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摘要]回答当今时代中国发展提出的问题，是六十年来理论创新的根本动因；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和群众创造，是六十年来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是六十年来理论创新的基本经验。
　　[关键词]新中国； 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在总结实践经验和群众创造、吸收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理论创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掀开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新的光辉篇章，积累了在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丰富经验。
　　一、回答当今时代中国发展提出的问题，是六十年来理论创新的根本动因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一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决我国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然而马克思主义提供给我们的，是研究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具体答案和结论；是必须把握的政治方向和基本原则，而不是实际的路线和政策。这就需要我们在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时候，从实际出发进行理论创新，提出对解决当时当地实际问题具有直接指导意义的理论。这些理论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当代中国问题的产物，又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因为时代在不断地进步，中国在不断地发展，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出现，现有的任务完成了，又会出现新的问题，于是又要求创造认识和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的新的理论，以自觉完成所面临的新任务。这样，回答和解决中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便成为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向前发展的强大动力。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自己的学说以后，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在实际运用中，即在回答时代进步和各国革命问题的过程中向前发展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同样也是这样，是在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问题的过程中，通过理论创新而不断地向前发展的。新中国成立的六十年间，我们的重大理论创新，都是在社会发展需要的推动下，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有三次：
　　第一次是在我国如何展开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有力地推动了我们党的理论创新。例如。提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既有剥削工人的一面，又有拥护社会主义的一面，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本来属于对抗性质的矛盾，但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并且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对资产阶级实行和平赎买的设想，第一次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创立了经过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逐步把农民引向集体化道路的经验，和通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实现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
　　第二次是在1956年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如何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有力地推动了我们党的理论创新。当时我国刚刚从过渡时期跨入社会主义社会，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缺乏经验，而苏共二十******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存在的严重问题，又使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不能简单使用苏联的经验和做法，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从本国实际出发进行新的理论探索。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取得了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例如：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其中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依然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但矛盾的性质和情况与过去根本不同，它们之间是一种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关系，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加以解决：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争取用一百年左右的时间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强大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正确处理工业和农业等重大战略关系，要尊重价值规律、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实行全国一盘棋和统筹兼顾的方针，工农业同时并举和按照农、轻、重的顺序安排国民经济的方针，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发展文化事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外国的长处和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的方针。等等。
　　第三次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推动了我们党持续不断地自觉进行重大理论创新。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的重大历史转折，当时既要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引向正确的道路，又要突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就把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任务尖锐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极大地推动了理论创新的发展。经过三十年持续不断的理论创新，我们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先后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贯穿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三大基本问题展开，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包括时代主题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改革开放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理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宗教理论、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理论、“一国两制”与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理论、和平发展道路与对外关系理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等。
　　回顾六十年的理论创新，我们深深地体会到社会发展的需要对理论创新的巨大推动作用。过去人们常讲时势造英雄，同样时势也催生新的理论。理论是对时代和社会发展提出的问题的回答，只有顺应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才能作出正确的理论判断，形成科学的理论观点，对实践产生指导或先导的作用。我们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尽管处在资本主义时代，但由于准确地把握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他们提出的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理论。以及关于未来社会的基本原则，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不断地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在此把握时代的前进方向和社会发展的要求是十分重要的。如果对时代和社会要求判断发生失误，理论创新就会根本走偏方向，得出与历史前进背离的结论，就不但不会推动历史的前进。反而会阻碍历史前进的步伐。例如在1956年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我国社会发展的主要要求是发展生产力和进行现代化建设，党的八大对此也做出了准确的判断，但在1957年整风反右以后。我们改变了这个正确的判断，提出我国今后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防止出修正主义。于是根据这种错误的判断，围绕如何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理论探索，虽然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观点，但由于对时代和社会发展方向判断的根本失误，这些所谓的创新理论被历史证明是完全错误的。
　　二、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和群众创造，是六十年来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
　　理论源于生活，源于实践，离开了生活和实践，理论创新就失去现实的基础和根本依据，变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建国六十年来，我们党十分重视实践对理论创新的决定作用，创造了许多立足实际生活进行理论创新的经验。归结起来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是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调查研究创新方法。这种理论创新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通过对来自实际生活的大量的文献资料的研究进行理论创新。毛泽东同志认为马克思和列宁的许多着作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进行理论创新的，而且把这种理论创新方式也称为调查研究的创新方法。他说：“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那些原理原则是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如果没有伦敦图书馆，马克思写不出《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现在印出来的是一本薄薄的本子，他研究的原始材料，比这本书不知厚多少倍。”(《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6页)另一种是直接到实际生活中做调查研究。我们党继承和发扬了毛泽东同志在民主革命时期就一直倡导的这种调查研究的理论创新方法，从周密的系统的调查研究中得出理论上的结论。例如，被称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山之作《论十大关系》，就是在系统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从1956年2月14日开始，到4月24日结束，毛泽东同志共听取了国务院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还有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边调查边研究思考，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正确处理的十个关系问题。后来毛泽东同志回忆说：“那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三十四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步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71页)后来在探索解决我国三年困难的政策和办法时，毛泽东同志同样用的是调查研究的方法。他曾建议把1961年作为调查研究年，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把调查研究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作的根本方法。
　　第二种是邓小平同志所倡导的在试验基础上的创新方法。科学试验长期被认为是自然科学领域理论创新的一种主要方法，邓小平同志把它成功地应用于我国的改革开放实践，用于解决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他说“改革开放是很大的试验”，“我们最大的试验是经济体制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0页)。我国在改革开放中的理论和体制创新，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创新，基本上是用试验的方法取得的。这种方法在民主革命时期邓小平同志把它称为“摸着石头过河”，在改革开放中对它进一步加以发展，称之为试验的方法。这是一种通过试验性的实践来进行理论创新的方法。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只能边实践边探索，从而在理论上得出结论。或者说是通过试验摸索前进，邓小平同志形象地把它称为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的前提，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猫论”，即不管白猫黑猫，只要能抓住耗子就是好猫。具体来说，我们的探索目的是十分明确的，究竟哪一种理论和方法能够更好地实现我们的目的，完全靠实践来解决。摸着石头过河的要求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所谓胆子要大。是指思想要解放，敢于去冒、敢于去闯，敢于提出别人不敢提的想法，敢于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用深圳人的说法，就是敢为天下先，这样才能打破旧传统旧习惯的束缚，进行理论创新和体制创新。所谓步子要稳，就是“每走一步，都兢兢业业，大胆细心，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就做些调整，使之符合实际情况”(《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3页)。也就是说，在探索中要注意总结经验，稳步向前推进，经常回过头看一看，发现错误就及时改正，这样就可以避免在探索中出现长期性的和全局性的错误。他特别强调，对于一时看不准的事情，一定要先进行试验，如果成功，就加以推广，行不通的就及时改正。对于看准确了的事情，要坚决地干，但要允许看，即允许思想不通的人观望，等他们想通了自然就会跟上来。在探索中邓小平同志提出不争论，强调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认识。应当说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或者说通过试验摸索前进的方法，是邓小平同志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所使用的主要创新方法，具有重要的中国特色和历史特点。正是运用这样的方法，我们开拓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这两种理论创新方法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根据实践经验进行理论创新，是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完全符合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但这两种方法运用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调查研究的方法侧重于认识论的第一阶段，即通过系统而周密的调查，掌握客观实际和反映客观实际的材料，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研究思考，认识事物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进行理论上的创新，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而在试验中探索的方法侧重于认识论的第二个阶段，通过对提出的理论和方案的实际试验，用实践来检验它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客观实际，能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能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从而更直接地依靠实践来创新理论和完善理论。
　　在六十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中，我们党十分重视群众的实践经验。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大量的新鲜事物都是群众在实践中首先创造出来的，所以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必须建立在人民实践的基础上，高度重视群众的创造，并把它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例如，我国农村的包产到户，就是我国农民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经济困难时期创造出来的，虽然在“左”的思潮下被压制下去了，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春风吹又生”，邓小平和党中央坚决支持了农民的创新，并在此基础上把它上升为党的理论和政策，经过三年左右的时间就推广到了全国，开创了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新篇章。乡镇企业是我国农民的又一大创造，它的大发展和对我国社会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是我们党所没有想到的。邓小平同志曾经用“异军突起”来形容这种突如其来的感觉。他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8页)
　　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是六十年来理论创新的基本经验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相结合，是建国六十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基本经验。它的要点主要有：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首要前提，这是因为，我们进行的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而不是别的什么理论创新，创新的目的是为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不是要否定和抛弃马克思主义。有人问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有没有底线?我们认为是有底线的，这个底线就是坚持被实践证明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果否定或抛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种理论创新就会变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否定，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了。当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它要在实践中通过理论创新不断丰富和发展，但这是在根本上坚持的基础上的丰富和发展，与以创新为名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根本不同的。还有人会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会不会妨碍理论创新?实践证明，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但不会妨碍理论创新，反而更加有利于理论创新。这是因为，任何科学的发展都是以已有的科学知识为基础和条件的。人们必须借助于已有的科学真理才能去探索新的科学真理，正像我们需要借助原来的数学原理去推导出新的数学公式一样，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同样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同样是在已有的科学真理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向前推进。正如毛泽东同志说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理论创新的基本前提。
　　第二，一切从当代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我国六十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实际上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应用于当代中国的实际，解决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根本要求，是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页)。也就是说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必须一切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能否按照这个要求去做，是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败的一个关键问题。回顾六十年的历程我们清楚地看到，每当我们从中国实际出发，理论上就会取得重大的进展；而当我们对中国实际作出错误判断，理论创新就遭受严重挫折。众所周知，我们党在1956年以苏为鉴，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曾经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在1957年整风反右以后，对国情的认识越来越脱离实际，导致了理论探索的严重失误。1978年我们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纠正了“两个凡是”的错误，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在理论创新上取得了新的更大的成就。为什么一切从当代中国实际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如此重要?这是因为，实践与理论相比是第一性的，实践是本源是根基，理论源于实践、随着实践而发展，并接受实践的检验。我们在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唯物主义的这个基本观点，处处立足中国基本国情，完全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而不能从理论出发、从原则出发，颠倒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基本关系。然而理论也有其重要的作用，它是为解决实践的任务服务的。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实际、把握国情，真正做到从实际出发。马克思主义提供给我们的是研究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已有的对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规律的认识，是过去人类解决各种重大问题的历史经验，也就是说，它为我们提供的是解决问题的理论武器和历史借鉴，而决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具体的答案和结论，这些答案和结论要靠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从分析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也就是具体的国情中产生出来。教条主义恰恰是颠倒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他们从理论和原则出发，用理论和原则去剪裁现实生活，这必然会导致僵化保守和脱离实际，是不能达到理论创新目的的。照搬外国的经验和模式，同样是与一切从本国实际出发相违背的，它不过是教条主义的另一种表现而已。
　　第三，十分重视总结国内外经验教训和借鉴人类的文明成果。马克思主义是在吸收工人运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它要进一步向前发展也必须不断总结新的实践经验。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我们党的许多重大理论创新都是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行的，是通过对取得成功的经验或遭受挫折的教训的深刻思考取得的。例如1956年的理论创新，就是在以苏为鉴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我们党先后发表了一论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历史经验，对于苏联和东欧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并以这些国家的经验为对照，从实际出发解决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所面临的问题，从而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更是建立在深刻总结国内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人们清楚地记得，经过真理标准大讨论、端正了思想路线以后，我们党进行了全面地拨乱反正，系统总结了建国以来的经验，形成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在十二大上正式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的伟大课题。完全可以说，没有对建国以来国内外建设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就不会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性转折，也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邓小平同志就说：把马列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是我们吃了苦头总结出来的经验”(《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5页)。党的章程也十分明确地谈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8页)。后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也都是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经验的基础上，针对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而创立的。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也是在吸收和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列宁说，马克思创立自己的学说“依靠了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获得的全部知识的坚固基础”，“借助于充分掌握以往的科学所提供的全部知识”。“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有批判地重新加以探讨，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重新加以探讨，加以批判”(《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建国以来我们在对待人类文明成果问题上，虽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现过“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样的偏差，但从总体上还是比较重视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尤其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党自觉地把中国的发展纳入人类文明进步的大道，十分重视吸收和借鉴其他国家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充分利用人类的文明成果包括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党的许多重大理论创新都吸收和借鉴了人类的文明成果，首先是当今世界的最新文明成果。例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就是打破了把计划与市场对立起来的思想禁锢，在借鉴吸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成果的基础上，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而创立的：公有制实现形式理论，就是在吸收资本主义承包经营制和股份制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承包责任制和股份制，使其成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科学发展观作为我们党的最新理论创造，也是在吸收和借鉴了上个世纪60-70年代以来世界各种新的发展理论。尤其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础上创立的。所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是世界上最具开放性的理论，它能够吸收和借鉴人类的一切优秀成果，为自己提供取之不竭的创新思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