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泽东工业化思想对“一五”期间资源型城

　　[论文关键词]“一五”期间；毛泽东；工业化；城市化；资源型城市
　　[论文摘要]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的毛泽东，其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工业化进程，也对“一五”期间中国资源型城市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些影响主要包括：毛泽东工业化思想及其实施推动着资源型城市的演进、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决定着资源型城市的演进路径、工业化体制的思想规定着资源型城市演进的模式。这些影响在推动资源型城市发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资源型城市的发展。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明确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乡村到城市，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要求全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并将“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作为中心任务，而“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而服务的”。1949年10月，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中财委计划局下设基建处，主管全国的基本建设和城市建设。新中国成立后，首先从整个工业最薄弱环节人手，重点恢复和发展国计民生急需的矿山、钢铁、动力、机器制造等行业，以促进城市发展，使因资源开发而兴起和发展的资源型城市由此成为最重要的城市类型。据统计，1952年重点建设的前三类工业城市中，具有明显资源性特征的资源型城市约为1/3，1954年的比例约为1/3强，代表性资源型城市有包头、兰州、太原、大同、鞍山、抚顺、富拉尔基、本溪、鹤岗、唐山等。可以说，“一五”期间，在中国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资源型城市的发展为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它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现代化道路上跨出的重大一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的毛泽东，其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一五”期间中国工业化进程，同时也对中国资源型城市大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一、毛泽东的工业化思想及其实施推动着
　　资源型城市的演进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历史任务，他指出，工业是“最有发展、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是“决定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这一切东西的”。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目标：“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新中国成立之初，贫穷落后的社会面貌、国内反对势力的颠覆活动危及到新生政权的巩固与发展，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同我们处于对峙状态。在这种背景下，不发展现代工业、不进行工业化建设是不可能的，严峻的形势迫切要求建立强大的军事工业以增强国防力量，毛泽东曾形象地说：“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在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的探索中，1953年拟订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把“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作为重要内容。1954年9月，在一届人大通过的《宪法》中，“总路线”被写入总纲，“工业化”的任务以宪法的形式确定下来。
　　如何实现工业化?经过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指出：“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使我国有强大的重工业可以自己制造各种必要的工业装备，使现代化工业能够完全领导整个国民经济而在工农业生产总值中占居绝对优势，使社会主义工业成为我国唯一的工业。”周恩来对毛泽东这一观点作了比较详尽的阐述，他说：“我们的工业化就是要使自己有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我们所说的在我国建立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主要是说：自己能够生产足够的主要的原材料；能够独立地制造机器，不仅能够制造一般的机器，还要能够制造重型机器和精密机器，能够制造新式的保卫自己的武器，象国防方面的原子弹、导弹、远程飞机；还要有相应的化学工业、动力工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等等”。
　　在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的指导下，“一五”期间，我国着重建设了一大批基础性重点工程。到1956年，鞍山、包头、武汉三大钢铁基地的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第一座生产载重汽车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建成投产，第一座制造飞机的沈阳飞机制造厂试制成功第一架喷气式飞机……其他包括能源、冶金、机械、化工、电子、航天、航空等各类工业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美国学者迈斯纳这样评价：“不管用什么标准来衡量，50年代的工业化都是杰出的经济成就。”当“一五”期间工业化不断推进的时候，我国资源型城市获得快速发展。据统计，“一五”期间建成或基本建成的主要资源型城市有：大同、阜新、辽源、抚顺、本溪、通化、鹤岗、鸡西、双鸭山、平顶山、焦作、铜川、淮南等煤矿城市，兰州、玉门等石油城市，承德、鞍山、包头、武汉、本溪、吉林、富拉基尔、抚顺、哈尔滨、株洲、个旧、白银等钢铁工业和有色金属工业城市。
　　 　　二、毛泽东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决定着
　　资源型城市的演进路径
　　在工业化实施战略方面，毛泽东认为，“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环节是发展重工业。

以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1952年，毛泽东等人在《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计划轮廓(草案)》及其《总说明》、《关于编制1953年计划及长期计划纲要的指示》等文件中，要求编制计划突出重点，并明确指出：“工业建设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为辅”，“五年建设的中心环节是重工业”。优先发展重工业是中国实现工业化的战略，随着这个战略的实施，我国在“一五”期间工业化得到稳步推进，城市建设围绕工业化方针展开，主要是新建、改建、扩建工业城市，其中一个重点就是资源型城市的发展，它的演进路径是：资源赋存——区域优势——工矿企业——资源型城市。
　　资源性是资源型城市的基本特征，资源型城市的演进基于资源赋存及资源开发，因此资源丰度高的地区是资源型城市演进的主要区域，在政策制订和实施上，一方面强力扶持东北老工业基地，另一方面，对蕴藏有大量矿产资源的中西部实施了倾斜政策以开发中西部资源。在资源禀赋、区域优势的基础上，大量工矿企业兴建。
　　在工矿企业兴建过程中，《共同纲领》规定：“应以有计划有步骤地以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重点，例如矿业、钢铁业、动力工业、机器制造业、电器工业和主要化学工业等，以创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在这个思想指导下， “一五”期间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是以苏联帮助设计的156个建设项目(合称为“156项工程”)为中心、由694个限额以上建设项目(实际施 工达到921个)组成的工业建设而展开的。“156项工程”中，实际实施为150项，包括：军事工业企业44个、冶金工业企业20个、化学工业企业7个、机械加工企业24个、能源工业企业52个、轻工业和医药工业3个。这些项目建设突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目的在于建立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的骨架，为实现我国工业化奠定初步基础。这些项目在布局上有两个重点：一是合理地利用东北、上海和其他城市已有的工业基础，强调对以鞍山钢铁联合企业为中心的东北工业基地的改建，在计划的694个限额以上工业项目中，有222个摆在东北和沿海各地；二是开始建设华北、西北、华中等新工业区，形成以武汉钢铁联合企业和包头钢铁联合企业为中心的新工业基地。在工矿企业建设过程中。政府投入时比较多地注意了资源采掘、初级原料加工等基础工业，一大批发展重工业所需要的资源性产业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纷纷上马。据统计，苏联帮助建设的156个建设项目在“一五”时期开工的有147个项目，其中续建、改建、新建的资源性工矿项目占了45项，包括煤炭工业、石油工业、钢铁、有色金属工业等，这些资源性工矿建设项目遍及黑龙江、辽宁、河北、山西、吉林、河南、安徽、陕西、内蒙古、湖北、江西、云南、甘肃等地，涵盖煤炭、石油、钢铁、有色金属等行业。在694个限额工业建设项目中，资源型工矿企业建设项目仍占有重大比重，包括黑色金属工业、有色金属工业、电力工业、煤矿工业、石油工业以及其他重工业，共计393项。
　　资源型城市与资源开发紧密相关，资源性工矿企业的巨大发展必然促使资源型城市的兴起或发展。依托资源性工矿企业的发展，为数不少的资源型城市或兴起或发展。据周一星统计，“一五”期间，中国共净增设城市21座，在非县城基础上兴建的资源型城市有6座(未含曾一度设市并撤消的河北峰峰市)，包括玉门市(1955)、双鸭山市(1956)、铜陵(1956)、马鞍山(1956)、平顶山(1957)、鹤岗(1957)等。这些城市几乎都是平地而起，并且基本上都是在资源性工矿企业的基础上设立起来的。
　　 　　三、毛泽东工业化体制思想规定着
　　资源型城市演进的模式
　　选择什么样的体制实现工业化?计划经济体制是当时的选择。首先，实施计划经济体制是历史的选择。近代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国家工业化是最好的选择。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没有经验、经济又十分落后的背景下，模仿偏好自然就表现出来了。这在毛泽东工业化思想中也有体现：“苏联过去所走的道路正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榜样……我国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正是依据苏联的经验从建立重工业开始。”其次，毛泽东提出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也决定了实施的体制为计划经济体制。资金保证、国内物资的提供、工业技术和管理人才等问题都需要集中的方式才能更快更有效的解决，而且优先发展重工业需要苏联的援助，所以相应地需要我们在经济体制，乃至工作方法、工作程序上都要与其有所衔接，这些因素促使我们必须采用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这种计划经济体制规定着资源型城市的演进模式：资源赋存是基础、工矿项目建设是动力机制、国家强制性政策是最基本的制度安排。
　　经济体制要求企业的布局和建设都要在国家统一部署下完成。根据资源型城市的特点，“一五”期间，新建工业区在地区布局上考虑的首要因素就是资源禀赋(其他包括安全因素和经济因素)。钢铁厂、有色金属冶炼厂、化工企业等主要建在矿藏资源丰富或能源供应充足的地区，机械加工企业主要建在原材料生产基地的附近，鞍山钢铁公司、长春汽车城、沈阳飞机城、富拉尔基重型机械加工基地等就是按照这些原则建立起来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前三年，国家对黑色金属工业的投资主要集中在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对以鞍钢为中心的东北三省黑色金属工业的投资占全国的81.7％，原因就是这里是煤铁资源最丰富的地区。

　　资源型城市的特点就是城市兴起或发展与资源工矿项目建设紧密相关，矿区即城市的主体部分，也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在计划体制的制约下，资源基地始终是国家生产体系的一个基本生产单元，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是资源生产，因此，工矿项目建设是“一五”期间资源型城市兴起或发展的动力机制。
　　国家政策推动是“一五”期间资源型城市兴起或发展的助跑器，强制性政策的推行是最基本的制度安排。以资金的积累为例，资金问题是实现工业化的一个关键问题，毛泽东认为主要应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因此在争取苏联援助的同时，更强调独立自主，主张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走内部资金积累的道路，他说：“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这个积累过程是国家强制性政策实施的过程，主要是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依靠行政力量组织和配置社会资源，进行强制性工业化积累，即通过不等价交换和税收等形式把社会中的资源强制转移到工业领域，以支持工业的扩张和发展。由国家控制全部经济资源、由国家计划分配资源，成为资源型城市发展中资金积累的基本特征。
　　 　　四、毛泽东工业化思想对资源型城市
　　发展影响的得失分析
　　毛泽东工业化思想内容丰富，在“一五”期间的实践中交织着正确与局限、成功与挫折的探索，从而对资源型城市的发展也就产生着推动和制约两方面的作用。
　　实施工业化的基础和前提是矿产资源的开发，在“一五”期间快速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一大批资源型城市相继建立，这是建国初期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显着特点。
　　首先，在毛泽东工业发展战略的稳步推进中，新建、改建和扩建了一批工业城市，其中资源型城市发展最为突出，比如在能源建设方面，“一五”期间，抚顺、阜新、鹤岗、鸡西等地煤矿项目的投产大大加强了东北工业基地的能源供应，也加强了这些城市的建设，阜新就是在这一时期获得了4个能源项目，奠定了煤电工业的基础，因此而获得了“煤电之城”的美誉；在原材料方面，“一五”期间，鞍山、北满、本溪等地的钢铁生产，大大加强了以鞍山为中心的东北钢铁基地的建设，促进了这些城市的发展，同时在内地开始着手建设新的大型钢铁基地，促进了内地钢铁资源型城市的发展，四川的攀枝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设起来的，它在今天还成为资源型城市发展势头良好的代表城市。
　　其次，在各种敌对势力的封锁下，毛泽东主张独立自主的思想使我国工业化在初始阶段迅速发展，并有力地推进了城市化进程，而城市化的进程又反过来影响工业化的发展。在工业化的推进下，资源型城市的迅速发展打破了各种敌对势力的贸易封锁，并且为国家换取外汇创造了条件。1949年～1952年，我国工矿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仅为14％， “一五”期间上升为25％，1958年上升为28％，而用外汇进口的物资多为工业化所必需的机器设备，反过来又有力地支持了工业化建设。
　　再次，在毛泽东工业化思想中，其工业布局主要以资源赋存、国防安全和经济建设为指导，这就使西部和边缘地区的资源得以开发，改变了工矿城市集中在东部的局面。这样，通过全国工业布局的统筹安排促进了我国现代化城市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尤其是改变了中西部资源开发不足的状况，初步建立了资源型城市基本格局，为今天资源型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五”期间，经济建设的重点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工业建设，由于缺少经验，并受急于求成思想的干扰，毛泽东的工业化思想及其实施存在着局限性，因此使资源型城市在获得巨大发展的同时，也受制于其思想的约束。首先，毛泽东以计划体制的框架来推行工业化，使资源型城市所有的生活与经营活动都被纳入了国家的计划经济体系，国家成为资源型城市居民的唯一“雇主”，由此而全面地控制了城市居民生活资料的来源。这种控制最严重的结果是市民在精神上对国家的依附倾向，人的个性、创造性活力、多彩的生活，都逐步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其次，毛泽东所主张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决定由国家控制全部经济资源、由国家计划分配资源，这在当时消除了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许多不确定因素，从而减少了运行的“初始成本”，但也带来了一系列负面的影响：单一产权和计划协调替代市场交易，对抗不可避免，内耗也就越来越明显了；计划经济主要依托“有形之手”配置资源，使资源型城市的资源处于纯奉献式输出地位，原始积累相当低，以致在今天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资源型城市的主导产业多为资源开发利用的上游产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从事资源原始开发的资源性企业所得几乎全部上缴中央财政，对地方贡献小，资源型城市留存资金有限，往往出现“资源丰富、经济贫困”的尴尬局面；单一产权和计划协调的制度模式使得在工业化实施过程中，形成了资源无价、资源产品低价的扭曲的资源价格体系，导致企业对资源进行掠夺式的开采；资源无偿使用导致市场调节作用的缺失，尤其是价格信号导向作用的缺失，从而难以达到优化配置和提高效率的目的。这些因素成为阻碍今天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根源。第三，毛泽东工业化思想实施中形成的城乡关系二元结构影响着资源型城市的发展。“一五”期间，重工业投资是轻工业的7～8倍，占工业总投资的85％。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使产业向着资本密集型的方向发展，非农产业部门在产值中比重增加的条件下就业增长缓慢，这就难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而加速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而且，为靠近资源和平衡地区发展而兴建的资源型城市由于所处的地区产业体系不发达，社会分工程度很低，虽然城市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但其产品都是为其他地区加工工业和其他相关工业提供所急需的能源、原材料，也就是说，资源型城市基本上处于输出地位，城市没有最基本的原始积累，自然也就不可能成为推动周边经济(尤其是农村经济)的中心极，反而使城乡差距增大，成为制约资源型城市发展的因素。
　　综上所述，在毛泽东工业化思想指导下，“一五”期间，我国建成了一系列大中型工业骨干企业，以资源赋存为基础、以工矿企业建设为内容的资源型城市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但由于历史的影响，毛泽东工业化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资源型城市的演进，并给资源型城市进一步发展留下了隐患。在今天，我们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道路，在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中面临着需要对城市发展战略做出重新定位的现实，对历史的研究将给予今天以借鉴，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现实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