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四大基本闻题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论文摘要：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时代课题突显了时代的历史方位、突出矛盾和时代痼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正是在不断定位每个时代的历史方位、解决时代突出矛盾、破解时代痼疾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而勾勒出一条贯穿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问题主线。
论文关键词：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
问题意识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鲜明特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就是不断解决中国时代课题的历程。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它包括两大子体系：前者是毛泽东思想体系，后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围绕着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课题，勾勒出一条问题主线。沿着这样一条主线，我们将能够更加清晰地把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共同特点，厘清体系内各组成部分之间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
一、时代课题突显了时代的历史方位、突出矛盾和时代痼疾
在马克思看来，问题是时代的格言。“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每一个时代都会有这个时代所要解决的时代课题，它突显了这个时代所处的历史方位、面临的突出矛盾和要破解的时代痼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正是在不断确定每个时代的历史方位、解决时代的突出矛盾、根治时代痼疾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四大基本问题，清晰地映照出中国不同时期的历史方位、突出矛盾和时代痼疾，是对时代课题所做出的理论回应与总结，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引子”。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其中也不可避免地包含着苏联模式和教条主义。旧中国处在新陈交错的历史转折点，面对各种道路、各种思潮，中国人民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这是历史与现实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但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我们并没有自己的经验。于是，向苏联学习，从苏联那里寻找我们所需要的答案，便成了尚处于幼年期的中国共产党十分自然的选择。当时，党内教条主义之风盛行，将苏联模式与经验以及共产国际的决议神圣化、绝对化，只看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忽视中国的特殊国情，这就严重脱离了中国的具体实际，也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本真内涵，使得马克思主义被庸俗化。可见，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初期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首先要解决的便是教条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科学内涵之间的矛盾，这已成为阻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突出矛盾，而教条主义便是当时的痼疾所在。只有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才能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的提出，便是针对这一突出矛盾而做出的时代回应。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社会主义中国在经历“文革”十年的浩劫之后，社会发展的程度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被大大拉开了。大力发展生产力，跟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成为当时我们最迫切的任务，也是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所系。可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长期形成的种种思想束缚不可能自动破除，传统思维定势的影响依然存在，并构成新时期社会发展的一大障碍。人们对于姓“资”姓“社”的抽象争论，使改革难以深入发展，开放难有新的局面，思想僵化已成为当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一步深入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障碍，成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必须首先祛除的时代痼疾，解放思想与思想僵化便是当时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提出。便是针对这一突出矛盾而做出的时代回应。
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相继失去了执政地位，尤其是苏共的败亡和苏联的解体，更是将执政党的自身建设问题突出地提上了日程。在新的历史时期，世情、国情、党情都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这既给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也提出了新的挑战。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作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其先进性以及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内在要求，与党的组织和党员队伍的现实状况同这种要求不相适应之间的矛盾，成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的突出矛盾。党的执政能力与领导能力的欠缺，以及****问题、权力“寻租”问题、官僚主义问题等，成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入发展必须祛除的时代痼疾。“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问题的提出，便是针对这一突出矛盾而做出的时代回应。
进入新世纪，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也遇到了新的问题。从总体上看，我国仍然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社会上各种失衡、失范、无序现象时有发生。持续的高速发展在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使得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突显；社会发展中人为性的代价令人触目惊心；伴随着经济的全面起飞，社会的非理性因素滋长，人性扭曲、贫富悬殊、两极分化、道德滑坡等社会问题突显，社会在发展的同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可见，传统的竭洋而渔、单一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已成为新时期阻碍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所面临的时代痼疾，实现传统的、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向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转型，是新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面对的突出矛盾和难题。“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个问题的提出，便是针对这一突出矛盾而做出的时代回应。
二、四大基本问题的特色
基于事实判断与价值定位上的价值选择上述四大基本问题的提出，并不是对仗工整的问题拼凑，而是一个具有严密逻辑的思维体系，是基于中国实际的事实判断、价值定位与价值选择的统一整体。这四大基本问题都是以“什么”为起点，以“怎样”为落脚点，在具体的实践中将“是如何”、“能如何”、“应如何”三大判断与选择统一起来，共同构成了中国基本问题的逻辑与现实主线。从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到实践客体与建设目标(社会主义)，再到实践主体(中国共产党)，最后到实践路径(科学发展)，彰显了解决中国问题的逻辑与现实脉络。“什么”既是一个事实判断，同时也是一个价值定位，是我们做出价值选择的前提与基础；“怎样”是一个价值选择，是基于我国国情和时代需求而做出的合目的性的选择。从“什么”到“怎样”，体现了理论与现实、合规律与合目的、事实与价值、普遍与特殊、传承与创新、时代与民族的统一。
解决“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就是要在科学认识与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特色，使其民族化、具体化、时代化、特色化。“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就是要科学地认识马克思主义，要发掘马克思主义的本真内涵，要通过自己的学习与实践去具体地把握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教条主义地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或别国模式。这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事实判断，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逻辑与现实起点。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其自身的科学性是我们选择马克思主义的首要原因。“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一种价值选择。中国的具体实际，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必须民族化、具体化、时代化、特色化，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只有符合中国的需要、能够契合中国传统并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应当坚持和发展的理论。可以这样说，马克思主义“是如何”，是我们运用它的基本前提，只有准确地定位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本质，才能让中国人民接受这一理论，并自觉地把它作为我们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应如何”，是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的、科学的理论所具有的自身价值指向。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在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中产生的，它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指导思想，是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并谋求人类最终解放的“普适理论”，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指向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之间的契合之处。马克思主义“能如何”，是中国社会实践主体、客体所具有的现实条件，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运用和发展的现实规定。中国革命的现实需要和实际发展程度，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的领导主体所具有的条件，影响并决定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所发挥的实际效用以及传播和被接受的实际深度与广度。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同样要求我们在事实判断与价值定位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的价值选择。社会主义“是如何”，是我们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的首要前提，只有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才有可能聚精会神地搞建设。社会主义“应如何”，是我们奋斗与追求的目标。社会主义作为迄今为止最为完善和发达的社会制度，具有资本主义无法比拟的优越性，是一个充满自由与公正的“人间天国”。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高级形态一一共产主义。然而，这只是“应然”。在现实中，社会主义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中国社会的现实境况，决定了我们所建设的社会主义还不能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那样，而是要以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为出发点，在“能如何”上下足功夫。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的主要目标是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才是基于我国现实国情的理性选择。
“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既要求对中国共产党“应如何”做出总体展望，又要求对其“是如何”进行现实定位，并结合我国社会和党自身发展的现实境况，对“能如何”做出具体的规划。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作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最大公无私、没有任何私利的政党，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既是对于我们党内在本性的价值定位，也是我们党自身建设矢志不渝的目标指向，是党的建设这个新的伟大工程“应如何”的根本要求。新时期的党情，是我们党自身的现实境况，是基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而做出的“是如何”的判断。不断提高党的领导能力与执政能力，提高拒腐防变与抵御风险的能力，是我们党能够做到的现实规划，也是我们党“能如何”的生动表现。
“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的提出，首先是基于对十几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所累积下来的矛盾和问题的现实定位，是对我国发展现状的深刻反思与自我审视，是对当前我国发展“是如何”而做出的一个事实判断。在此基础上，我们认真总结并汲取了国内外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继承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针对当今时代发展的现实要求，对今后的发展做出了“应如何”的价值定位。在新世纪，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走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良性道路，成了我们的“应然”选择。“怎样发展”则在科学发展的总体定位下，针对我国的现实国情而探索可行的实践路径，这是对我国科学发展这一价值定位而做出的具体选择，是对我国社会发展“能如何”的主体要求。
三、时代课题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包含着全面而丰富的理论内容。同时，它们又相对集中地分别回答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发展阶段上面临的时代课题。对此，我们可以从不同时代课题的角度分别加以解析。
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历来强调：“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他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根据异域经验总结而来的舶来理论，有其地域特色。要使其在中国生根发芽并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则必须使其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形成适合中国实际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品质的要求，更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现实需要。“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是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历程、创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必须首先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核心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精髓问题；“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核心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发展问题。这两个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探索和回答怎样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并把它成功地运用到中国的具体实践中去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思考和探索，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中，在与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紧紧围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问题，以中国的话语形式，把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概括为“实事求是”，并主张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对待马克思主义，反对“本本主义”，注重调查研究，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中国革命的实际之“的”，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具体化和时代化。毛泽东思想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革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政策和策略、党的建设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的科学解答，形成了其理论的基本构架，系统回答了如何科学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和怎样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深深地扎根、开花、结果。
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与邓小平理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是“文革”过后中共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回答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也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回答的一个基本问题。改革开放伊始，在面对中国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恢复被扭曲的社会主义的面目，指明中国未来发展的走向，是当时最为迫切的任务。回顾过去，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个主要教训，就是以“唯书”、“唯上”的思维定势来看待社会主义，注重生产关系领域的革命，忽视了发展生产力，结果搞出了一个片面追求生产资料所有制“一大二公三纯”的“贫穷”的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正是通过解决这一根本问题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分析批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中，从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理论紧紧抓住这一基本问题，从我国基本国情和时代特征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体思路下，从人民的发展愿望与根本利益出发，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目标、战略步骤、整体布局、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正确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功能、本质、目标和任务，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关于“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入新世纪，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方位、执政条件和社会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何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成为时代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两大历史性课题。这一课题的政治表述就是“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以******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通过长期的深入思考，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紧紧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基本问题，把党的建设同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趋势联系起来，在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的总体思路下，从“代表中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对党执政的历史方位、性质、宗旨、根本任务和执政合法性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对于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如何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如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如何把党建设成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核心等基本问题，从而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执政党建设规划了方向和目标，使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有了新的视野、新的认识，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重大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历程上的又一座里程碑。
关于“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与科学发展观。“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明确的一个根本问题，也是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全过程的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一开始，邓小平就把发展问题提到了能否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能否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能否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问题的高度。他给出的答案是：“发展才是硬道理”。******在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也把发展看成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步伐在加快，理论创新的步伐也在加快。新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些新的情况、新的问题，需要有新的认识、新的解答。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成为时代向新一届党中央提出的课题。科学发展观正是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深人思考这一时代课题，回答新世纪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中产生的。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时代课题，总结并汲取了国内外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继承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针对十多年来我国社会快速发展昕积累下来的矛盾和问题，提出创新发展的战略思维，力求推进我国社会发展由“又快又好”向“又好又快”的转型，对新时期我国社会的发展目的、发展动力、发展模式、发展理念、发展思路、发展主体等一系列问题作出了详细的解答，勾画出了适应当代世界发展趋势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是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发展观。如果说邓小平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是要从思想观念和政治意识上解决中国发展的必要性问题；******的“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则是把发展问题同执政党建设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政治上强调了执政党自觉的发展意识；那么，******提出科学发展观，则进一步针对新时期面临的新的发展要求，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样的发展才是硬道理，什么意义上的发展才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一时代课题，从而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