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论文摘要：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对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开端是五四运动，此后曾经历了三次高潮。在全党马克思主义教育过程中遇到了两大特殊问题——受教育者的特殊性和中国国情的特殊性，解决的最佳途径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是统一的，统一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党员中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使他们能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在中国革命或者建设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物，是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工人阶级政党。因此，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就认识到：“如果没有革命的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
一、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对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开端于五四运动
追溯历史，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开端于五四运动。先进的中国人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邓仲夏为代表，从五四运动中他们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他们深入工人之中，创办工人俱乐部、工人夜校、识字班，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宣传马克思主义，揭示受剥削受压迫的根源，号召工人开展革命斗争。他们在寻求救国救民的过程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逐渐转变成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就是对工人阶级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过程。它使中国的工人阶级第一次接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尽管这种教育是初步的、肤浅的、非系统的。但是，它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由于中共在诞生之时，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的时间很短。党在成立后就立即投入实际革命斗争，忙于应付各方面的复杂工作，无暇长期从事理论研究；又由于中共长期处于各根据地的分散状态，没有时间和条件对全体党员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因此，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普遍较低．不能较好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教条主义在党内泛滥。为了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毛泽东在1930年发表《反对本本主义》，指出了教条主义对中围革命的危害；在1937年撰写了《实践论》、《矛盾论》，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关系，号召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接受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1940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要求全党干部认真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曾经历了三次高潮
抗日战争中期开始以延安整风运动为标志，中国共产党掀起了第一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高潮。为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与政治水平，成立了高级学习组，毛泽东任组长，成员由党内高级干部组成，主要任务是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与中共历史。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毛泽东、陈云、刘少奇撰写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论着。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其中心内容就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整风运动批判了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学风，批判了教条主义，提高了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使全党达成共识，公认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一一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这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理论上有利于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和发展，在实践上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整风和整党运动为起点，中国共产党掀起了第二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高潮。
1951年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分析了党内存在忽视理论现状，要求全体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系统学习，特别要求高级干部应该成为全党钻研理论的模范。在这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原着的学习是重点，要求每个党员特别是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党员终身钻研马克思主义原着，领会其精神实质，学会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各项实际问题。为了配合学习，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卷。这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教育，在实践上提高了共产党员的执政能力，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在理论上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和工业化道路理论的形成。
“文化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步入“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的误区。
“文革”结束后，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共产党掀起了第三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高潮。邓小平复职后，针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和华国锋“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此后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邓小平要求全党全国人民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这次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教育，在思想上拨乱反正，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实践上开始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二、对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最佳途径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遇到了两大特殊困难
在民主革命时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过程中，遇到了两大特殊困难。
其一，受教育者的特殊性～一共产党员的文化水平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等劳动阶级出身的党员在党内占绝大多数，他们处在社会底层，被剥夺了接受文化教育的权利。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没有文化，目不识丁，接受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就显得特别的困难。
其二，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一一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经济文化落后且发展不平衡。中国有着不同于西欧、俄国的社会特点、民族特点和思想文化特点，中国革命也不同于西欧和俄国，具有特殊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革命导师都是欧洲人，在他们的着作论及中国的事情并不多，革命导师没有也不可能为中国革命提供现成的答案。因此，文化水平低、理论水平浅的共产党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就显得特别的困难。
解决第一个困难，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现中华民族的特性，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的民族形式。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用中国的民族语言和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使马克思主义不再是高深莫测的东西，而是通俗易懂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
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解决第二个困难，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既不能因为工农出身的党员占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难以为他们所掌握，就在马克思主义之外去重新创立一个新的通俗的理论；也不能只图简单，去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的书本，而是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揭示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在实践中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具体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
由此可见，解决这两个困难的最佳途径，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从历史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经历了两次大的曲折。
第一次发生在民主革命时期。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共党内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把马克思主义当做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将熟读熟背马克思主义的书本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将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如王明、博古等人他们自称百分之百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采取孤立、片面的理解，他们断章取义，把马克思主义书本上个别词句、只言片语或某一原理生硬地搬运到中国，导致了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盛行，给中国革命带来极大的危害，中共在根据地的损失高达百分之九十，在白区的损失几乎高达百分之百。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前途几乎被葬送。
第二次发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步入误区。人们“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人人佩带毛主席像章，个个手捧红宝书，号称是毛泽东思想的大普及和“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被严重扭曲，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文革”结束后，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在指导思想上坚持“两个凡是”的观点，认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谕地遵循”。不是完整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而是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甚至把毛泽东思想等同于毛泽东本人的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错误混为一团。“两个凡是”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新教条主义。它造成了理论上的混乱、思想上的僵化，致使社会主义建设两年中在徘徊中前进。
(三)毛泽东、邓小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
毛泽东指出，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正确的态度，就是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从它那里去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这种态度，是有的放矢的态度。另一种态度是主观主义的态度．不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而学习理论，而是为了单纯学理论而学理论，是无的放失。毛泽东还指出主观主义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产生的思想根源。
认识和实际相脱节、理论与实践相脱离，是教条主义产生的根源。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中心内容，就是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毛泽东说：“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马克思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怎样才能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呢?那就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有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马克思主义教育要有的放矢，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强大生命力也在于此。1938年秋中共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明确向全党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
针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和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邓小平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总结历史教训．邓小平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来的基本结论”。“我们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自己的方针，所以才能取得胜利，这一点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里是没有的。现在我们还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里有继承的部分，有发展的部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准确地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历来主张世界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点是一致的
实践不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主题，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重点。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点是一致的。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重任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实现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什么是民主革命，如何争取民主革命胜利”为主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解决了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和前途等基本问题，开辟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为重点。
新中国成立并完成了土地改革之后，中国共产党的重任是实行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什么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什么是社会主义改造，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为主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有别于苏联的工业化道路，创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和平的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剥夺剥夺者”的设想，再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是“一化三改造”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自然以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道路理论和社会主义改造理论为重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的重任是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为主题。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创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又一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当然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为重点。
中共十六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重任是领导人民进行建设惠及十亿人口的全面的小康社会、和谐社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除了以“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主题外，还增加了“建设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党”这一主题。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此时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可持续发展观为重点。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点是两个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统一体，统一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