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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时代主题转变与新中国“两个30年”我们党对

发布时间:2015-09-24 09:06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革命性功能,而且具有建设性功能,但后一方面功能需要无产阶级政党在新的实践中大大加以发展。新中国60年来,我们党和毛泽东、邓小平、******、******发展的,主要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建设性功能。夺取政权和时代主题转变是马克思主义建设性功能大发展的两个必要条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敏锐地勇敢地把握住时代主题转变,不仅是继毛泽东思想之后邓小平理论的生长点和逻辑起点,也是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生长点和逻辑起点。

  [论文关键词]新中国;两个30年;时代主题转变;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创新;革命性功能;建设性功能

  (一)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面临着与夺取政权前截然不同的崭新任务。革命胜利前,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是领导和团结农民等革命阶级与阶层,砸碎旧的国家机器,****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夺取政权。革命胜利和夺取政权后,无产阶级仍然需要领导和团结各革命阶级与阶层,镇压被****的剥削阶级的复辟和破坏活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但这只是一定时期、一定阶段的迫切任务。无产阶级更基本更主要的任务则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把它们提升到逐渐可以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比肩以至超越的水平,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充分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把它建设得更加美好,更加充分地满足全体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二)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革命性功能,而且具有建设性功能,但后一方面功能需要无产阶级政党在新的实践中大大加以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无产阶级及人民群众思想和行动的理论基础,是严密统一的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功能(破坏旧世界的理论功能)和建设性功能(建设新世界的理论功能)相互联结、相互贯通、相互支撑、相互为用,不可分割;但二者在内容上、性质上毕竟有区别,根据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需要,毕竟有对它们分别加以研究的必要。大致说来,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由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建国前)着重阐发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功能;至于马克思主义的建设性功能,除了一般性、原则性的论述外,他们都没有,当时亦无必要、亦无可能做较详尽较具体的阐发。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资本主义部分政治经济学,但却没具体写社会主义部分政治经济学一样。以至不要说“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在他们的“本本”里也找不到清晰的答案。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他们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已向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原则性地昭示了在他们夺取政权后,在新的实践中,在绝不丢弃、并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革命性功能的同时,究竟应当怎样坚持和发展他们理论中的建设性功能。新中国60年来,我们党和毛泽东、邓小平、******、******发展的,主要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建设性功能。

  (三)新中国“前30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建设性功能,取得了可贵的和奠基性的成就,但也有曲折和失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和恢复国民经济,通过公私合营这样和平的方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实现了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毛泽东1956年发表《论十大关系》,1957年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周恩来1956年提出我国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我们党1956年召开“八大”,提出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论断,强调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及1961年我国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制定,都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一节,是马克思主义建设性功能在新中国得到创造性发展的重要标志,为“后30年”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奠定了重要基础。1957年后,由于我们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还缺乏认识,加上国际形势相当严峻,美国和苏联领导集团不断对我施加沉重压力,党内“左”倾思想滋长蔓延,我们党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走了一段弯路,发生了不少失误、包括“文革”十年那样的严重错误,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四)对时代主题转变敏锐地、果敢地把握,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在新中国“后30年”的大发展,并使邓小平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公认的创始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整个世界发生了剧烈和深刻的变化,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国与国之间的较量越来越多地表现为经济实力及综合国力的竞争,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时代主题。邓小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把中国的发展、首先是克服“文革”十年灾难放到世界发展的大局中来思考,敏锐地、果敢地把握了时代主题的转变。在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指导全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随后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从此,我们“一心一意搞建设”,坚持改革开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都是在我们党把握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顺应世界发展潮流,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借鉴其他国家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吸取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邓小平亦因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无可争议的公认的创始人。

  (五)总之,夺取政权和时代主题转变是马克思主义建设性功能大发展的两个必要条件;但时代主题转变是一个过程,具有渐进性和一定时期的模糊性、受制性、变易性。不只是新中国“前30年”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建设性功能有重大发展,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的党对马克思主义建设性功能也有重大发展,比如苏联的党领导搞了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领导建设了苏联强大的国防力量。但为什么新中国“后30年”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理论成果,较之上述两次的理论成果都更加辉煌呢?这是由时代条件决定的。夺取政权只是马克思主义建设性功能大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另一个必要条件则是时代主题转变。不要说“二战”前的苏联还处在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就是新中国“前30年”,时代主题转变也基本未实现(其后期时代主题转变虽已初露端倪,但却模糊变幻,难以确认)。这是弄清新中国“两个30年”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发展之相互关系,为什么说“后30年”理论成果更加辉煌,以及弄清邓小平之不朽历史功勋的一个关键。

  时代主题转变是一个过程。“二战”结束后,以美国、苏联为首的两大集团处于冷战和对峙状态,但双方均无力再打一次世界大战,各国人民也都迫切需要和平,恢复和发展经济,改善生活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国际关系上一直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得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拥护与好评。随着和平力量的增长,随着科学技术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平与发展才逐渐摆脱霸权主义和战争势力的制约,逐渐成为时代主题。这里有个重要问题需要提出来加以探讨,即邓小平是什么时候开始认识和把握时代主题转变的?有些同志根据邓小平1980年初说过“八十年代是个危险的年代”,便认为邓小平认识到时代主题转变是80年代中期的事。

  笔者不认同这种过于拘泥于这句话而无视邓小平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和我国改革开放的实际历史进程的看法。诚然,“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是邓小平于1985年正式提出来的,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亦即转到和平时期建设轨道上来的重大决策,也是这年正式作出的。但邓小平在时代主题转变、战争是否可以避免的问题上做出新判断并付诸实践的实际时间,可以追溯得更早。1975年后,邓小平多次指出,大仗五年、十年打不起来,至少本世纪打不起来,后来他还说过,可以预见下世纪三十至五十年是个和平局面。邓小平明确指出:“对于总的国际局势,我的看法是,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一九七八年我们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的。”邓小平在一次中央军委座谈会上还强调:“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能够安心地搞建设?不可能安心地搞建设,更不可能搞全面改革,也不可能确定我们建军的正确原则和方向。”可见,至少1978年,邓小平即已敏锐地、果敢地把握住了时代主题的转变,并实际地开始了指导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转移、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转变。否则,1978至1985年间我国和我军的改革实践便不可理解了。当然,在时代主题转变、战争是否可以避免这样至为重大的问题上做出新判断,邓小平和党中央是慎之又慎的,是经过至少七八年的认真观察,同时指导军队做了必要的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准备与过渡,才正式提出来的。但这并不等于说,此前这个思想还没有形成,还没有开始用以指导我们国家和军队建设的实践。

  总起来看和总起来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敏锐地果敢地把握住时代主题的转变,不仅是继毛泽东思想之后邓小平理论的生长点和逻辑起点,也是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生长点和逻辑起点。附带说一下:《邓小平文选》第1卷收录的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文革”发生前、包括建国前邓小平的着作,其中虽然不乏精湛的思想和重大的理论创新,但大致说来,仍可将它们纳入毛泽东思想范畴。《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卷收录的是1975至1992年邓小平的着作,亦即邓小平理论萌发、形成和臻于成熟时期的着作。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最初将邓小平理论命名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笔者认为,这个提法值得玩味,可用它佐证本文的一个重要观点,即邓小平发展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建设性功能。

  (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建设性功能。1989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正确把握党的历史方位和历史任务,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重要思想,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更好地为中国最广大人民服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系统地、深刻地回答了在长期执政、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基本问题,以一系列重要新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建设性功能。

  (七)科学发展观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建设性功能。人类社会跨入21世纪,世界范围内以经济、科技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更加激烈。经过2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综合国力显着增强,国际地位显着上升,但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并抓紧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发展与怎样发展已成了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和“总钥匙”。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紧紧抓住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个基本问题,深刻分析和把握我国发展的内外形势和阶段性特征,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提出要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提出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努力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使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对马克思主义建设性功能的发展达到了新的境界。

  (八)辨证法本质上既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又是继承的和建设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说,辩证法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今天,其实我们也可以说,辩证法本质上也是“继承的和建设的”。马克思在上文中还说,“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这话同样也可以倒过来说,“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合理成分、合理因素)的必然保留的理解”。马克思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为了给无产阶级锻造摧毁旧世界的理论武器,当然要着重强调辩证法的批判的、革命的精神;我们在我们生活的当代,为了适应时代主题转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构建和谐社会,同样应当较多地强调辩证法的继承的、建设的精神。当然,这两种精神是相互联结、相互贯通的。但在实际问题面前,究竟应当如何把握辩证法的本质,究竟应当强调辩证法本质的哪个方面,对此我们不能持笼统的、固定的看法,而要依具体的时间、具体的场合、具体的问题而定。这样才能把马克思主义真正运用好,发展好。

  (九)矛盾双方的融合转化是矛盾的转化的最重要的类型。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或者说,矛盾的统一性和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其中,矛盾的统一性、矛盾的斗争性是矛盾的双重基本属性,分别指的是矛盾双方互相联结、互相肯定的趋势和性质,矛盾双方互相排斥、互相否定的趋势和性质;它们相结合,共同导致矛盾的运动(第三个基本范畴)。矛盾的运动既包括事物量变阶段的矛盾的运动,又包括事物质变阶段的矛盾的运动,后者即矛盾的转化。

  矛盾的转化有许多不同的类型,其中矛盾双方的融合转化最为重要。马克思说: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辩证法所讲的矛盾双方的融合转化,并不是那种半斤对八两式的简单合成,而是以一方中合理的、有生命力的成分和因素为主,以另一方中合理的、有生命力的成分和因素为辅的重组式转化,相互扬弃式转化。矛盾双方的这种融合转化,既包含矛盾双方相互吸引、汲取、融会和接纳的过程,又包含矛盾双方时隐时现、时缓时烈的排斥、斗争、冲突和对抗的过程。最后,矛盾双方失去存在合理性、必要性的成分和因素归于湮灭,而双方(通常已区分为一主一辅)依然有生机活力的成分和因素相互结合,形成新的质、新的事物。如果说,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那么,矛盾的转化、特别是矛盾双方的融合转化(或重组式转化、或相互扬弃式转化),就是辩证法“核心的核心”。我们应当把它研究透彻,并善于在改革开放的当代加以灵活运用。黑格尔说:“普遍的东西都在提高它以前的全部内容,它不仅没有因为自己的辩证的前进而丧失什么,也没有丢下什么,而且还带上一切收获,使自己不断丰富和充实起来。”列宁在他的《哲学笔记》中指出:“这一段话对于什么是辩证法这个问题,做了某种总结。”在黑格尔那里,“普遍的东西”指的是神秘的“绝对精神”,但我们可以把它读作发展着的有生命力的客观事物,或读作发展着的真理性认识。)列宁还说:“辩证法的特征和本质的东西并不是单纯的否定,不是徒然的否定,而是作为联系环节、作为发展环节的否定”。如果说,以前我们对于上面这些话领会得还不够,理解得还不深,那么,今天我们认真回味这些话,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对待当代资本主义,大胆借鉴、学习、利用和采纳资本主义社会创造出来的各种文明成果,搞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建设性功能,将是十分有益的。

  (十)“构建和谐社会”、“共建和谐世界”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崭新命题,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继续大发展新的勃勃生机活力。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设想,社会主义社会是在世界主要国家****、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之后建立起来的一种崭新社会制度,是人类最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他们并未料到他们身后的当今世界发生如何深刻变化的问题,包括时代主题也发生了转变的问题,并未设想和论述过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尚存、少数国家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下,执政的工人阶级政党可以把经济建设摆在自己全部工作的中心位置,可以进而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共建和谐世界”的命题,并致力推动实现之。提出这两个崭新命题的根本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长足发展,以及中国经济继续发展的需要(外部原因则是世界其他各国经济继续发展的需要);中国继续和平发展,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全世界,都是绝大的好事。提出这两个崭新命题,标志着我们党在理论上更有勇气、更有底蕴、更加自信、更加成熟了,标志着新世纪我们党对如何继承人类社会全部文明成果、特别是资本主义制度包括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下创造出来的各种文明成果,如何深化改革深人进行制度创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如何同世界各国人民紧密携手、共同推动人类历史进步的认识,更加深刻、更加丰富了。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进展,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继续大发展新的勃勃生机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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