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毛泽东早期伦理思想嬗变的合理性与局限性

　　[论文摘要]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民族革命斗争的洗礼，毛泽东的伦理思想完成了从精神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的嬗变。毛泽东早期伦理思想的嬗变既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
　　[论文关键词]毛泽东；早期伦理思想；精神个人主义；集体主义
　　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将自己早期主张的精神个人主义和现实主义经过独特思考和创造性转化，发展为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道德观。毛泽东的伦理思想经历了一个由资产阶级的伦理价值观向无产阶级的伦理价值观、由抽象的人性论向具体的人性论、由伦理主义向唯物史观的伦理学说的转变过程。毛泽东早期伦理思想的嬗变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既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
　　一、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的嬗变
　　青年毛泽东深切关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认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人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受近代西方文化的影响，毛泽东对中国传统价值学说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定“伦理之主义”是当前“特须注意之主义”。他以心物二元论为哲学基础，倡导以“实现自我”为核心的精神个人主义和现实主义。
　　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毛泽东的哲学、伦理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开始认识到“精神之个人主义”的历史局限性，放弃了利己主义与个人主义的道德学说，逐步确立起了一种为人类谋福利的集体主义伦理观。他一改过去推崇圣贤豪杰救世的思想倾向，把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看成是新伦理的主体，赞颂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认为实现社会改造的“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开始意识到只有取得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才能把个性解放和社会解放统一起来，真正进入“人类解放”的自由王国。毛泽东伦理思想发生根本转变后，对中国理想社会的道德设计便始终贯穿着无私利他的伦理精神特质。他把爱国主义、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和艰苦奋斗作为他的伦理观的基本理论加以发扬，从而建立了影响亿万人民的共产主义道德观念体系。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毛泽东说：“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从这一思想出发，毛泽东在其伦理观的建构中，强调应该克服人的利己本性，培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道德精神，要求“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至高无上的，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是根本一致的，“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二者发生冲突的时候，要坚持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当集体利益受到损害时个人要勇于挺身而出，积极维护集体利益，必要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民族革命斗争的洗礼，毛泽东早期伦理思想完成了一次思想的涅檠，实现了从利己主义向利他主义、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伦理观的转变。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的形成是其早期伦理思想嬗变的必然结果，而“精神之个人主义”正是沟通其早期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和后来的利他主义、集体主义的桥梁。
　　二、毛泽东早期伦理思想嬗变的合理性
　　毛泽东早期伦理思想是具有鲜明特色的个人主义，而后来在革命的实践中又形成了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无产阶级的道德观。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作为伦理道德领域的两大对立的基本原则被毛泽东有机地统一起来。毛泽东早期伦理思想的嬗变并非是不可接受的、断层的突变，而是有着内在的逻辑性和合理性。
　　1．毛泽东早期伦理思想的嬗变有其内在动力
　　“精神之个人主义”内在地蕴含着“小己与“他人”、利己与利他的冲突。毛泽东早期伦理思想强调以个人本位为基础，把自我作为伦理的主体，追求实现自我的无上之价值。因此，在自我与他人的关系问题上，“终以小己为先”利他只是作为利己的手段和途径，“利他由我而起点也，利他与我有关系也。谓毫无己意纯以利他为心不可也，世无从他而起点者也，世无绝然与我无关而我贸然利之者也”。他人相对于作为主体的“我”而言处于从属地位，“他人”消解于“我”之中，个人有无上之价值，这就不可避免地会阻碍和僭越他人的自我实现，从而造成了自我和他人、利己和利他的紧张和冲突。青年毛泽东力图调和这种冲突。虽然毛泽东认为百般之价值依我而存，但他在道德上对他人仍抱有强烈的同情感，认为只要放大眼光，人类、宇宙都是一“大我”。虽然利他的动因在“我”，利己是一种主观的为己关系，但利己必须外化、对象化为客观上的利他形式，利他也就成了客观上的为他关系。利己和利他既是对立的又是融合的。精神个人主义伦理思想中自我和他人、利己和利他既冲突又统一，正是这种内在的紧张关系构成了毛泽东早期伦理思想嬗变的动力。
　　2．毛泽东早期伦理思想的嬗变有其坚实基础
　　首先，唯物史观的确立是毛泽东早期伦理思想嬗变的思想基础。1918年4月，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人组织了新民学会，将“改造中国与世界”确立为革命的宗旨和自己人生奋斗的最高目标，开始逐步取代以前的圣贤救世、“君子救小人”的抽象的自我实现说。1919年7月任《湘江评论》主编，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提出了“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和“世界什么力量最强”两大问题，并对此作了明确回答：“吃饭问题最大”和“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此时，毛泽东唯物史观开始初步形成，他开始认识到自我的局限性和民众力量的强大。从1920年开始，毛泽东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以及《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马克思主义的着作，“到了一九二。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经过共产主义思想的陶冶，毛泽东已经完全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来分析和处理中国的社会和文化问题，从而导致了他伦理思想的嬗变。
　　其次，革命实践的需要是毛泽东早期伦理思想嬗变的物质基础。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认识到人民群众在改造社会中的伟大作用，他扬弃了早年时期的精神个人主义的自我实现说，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和群众思想，为毛泽东集体主义道德观的提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纪念白求恩》和《为人民服务》两文中，毛泽东集中地阐发了他的集体主义思想。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毛泽东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看作是新的时期所需要的集体主义道德原则，即使在平凡的岗位上也能做到。“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思想不是无源之水，正是中国革命的实践，使毛泽东集体主义新伦理观的产生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最后，传统文化的积淀是毛泽东早期伦理思想嬗变的文化基础。毛泽东有着厚重的传统文化根底，一向重视对传统伦理道德思想的继承与发扬。以集体为本位来处理个体与集体的关系，推崇集体主义一向被视为是东方本位和路向。在地道的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毛泽东，广泛涉猎中国古代典籍，对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和广大群众的道德心理结构有着敏锐的理解。传统文化重群体、轻个性的价值取向，天下一体、家国同构的政治理念，天人合一、尊卑有序的自然人伦原则和宗法伦理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与集体主义形式上的相似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实质上就是主张为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传统文化尽管经历了“五四”的洗礼，但传统不是一次运动就可以逾越的，传统的价值观念所根植的土壤仍在，自然经济和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根基未变。这就使毛泽东在传统文化的逻辑结构中，找到了把具有利他主义思想的共产主义的道德价值体系以民族的形式表达出来的文化范式。这种厚重的传统道德文化的积淀，使他的伦理主张找到一种恰当的文化载体。
　　3．毛泽东早期伦理思想的嬗变有其合理逻辑
　　从精神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的嬗变，是一个渐变和连贯的过程。毛泽东早年曾主张无我论，认为“我”有小我与大我之别，为了“大我”，必须牺牲“小我”。在读了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后，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转向：“吾从前固主无我论，以为只有宇宙而无我。今知其不然。盖我即宇宙也。”以“我”为起点，倡导精神上利己的精神个人主义。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毛泽东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作为新的时期所需要的集体主义道德原则加以大力提倡。从“无我”到“唯我”，个人的价值得以彰显。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利他主义、集体主义正是在个体价值得到承认和尊重后对“无我”的回归与超越。在毛泽东早期伦理思想渐进的嬗变过程中，还始终贯穿着爱国主义这条红线，而且这条红线不断得到了升华。
　　就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内在勾连来看，二者属于功利主义的范畴。功利主义伦理学说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以公开的利己主义为道德的最高法则；以合理节制的个人利益为道德的基础；以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道德的唯一目的。毛泽东认为集体主义的实质就是革命的功利主义：“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集体主义作为革命的功利主义，是一种最高形态的功利主义。因此，由精神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的嬗变，有其内在的合理逻辑。
　　毛泽东伦理思想的独特贡献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一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道德实践及中国伦理文化优秀传统的结合。但由于青年毛泽东伦理思想转变时间短，速度快，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原理的知识准备不足，加之当时革命斗争紧迫，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毛泽东没有来得及从理论上清算自己过去的伦理思想，因此青年毛泽东伦理思想的转变带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与他的这种局限性也是有一定的渊源关系的。
　　在毛泽东早期伦理思想嬗变的过程中，无论是其合理性还是其局限性，都可以为我们今天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思想体系提供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