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汉政论文的政治适应

　　—、反思历史教训，阐说治国方略：政论散文对汉初政治治理需求的适应

　　汉朝是在经历了秦王朝“暴兴速亡”的历史演绎，楚汉战争的杀伐之后建立起来的一个统一王朝。然而，朝代的更替也给他们带来了新的思索。因为，秦末农民大起义，迅速推翻了秦王朝，这_事实引起了汉初统治者深入思考。周王朝“积德累善十余世”才统_了天下，秦国“奋六世之余烈”才完成了一统大业。但是，强大的秦国被农民起义摧垮，而刘邦则借农民起义的力量统一天下。农民起义如此巨大的力量，这是刘邦统治集团前所未闻的。他们获得政权之后，如何避免重蹈秦亡的覆辙，总结秦亡的教训，研究巩固新兴的封建大帝国的策略，就成了统治集团思考和议论的中心政治问题之_。而这种需要,就为政论文的成长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加之，“此期的文人士子继承先秦士人的人格传统，具有奋发向上的精神，他们关心政治，与政治亲近”[1]以思考政治问题。其思考的结果表现在文本上,就是论说性文章中现实政治成分的增加。朝廷文人本着“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士,察盛衰之变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应时”]的思想，兼采诸子学说，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总结秦王朝迅速崩溃的教训，为西汉王朝的巩固及长治久安出谋划策，陈古论今，揭开了汉代政论文辉煌的序幕。

　　因此“自汉初始，陆贾、叔孙通、贾谊、贾山、董仲舒等人直到盐铁会议上的贤良文学们，就对刑德、治乱、藩国、边防、选官、赋税，盐铁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根据儒家思想作了系统的论述。他们的阐说当然有许多不切实际之处，但如果比较_下先秦儒家的著作，我们依然看到，汉儒所面对和思考的东西已大为具体化了。”]因此，汉初的文人知识阶层或在朝廷任职的文人，为了适应这种政治需要，纷纷以“政论文”为手段，陈说自己对新王朝兴衰的关怀。“汉儒对国家、政治的热情空前高涨。而且“在思想领域，士人积极地为新政府服务。他们自觉地拜倒在天子脚下。”]《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

　　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丨”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悻而有慚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

　　刘邦对于自己为什么能够得天下,秦为什么失天下,并不十分清楚，所以，当陆贾在他面前称道“诗书”之时,他却以为“马上得之”实在用不上“诗书”当陆贾建议“逆取顺守”“文武并用”时，刘邦才开始思考“得失成败”问题，便让陆贾著文以回答这一问题。其他文人与陆贾_样，适应这种政治需要，便以政论文的形式表达对政治的思考，这就有了陆贾的《新语》®和贾谊的《新书》。

　　陆贾之《新语》，如前文所引《史记》载，系作给刘邦的，共12篇。分别是：《道基》、《术事》、《辅政》、《无为》、《辨惑》、《慎微》、《资质》、《至德》、《怀虑》、《本行》、《明诫》、《思务》。

　　在《新语》中，陆贾用大量的历史事实，分析历史上各时期、各朝代、各国家得失成败之理;列举历史上的政治人物，并陈述这些政治人物所涉及到的政治事件、社会影响、治世方略、处世方式等，从中归纳总结出自己所要表明的治国大略。这种论说，时时在为重建汉初社会秩序着想,为刘邦集团的现实政治统治服务。

　　总观陆贾的《新语》,他首先强调治国要以仁义为本，反复论说行“仁义”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他说：“握道而治，据德而立，席仁而坐，仗义而强。”这样，他就把先秦诸子用以规范人行为的“仁义”这_道德伦理规范，从统治者施政层面将其提升为国家治理策略。其次，陆贾提出，要治理好国家，就要处理好德教与刑罚的关系,应当尚德轻刑。秦朝因酷法残暴，二世而亡，乃是因为“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但他并不绝对排斥刑罚,而强调要“宽刑尚礼”要“因天时而行罚”“进退循法，动作合度”“执一政以绳百姓，持一概以等万民”再次，陆贾《新语》重在言政治，总结历史得失的经验教训。正如王充《论衡•案书篇》所言：“《新语》陆贾所造，盖董仲舒相被服焉。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观，鸿知所言，参贰经传，虽古圣之言，不能过增。”[6]也就是说，《新语》中涉及治国策略和治国理念，都是出于对现实政治的思考。正如任继愈所说，陆贾的思想，“首先不是对某家的继承，而是对现实的反映,和对历史经验的总结。”[7]因此，陆贾是从历史事实出发，分析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原因，从而寻找治国策略，其目的是探究统治方式，改造刘邦的统治思想。如果把《新语》与先秦诸子著作相比，就会发现，《新语》的政治性要强得多。与《老子》、《论语》相比,它不是探究世界本原的哲学论说，也不是在追究物质构成的精辟论述,而是从社会治理需要层面探讨“仁义”“道”对于社会规范的作用;与《荀子》人性论相比，它不是探讨人的本质的善与恶，而是从人的社会性方面探讨社会政治对于人的规范性要求。因此,“把陆贾和贾谊归为任何一个学派都不准确,两人是汉初的政治人物。”这也说明，从先秦到汉初,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使得政论散文也发生了变化。

　　所以我们说，《新语》中过多的政治内容，陆贾本人被称为所谓的“政治人物”都与汉初社会政治治理需求有关。也可以说，是统治阶级的政治需求为“政治人物”的政论文的生长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正因为如此，陆贾才在《新语》这样的政论文中增加了更多的现实政治因素。

　　除陆贾的《新语》以外，贾谊《新书》也是适应统治者治理需要而出现的政论文。贾谊的《新书》是在西汉后期由刘向整理编辑而成。目前所见《新书》篇目为：《过秦(上、中、下)》、《宗首》、《数宁》、《藩伤》、《藩强》、《大都》、《等齐》、《服疑》、《益琅》、《权重》、《五美》等等。多数为政论文，也有一些答问和告诫之语。与陆贾《新语》_样，《新书》是为探索更有效的治国之道而作。贾谊的《新书》，主要贯穿“民本思想”和“礼法”观念。《新书•大政》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贾谊的民本思想。“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民无不为命也，国以为命，君以为命，吏以为命”“战之胜也”“民欲胜也”贾谊深刻地认识到，秦朝曾经“席卷天下”‘‘威震四海”而到了“万民离叛”的时候，就会出现“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合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杰并起，而亡秦族矣”的状况和结局。因此，贾谊向汉初统治者提出警告‘夫民者，事之本也。”]这是贾谊民本思想的一个重要命题。贾谊认为古代的贤君圣王，以礼义治国，统治持续六、七百年，而秦国专恃严刑峻法，结果只存在了十几年就灭亡了。贾谊据此反驳那些认为“法”比“礼”更重要的人,他认为，要实行礼治，必须有一套符合“礼”的制度。所以贾谊提出改制，“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宜当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贾谊虽然把礼治社会作为治理国家的最高目标，主张以礼治国，但他并没有摒弃法治的作用，只不过他反对如秦那样片面强调严刑峻法。就“法治”和“礼治”的关系而言。贾谊强调“礼”。法”二者均不可偏废，而应以“礼”为首。他说:“礼,祖有功，宗有德，始取天下为功，始治天下为德，因顾成之庙，为天下太宗，承天下太祖，与汉长无极耳。”[10]贾谊认为，建“顾成(文帝)”之庙，是标志文帝不苦民，以德治天下的开始。所以，夺取政权靠武功，巩固政权赖德治。他认为，“礼”和“法”对于取得了政权的统治阶级都是需要的，二者“交若缪缠”缺一不可。“仁义恩厚,此人主之芒刃也;权力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巩固统治。总之,贾谊也是从帝王统治的长治久安来论说政治。

　　因此，汉初，由于治理的需要，才出现了这种关怀历史事实和现实政治的政论文。然而，这些发论，使得政论文多为反思秦亡的教训，提出治世策略，这“已不像战国散文主要探讨未来社会的建设方案，而是主要阐述重建大一统强国的种种措施。”也就是说，政论文是以内容上总结秦亡教训、提出治国主张来适应政治治理需要的。

　　到了西汉后期，政治逐渐走向衰败和没落。自汉元帝即位之后，西汉中央政权日益削弱，大权渐渐到了外戚、宦官的手中。这些外戚、宦官和朝中的_些大官僚，既互相争斗，又互相勾结、互相利用，朝政日益腐败，政治越来越黑暗。早在元帝后期，便出现了外戚许氏、史氏和宦官弘恭、石显等交结乱政的局面，上层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已经表面化了。成帝即位以后终日游乐，不理政事。他任用舅父王凤(成帝之母王皇后之弟)任大司马大将军,操纵军政大权。王凤与另外四个兄弟王谭、王立、王根、王逢时把持着朝廷。所以班固在《元后传》中说:“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诸曹，分据势官满朝廷。”阳朔元年(前24年)，有人向成帝推荐刘向的儿子刘歆“通达有异才”成帝召见了他，“欲以为中常侍”召取衣冠。“临当拜，左右皆曰：未晓大将军。上曰：此小事,何须大将军?左右叩头争之。”成帝没有办法，只好让人报告王凤，王凤果然不同意，此事只好作罢。15]社会的衰败，带来了严重的矛盾。西汉末年，出现了_种新的土地占有形式，即大商人、大官僚通过购买或者兼并的方式占有大土地，如《汉书•匡张孔马传》:成帝时身为丞相的张禹：“内殖货财，家以田为业。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灌溉，极膏腴上价，它财物称是。”《后汉书•阴识传》载:西汉末年阴识，“暴至巨富，田有七百余顷，舆马仆隶，比于邦君。”17]这些土地被当作商品买来并非只是一种聚敛的手段，而要在土地上进行固定的经营。如《后汉书•樊宏传》载，樊重的田庄：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吏,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财力岁倍，至乃开广田土三百余顷。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尝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赀至巨万，而赈赡宗族，恩加乡闾。”[18]这些人交结官府，称霸一方,高利盘剥，贪得无厌，上层统治者过着穷奢极侈、荒淫无度的生活。他们大兴徭役，加重赋敛,完全不顾百姓的死活，社会隐藏着严重的危机。

　　适应这一形势，西汉中后期，又有《说苑》、《新序》等属于专论性质的政论文。《说苑》共二十卷,刘向撰著。刘向曾领校秘书，《说苑》就是他校书时根据皇家藏书和民间图籍,按类编辑的先秦至西汉的一些历史故事和传说，并有作者的议论，以之阐说儒家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有一定的哲理性。《说苑》原二十卷,后仅存五卷，大部分已经散佚，又经宋曾巩搜辑，复为二十卷,每卷各有标目。二十卷的标目为:《君道》、《臣术》、《建本》、《立节》、《贵德》、《复恩》、《政理》、《尊贤》、《正谏》、《敬慎》、《善说》、《奉使》、《权谋》、《至公》、《指武》、《谈丛》、《杂言》、《辨物》、《修文》、《反质》。其意在劝诫汉帝，振作朝政,从而确保刘氏江山。这一动机，也决定了《说苑》一书所关注的重点，即在如何治国理政。刘向认为，治国之道的关键在于“君道”(为君之道)和“臣术”(为臣之术)两个方面。关于为君之道，刘向借师旷的话作了说明：

　　人君之道，清净无为，务在博爱，趋在任贤，广开耳目，以察万方，不固溺于流俗，不拘系于左右，廓然远见，踔然独立，屡省考绩，以临臣下。

　　就为臣之道来说，刘向指出：

　　人臣之术，顺从而复命，无所敢专，义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于国，必有补于君。很显然，无论为人君，还是为人臣，最为根本的就是要做到：“建本”刘向认为，“君子贵建本而重立始”无论君臣，都要注重个人道德的修养，以之作为治国理政的基础。因此，“君道”“臣术”和“建本”就构成《说苑》_书思想体系的中心。也就是说，统治者们应当重视治国理政与道德修养的_致性，只有这样，才能治理好国家，以巩固统_的封建政权，使得国家长治久安。在治国策略上，刘向认为应当“爱民”《说苑》主要在阐述治国之道和为君、为臣之术，也是为适应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而产生的政论文。

　　《新序》为刘向作®其内容大都和政治有关，多为劝诫统治者，为统治阶级提供借鉴,通过历史故事，来表现自己反对暴政，反对奢侈的思想倾向。《新序•刺奢》认为：桀纣不惜民力，施行暴政，杀戮无辜,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结果走向了反面，天下背叛，身死人手。这是刘向在告诫统治者罢省严刑峻法，爱惜民力。此外，《新序》中还有对社会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规范的系统论述。可以说《新序》_书的出发点就是为挽救西汉王朝覆没的命运而作，以维护和巩固汉朝的统治政权。卢元骏在其《新序今注今译》中说““其曰治国，则必为人君者率之以正，赏人之善，博采民隐,而师事之，国乃可治;其曰任贤,则必为人君者，能知贤善任，敬之礼之，以兴国政，以抑强邻;而退不肖，乃克免于战乱。故《新序》_书，其为兴教化、宏治道者，岂惟为汉规鉴，亦足为万世致太平也。”21]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新序》的“谏书”性质。作为汉朝王室的一员，作为饱读诗书的儒家知识分子，刘向面对西汉政治的曰益衰落，其内心固有的忠君意识和忧患意识愈发强烈。在内容上，《新序》记录先秦至汉政治家们的德行修养、用人之术、治国之道、功过是非、成败得失、智谋韬略以及守节之士、义勇之士的典型事迹，用以说明政治治国的方略。

　　综上，政治生态的变化影响了政论散文。也就是说，西汉政论散文在各个不同时期的政治生态环境下,“生长”的情况就不同。汉初,秦朝二世而亡的历史事实，给予统治者以警醒和深刻的思索，加上百事待治的政治现实，使得政论文内容以反思历史教训，阐说治国方略为主。景帝、武帝之时，政治上需要加强中央集权，在这种政治生态下，文吏的政论文谈及更多的则是治国之道和集权统治。到了中后期元帝、成帝、哀帝时，国家政治局势走向衰落，政论文则更多的是对政治危机的担忧和对统治者的劝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