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中的“基因政治学”：理论、方法与范式

　　多年来人们观察到一个现象：美国大选时，为什么有人展现“政治狂热”四处拉票，有的人则“政治冷漠”闲坐家中?学者们一直认为是社会环境使然。身边人政治狂热，则自己也会受到感染;周围人政治冷漠，自己也将漠不关心。然而，在2008年，美国加州大学的政治学者詹姆斯.福勒()和克里斯托弗•戴维斯()的研究报告发现，基因才是主要的决定因素。不仅如此，他们还相信特定的基因可能会影响人们的政治观点{politicalviews)。两位学者在洛杉矶选区的调查发现“同卵双胞胎”(identicaltwins,共享100%的基因)比“异卵双胞胎”fraternaltwins，共享50%的基因)表现出更高的相似的投票行为，而投票行为中53%的变化可以归因于基因。

　　事实上，基因政治学的建立是基于两种不同的事实依据:其是已有的关于双胞胎的研究一比较同卵双胞胎与异卵双胞胎的不同;其二，是最近对人类DNA的直接研究一寻找导致不同个体间明显行为差异的特定基因。而所使用的研究方法除了上文讲到的定量研究法之外,他们主要依赖的方法是自然实验法，并意图通过大样本的研究来发现可能存在的真实机制。

　　(一)自然实验法

　　众所周知，社会科学一直向往着自然科学的学术境界，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够可复制、可验证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达到精确和科学，而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实验可能是最好的方法。然而，遗憾的是，社会科学的很多领域是根本无法进行实验的，比如人们无法通过实验来研究革命，也无法通过实验来研究社会动乱，因此，这便成为社会科学永恒的遗憾。

　　不过，社会科学家们也逐渐发展了_些实验研究的方法，自然实验(naturalexperiment)便是其中一种最方便、最直观的研究方法，并日渐显示出强大的学术研究潜力。社会科学研究者通常会将自然实验方法与定量研究方法结合起来使用，在强大的统计软件的帮助下实现预期的研究目标。

　　事实上,双胞胎研究是“自然实验”中最经典也是历时最久的一种研究。早在20世纪初期，关于双胞胎的研究就已经开始。在当时，各国多多少少都有_些关于双胞胎与政治倾向的研究，研究成果大多显示同卵双胞胎在各方面都比异卵双胞胎更为相似。

　　不仅如此，对于研究的成果和结论，研究者们还在动物(比如猴子、老鼠等)身上做实验来加以检验。因此,人们可以有理由地说：“自然实验研究方法是严密而客观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基因政治学者们对双胞胎展开了研究，这些研究大体上有三个特征：

　　首先，时间跨度比较大。比如在阿尔弗雷德等人的研究中，他们的时间跨度是14年(1980~1994),该项研究共调查了10000对“同卵双胞胎”和“异卵双胞胎”，主要问题是调查遗传因素和政治倾向之间的相关性。问卷一共设计了28个问题，主要集中在比较具有争议性的话题上，诸如“死刑问题“流产问题”和“裸体露营”等。

　　　最后，空间的跨度比较大。在2012发表的研究成果中，哈特米及其团队的研究不仅时间跨度长达近40年(1970~2010),在空间跨度上也涉及世界三大洲的四个国家(所涉及的双胞胎研究对象来自澳大利亚、丹麦、瑞典和美国)。他们就范围广泛的政治意识形态问题与倾向进行测验，其中包括个人政治态度、左右思想倾向、社会经济和防务认识以及对于威权政治的态度等。最后的结果揭示，这些问题都与人类的基因状况密切相关。

　　事实上，两位学者的研究呼应了‘‘生物政治学”目前的发展趋势。在该研究领域过去的半个世纪里，_系列的研究成果认为基因跟精神分裂症、抑郁症、酗酒、性倾向甚至学业成绩等都密切相关。不仅如此，遗传学家们还发现了越来越多的“遗传标记”(geneticmarkers)跟人类的健康、表现与人格相关，包括基因、荷尔蒙水平和神经传递素(neurotransmitter)等都能够影响并塑造人们对政治议题的态度。因此，_些精明的西方政治家企图利用竞选广告来影响这些要素，并最终对政治结果(选举)加以控制。在过去，社会决定论者_直不愿承认基因对人的政治行为有影响，甚至还否定了其存在的可能性。但基因政治学者们则另辟蹊径，数年来他们坚持不懈地对全球数万名双胞胎人口进行研究，他们的研究结论很明确地指出：与政治有关的行为模式有遗传的可能,也就是说个体间的遗传差异，可能在形成个体间不同的行为模式中发挥了作用。

　　2008年，福勒等人发表于《美国政治学评论》上的研究就指出：基因不仅仅只影响人们的政治态度与观念，还影响到人们的政治行为(尤其是政治参与程度)。通过对洛杉矶双胞胎选民的登记情况进行分析,他们发现与美国全国性的数据相比，洛杉矶同卵双胞胎在“参与政治”(politicalparticipation)以及“不参与政治”的程度上都比异卵双胞胎高出53%。很显然，基因在其中起到了明显的作用。

　　然而，关键的问题是：究竟是“何种基因”在起到这样的作用?在同一年稍后发表的论文里，福勒等人明确指出5-HTT基因对选民的投票行为发挥着相当的影响。具体的作用机制是:5HTT基因可以控制5-羟色胺在人体内的水平，当其水平较高时神经递质活跃度会很高，因此选民就会表现出相当的政治热情去参加投票;反之，则选民表现出相当的政治冷漠而拒绝去投票。

　　虽然基因政治学横空诞生了，但与此同时也引来了空前的学术大论战。主要有两位学者对基因政治学提出了挑战，_位是来自杜克大学的伊万•查理(EvanChamey),另一位来自哈佛大学的威廉.英格里希(WilliamEnglish)。两位学者联合在《美国政治学评论》上先后发表了两篇论文，对基因政治学者展开了激烈的批评。他们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基因结构的差异并不能先验地导致特定的政治认知与行为。两位学者批评道：基因型(genotype)与表现型(phenotype)之间并不存在着特定的对应关系,而是存在着非常复杂的关系。然而，福勒与其同事的研究则过于简化，简单地进行“自由一保守”(theliberal-sonservative)的二分法的研究，结果就将研究变得非此即彼、非黑即白。②两位学者还尖锐地指出，人类已经发现的25000个基因绝不是儿童的玩具(比如乐高玩具)，可以任人任意地拼接与组合，因此这种过分简化的研究是荒诞而可笑的。在政治学的研究中，长期以来，众多学者先验地认为人类是独特的，而社会差别是由社会环境造成的。他们倾向于将文化(culture)与天性(nature)分开来看,甚至将两者对立起来。正是在这种根深蒂固的“社会学习路径”(sociallearningapproaches)的影响下，学者们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亚里士多德著名论断中‘‘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中人类本性的部分。

　　事实上，这乃是政治学研究中‘‘人类本性的迷失”，这无疑是一个令人遗憾的图景。然而，幸运的是，基因政治学的出现正在日渐改变这种状况，甚至可以说是政治学研究中‘‘人性的回归”了。

　　尽管基因政治学的真正发展还不到十年，但已经取得了颇为丰硕的学术成果。当然，也必须明白，这_领域的学术研究才刚刚起步，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种种缺失和不足。也许基因政治学研究者还不能立即撼动政治学传统研究的理论“大厦”，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研究正为政治学研究实现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全面突破带来新的想象与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