把人当人看，用人的方式对待人，人与人之间应该有一种真诚的相互关怀，这就是儒家通常所说的“仁者爱人”。孔子特别强调尊重他人的做人意愿和人格，认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在对待人与人的关系上，儒家讲“忠恕之道”，忠指忠心、忠实、忠人之事，“恕”为宽恕、宽和。这些思想在《礼记·中庸》中被概括为“仁者人也”。要求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把别人当作和自己一样的人看待。孔子还要求待人都应做到“恭、宽、信、敏、惠”，“温、良、恭、俭、让”。
　　儒家这种人格思想贯穿了三个原则：一是人道原则，肯定人的尊严，主张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建立爱和信任的关系；二是理性原则，肯定人同此心，人是有思想意识的人；三是平等原则，在人格上不分贵贱，人都具有善的本性，只要通过努力都可以成为“圣人”，正如孟子所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所以儒家“仁学”人格价值观是不同的人之间、不同的国家之间、不同的民族之间、不同的宗教之间、不同的文化之间的相接相处之道，是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世界的普遍和谐之道，是“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生命感通。儒学人格价值观对于克服现代人的人格分裂和精神危机有重要启示。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用否定的态度对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视中国传统思想为社会历史发展的障碍，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截然对立起来，认为不斩断与传统的联系，就无法实现现代化，把中国社会的愚昧、落后、****，乃至被动挨打的根源统统归罪于传统思想，不加分析地毁辱传统。当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审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时，我们固然要看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存在糟粕的一面，对这一方面我们应该批判否定，但同样应该看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存在优秀的一面，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人类文明发展最重要的思想成果之一。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文化发展传承的规律性，我们今天的思想文化是由过去发展而来，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如果因为传统思想文化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就对传统思想文化一味否定，这是历史虚无主义，是不尊重思想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对如何对待人类文化遗产都曾有过经典论述，特别是毛泽东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强调：“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
　　因此，毛泽东又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
　　今天，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由于高度工业化后带来的社会问题，纷纷转而向东方文化寻求思想理论解决自己的问题，这说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现代价值不容低估。传统与现代化是统一的，它们之间的历史渊源不能割断，传统与现代有着血肉联系，我们应该主动地去改造和吸收传统，使其实现自我更新，为现时代服务。
　　因此，我们要深刻认识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绝不是社会前进的包袱，更不是历史进步的阻力，而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积极动力。尤其面对西方工业文明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蕴含的丰富而深刻的人文内涵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原英人香港第22任总督葛量洪于1958年“五四”前夕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演时，以他多年对中国的了解，说道：中国文化最为高深，千古以来，世界上古老文化能绵延不绝，至今仍然光芒万丈，屹立不摇，只有中国文化。……21世纪必然是中国人的世纪无疑。
　　不过，我们认为中国文明的再度崛起，必以传统文化的中道文明、宽容和谐、扶助弱小，并以天人合一的生态文明化育精神，吸收、融合先进文化，创造出为人类的文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价值观，当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审视当代思想文化时，我们会发现这个时代的思想观点复杂纷呈，不同的思想观点以及价值观相互冲突、激荡，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文化以及价值观是多元的。然而，正是这种相互矛盾、冲突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蕴含着人类精神世界的失落与分裂。
　　当今世界一方面是科技进步和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另一方面也使得现代文明陷入深重的危机：因追求经济利益而破坏生态系统使得人类生存环境日趋恶劣，因竞争的加剧而导致人际关系的隔阂、冷漠，因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膨胀而带来人的行为失范等等。
　　现代文明给人带来的伤害不仅是物质上的，更重要的是精神伤害，它导致人自我的失落，价值观的崩溃，人文精神的枯竭。马克思在考察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时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面对现代文明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梳理这一切，以理性的心态、以多维的价值系统和评价尺度来审视中国传统思想，就会发现中国传统思想对缓解现代社会精神危机、培养现代人健全的精神人格具有重要意义。
　　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考察中国传统文化，我们会发现传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历史长河中多种思想文化元素的综合体，经过多个时代不断淘汰、选择、积淀而成。它是在历史的延续中积淀起来的，又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迁的，没有延续和积淀就谈不上传统，同样没有发展和变迁也就没有传统。随着历史的发展，其中一些传统会成为历史的陈迹而被送进博物馆，另一些具有鲜活生命力的传统则在新的时代发挥重要作用，与现代社会和新的文化因素相结合，在新的历史时期形成新的传统，这是思想文化的历史继承性。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华民族共有的、以儒家思想文化为基线的内涵括其他各种不同思想文化内容的有机构成体系。传统文化不仅仅是意味着“过去存在过的一切”遗存物，其更深层的含义在于，传统文化是一种传承的思想观念之流，是一种价值取向，是开启于过去而融透于现在又将延续至未来的一种意识趋势和存在。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渐发展形成的独特的精神信念和价值意识，它在社会机体组织以及人们的心理深层结构中有着不可替换的生命力和潜影响力，这些也已积淀为人的普遍心理和意识素质的因素时刻在规范、支配着人们未来的思想、行为。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历史上百家争鸣、儒道互补、儒道释相互融合等等，各种思想相互融通，共同构建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是中华民族或国家文化素质的鲜明特征和突出表现。一个民族的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受该民族的文化特质决定，并反过来表现和影响着该民族的文化素质及其发展变化。说儒家思想文化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是从儒家文化对构建中华民族特有的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的影响和作用来讲的。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世界思想文化宝库中的重要内容，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立于世的鲜明“民族精神”或“民族个性”。
　　当我们以马克思主义辩证的观点，多角度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发掘和论析，就会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有着丰富而深刻的人文内涵，而且蕴含着鲜活的生命力。
　　一、以人文主义的情怀化解科学主义对人类带来的伤害与困惑
　　在当代科技与人文严重对立的情势下，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人文主义情怀对于化解科学主义对人类带来的伤害与困惑无疑是一剂良药。
　　近现代科技进步带来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这无疑是科技主义的成功一面，然而也使得现代文明陷入深重的危机。人们在科技的引领下肆无忌惮地追逐自身的经济利益而破坏生态环境，使得地球生态面临严重危机，而且在科技引领的工业文明给人类造成的灾难和威胁面前，个人的力量显得那样渺小，人们似乎无法改变这一切。科技对世界的改变无处不在，在科技这头庞然巨兽面前，人是科技的奴隶，是满足各种现代机器运作的工具。正如马克思指出：科学技术有时“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现代科技和工业文明带来物质产品极为丰富，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人们无休止追逐利益和财富，竞争的加剧，导致人际关系的隔阂、冷漠，因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膨胀而带来人的行为失范等等。
　　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观点看待科技和工业文明的利与弊时，就会深深感到科技不能背离人文，科技是属于人的科技，科技应该具有人文的内涵，必须用人文的理念和价值观驾驭科技这头猛兽，只有这样科技才能造福于人类，否则，只能给人类造成无尽的灾难。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中心重在人文，这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思维方式的一大特质，这一点以儒家表现最为典型。儒家以仁作为最高价值取向，仁既是儒家人文精神的内核，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仁的内容是“仁者，爱人”、“泛爱众”、“忠恕之道”等，这就是儒家文化所影响的中华民族基本心态的重要体现。根据这种心态，中国人传统上注重人和人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亲和关系。儒家另一个重要概念是礼，规范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是仁的价值的外在体现。礼是人的行为规范，这种行为规范以仁为最高追求目标。“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仁”与“礼”互补互用，人的行为应具有“仁爱之心”和“博爱”情怀。这种人文情怀在价值观念上的反映就是“重义轻利”、“以义为上”的价值取向。中华民族心理的优点是朴实、厚道、待人以诚，从而导致社会和谐稳定，秩序井然。这无疑对于培养现代社会健康的人格价值观具有借鉴意义。
　　儒家以“人”为贵，以“民”为本。在儒家看来，“仁”以及“仁者，爱人”是最高的文化范畴。孔子当初只把“仁”看成是人的一种道德属性，也是人的最高本质的存在。后来，儒家的继承者们不仅把“仁”看成是人的道德属性，更把“仁”视为宇宙和自然的属性，看成为世界最高存在。因此，儒家总是以“仁”或“人”为最基本的思维对象与内容，从而给儒家的思维方式带上了“人文主义”的特色。在儒家看来，“仁”是人们一刻也不能失去的。孔子甚至还提倡：“当仁，不让于师。”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诗”和“礼”都是“仁”的外在表现，是人与人之间感情关系的描述与规定。这些都说明儒家把以“人文”为基本内容的思维扩散到生活的各个方面。由儒家所奠定的“人文主义”思维的特质是强调入的感情因素，重视人在天地间的主体地位，一切从人出发，最后又都复归于“仁”或“人”。中国传统“人文主义”的思维，具有鲜明的对人的关爱与尊重的特性，倡导感情和谐和崇尚道德的价值。在现代社会危机问题普遍存在且日趋严重的历史条件下，“人文主义”的思维更是一种难得的思维品质。
　　二、以“和谐”、“中庸”的世界观寻求对分裂世界的互通与融合
　　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态度看世界，就会发现在当今物质文明空前繁荣背后，是敌对与分裂日益加剧。就人与人而言，许多人沉溺于拜金主义，狭隘的功利主义原则极度扩张，人的道德、尊严等一切都可以商品化，大干世界的人格呈现异化，人们价值观迷失、崩溃，精神颓废甚至也成了一种时尚。就国与国而言，由于不同的利益纷争、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文化习俗、不同的价值观等说不尽的原因，导致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各种帮派组织之间的冲突与战争不断，恐怖主义蔓延。当今社会人们应该重新审视过去所奉行的哲学和价值观。
　　中国传统思想世界观是和谐的世界观，讲天人合一，强调整个世界的和谐与统一。天地人“三材之道”并行不悖，并育而不相害。宋儒主张“人与天地万物一体”，要以仁德之心对待天地万物，“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种和谐的世界观要求人们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奉行的准则是“忠恕之道”，强调的是对人的关爱与尊重，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传统辩证的思维模式是中国古代各种有影响的文化形态所共有的思维方式所表现出来的特质。这种思维方式很多表现为个人的道德修养和人格的完善方面。如子曰，为人谋事，“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孔子还告诫人们，对于交友要注意正、反两个方面。他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又说：“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晏乐，损矣。”
　　儒家倡导“中庸之道”，就是讲：“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中庸之道”要求在思考和处理问题时，力求中和、持平、稳定，注意公平协调两方面的关系，做到“允执其中”、“致中和”的程度，既反对过火，又反对不够。“中庸之道”的出发点是儒家的“仁义”之德，提倡“和谐”和对人的关爱与尊重，从思维方式上反对固执、片面、偏谢。这种思维方式对当今社会是大有裨益的。当今社会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在和平建设的环境下，思考和处理人际关系，思考和处理一般学术与社会文化问题、社会与生活问题，就应注意“致中和”、“允执其中”，应提倡协调、稳定、安宁。当然，“中庸之道”与无原则调和矛盾有本质区别。
　　三、倡导人与人之间相互关怀、尊重和人格平等，以消融现代社会人与人的冲突与矛盾
　　今天，现代化的交通、通信以及网络科技发展使人们感到地球就像一个地球村，人们之间的距离从未像今天这样近。然而，人与人之间的心灵距离又是如此遥远，人们深切感受到的是前所未有的孤独、隔阂、矛盾和冲突，不仅不同的国家间、宗教间、民族间、文化间存在矛盾和冲突，就是个人自我人格也存在矛盾分裂，这是当今文明的一个矛盾，是在精神深处困扰人们心灵的沉重隐疾。萨特认为现代人一方面要设法从他人的掌握之中解放我自己，另一方面他人也在力图从我的掌握之中解放他自己；一方面我竭力要去奴役他人，另一方面他人则又竭力奴役我。这就是人类历史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我们所要面临的现实。
　　儒家人格价值观饱含着人与人之间的真切关怀、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尊重、人与人之间的人格尊严平等。在儒家人格观中，天地间只有人至尊至贵，《周易》把人与天地并称为“三才”，人是万物之灵，因此儒家主张尊重爱惜人，应该把人当人看，用人的方式对待人，人与人之间应该有一种真诚的相互关怀，这就是儒家通常所说的“仁者爱人”。孔子特别强调尊重他人的做人意愿和人格，认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在对待人与人的关系上，儒家讲“忠恕之道”，忠指忠心、忠实、忠人之事，“恕”为宽恕、宽和。这些思想在《礼记·中庸》中被概括为“仁者人也”。要求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把别人当作和自己一样的人看待。孔子还要求待人都应做到“恭、宽、信、敏、惠”，“温、良、恭、俭、让”。
　　儒家这种人格思想贯穿了三个原则：一是人道原则，肯定人的尊严，主张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建立爱和信任的关系；二是理性原则，肯定人同此心，人是有思想意识的人；三是平等原则，在人格上不分贵贱，人都具有善的本性，只要通过努力都可以成为“圣人”，正如孟子所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所以儒家“仁学”人格价值观是不同的人之间、不同的国家之间、不同的民族之间、不同的宗教之间、不同的文化之间的相接相处之道，是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世界的普遍和谐之道，是“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生命感通。儒学人格价值观对于克服现代人的人格分裂和精神危机有重要启示。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用否定的态度对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视中国传统思想为社会历史发展的障碍，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截然对立起来，认为不斩断与传统的联系，就无法实现现代化，把中国社会的愚昧、落后、****，乃至被动挨打的根源统统归罪于传统思想，不加分析地毁辱传统。当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审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时，我们固然要看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存在糟粕的一面，对这一方面我们应该批判否定，但同样应该看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存在优秀的一面，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人类文明发展最重要的思想成果之一。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文化发展传承的规律性，我们今天的思想文化是由过去发展而来，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如果因为传统思想文化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就对传统思想文化一味否定，这是历史虚无主义，是不尊重思想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对如何对待人类文化遗产都曾有过经典论述，特别是毛泽东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强调：“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
　　因此，毛泽东又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
　　今天，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由于高度工业化后带来的社会问题，纷纷转而向东方文化寻求思想理论解决自己的问题，这说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现代价值不容低估。传统与现代化是统一的，它们之间的历史渊源不能割断，传统与现代有着血肉联系，我们应该主动地去改造和吸收传统，使其实现自我更新，为现时代服务。
　　因此，我们要深刻认识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绝不是社会前进的包袱，更不是历史进步的阻力，而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积极动力。尤其面对西方工业文明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蕴含的丰富而深刻的人文内涵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原英人香港第22任总督葛量洪于1958年“五四”前夕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演时，以他多年对中国的了解，说道：中国文化最为高深，千古以来，世界上古老文化能绵延不绝，至今仍然光芒万丈，屹立不摇，只有中国文化。……21世纪必然是中国人的世纪无疑。
　　不过，我们认为中国文明的再度崛起，必以传统文化的中道文明、宽容和谐、扶助弱小，并以天人合一的生态文明化育精神，吸收、融合先进文化，创造出为人类的文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