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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发布时间:2015-09-08 09:22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异化劳动;抽象劳动;现代性批判 
  [论文摘要]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将资本统治的确立指认为异化劳动这一基本的“经济事实”,其实质是抽象劳动对人的统治。马克思将异化劳动同私有财产结合起来,揭示了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即积累起来的死劳动对人的活劳动的统治,揭穿了现代社会异化关系的本质在于抽象劳动成为现代劳动。马克思以异化劳动为核心范畴,通过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和包括黑格尔哲学在内的整个哲学的批判,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存在论意义的现代性批判的基本路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第一个总体性文本,是马克思思想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 
  青年马克思的基本理论立场是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通过主体性精神和理性精神追随“启蒙”精神和现代社会的原则。在经过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德法年鉴》之后,马克思已经形成了现代性批判的基本立场,预示着哲学批判、政治批判和对市民社会的经济学批判之内在贯穿成为可能。到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时期,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批判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已被有意识地融合、贯穿并成为马克思的基本理论任务。从现代性批判的视角来看,《手稿》可以看成是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第一个总体性文本,它承续了前一阶段的思想成果,表明马克思自觉地从多个内在关联的领域展开现代性批判。《手稿》既不单纯是马克思学科研究领域的转移,也不单纯是学科体系意义上的思想史革命,而是直接指向现代性批判并对现代性批判的初步成果。从《手稿》自身思想关联来说,将其看成是马克思思想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是十分恰当的。 
  一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论犹太人问题》等着作中,马克思揭示了现代作为“政治解放”的限度,要求对市民社会本身进行批判,但这时的马克思还只是一般地谈到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和“原子主义”。在《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本质性地与经济学“遭遇”,这一遭遇的重要性在于,通过对市民社会中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进行批判性的分析,揭示了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和内在限度。问题的提法在《手稿》中已经具有了原则性的高度,“问题的这种新提法已经包含问题的解决”。在《手稿》笔记本I“工资”一节中,马克思提出如下两个根本性的追问,从而切中了现代性问题之根本: 
  (1)“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2)“主张细小改革的人不是希望提高工资并以此来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就是(像蒲鲁东那样)把工资的平等看作社会革命的目标,他们究竟犯了什么错误?” 
  马克思对这两个内在关联的追问具有本质的重要性。作为私有制的最后完成,现代资本统治的确立实质就是“抽象劳动”对人的统治,它表现为异化劳动这一“经济事实”。马克思对“抽象劳动”历史意义的把握和揭示,实际上就是对现代性原则的追问,同时马克思也明确了在现代资本范围之内的改革不可能取得成功。“现代的自我解放”必须是工人从“抽象劳动”中获得解放,而不是获得进行“抽象劳动”的权利,“解放成为现代”和“从现代获得解放”已经被原则性地区别开来。这样,《手稿》一开始就跃出了国民经济学的水平,划定了“现代”的原则性界限。经济学批判本身也就不再只具有专业学科意义,而是像对法哲学批判一样从属于现代性批判这一基本的“问题系”:它是先前思想明确预示的“市民社会”物质关系批判的具体展开,现代性批判触及到了“经济关系”或“生产关系”这一社会历史的存在论基础。“抽象理性”和“形式理性”的现代概念被“抽象劳动”的异化关系概念取代,从而开启了将现代性批判的矛头直指人们现实的普遍活动状况和社会存在关系这一新的路向。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是私有财产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私有财产的纯粹表现。作为外化劳动的结果,私有财产关系潜在地包含着劳动和资本的对立。资本与地租的差别、动产与不动产的差别等等,乃是一种“历史的差别,而不是基于事物本身的差别。这种差别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形成和产生的一个固定环节”,“自由的资本”是劳动发展的必然结果。动产战胜不动产,资本家战胜土地所有者是一种现实发展的必然。动产作为资本,是“现代之子”,作为不动产的地产不过是没有完成的资本。马克思说:“与资本不同,地产是还带有地域的和政治的偏见的私有财产、资本,是还没有完全摆脱同周围世界的纠结而达到自身的资本,即还没有完成的资本。它必然要在它的世界发展过程中达到它的抽象的即纯粹的表现。”马克思指出,地产这个私有财产的根源必然卷入私有财产的运动而成为商品:所有者的统治必然要失去一切政治色彩而表现为私有财产的、资本的单纯统治。马克思把资本看成是现代社会的普遍原则,资本成了最本质的力量,表现为“死的物对人的完全统治”。马克思说:工业资本是私有财产的完成了的客观形式,“只有这时私有财产才能完成它对人的统治,并以最普遍的形式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力量”。资本作为私有财产的“抽象”或“纯粹表现”,它是私有财产发展的“最后的、最高的阶段”,也只是到了这个阶段,私有财产作为外化劳动结果的秘密才暴露出来。 
  资本对人的统治,实质就是抽象劳动对具体劳动的统治,死劳动对活劳动的支配;对于工人来说,是资本对其产品和劳动的支配,使人类最本质的活动—劳动—处于一种普遍的异化之中。通过对异化劳动四个方面内涵的分析,马克思从根本上阐释和描述了现代社会中无产者的存在论处境,揭示了工人被剥削和被统治的地位。在马克思看来,对“异化劳动”概念的分析只是分析一个现实的“经济事实”,而对这种事实和“现象”的分析早在国民经济学那里已经完成了。马克思的任务则是进一步揭示这一“经济事实”的本质及其根源。马克思在国民经济学家的基础上进一步追问道:“应该怎样在现实中去说明和表述异化劳动和外化劳动这一概念呢?”此一追问抵达了问题的根本。马克思将“异化劳动”同私有财产这一概念结合起来,揭示了私有财产的本质和来源,批判了以为只有谈劳动才是谈到人,而谈论私有财产是谈论某种人之外的东西的观点。马克思说,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和结果,只是到了后来,由于二者表现为相互作用的现象才掩盖了这一根本事实。实质上,作为私有财产之最后阶段,资本对人的统治,就是积累起来的劳动对人的统治,就是抽象劳动获得统治地位而成为现代劳动的本质形式。马克思说:“资本文明的魅力恰恰在于,资本发现并促使人的劳动代替死的物而成为财富的源泉。”这里的劳动就是抽象劳动。 
  二 
  马克思将抽象劳动指认为现代劳动的本质形式,蕴涵着现代社会的异化关系和人们普遍的社会存在状况。马克思认为,现代资本完成了对人的统治,不仅是对工人的统治,而且也包括对资本家的统治。马克思说,资本的支配权利不仅支配着工人的劳动,而且也支配着资本家本身。“地产必然以资本的形式表现为对工人阶级的统治,也表现为对那些因资本运动规律而破坏或兴起的所有者本身的统治。”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对资本家的“异化”进行具体的分析。在《手稿》中,马克思只是提及“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从工人的方面考察了这一关系;下面我们还将从非工人的方面加以考察”。“我们已经考察了一个方面,考察了外化劳动对工人本身的关系,也就是说,考察了外化劳动对自身的关系。”那么,如何来考察资本家与异化劳动的关系呢?在马克思提示考察这一关系的时候,《手稿》就此中断了。(笔者以为这也符合马克思的写作习惯,他经常在手稿中写下即将展开论述的要点,以便在写作停下来的地方,留下已经形成的思路。)我们只是见到马克思写下的三条写作要点:“首先必须指出,凡是在工人那里表现为外化的、异化的活动的东西,在非工人那里都表现为外化的、异化的状态。其次,工人在生产中的现实的、实践的态度,以及他对产品的态度(作为一种内心状态),在同他向对立的非工人那里表现为理论的态度。第三,凡是工人做的对自己不利的事,非工人都对工人做了,但是,非工人做的对工人不利的事,她们对自身却不做。” 
  从这些粗略的要点中,我们很难推测马克思具体的阐述。但可以确定的是,马克思并不认为作为非工人的资本家就是“非异化的人”,是人的实现。在马克思看来,异化也包括资本家本身,虽然资本家的异化与工人的异化之间存在着形式上的差别。马克思在笔记本II中说:“生产不仅把人当作商品、当作商品人、当作具有商品的规定的人生产出来;它依照这个规定把人当作既在精神上又在肉体上非人化的存在物生产出来——工人和资本家的不道德、退化、愚钝。”商品属性成了人本身的“内在规定”,是人实现自身的基本形式,是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马克思在笔记本III中说,异化表现为“一种非人的力量统治一切”。马克思由此分析了资本家的奢侈和节约如何从属于资本的计算并且受到资本原则本身的统治。“国民经济学家关于奢侈和节约的争论,不过是已弄清了财富本质的国民经济学同还沉湎于浪漫主义的反工业的回忆的国民经济学之间的争论。” 
  由于马克思在《手稿》中没有完成以“异化劳动”来具体阐释“非工人”(即资本家)的异化,据此不少人只是将异化劳动看成工人阶级一种不幸状况的阶级“怨恨”和道德化批判,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和目的被理解为工人和资本家身份的简单颠倒。实际上,“异化作为一种非人的力量统治一切”,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异化,而且包括资本家的异化,这一观点在《手稿》中是一贯的,在后期的作品中也有提及。当然这并不是说,马克思的“人”的概念是一个非社会的、非阶级的“总体性”概念。恰恰相反,马克思是在现实的劳动经济关系中分析了人的存在状况,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人们不同的阶级地位和社会对抗性质,这种对抗不具有个人之间的性质,而是根源于作为私有财产制度之完成形态的“资本统治”,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说法,工人和资本家不过是劳动和资本的“抽象人格”。 

  《手稿》对“异化劳动”批判明确地表现了马克思的“人”的概念从原则上不同于费尔巴哈的“类”概念,并构成了对费尔巴哈的批判。马克思一开始就按照国民经济学“工资”、“资本利润”和“地租”三个范畴来分析了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地位和相互关系。“资本的运动将使整个社会必然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劳动和资本的对立一旦达到极端,就必然是整个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这一过程是通过工人解放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它将克服现代单纯“政治解放”的限度而成为普遍的人的解放。马克思说:“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这并不是因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而是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当然,这种解放决不是将工资的提高和工资的平等作为社会革命的目标,而是对作为“人的自我异化的”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的积极扬弃,消除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根本前提;不是一种角色的互换,当然也不是人人都成为工人或者人人都成为资本家的空想,而是整个人类生存处境和生存状态的根本改变。 
  三 
  马克思说:“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成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问题的这种新提法本身已经包含了问题的解决。”正是这一问题的新的提法,使得马克思获得了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主要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和空想社会主义的超越性立场,并将这三个方面的批判熔铸成现代性批判的统一性视角之中。国民经济学、黑格尔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面对现代状况只是一种“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它们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只是停留在社会现象的表面,而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 
  马克思认为,国民经济学只是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将需要说明的事实当作无需批判的前提,不能真正揭示现代社会的实质。国民经济学“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之中,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制财产的本质中生产出来的”。国民经济学没有将私有财产和外化劳动结合起来考察,不能揭示私有财产和现代资本是外化劳动的历史结果这一本质;不能揭示资本的统治导致工人劳动的异化;不能揭示资本的统治是一种可以并且必然被扬弃的历史现象。而是恰恰相反,国民经济学本身只是现代原则的产物,是资本家“科学上的自白和存在”。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国民经济学,揭示了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就是劳动,将劳动视为自己的原则,这种国民经济学“应该被看成私有财产的现实能量和现实运动的产物(这种国民经济学是私有财产在意识中自为地形成的独立运动,是现代工业本身),现代工业的产物;而另一方面,正是这种国民经济学促进并赞美了这种工业的能量和发展,使之变成意识的力量”。但就像马丁·路德扬弃了外在的宗教而将僧侣移入人的心中一样,在马克思看来,这种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只不过是表面上承认了人,而本质上却是对人的彻底的否定,因为在他们将人本身规定为私有财产的本质的时候,已经非批判地将私有财产作为不变的“事实”和“前提”,而不是对私有财产本身进行批判。 
  当然,马克思不是最早提出对私有制进行批判和扬弃的思想家,对私有制的激进批判首先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并不构成对私有制真正的积极扬弃,相反,他们本身还受到私有财产的束缚和感染。为此,马克思批判了多种形式的“未完成的共产主义”,它包括“用普遍的私有财产来反对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民主的或****政治的共产主义和要求废除国家的共产主义等。马克思说第一种共产主义是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抽象否定,它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而后两种共产主义形式,虽认识到自己是人的异化的自我扬弃,但他们没有理解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本质。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共产主义不是对私有财产的抽象否定,相反,它本身根植于私有财产的运动之中。马克思说:“不难看到,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这样,马克思就把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质地结合起来:共产主义决不再只是具有“政治的性质”。相反,它越过了现代政治解放的限度;不是确立现代市民社会的地位,而是使人们从市民社会本身获得解放,从而具有“人类解放”的性质。 
  在《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国民经济学对“市民社会”的批判,揭示了现实的历史运动和人们劳动经济关系中的对立和异化。由此,马克思获得了批判黑格尔哲学的坚实基础并展开“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黑格尔理解的“异化”、“外化”并不是现实的、经济实践活动中的现象。“全部外化历史和外化的全部消除,不过是抽象的、绝对的思维的生产史。”黑格尔对异化对象的占有和扬弃,只具有一种批判的否定的外表,并不触及到现实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基础的变革,更没有要求在现实的历史运动中理解和促成此种变革。马克思说黑格尔是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把劳动看成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但他只看到了劳动的积极方面,没有看到劳动的消极方面,没有在现实的经济关系中揭示出劳动异化的实质和克服劳动异化的必然性。这样一来,“人的本质的全部异化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异化。自我意识的异化没有被看作人的本质的现实异化的表现……掌握了自己的本质的人,仅仅是掌握了对象性本质的自我意识”。但马克思在揭示了黑格尔全部哲学的“抽象性”同时,也肯定了其中所蕴涵着辩证法的“积极环节”对于理解“共产主义”的积极意义。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作为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是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范围内生成的,它决不是人的采取对象性形式的本质力量的消逝、舍弃和丧失,决不是返回到非自然的、不发达的简单状态去贫困。 
  这样一来,马克思在《手稿》中就实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空想社会主义批判和德国古典哲学(主要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批判的内在思想之相互贯穿和熔铸,其最终成果就体现为这样一个总体性的思想视域——“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唯一的历史学科”,它绝不是游离于各学科之外的抽象教条。当然,青年马克思对这些范畴的使用还没有稳定下来,思想的基本视域只是蕴涵在文本的表述之中,但是《手稿》确定了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核心观点和方法论特征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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