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历史研究的现状与未来

　　契丹(Khitan)是在中国北方民族历史上继匈奴、鲜卑之后又一次统一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并建立了辽政权。契丹自4世纪登上历史舞台，至公元1218年西辽灭亡，活跃于中国北方长达8个世纪之久，影响深远。虽然经历了千年的风雨和时代的掩盖，在当年的辽朝统治区域内，城址、墓葬、寺庙、佛塔等辽代遗存数不胜数。然而对于契丹，留给后人更多的是谜团。因此契丹历史研究也就成为很多学者毕生的事业。受传世史料的限制，契丹历史研究一直举步维艰，鲜有重大突破。近年来随着考古新发现和学者的不懈努力，契丹历史研究取得了—系列新成果,让我们看到了契丹历史研究的新希望。

　　□专门研究契丹历史的专著涉及政治、文化、教育、语言、社会习俗及制度等多个方面，主要有尤李《多元文化的交融一辽代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乌力吉《辽代墓葬艺术中的捺钵文化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年)，姜维东《辽金黄龙府丛考》(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李鹏《辽代器物文化》(吉林大学出版社,2013年)，李谷城《辽代南京留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王玉亭、王燕赵《辽文化与辽上京》(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13年)，陈述《契丹史论证稿》(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肖爱民《辽朝政治中心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孙国军、李春林主编《契丹辽文化论集》(中国出版集团现代出版社,2014年)，内蒙古博物院编、郑承燕著《辽代贵族丧葬制度研究》(文物出版社,2014年)，张邺、张敏主编《契丹巾帼:辽代契丹族女性研究》(民族出版社,2014年)，刘浦江、康鹏主编《契丹小字词汇索引》(中华书局,2014年)等。将契丹历史纳入某_研究体系的专著主要有邓广铭《辽宋夏金史讲义》(中华书局，2013年)，王秋义主编《辽金史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13年)，王禹浪、都永浩《文明碎片一中国东北地区辽、金、契丹、女真历史遗迹与遗物考》(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3年)，郭齐家、苗春德、吴玉琦主编《中国教育通史?宋辽金元卷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乔卫平《中国教育通史•宋辽金元卷(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王利华、张国刚《中国家庭史•宋辽金元时期》(人民出版社,2013年)，杨翼骧编著,乔治忠、朱洪斌订补《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宋辽金卷》滴务印书馆,2013年)，宋德金《辽金西夏衣食住行》(中华书局,2013年)，武玉环《辽金社会与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曾雄生《中国农业通史:宋辽夏金元》(中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4年)等。

　　学术论文方面更是成果卓著，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近年来辽代职官问题、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教育与科举、语言文字、契丹文物与考古方面已经形成了研究的热点，成果也比较丰富。

　　辽代职官问题的研究。蒋金玲《辽代汉人的入仕与迁转》《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3期)对辽代的汉人入仕进行了分析，认为科举与荫补是辽代汉人入仕的主要途径，而科举进身与荫补入仕者，在起家官与官职迁转过程中均表现出明显的文武分途特征。家世对汉官个人仕途影响明显，这既是受契丹世选制与唐末五代藩镇旧制理念影响的结果，也是契丹统治者倚用汉人世家大族加强汉地统治、支撑皇权的必然产物。杨军《辽朝南面官研究一以碑刻资料为中心》(《史学集刊》2013年第3期}以碑刻资料为中心，对辽朝南面官系统进行了分析，认为辽朝并未实行三省六部制，南面朝官的主要权力机构为枢密院和中书省。何天明《辽代大林牙院探讨》(《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3年第4期)对设于辽太祖时期的大林牙院进行了探讨，认为大林牙院除了担任契丹本族文翰事务,也有承担军务、作为使者出使他国等职能。此外，杨军、王旭东《辽代南京留守的选任与转迁研究》《求索》2013年第4期}、林鹄《辽世宗、枢密院与政事省》《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2期)、武玉环《辽代职官考核制度探析》《史学集刊》2014年第3期)、康鹏《辽代地方要员选任方式浅议》《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等也对辽代职官问题的不同方面进行了探讨。

　　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杨福瑞《契丹族崇山文化的历史考察》《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1期)认为崇山观念是契丹族古老的自然崇拜内容之_,是源自契丹人对天地的崇拜、族源的追溯以及对山林畜猎生活的仰仗等多种心理因素而来，在发展过程中，崇山观念达到了最高的精神境界，构成辽朝政治文化的最主要内容。何婷婷《辽诗中所见辽代东北契丹风俗与文化》(《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7期)依据诗歌,对辽代东北地区的契丹族风俗，如饮食、穿着、生产、酒乐舞蹈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此外，还有金渭显《契丹皇帝亲征仪及打猎习俗的演变与尚武精神一纪念陈述先生百年诞辰》《辽金西夏研究2011》，同心出版社,2013年)、夏宇旭《契丹猎犬述略》《兰台世界》2013年第36期)、杜美林《契丹族社会生活中萨满文化研究》(渤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张树卿《辽时期吉林西部草原契丹民族的信仰习俗与传承》《〈地域性辽金史研究(第_$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杨婷婷《从考古发现看辽上京地区契丹人习俗》(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张敏《辽代石刻中所反映的辽朝母仪规范》(《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张强《再论契丹射柳习俗之起源》(《兰台世界》2014年第7期)等。此外，有关辽代的婚姻状况，亦有文章探讨,如靳玲、安正《辽代契丹人的婚姻形式及特点》(《学理论》2013年第36期}，单召杰《浅谈金代女真人的婚姻习俗和族际婚》(《黑龙江史志》2013年第11期)等。

　　教育与科举。教育方面,高福顺《契丹皇族儒家经史教育考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年第3期}认为契丹统治者不仅重视、提倡皇族子弟研读儒家经史，而且还设定了完备的运行机制。既倡导和引领了契丹社会儒家文化的传播,也使儒家“大—统”思想观念以及中原社会的典章制度开始植根于契丹社会的机体之中。相关文章还有高福顺《辽朝女性教育述论》(《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高福顺《辽朝的尚武骑射教育》(《东北亚研究论丛(第六辑)》,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张敏《辽代契丹女性的教育问题探析》《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2期)，郭德慧、郭文娟《辽朝储君教育与培养探析》(《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等。科举方面，主要有高福顺《辽朝科举考试年限考论一以圣宗统和六年以后为中心》(《东北亚研究论丛》第七辑,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高福顺《辽朝科举考试生源述论》(《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第八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李宇峰《碑志所见辽代进士题名录及相关问题》(《东北史研究》,2013年第3期)，高井康典行《景宗?聖宗期①政局上遼代科举制度①確立》(《史觀(168》2013年3月)黄凤岐、燕煦《辽朝的教育与科举》《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五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4年)等。

　　语言文字。康鹏《契丹小字〈萧敌鲁副使墓志铭〉考释》《辽金历史与考古(第四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3年)结合辽代汉文文献对该墓志进行了释读,并考证墓主的五世祖即辽朝历史上著名的萧挞凛,并以此厘清了该墓志所记载的墓主十代先祖的世系，同时纠正了前人的一些讹误。相关研究还有方东杰、曲赫《辽时期契丹族语言文字的使用特点》《兰台世界》2013年第33期)，傅林《契丹语和辽代汉语及其接触研究一以双向匹配材料为基础》(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即实《简说契丹语的亲属称谓》(《华西语文学刊(第八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傅林《论契丹语中“汉儿汉人”的对应词的来源》《辽金历史与考古(第四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3年)，〔日〕武内康则撰、申英姬译《拓跋语与契丹语词汇拾零》《华西语文学刊(第八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白玉冬、赖宝成《契丹国语“忒里蹇”浅释》《华西语文学刊(第八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松川節《契丹文字碑文O新発見》(《7^7遊学(160)》,2013年)，武内康則《最新O研究护^契丹文字①姿》(《7^7遊学(160)》,2013年)，清格尔泰撰、陈晓伟译《20世纪契丹小字研究的重要收获》(《华西语文学刊(第八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孙伟祥《契丹小字《萧仲恭墓志》削字现象研究》(《〔韩国〕北方文化研究(第4期)》2013年)、包阿如那《契丹大字《大横帐节度副使墓志》研究》(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额尔敦巴特尔《新世纪以来契丹大字研究概述》《华西语文学刊(第八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高娃《内蒙古大学所藏契丹字文献》(《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白明霞《契丹大字〈耶律昌允墓志〉研究》(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等。

　　文物与考古。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东风里辽代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10期)对山西大同东风里辽代壁画墓进行了详细的报道,李可鑫《汤原新城辽墓调查简报》《文物春秋》2013年第2期)则对汤原新城辽墓进行了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考古获重大发现》(《考古》2013年第1期)对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进行了全方位的阐述。相关文章还有赵少军、王雷《昌图四面城城址2009年试掘简报》《〈辽金历史与考古(第四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3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铁岭市博物馆、昌图县文管所《辽宁昌图县塔东辽代遗址的发掘》(《考古》2013年第2期)，王青煜、康利君等《内蒙古巴林左旗哈拉海场辽代壁画墓清理简报》《文物》2014年第4期)，张兴国、孟令婧《内蒙古巴林左旗白音敖包辽墓清理简报》(《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五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4年)，刘海文、王继红等《河北宣化辽金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14年第3期)，韩国祥、邓晓存等《辽宁朝阳杜杖子辽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2014年第11期)，肖忠纯《辽代辽西走廊的考古遗址与社会发展》(《农业考古》2014年第4期)等。此外还有对此进行理论性探讨的文章，有刘毅《关于辽代皇陵的几点认识》(《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3期)，孙伟祥《试论辽朝帝王陵寝的营造》(《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3年第4期)，刘喜民《辽祖州石室新考》(《北方文物》2013年第1期)，姚庆《北京地区辽代墓葬形制研究综述》(《学理论》2013年第33期)等。

　　对考古资料的研究方面更是比较集中。墓志的考述。蒋金玲《〈贾师训墓志〉“驸马侍中刘公”辨析》(《史学集刊》2014年第1期)详细论证了墓志中所述“驸马侍中刘公”实为“侍中刘公”之误。相关文章主要有韩世明、都兴智《辽〈驸马萧公平原公主墓志〉再考释》(《文史》2013年第3期)，李宇峰《〈萧琳墓志铭考释〉补正》《辽金史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13年)，李强《辽〈张守节墓志〉补释》(《辽金历史与考古(第四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3年)，齐伟《辽宁省博物馆藏〈石重贵墓志铭〉考释》(《辽金历史与考古(第四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3年)，姜洪军、李宇峰《辽陈顗妻曹氏刘氏墓志校勘考释》《辽金历史与考古(第四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3年)，李俊义、高颖、戴顺《〈辽萧孝恭墓志铭〉校勘》《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姜洪军《辽宁北票市发现辽代李绍俞墓志》《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五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4年)等。

　　器物研究。主要有王俊辉《辽宁省桓仁县所出契丹文印》《《东北史地》2013年第6期)，赵中文、冯永谦《辽“女真鹿官户太保印”铜官印考释》《北方文物》2013年第4期)，么乃亮《法库叶茂台辽墓出土漆木双陆考述》《辽金历史与考古第四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3年)，邓树平《辽金时期医疗器械的发现与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4期)，崔晓晨《对宋辽金时期铜镜形制分类比较分析》《黑龙江史志》2014年第1期)，李艳阳《辽代早期纪年瓷器研究》《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五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4年)，梁姝丹《辽宁彰武出土的辽代双陆棋》(《东北史地》2014年第1期)。

　　这些成果无论是专著还是学术论文，涉及层面广泛，研究较深入，且数量巨大。呈现了全新的面貌:一是青年学者学术研究活跃;二是研究涉及的领域更加宽泛。三是研究的问题也更具体。这些研究也体现契丹历史研究的发展方向。加强对契丹曰常生活的研究，如生活习惯、语言文字、科举教育等，有助于我们完整地了解契丹历史，更加贴近生活。由于契丹历史研究文字史料的缺乏，学者更加注重考古资料的新发现，同时针对性地加强了考古资料的深入研究，或可成为我们打开契丹神秘面纱的主要途径。另外，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也是契丹历史研究的一大趋势，运用民族学、语言学、社会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为这—领域的研究带来了新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