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胡风指控的“五把刀子”

　　我很耽心把这篇论文学的文字写成政治论文，因为所论的问题是一场文学受难于政治的悲惨的历史.当严酷的事实业已证明了由宗派倾轧所推动并结合在其中的愚昧而短视的实用主义政治严重摧残了文学——远不止摧残文学一一达一个世代之久的今天，重新来回顾这段历史，不仅有深刻的垂诫意义，还由于，现实不可避免地流动着活着的过去，加上历史对过去的惩罚所带来的混乱，迫使与中国文学的命运血肉相关的现实主义需要抵抗并克服来自各方的攻伐，马克思主义文学观面前所掷来的白手套有不少，必须拾起来一一对付，这样，澄清过去也是文学的现实战斗的迫切课题。它应该是当前战斗的起点。

　　但是，我还是努力撇开那困扰着文学的政治，不去涉及文学斗争的背景材料乃至以理论斗争的形式出现但势必涉及政治(宗派)的对垒两方的论点的渊源，一那得从鲁'迅在世时说起，可谓源远流长。一一把焦点集中在文学理论斗争的范围之内。这样做虽然有使文学剥离具体生活、历史关系的危险，但对论题自身的展开有某些好处，可以避免掉令人厌腻的烦琐引证，更多地呈示理论的本质内容„这是在有限的篇幅中权衡利弊才这样做的。

　　“五把刀子”，是胡风的被称为“三十万言书”的第一部分《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題的说明材料》最后一节《关键在哪里》中提出的作为文学语言，本来只是一个剌激听观的俏皮比喻，但到了无理可喻的对手那里，却成r骇人听闻的可据以定谳的罪证。

　　现在已不必追究真相久已大白了的这场政治陷害，倒应该看一看胡风的《说明材料》中没有触及或触及得不够的这“五把刀子”的理论实质，以验证一下胡风意见的真理性如何。这是因为，胡风当时所处的环境，非但迫使他只能以“奴隶的语言”就向他压过来的最紧迫的声讨作出辩护，因此是有顾忌和有保留的，言不尽意甚至言不由衷的;更因为，他的那些庸俗社会学的对手用以攻讦他的只是文学中的政治、社会的实用性、功利性的问题，他的辩驳也只得主要纠缠于这方面的论证，实质性的文学理论内容的争辩反而因无暇顾及而成了他意见中的次要部分，而且也只能被限制在政治的、功利的框架内略作说明，因此是不充分的和被绑住了手脚的，有时还得跟着对手的庸俗社会学走一大段路，直到从对手的庸俗社会学的“经典-里找寻语言反对庸俗社会学，清涂尸体者也沾染上尸臭。这里必须提醒读者，尤其年青的读者注意胡风当时的悲剧性的处境，他面临着一场虽然规模较小但性质完全相同的提前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而他就充当着这场“文化大革命”的预演中祭旗的角色.实情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家长统治手下必须有一个文艺账房，账房里必须有一批追随。

　　老板已久的信得过一一或称“久经考验”一的账房先生和干办，这个账房的干办们必须有自己订立的一套符合家长式统治的文艺规章制度，以便顺生逆亡地掌管文坛。胡风—点也不懂这个秘密，真所谓不识时务，不谙世故，天真地同这个完全不是为了文学事业——或正是为了家长制所需要的文学事业一一而只是为了维护统治的合法性的账房及其规章制度认认真真、拼死拼活地争辩艺术真理，竟然宣称这些神圣的规章制度为“五把刀子”，岂不是活该冒犯了账房而又亵渎了家长的权威?于是他命定了要充当这祭旗的角色，事后看来，其可悲实已达到了可笑的程度。.如果不把握这场悲剧也行一一的实质，是无法理解胡风的意见中的许多特别的提法和特殊的阐述态度的。前面所说的"奴隶语言”，实在是一个非常苍白的形容词.这样，胡风理论中的某些缺点就容易理解r.——当然，胡风原来也部分地没有能摆脱斯大林时期苏联文艺界某些庸俗理论的影响。

　　作了以上属于政治性的背景交代以后，就可以从文学理论斗争的角度讨论这“五把刀子”了.当然，温习历史经验既是为了文学的现实战斗，就势必需要把讨论引申到今天，将历史的观照溶解在现实的观照里，否则，讨论便成为经院式的了.因为，历史是统一的，任谁@生活环境都是历史的一面，这一面连着:另一而，那就任谁都有可能走进历史底深处.因为，历史是统一而又矛盾的，另一面向这一面伸入.这一面向另一面发展，那就任谁都有可能走在历史底前面.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历史.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有生活有斗争的地方，就应该也能够有诗。(《给为人民而歌的歌手们》，«胡风评论集》下册237页)。

　　这当然是并不深奥的艺术与生活的真理的通俗告白，而且文章里还规定了“受难的人民”、“前迸的人民”作为对象的前提/‘真诚的诗人”作为主体的前提;一方面是有诗的、值得感应的对象，一方面是能碰击出诗的、能够感应的主体。只要不是麻木的、对死活都无动于衷的或除了保住乌纱帽之外什么也不在视听内的人，都会承认这是生活与美学的平凡的真理。可叹而又可笑的是，从四十年代起，直到前不久，还有人引以为嘲笑的话柄。由此可见，胡风所指控的那种规定。

　　“只有工农兵底生活才算生活，日常生活不是生活”这把“理论”刀子是如何地砍尽灭绝了某些人的起码的美学常识，真是胡风所说的“精神奴役的创伤”。

　　关于生活和题材，已经是一个老话通了。其实，只要简简单单地引两句话，就什么都说明白了：歌德说：“诗人之所以为诗人，就在于他能在平凡生活中看见诗."鲁迅说：“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把这两句话加起来，可以不必再多费一词.但问题在于这种“题材论”的效果。

　　现在来回顾五十年代的文坛风习，简直象是一个神话，足够写一大卷《XX年目睹之怪现状》：驱使作家到处奔波，去找**重大题材”，仿佛文学创作就是森林里去找蘑菇一样的游戏;出题作交，选择"重大题材”叫作家“赶任务”，完全不顾题材只对能感应它的人才有用的起码常识，完全不顾“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苏轼《南行前集叙》)的道理，•闭着眼睛堂而皇之讨论一些叫人笑掉牙的题目.•薪社会该不该写悲剧?划定题材的禁区，规定了无数的法规戒律：爱情不能写，人情味不能有，那是小资产阶级的玩艺;英雄不能死，好人不能遭殃，那会削弱人民的斗志;工人不能落后，干部(小干部可以马虎一点)不能有错误，那会给新社会抹黑;敌人不能顽强，战士不能有一丁点动摇，那会长敌人威风灭自家志气;新社会只能歌颂，一片光明，不能暴露，全无黑暗，否则就要追究立场问题，等等。凡违犯以上清规戒律的作品，也有刻板的判词：难道新社会是这样的么?难道我们的工人(干部、战士、领导)是怎么的么?正如“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它发生了十年之后卷起来的“文化大革命”的预演一样，胡风当时所指控的文学理论的“五把刀子”也是十年后“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理论、政策、措施的预演。.说"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是不对的，是史有前例的。区别只在于规模，后一次刀子锋利，耍刀的本领愈耍愈熟练,愈放肆，砍伐者砍伐得愈来愈眼红，把中国文学一一还有别的一一砍得更彻底.干净、完全而已。

　　因此，“五把刀子”的厉害，如果当时还只有不多的人能认识，那末“文化大革命”就把一切真相都全部暴露了。得来这个认识的代价是惨重的，人们应该认真严肃地接受这个历史教训。

　　应该接受什么教训呢?除了再也不容许文学以外的手段，理论以外的手段，如用行政手段去干涉文学事业这类政治性运动之外，我以为主要的教训有三条。

　　第一，要象列宁所说的，文学上来不得平均数.要保护少数人的意见，真理常常在少数人手里。文学问题不能少数服从多数，特别是权力胁从下组成的多数。舆论一律，人海战术都是不行的。

　　第二，不能用实用主义来统驭文学，哪怕是说得很动听的"革命的功利主义”也不行。文学当然与政治有关，是政治的同盟军，但绝不是政治的奴婢，更不应是眼前政策的奴婢。不应该驱使作家哪怕是变相地做‘‘赶任务”的事。文学服务于社会主又事业的原则，只有从长远的、历史的观点来理解，才是正确的。

　　第三，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文学必须接受党的领导，现在党已更加按照文学规律来领导文学事业了，更加集中力量于保证文学事业循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前进这一中心任务，因此带来了文学的春天。但是，人们的积习是不可能一晚上就清除的。对并&代表党的集体决定的某一个领导、特别是高--级领导的个人意见，.即使并不体现党的意见，并不符合真理，人们也往往因为发言者的权威无条件地奉为圭臬。人们往往不能辨别鲁迅说过的名人和名言的性质，把权威人士的不属于他的事业的外行话也奉命惟谨，“唯上”的官僚主义习气也在文学界流行，过去绝大部分的弊害都是这样来或与此有关。不是崇信真理而是迷信个人的思想枷锁应该打碎，小本本当“万宝全书”的时代应该结束。这样才能从下面支持党实现对文学事业的领导。

　　中国文学几十年走过的是一条艰辛的道路，带有血腥的道路。但血，也应该让它促成繁花的开放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