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议政思潮与晋初政治

　　自司马氏父子掌控曹魏政权以来，不断强化中央集权，政治统治趋于稳定。以九品中正制为主的官吏选拔制度有效地保护了门阀世族世代垄断政权、坐享高官厚禄的特权。门阀世族通过读经习文，撰文上疏,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为魏晋更替出谋献策,从而出现了具有这个时代特有的读经习文、议政献策思潮。这个出现在门阀世族阶层和官僚士大夫群体中的阶段性很强的社会思潮，影响着魏晋更替的进程和司马氏政权统治政治的表现方式，也表现出了这个时期门阀世族阶层的社会生活状态。

　　自魏文帝时期九品中正制确立为统治集团的官吏选拔制度以来，门阀世族阶层凭该制度世世代代占据高位。九品中正制运行到魏晋更替之际，已沦为保障门阀世族政治特权的工具。魏末吏部吏刘亳在《崇让论》中写道：“官职有缺，主选之吏不知所用，但案官次而举之。……观在官之人，政绩无闻，自非势家之子，率多因资次而进也。”^卷41《刘寔列传》晋朝初建时，议郎段灼上表称：“今台阁选举，涂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1卷39<<王沈传》至此，晋统治集团内权力分布与构成设计已完成，门阀世族子弟在祖先权势的庇荫下，无须立功于沙场，也不必建树于治国安邦，就可以纵横官场。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下，西汉以来形成且在东汉末年战乱中经过战争淘汰仍然保存下来的军阀官僚集团势力，大肆扩张，羽毛已丰，成为统治阶级中上层势力的合法来源。‘(孙)楚，骠骑将军资之孙，南阳太守宏之子。乡人王济，豪俊公子，为本州大中正。访问宏为乡里品状，济曰：‘此人非乡评所能名，吾自状之。’曰：‘天才英特，亮拔不群。’仕至冯翊太守。”0《言语》九品中正制又成为和平年代门阀世族阶层历世不衰、权位永固的支撑点。

　　因此，魏晋以来，门阀世族子弟悠闲自得，或饮酒服药。何晏称：“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2《言语》阮籍、嵇康等“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2《任诞》“诸阮皆能饮酒，(阮)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0《任诞》或游玩于山水之间，常常“诸名士共至洛水戏”0《言语》。宴饮游玩之间，读经、习文、议论时事遂成为一种弥漫于门阀世族阶层中的时尚，渐渐固定为1种家风和门风。如晋初重臣杜预“祖畿，魏尚书仆射。父恕幽州刺史。预博学多通，明于兴废之道。”m卷3《杜预列传》这些家世背景为杜预的入仕执政提供了充足的知识和思想准备。做官的闲暇之余“乃耽思经籍，为《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又作《盟会图》、《春秋长历》，备成一家之学，比老乃成。”m卷3《杜预列传》专治《春秋》，成为家学，从事文化传承活动。裴秀“祖茂，汉尚书令。父潜，魏尚书令。秀少好学，有风操，八岁能属文。”m卷3《裴秀列传》其也受到很好的文化教育和家风浸润，故仕途坦荡，官至尚书令等，同时还著书立说“作《禹贡地域图》十八篇”。m卷3《裴秀列传》晋初建时的骠骑大将军录尚书事王沈，祖柔,汉匈奴中郎将。父机，魏东郡太守。王沈少时父亲去世，依从叔魏司空王昶生活。家族背景深厚，文化氛围浓重，使得王沈不仅从小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养成读书不倦的习惯，而且可以凭籍祖荫，长大后从容地进入政权的核心。

　　魏晋之际，君权易姓,但并不影响门阀世族阶层薪火相传，进入政权。晋武帝时的侍中、中书监荀勖，汉司空荀爽的曾孙,成年后，入仕担任曹爽掾，曹爽被诛后“门生故吏无敢往者，勖独临赴,众乃从之”〇]卷3《荀_传》因荀勖有治世之才，又无曹爽死党之嫌，改换门庭，迅速成为司马氏的红人。这些历经改朝换代的门阀世族阶层人物，如：冯紞“少博谈经史，识悟机辩”;m卷39<<冯紞列传》刘颂“力能辨物理”;1卷4《刘颂列传》高光“少习家业，明练刑理”，m卷41《高光列传》均出身名门，入仕有九品中正制的制度保障。他们可以凭自己对政治形势的正确判断和自己的喜好意愿,从容地选择入仕时间、依靠对象和从政路径。可以自信、大胆甚至狂妄的评论时事，褒贬人物，提出自己的政治理念。

　　门阀世族虽不愁仕途，但置身于统治集团的斗争之中，稍有不慎，不仅自己面临灭顶之灾，整个家族也要受到株连“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m卷49《阮籍列传》因此，在曹氏与司马氏两大政治势力中博弈的门阀世族人物总是要尽最大程度发挥自己的才能，既要保证自己的官阶名位,又要力争在政治斗争中拔得头筹,为整个家族谋得利益。“世为名族”的刘颂,在曹魏政权中，“察孝廉,举秀才，皆不就。文帝辟为相府掾，奉使于蜀。”1](卷46刘颂列传}晋建立后，出任河内太守，又专任淮南相。“在官严整，甚有政绩。……百姓歌其平惠。”E](卷46刘颂列传>又连篇累牍地上疏武帝，发表自己关于“封建戚属’“分官任职’“宜复肉刑”等若干方面的建议。一方面治世有方，深得百姓爱戴和君主的赞许，另一方面不断地表达自己对司马氏政权的关心和忠诚，夯实自己在新政权中的基础。

　　读经习文是门阀世族的家学和家风。汉太尉皇甫嵩之孙皇甫谧“年二十，不好学，游荡无度，或以为痴。”从小过继给叔父，叔田任氏见皇甫谧现状,痛心地教育他《孝经》云：三牲之养，犹为不孝。汝今年余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无以慰我。……修身笃学，自汝得之，于我何有。”皇甫谧始洗心革面‘就乡人席坦受书，勤力不怠。居贫，躬自稼穑，带经而农,遂博综典籍百家之言。沉静寡欲,始有高尚之志，以著述为务。”卷51《皇甫谧列传》后经多次“举孝廉’‘相国辟’“下诏敦逼”皇甫谧入仕,皇甫谧“皆不就”。但其却关心统治走向，著书立说，阐述政治见解，有《礼乎》《真经》《玄守论》《事劝论》等著述面世。类似皇甫谧这样的门阀世族代表人物,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虽没有直接担任官职,效忠于当下政权，但仍以另一种方式参与西晋统治。他们身在政权之外，心在统治之中，以著书立说的方式影响着君主和百官的思想意识,教育家族子弟，为家族成员入仕从政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行为训练。他们这种著书、进言、立教的行为方式，构成了其时门阀世族阶层社会活动和政治参与的_道风景线。

　　随着时间推移,在这些物质生活优越、仕途得以保障的门阀世族的子孙后代中，渐渐游离出一个悠闲自在的群体，将读经习文当作修闲养生，限制在个人喜好的情趣范围内。“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声誉太盛，位高势重，不以物务自婴，遂相放效，风教陵迟。”1(卷35裴秀列传>老庄道家学说正好为文人士大夫们的放荡和怪异行为提供了某些抽象的玄理上的解释和说教，于是，研学《老子》《庄子》《周易》等成为门阀世族家学的重要内容和时尚。魏冀州刺史裴徽之子裴楷“明悟有识量，弱冠知名，尤精《老》《易》。”1(卷35裴楷列传〕晋初重臣王浑之子王济，“力有逸才，……善《易》及《庄》《老》，文词俊茂。”卷42王济列传)《老》《庄》《易》等著作•文句表达晦涩，文字理解歧义，内容含蓄抽象，都成为门阀世族子弟卖弄虚玄、故作高深的东西，于是，“时重《庄》《老》而轻经史。”1(卷50庾峻列#)不靠熟读儒家经典取得入仕资格，不以理政治世显示官吏的才能品德，而是谈玄议泡1可晏为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坐。”门阀世族人物，不论入仕或者暂时居家，皆积极参与谈玄论道。学术与政治，人生与社会，文学与自然，等等，都网罗在谈论之中。统治风云、政权得失是谈论的中心话题,而道家的玄理学说将话题引向抽象、深邃，从哲学的角度予以思考和解答。关于用人的标准——才、性问题“I钟会撰《四本论》”，“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以上皆引自《文学》>对才性同合异离的认知，实际上是魏晋以来各级中正官在考察士人、评定品状与吏部任免官员时如何确定一个共同标准的讨论。具体的行为上的量化标准没有办法认定，或者说不可能取得不同部门、不同群体的共同认知，因而，以官吏主选官员为代表，展开了候补官员选拔标准的大讨论,试图从高度抽象的理论高度，达到认识上的_致性。这些看起来是抽象的哲学问题，实际上为的是解决现实的政治问题。

　　这个时期门阀世族子弟的处世原则、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突破了传统文人士大夫们所遵循的以儒家道德规范的约束，肆无忌惮，放荡纵欲。阮籍为首的名士正是这个时代离经叛道的代表。阮籍的父亲，阮瑀担任过魏的丞相掾“知名于世”。阮籍成人后“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1(卷19阮籍列传〕优裕的家庭生活环境，使得读书习文不再是改变自己、入仕显达之迫，而是顺其情趣、满足个人喜好的行为方式之1。道家倡导的顺其自然、随性而安的理念成为阮籍的人生观,形成了以阮籍为代表的士大夫群体特有的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他们“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1(卷19阮籍列传>。世族高门人物不仅有入仕的制度保障，而且还有选择入仕时间、地点和官阶高低的自由。即使做官的方式也可以随意为之0“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1卷19阮籍列传>以阮籍为代表，表现了一个时代中权势阶层的众生相。他们不遵守常规的社会秩序规定，也不受世俗的生活习俗、礼仪的羁绊，这是1个有着时代政治权利、学术文化诸方面巨大话语权的阶层。

　　荒诞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行为一定催生出怪异的人生理解和生命表达。阮籍侄儿阮咸“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盆盛酒……时有群豕来饮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饮之”，“当世礼法者讥其所为”。1(卷19阮籍列传)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3(卷2_传)“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常修养性服食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1(卷49嵇康列传>著有《养生论》《太师箴》《声无哀乐论》等。精读《老子》《庄子》，‘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2(《文学》>嵇康等在研读老、庄的过程中，不仅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与处世行为，更影响了自己的政治观念和价值取向，在魏晋更替的大变化时代，他们以各种方式议政论道、谈古说今，出现了一个不小的思潮。

　　晋初，君主多次“诏三公，卿尹、牧守各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希望百官大臣、社会名流“各悉乃心，以阐喻朕志,深陈王道之本，勿有所隐，朕虚心以览焉”。1(卷52阮种列#)武帝雄心大志，建国伊始，设想革旧创新，出现一番新天地。这时的百官言论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阶段性变化，即：由魏晋更替过程中的选边站队，主动地进言司马氏表达忠心，或者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公开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态度转变为晋帝下诏定调，指导着官僚士大夫朝着司马氏统治需要的方向，贡献自己的政治智慧和思想财富。武帝选择_些专门的场合，有针对性的有准备的听取大臣的意见。大臣们似乎也早有思想准备旦这种场合出现,就会系统而有逻辑性的奉献出自己的政治见解。

　　《晋书》中记载最有代表性的是晋武帝与阮种的对话。阮种是汉侍中胥卿八世孙“弱冠有殊操，为嵇康所重”。晋初，由太保何曾举贤良而进入能与武帝对话的会议。武帝让与会者‘‘深陈王道之本”。阮种道：“宜师踪往代，袭迹三五，矫世更俗，以从人望。”不要颠覆以往行之有效的统治方式，矫正民怨过大的习惯。武帝“又问政刑不宣，礼乐不立’“又问戎蛮猾夏’“又问咎征作见’“又问经化之务’“又问将使武成七德，文济九功，何路而臻于兹?凡厥庶事，曷后曷先?”等等。阮种有条不紊，将自己的建国方略毫无保留地全盘托出，供君主多方面选择，包括统治指导思想的确立、刑罚与礼乐制度的建立原则与方式;甚至很具体的对少数民族的治理措施。阮种的建言献策，深受武帝的重视，更启发武帝广听博议“乃更延群士，庭以问之。诏曰：‘前者对策，各指答所问，未尽子大夫所欲言，故复延见，其具陈所怀。’”1(卷52阮种列传)对大臣们敞开议政大门，欢迎百官大臣畅所欲言。晋帝的诏令，大大鼓舞着百官大臣参政议政、进言献策的满腔热情，在晋朝建立初期又1次出现了1个统治集团内谈政议事的小高潮。大臣们的“策奏,帝亲览焉”。1(卷52阮种列#)使得晋帝决策与施政能够最大程度地吸取统治集团内的智慧才能，出现了史家所称赞的“太康之治”。

　　晋武帝统治的太康年间(281-290年)，“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1(卷26食货志〃东晋初年的史家干宝作《晋纪》，描述了太康时期的盛况：“太康之中，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闯不闭，民相遇者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故于时有无穷人之谚。”《晋纪总论》〃尽管古人的评价有太多的誉美之词，但-个不同于前朝的安宁、富裕的时期出现了。

　　纵观历史上出现过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所谓“盛世”，都有一个致使其出现的重要因素，即：大臣们敢于直言现状、进谏献策。史家在总结汉文帝等统治时，评论文帝等对待大臣们的上奏“此等狂悖无忌讳之语，敌以下所难堪,而二帝受之不加谴怒，且叹赏之，可谓盛德矣。”4(卷“上书无忌讳’’条〕总结唐太宗统治时说：“贞观中直谏者，首推魏征。……然其时直谏者不止魏征也。”4(卷19“贞观中直谏者不趨正”条)大臣们能够并且敢于发表自己的言论，君主能够善待其言，择善而行，这样，不仅调动了统治集团中广泛的从政、善政积极性，而且最大程度地保证治国理政符合历史前进的规律。那么，_定会出现人治社会中的盛世一一“太康之治”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