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人类学视野下萨义德学术思想的形成与立

　　爱德华萨义德作为当今极具影响力的文化与文学批评家之一，集学术研究与政治关怀与一身:在学术上，是著作等身、富有创见的杰出学者;在公共领域，是西方当代少有的极具批判意识并将这一意识积极付诸具体行动的公共知识分子;同时他积极参与政治，成为巴勒斯坦甚至中东在西方的主要发声者。萨义德之所以享有如此高的声誉，能够代言公共知识分子，引领后殖民文化批评，除了其深厚的文化素养和丰富的知识储备以外，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萨义德积极地以人文介人政治，永不对权威妥协，坚持客观真实地呈现和表述事实本身。而萨义德身上所具有的这种公共知识分子少有的令人敬佩的精神品格，确与其当时所处复杂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和其特殊的教育成长经历密不可分，这种联系即便不像丹纳所言的决定性力量，但至少可以说是成就萨义德学术影响力的关键诱因，对萨义德学术思想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萨义德在《认同、权威、自由：君主与旅人》中对自己的身份进行了一个阐述：“我是个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也是个美国人，……。此外，我当然是个学院人士。这些身份中没有一个是隔绝的;每一个身份都影响、作用于其他身份。”[1]多重身份和丰富的生活经历对萨义德的学术理论和政治实践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给他的学术活动提供了一个多重的思维与观察视角，使他能够经常跳出特定的文化背景，从而在一个适当的距离之外去审视社会政治和学术文化,显示出视野的广阔性、思想的独特性与深刻性。萨义德复杂的成长经历、特殊的教育背景以及作为一个在西方遭受歧视的东方人的生存感受，深深地嵌人萨义德的生命中。另外,1967年的那场巴以战争也成为萨义德生命中的一个重大事件，成为其人生的分水岭与转折点。在那之前，他是个规规矩矩的学院派人士，政治对他来说是与自己毫不相干的领域，但是从那以后情形发生了改变，文学与政治不再是两个互不相干的领域,他将政治融人文学，政治与文学在他的全部生活中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在萨义德的心目中，1967年所体现的纷乱包蕴了所有其他失落，诸如他的少年岁月和成长世界的消失。1967年以后，萨义德不再是昔日的萨义德;巴以那场战争驱使他回头寻找造成那一切的起点，也就是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为巴勒斯坦的斗争。他勇敢地对抗权威，突破被强迫的噤声，以自己的坚忍发出不和谐的声音，重新直面无法调和的事物之间本就具有而必须面对的那种紧张，以一个知识分子的担当粉碎、驱除一套不公不义的“秩序。”[2]。萨义德的这些经历和感受，像雨水一样滋润着他思想的种子，使其在体内不断地生长发芽，最终长成了理论的参天大树，促成了其文化批评的许多关键性论点。就被父母送人西方学校接受英式教育,1950年赴美国求学，1953年进人普林斯顿大学取得学士学位后又在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萨义德这种特殊的教育经历对他后来的学术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东方学》一书中对“再现”这一词的理解和运用上。在《东方学》中，萨义德描写了西方学院里的学术和殖民主义计划大规模的联盟，认为西方对东方的描述是对东方的一种扭曲的再现,而“这种再现的行动或过程暗示了控制、暗示了累积、暗示了监禁、暗示了再现一方某种的疏离或失去方向。”[3]在这里，萨义德把再现的观念用于批评建制化的知识,之所以如此理解再现并对为了宰制的帝国文化所产生的再现感兴趣,与萨义德的教育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的序言中很明确地指出了外界社会环境和成长教育经历对这一议题的重要影响。他说:“我的这一研究的个人情结大部分都来自于青少年时期在两个英国殖民地被灌输的‘东方人’意识。我在那两个殖民地(巴勒斯坦和埃及)和美国所受到的全部教育都是西式的，然而小时候形成的‘东方人’意识却深刻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从许多方面来说，我对东方学的研究都是试图为我身上留下的这些痕迹、为东方这一主体、为曾经在所有东方人的生活中起着强大支配作用的文化理出一个头绪。”[4]萨义德在一次访谈中也明确表达了这种联系：“显然有很多其他种类的再现，但为了宰制的帝国文化所产生的再现是我所感兴趣的，这是由于我自己的生活环境，因为我曾经受制于他们的权威。”[3]由于特殊的教育环境,青少年时期的萨义德对自己的历史、阿拉伯历史不甚了解，但对英国历史却非常熟悉，并且他经由教育被灌输了这样一种价值观，即对英国历史和文化的再现是唯一有价值的再现。长期的西式教育也使萨义德认为自己在那个经济中的价值比起实际在统治的英国人要差得多，因此，来自那个脉络的萨义德，难免会把再现理解为涉及政治选择和政治力的一种论述系统，以及某种形式的权威。对萨义德来说，他所来自的那一个世界，它的现代史充满了殖民主义的痕迹，那个世界遭受的艰难和困顿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运作密不可分。因此，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萨义德来说不是形而上的概念，而是具体可感的、几乎无法忍受的特殊的生命经验和形式。因此，这些具体可感的特殊生命经验和形式，深深地渗人了他的思想和理论中，使他能够更深刻、更富有见解和胆识地对帝国文化进行抨击，努力地再现客观事实的真相。

　　2流亡之痛与知识分子

　　萨义德的成长经历以及多重身份对他的知识分子理论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萨义德在其晚年时写了一本自传名为《格格不人》，集中表述了他一生对世界的主要感觉:也许除了在语言的国度里，在哪里都格格不人。他一直都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永远的局外人，一个虽然受着西方和阿拉伯两种文化的影响，但却无法属于任何一方的人。萨义德的成长始终处与两种不同文化的尖锐碰撞中，这种背景带给他的是一连串无法恢复的措置和流离失所的痛感，处于不同文化之间的这种感受,成为贯穿其人生最强烈的那一条线：“我总是处在事情之内和之外，从未真正很长久地属于任何东西。”[3]这种格格不人的疏离感受与状态，来自于自身远离家园的切肤之痛，这深深地影响了萨义德对知识分子这一主题的论述及自身作为知识分子的政治实践。在对知识分子这一主题的论述中，萨义德强调了知识分子所应具有的超越性、对抗性、流亡性、业余性等品格，并且认为这是一名真正的知识分子所应具有的一种生活态度和立场。他说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是这样一些人，“因为流亡而不能适应，或者更中肯地说，不愿适应，宁愿居于主流之外，抗拒，不被纳人,不被收编。”[5]在萨义德的心目中，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一个被放逐者，一个永远的流亡者。这种流亡既是一个真实的情境又是一个隐喻的情境，是地域上的不断迁徙更是精神和生活上的边缘化与不合作。[6]萨义德对流亡的强调即来自于真实的生活体验又能够更好地体验真实的生活，使他能够跳出传统的局限，看清历史的真相，更决绝地对现实进行批判，指出被政治掩盖的真实事实,为那些遭受压迫和不平等待遇的人们代言，坚守着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批判现实的基本立场，体现着萨义德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所强调的即他骨子里本身就具有的这种流亡品格。在两个文化的边界游离，永远的格格不人，永远的旅行者。萨义德成长过程中积累的大量经验和多重身份的交集互渗，流亡的切肤之痛和格格不人的状态，深深地烙在了萨义德的思想中，使他的理论和行动都体现出鲜明的政治特点，使他更关注现实和实践的问题。通过对他成长经历的了解,能够使我们更加清晰地理解他的理论价值取向。

　　3政治形势与以人文介入政治

　　萨义德作为一个积极的现实批判者，学术生涯与政治的融合并不是一开始就完成的事情，这中间经历了外界政治环境的重大影响。1967年以前，对萨义德来说，文学与政治是两个互不相关的领域,分界非常明确。然而1967年的那场巴以战争，成为萨义德政治生命中的重大事件,从那以后文学与政治不再是两个互不相干的领域，他将政治融人文学，坚定地选择了以人文介入政治这条道路。萨义德在接受一次访谈时说：“我对阅读和学习的胃口很大，埋首书堆。我对任何运动都没有政治的或社会的意图，一直到后来,……随着1967年战争的发生，我才突然意识到我所成长的那个世界、我对那个世界的观念，突然间遭到了巨大的改变。而我首度开始感到一些不安，对于学术训练加在我身上的东西——以及我加在自己身上的东西——感到不安。然后，随着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开始，我介入了一种运动。”[3]正是中东政治局势的改变使萨义德开始重新认识其所处的环境及其所从事的学术研究，从那以后萨义德发表了大量的专著、论文、报纸杂志评论，如《东方学》、《巴勒斯坦问题》、《言说伊斯兰》、《文化与帝国主义》，等等。在这些著作中，萨义德严厉抨击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对中东的政策,并适时利用一切机会和场合，为巴勒斯坦的民族解放和中东和平进行不懈的斗争，将巴勒斯坦人民的真正状况及其愿望呈现给国际社会。萨义德比较清醒地认识到知识的产生与时代的政治背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他说:“没有人曾经设计出什么方法能够把学者与他生活的环境分开，把他与他(有意或无意)卷人的阶级、信仰体系和社会地位分开，因为他生来要成为社会的一员。”W那么作为生活在现世中的萨义德,他的学术活动也不可能不受其生活于其间的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的影响。纵观萨义德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他对东方主义的批判，对巴勒斯坦政治活动的参与，并不是因为纯粹的学术兴趣，而是中东残酷的政治形势以及西方社会对东方的一系列带有帝国主义宰制色彩的理论。社会的尴尬困境使这位“流亡”的巴勒斯坦知识分子必须发出政治和知识的声音。

　　4现实生活与世俗批评

　　在《世界、文本与批评家》一书中，萨义德针对当时批评界所普遍存在的批评的专业化倾向提出了著名的“世俗批评”。萨义德认为，当代批评已经脱离了现代社会的民众，批评与现实生活日益疏离，不再关注日常生活，而越来越退避到象牙塔中。批评家将自己的批评限定在对文本性的分析中，限定在文学学术问题上。在萨义德看来，这种批评模式直接导致了对政治和社会责任感的忽视，根本不能发挥真正的政治作用。萨义德提出世俗批评来对抗这种专业化的批评，避免知识与其赖以产生的社会相脱节。萨义德清醒地认识到知识的产生与社会现实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萨义德指出批评也总是在一定的世俗的情境中进行，批评家应该将自己的工作永远定位在世界之中。批评家必须认识到并肯定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状况、社会事件是一切文本写作的来源，他们必须正视事实上由知识分子和批评家所建立的、由现代历史、事件和社会组成的世界。m萨义德呼吁批评要立足于世俗中，批评家和知识分子应当积极地关注并参与到现实社会中，发挥相应的作用。同时作为一个有着流亡精神和对抗性品格的知识分子，萨义德一直强调与权威的对抗与不合作，强调呈现客观事实的真相。而批评作为一种否定、对抗的言语表达行为，萨义德更是强调了批评对现实政治、道德、帝国文化的判断与解密，强烈谴责文本性掩盖下的不介入行为，唯有这样才能在更大程度上保持批评所具有的自身特征。纵观萨义德世俗批评的理念我们可以看出，萨义德将批评视为一种神圣的责任，这种责任在对政治的批评上表现尤为明显，残酷的政治现实、对政治的广泛参与、强烈的政治责任心,是其提出“世俗批评”的一个重要而直接的原因。

　　萨义德思想形成的影响因素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成长经历与外界政治环境仅仅是多种因素中的一个，但对萨义德来说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是映射萨义德学术思想和政治实践的一面镜子。萨义德在多次访谈提到了成长过程中的丰富经历对自己人格形成及一生产生的重大影响，这也是文化人类学家在不断探讨与印证的一个话题。另外，政治环境也是“社会人”无法绕开的一个重要因素，或参与或对抗，总与之发生联系，受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