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象的界限

　　摘要:通过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构建的基本元素,如资本、劳动、剩余价值及其各种变换形式的分析入手,来探析马克思对经济社会学的贡献;同时对比韦伯对资本主义的全新理解,揭示他们在根本上是处于不同的方面上看待社会,甚至在对劳动、阶级等的分析手法上根本上是处于两个不同的时代,然而我们并不这样就认为韦伯处在了古典时代。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社会学;韦伯;表象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分析是一种破除了表象后对资本主义的本质性把握。他仿佛破开了社会的坚硬的外壳,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构成要素,尤其是资本的运作这一本质上不同于任何一个以往时代的现象来分析资本主义。正如福柯认为的,19世纪的人们第一次学会了从事物内部去看事物,赋予事物本身以时间性,在事物本身的变化中理解事物、理解世界,马克思把我们带到了这个世界的内部,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表象后面的整个核心骨架。如果我们由此去批驳马克思的理论严重低估了除了经济利益之外的其他利益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这样是不公平的,因为马克思始终在用哲学的本质思维在理解社会,任何宗教、情感、意志等等都处在了本质之外,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否认了这些因素的重要性。
　　一、破除表象,直入本质
　　资本,作为马克思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工具,在他的眼中发生了视角的巨大转变:资本发展为一种强制关系,迫使工人阶级超出自身生活的需要的狭隘范围而从事更多的劳动。在他眼中资本还是“作为他人辛勤劳动的制造者,作为剩余劳动的榨取者和劳动力的剥削者,资本在精力、贪婪和效率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往一切以直接强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1]这种目光透注点的转变归因于马克思抛弃了以往经济学家从劳动过程的观点来考察生产过程的方式,而是把目光转向了从价值增殖过程的观点来考察,从而揭开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运动奥秘,也发现了资本家的贪婪本性和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
　　马克思对资本进行了分类,区分了不同资本类型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他认为产业资本是支配资产阶级社会的资本关系的基本形式,虽然商业形式和利息形式比资本主义生产的形式,即产业资本是更古老的,但是它们只是派生的或次要的,如生息资本那样只是在生产之前和之后起作用的资本就是派生的;如商业资本那样就是次要的,是一个执行某种特殊功能,即属于资本流通领域的范围的资本。
　　马克思说过:“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1]乍一看,这是一句极其矛盾的话,如果不知道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的话,情况确实是这样。然而,我们知道马克思这句话其实是说,剩余价值只能在生产中产生,而流通领域只是使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得以实现。也正是在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马克思要把产业资本看做是资本关系的基本形式,而其他形式都只是派生的,同时,马克思也获得了一把利剑,破开了资本主义的心脏,让我们看到了贪婪、欲望的真正的对象,因此,一个广大的社会学批判领域向我们展开了。任何庸俗经济学家所描述的表象在马克思这里获得了一种内在的透视映照,赋予表象后的本质以一种铁一般的事实说服力。
　　“剩余价值无非是资本——商品或货币——所支配的劳动超过商品本身所包含的劳动量的那个余额,即无酬劳动。”马尔萨斯认为的利润已经直接地现成地包含在商品的价值之中,认为剩余价值的产生是由于买者高于商品价值出卖商品。于是,我们发现,马尔萨斯实在无法理解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总量和商品中包含的有酬劳动量之间的差额,而求助于“让渡利润”这个庸俗的观点。进而推之,整个社会的财富的增加价值成为了马尔萨斯无法磨灭的梦魇:既然某人作为某一商品的买者所赚得的,也就是他作为另一商品的买者所亏损的,社会财富怎么会增长?然而,这一切的荒谬结果都来自于对剩余价值的不理解,同时,更无法区分剩余价值与利润的关系。
　　其实,无论是利息、地租还是利润,都只是剩余价值的表现形式,都只是资本在运动中产生的表象。人们如何说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从古典经济学中借用了很多的成果,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无论古典经济学如何在某些点上已经触及到了剩余价值和劳动生产价值理论,比如亚当·斯密关于商品的交换价值决定于商品中包含的已耗费的劳动量或劳动时间的观点,仍然无法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是马克思首次完整地表述了剩余价值理论,并且用强硬的逻辑力量和大量的事实来证明这个理论,挖掘到了资本的深层本质,而不是像斯密那样老是在混乱中表述自己的思想,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亚当·斯密在两种不同的交换价值规定之间摇摆不定:一方面认为商品的价值决定于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量,另一方面又认为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可以买到商品的活劳动量。”
　　事实上,我们知道斯密之所以会有这种摇摆只是由于他没能正确地理解劳动的价值同劳动的交换价值的区别的真正含义并且把劳动的交换价值作为商品的价值尺度从而陷入了恶性循环论证,到了李嘉图的时候,虽然他得出“商品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但其仍然未能发现劳动作为商品的特殊性,即价值增殖的特性,而这恰恰是古典经济学家无法发现剩余价值理论的根本原因。马克思在分析商品的二因素的时候在深层次中挖掘到了劳动的二重性,时间因此真正进入了劳动,一个新的时代也因此开始了。正是马克思发现了这种两种划分的根本区别,而且还认识到前一种划分方法对整个剩余价值理论,乃至对整个资本主义的理解的巨大意义。
　　在生息资本的场合,一切都表现为表面的东西,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关系更加被掩盖、更加神秘化了。资本关系仅仅表现为借贷资本家和职能资本家之间的关系,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就看不见了。利息的真正来源被歪曲了,利息的本质也就看不清楚了。
　　如果我们没有突破表象的界限,而只看到资本在经过一次借贷后奇异地获得了增殖,仿佛资本能够自行增殖一样,那么拜金主义思潮就变得如此的理所当然了。但是,马克思已经把我们带入了资本的内部,让我们能够区分资本的分类,这时他又要进一步带我们深入,在一般性的地层中挖掘特殊的差异,即在我们知道了生息资本这个一般性的资本层面之后,我们在其里层又将发现利息这个特殊性的层面:我们看到在生息资本的运动形式同其他资本形式区分后直接把这种比较后的特殊性传递到了生息资本运动的直接结果利息的身上,从而揭示了利息的真实本质。利息只不过是货币资本家把货币资本贷给职能资本家后获得的一部分的平均利润,归根结底,还是剩余价值的一种表现形式。
　　整部《资本论》不仅仅意味着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而是意味着对市民社会的人的批判,它遵循的是资本主义的导线。这种“经济学细胞”就是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其实质在于,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产品统治着人。马克思正是通过对劳动产品成为商品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揭示,揭露了隐藏在商品——劳动产品背后的一种普遍的隐蔽着的社会关系,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从而也揭露了“所有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

　　马克思通过对商品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的描述和分析,不断地讲述了商品的奥秘,从而也把资本主义的构成要素,诸如价值、资本、劳动等等通过商品这个纽带把它的秘密也讲述了出来。他抛开了表象的世界,用时间改变劳动表象一层不变的本性,即用流变来造就劳动的流变,从此劳动再也不是抽象的劳动,它是具体的、历史的劳动,完成了由抽象到具体的质的飞跃,同时也完成了一个时代的飞跃!
　　二、马克思与韦伯
　　马克思摆脱了萦绕在劳动上面整个中世纪的神性光辉,以及古典时代的表象的空间,摆脱了马克思自己所认为的一切“虚幻形式”。他认为,缴纳给牧师的什一税是比牧师的祝福能够更加反应问题。在这个观点之中隐含着一种表象与本质的内在张力,同时,引导我们认清这样一个事实:宗教的朦胧的影响总是在现实利益的清晰背景下进行,焕发在劳动表层的神性光辉终究会在劳动本质的内核的光芒下显得暗淡。
　　而且,是现实的物质生产条件决定了宗教的选择,而不是相反,“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一般的社会生产关系是这样的:生产者把他们的产品当做商品,从而当做价值来对待,而且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把他们的私人劳动当做等同的人类劳动来互相发生关系。对于这种社会来说,崇拜抽象人的基督教,特别是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基督教,如新教、自然神教等等,是最适当的宗教形式。”[1]宗教在马克思眼中是低级生产力引起的狭隘观念的反映,只有当实际的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同时马克思承认这个消失的过程是长期的、痛苦的历史发展的过程。然而,我们在这里还是只发现实现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单方面对宗教的影响,而没能看到宗教作为一种能动的反映对经济的影响。在这个方面,韦伯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补充,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中阐述了十六七世纪宗教改革以来所产生的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的观点。
　　“当宗教力量与上述的社会变革发生关联时,它也绝非一直都是决定性的要素。再者,宗教也无法创造出某种经济状态,除非在既存的关系与利害的情势中有导致——甚至是强大的驱力——如此一种经济变革的某些可能性。”显然,韦伯是无法认同马克思把经济当做决定社会变革的根本性力量的观点,但是我们发现韦伯其实更多的在强调经济不是唯一决定社会变革的力量这样一个观点,他在宗教尤其是宗教伦理里发现了其与社会的强烈的影响,于是他说:“宗教对整个法律制度与社会习惯的领域发挥了定型化的作用……法律的支配性之为宗教所定型化,构成了法秩序之理性化——以及由此而来之经济理性化——的最重要的限制之一。”
　　总之,韦伯通过对超越秩序和现世秩序的紧张二元论来阐释宗教的超越秩序对现实秩序的作用和影响,而马克思则更多地在这种二元划分看到了其间的神权和政权的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的冲突,并且带有强烈的道义性批判。所以,我们从中可以看到,马克思一开始就是站在了批判的视角来对待宗教,然而我们不应该把他们视为背道而驰的两种理论,其实我们不妨把它们看做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
　　然而毕竟马克思与韦伯是站在不同的思辨层次上去看待社会。韦伯比马克思更像社会学家,而马克思更多时候是一个哲学家,他总是在纷繁中寻求简一,在最高层次去看待社会,时刻想着为社会寻求一个最终的、最根本的动力源泉,因而他的思维在根本上是纵向的;而韦伯更像是在历史的横向中真实地还原社会,于是我们可以在他的着作中,尤其是他的《经济与社会》中发现极其烦琐和细微的划分,力图把社会做几何图式的分解和组合,因而他的思维在根本上是横向的。这里有一个极好的例子可以证明:(最终的)农业制度的这些明显不同,归根结底仅仅部分是经济的原因,另一方面应该追溯到历史的命运,特别是公众社会负担和军事防卫原则的形式。从这一段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造成农业制度不同的原因方面,韦伯没有重点地罗列了两方面的原因,而没有对这些原因本身的主次进行划分,而如果是马克思的话,他还会在知道了这些原因之后,进一步地论证经济的原因才是造成农业制度不同的根本原因。事实上,整部《经济与社会》缺乏一贯到底的逻辑主干,而表现为社会各个要素的内容的堆砌。韦伯能够认识到资本主义得以称之为资本主义的同生产力的根本变革和社会的劳动分工有着强烈的联系,然而韦伯没能看出来,恰恰是生产力的根本变革和社会的劳动分工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而不是像他那样接着就得出这样的结论说在原则上作坊不同于任何工厂或者甚至其前身,也就是说,根本否定了作坊等自然经济模式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向商品经济过渡的一个环节,总之,他还着迷于事物表象的区分;从而也使得韦伯的着作同马克思的作品相比成为两个不同时代的东西,韦伯在思辨的层次上仍然隶属于古典时代,即只能通过表象来构造事物的联系,而不是像马克思那样突破了表象的界限,在思想的内部挖掘事物之间的联系,同时意味着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了!
　　然而,这个新时代的开始只是在思维方式的层面上说的,在具体的可操作的方法和分析模式方面,事实上韦伯的研究更加贴近于经济社会学。按照N.J.斯梅尔塞的观点,韦伯的研究属于经济社会学的第二个层次,即分析经济结构与其他结构之间的关系。韦伯所处的时代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韦伯处在西方工业资本主义最盛的时期,韦伯仔细分析各种类型的资本主义,如工业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和殖民资本主义,而他所关注的确是为这些各种资本主义类型寻找形成的历史条件,同马克思热衷于发掘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内的规律的兴趣迥然有别,即他感兴趣的是建立重要的制度条件,在这种条件下资本主义体系及其规律可以产生出来。那么我所说的马克思与韦伯的相契合的观点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说明。
　　三、小结
　　福柯曾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评价:“马克思主义处在19世纪思想中,犹如鱼得水,即是说它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会停止呼吸。” 事实上,我们从很多的角度来说,马克思所采用的经济模型和方法确实已经显得老旧了,如此粗线条的模型在当代也不再适合,当代社会经济学的很多方法,如角色分化和分层,是马克思所处时代无法想象得到或也不是马克思理论研究所关注的。然而任何一个理论的出发点和研究背景都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迁,福柯这句话所要表达的其实也是这层意思,那么马克思学说里带有的恒久的魅力的东西是什么呢?它能给当代经济社会学哪些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呢?我想马克思所留给我们的那一整套的分析方法,并且通过逻辑和历史的统一而达到的强烈的论证效力会是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答案之一。我们至今还深深地为他的逻辑魅力所感染,整部《资本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仍给人以奇异的说服力,拥有无可匹敌的穿透力,而他所开辟的时代我们至今仍然深受影响。正如熊彼特说的,“他用穿透乱七八糟不规则的表层深入历史事物的宏伟逻辑的眼光抓住这些事实”。并且,“马克思并不认为,宗教、哲学、艺术流派、伦理观念和政治决断可以简化为经济动机或者无关紧要。他只是试图揭示造成它们、并成为它们兴衰原因的经济条件。”我想这是一个比较公正的评价。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郭大力,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97-360.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1卷[M].郭大力,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7-530.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3卷[M].郭大力,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89.
　　韦伯.宗教社会学[M].康乐,简惠美,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53-254.
　　米歇尔·福柯.词与物[M].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345.
　　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M].吴良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