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变暖”与“低碳政治”

　　三十年前，《寂静的春天》热销，我请教中科院院士、英国皇家通讯院士、地球物理所所长、全国人大常委黄秉维老先生，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力。黄老答曰：“极其局部，蚍蜉撼大树，人定胜天，早晚是个笑话。”

　　我对气候问题的关心，只是历史文化的，科学问题，比较专家之学。

　　“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暖”学说历史不长，追溯精神源泉是欧美，北美、英国最突出。

　　北美源泉是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启动，后经罗马俱乐部、绿色和平运动等多路组织发扬鼓吹，可以概括为对于工业文明本身的恐惧，只不过当时的议题是全球变冷，新冰河世纪来临。

　　但从1980年代起，变冷论改为变暖论，大趋势掉头向上。在这股自然道德基础和相关的恐惧情绪的渲染下，“暖派”得势，从唱冷变身唱暖，开始组织国际上的“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的舆论。这个大弯是怎么转过来的，我一直在想，主调总是西方的，换什么调也是西方说了算。1988年是个关键年。这一年，美国宇航局从事计算机模型仿真的科学家汉森在美国国会做了一次精心准备的听证会，证明1988年是二十世纪最热的一年，室外温度摄氏38度，还不许开空调，这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而这次会议的两位组织者之一，正是后来的碳运动政治主将——戈尔。同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成立。而联合国的一位穿梭于政商两界的重要人物莫里斯·斯特朗经过十年的反复组织，终于在1992年召开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最重要的主题便是“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从此，国际“碳政治”正式启动。

　　仅有情感化的“碳政治”是不够的，还需要“碳科学”来支持。英国适逢其时。二战以来，英国的经济一直疲软，内政扯皮不断，“日不落帝国”已是昨日黄花，以至于最后在1970年代末发生了社会动乱。1979年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上台，枕戈泣血，以求一洗，重塑辉煌，誓言整顿社会经济秩序。撒切尔夫人在经济方面的思路主要有三条：一、国有产业私有化;二、发挥英国当时被认为尚存在竞争力的产业，特别是核电技术的优势，进行经济转型;三、金融改革，鼓励投机赌博金融行业发展。1988年，撒切尔夫人发表演说，正式将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当作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并开始大力支持英国研究气候变化的科研机构—东英吉利大学(UEA)的气候研究中心(CRU)。同时，英国水文局前局长霍顿出任IPCC主席。

　　今天检验撒切尔夫人当年的三项作为，可以看到英国的私有化并没有激发英国经济的雄起，英国的实体经济持续虚化，核电技术振兴不见踪影。她的系列政策只得到了两项结果：其一，英国成为“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学说与社会运动的全球大本营;其二，除美国华尔街之外，英国伦敦成为流窜在世界的金融资本的圣地，虽然也被美国的金融大鳄洗劫过一把。前者让英国成为碳道德和碳政治大国，后者则为碳金融提供了最好的温床，如影随形让英国成为碳金融大国。而英国工党在同时期也进行了整顿，疏远或抛弃传统工会支持者，主动适应并推动英国经济虚拟化的进程，与伦敦金融城结盟，同时热情拥抱碳道德与金融自由化。1990年代上台的首相布莱尔与首任伦敦市市长列文斯通就是这样的典型人物。

　　1992年，里约热内卢会议召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通过，而核心团队来自英国的IPCC则为《框架公约》提供作为国际协商依据的“评估报告”。不过，令IPCC更为头痛的乃是无法证明目前的变暖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如果这一点不能提供证据，那么就不能确定二十世纪早期和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的两段升温过程必然与人类的二氧化碳排放有关系，而这更可能是自然因素造成的。

　　再让我们将目光转向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戈尔在2000年竞选美国总统失败后，成功地将自己转变为全球环保泰斗，现在时髦的称谓是华丽转身，风声水起。自从戈尔2006年拍摄的纪录片《不可忽视的真相》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自己也获得2007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后，反对戈尔的声音不少，不仅针对戈尔本人，而且针对戈尔宣传的温室效应。

　　媒体发现戈尔位于纳什维尔市的豪宅面积约一万平方英尺(约929平方米)，拥有二十个房间和八个浴室。而根据美国全国住宅建筑商协会的数据，2008年一般美国家庭新建的房子平均面积大约2400平方英尺(223平方米)，不足戈尔豪宅的四分之一。戈尔豪宅每天的用电量是普通家庭用电量的二十倍以上。

　　对戈尔的质疑，还不止这些。他们继续发现，戈尔近年来一方面鼓吹绿色革命，另一方面大举投资相关的绿色产业。戈尔投资加利福尼亚“银泉网络公司”就是个典型例子。美国能源部2009年年底推出总额34亿美元的智能型电力输送网补助计划，银泉网络获得5.6亿美元的采购，仅这项计划就让戈尔在未来几年可望赚到2008年投资金额的好几倍。批评者认为，戈尔将因为政府推行他极力鼓吹的政策而获利，成为史上第一位“碳亿万富豪”。

　　“气候门”、“冰川门”、“亚马逊门”这些造假门事件，地球人都知道，后面都要涉及，先不赘述。“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开始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信任危机，许多媒体开始把焦点集中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主席帕乔里身上。据英国《每日邮报》2010年1月31日报道，记者发现帕乔里的家距办公地点其实只有一英里，他完全可以步行，或骑自行车，或者乘坐专为他提供的环保电动车。而滑稽的是，帕乔里家里总共拥有五辆汽车。

　　帕乔里工作的研究所与一些企业有金融利益关联，西方几十家新闻媒体的曝光，不断充当揭老底战斗队。面对媒体揭发，西方大人物的谋略是黑不提白不提，揣着明白装糊涂，良心塞进裤裆里。让自己控制的更大舆论把水搅混，以使人们视觉疲劳，久攻于坚城之下，帅老兵疲。但是，许多环境保护主义者还是认为，作为环保领头人，帕乔里显然不该与能源公司有金钱关系。

　　俨然成为中国常客的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卸任后，对中国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心：在他卸任后的2008年、2009年、2010年，这位贵客已经先后访问中国并组织、参与与中国环境有关的公众活动达十四次，有案可查的重要来访有三次。他还对中国贵州的偏远农村情有独钟，“常回家看看”。 在2009年8月，布莱尔与央视《对话》节目进行了一次互动，节目名字叫《低碳，进行时》。然而节目里，微妙的反差出现了，中方代表主要围绕的话题都是节能减排降耗治污，我们向老师请教，中国能向西方购得哪些先进技术?而布莱尔则避而不答，他大谈其带来的恐怖灾难片，其实只是幌子。当主持人追问“如何能够做深入的工作”?布莱尔明言，“我们能做的，就是建立碳交易市场”，至于“技术转让问题”等“次要”话题，“这是复杂的事情”。

　　此时，一个组织Wind Rush Ventures，布莱尔的私人投资基金(以气候碳汇交易为主)，则已经打开了口袋，准备收获碳金融的丰厚果实(戈尔与布莱尔这两位碳政治高手，同时也都是碳金融高手。两人都参与了碳金融相关的金融投资，从相关活动——投资红利、演讲费等——中收获巨大。例如戈尔与从高盛出来的金融家布拉德共同筹资的 GIM基金数额达到50亿美元)。

　　是的，碳交易市场，这才是布莱尔来华的真正目的。碳金融，这是来自实体经济已然基本虚化的“低碳先锋”国家英国的真实声音。

　　昔日的世界工厂和日不落帝国早已是东逝之水，除了金融衍生品，英国为当今世界还曾贡献了什么?既老又虚，如何才能实现老牛食嫩草、以老擒壮、以虚胜实的目的，姜还是老的辣，延续数百年的西方中心论，人为构造并占据道德制高地，再与自己最擅长的上层财技相结合，当是维持掠夺食物链稳定不倒的一个巧妙攻略。

　　布莱尔所频繁造访的中国南方最贫穷的贵州，当然是公关的最佳舞台，“道德产品”的优良加工厂。中国短短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毋庸置疑，中国政府已成为世界上最有钱的政府。迫在眉睫，刻不容缓地进一步浇注并稳固近代五百年来西方对于东方的“优势文明”，道德高尚的悲悯布施关系，巩固在中国全面发展下已然摇摇欲坠的基本盘。西方输入中国的“低碳”观念，已同其所谓的“民主”、“人权”观念一起，在中国某些人心目中占据了“普世价值”的地位。既赚得盆满钵溢，又立了道德牌坊。赚大发了!中国是世界实体经济的火车头，中国技术专利已成为世界的榜首;中国的风能、太阳能产量已成为世界第一;中国的核电起点就是世界的第三代，并且在可控核聚变领域不落后任何国家，在登陆月球后，中国掌握氦～3后，可以生产真正安全的、最低价的核电。

　　正因此，这绝不仅仅是一场和个人名声或利益有关的公关策划，更是一场文明意义上精神与利益双重征服的标志战役。碳运动，既能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设置羁绊，又能让西方金融资本大发其财，还能让西方继续占据道德制高点，真可谓是一石数鸟。

　　道路在这里分叉，一边是节能、增效—建设性的道路，中国的专长：中国的比亚迪，中国的低耗能芯片、通信基站，中国的经济转型，中国解决了全世界70%的贫困人口的生存发展，中国的突飞猛进为人类做出的踏踏实实的贡献——中国主导;一边是低碳，虚拟手段获取利益的布局：英国的禁脔、英国的东英吉利大学、英国的PICC核心成员、英国的碳金融碳交易，英国在世界上摄取食物的快捷方式——英国(及美国与欧洲大陆)主导。经历了数十年虚化后的大不列颠仍然要在精神上高居霸主，它在二十一世纪的道德变体不会容许另一个文明凭借自己兢兢业业的努力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更不容许对国际“科学”和道德命题的设定权力提出挑战。

　　2009年冬天气候门事件的发生，标志着碳运动开始走向低潮，抢在基本面彻底瓦解前获取最大猎物——中国，可能是碳运动成功的最后希望。2010年，在全世界的“低碳”浪潮正在消退的时候，针对中国的“低碳”公关活动却高潮迭起，原因正在于此。这边厢，布莱尔的御用NGO“气候组织” (The Climate Group)要包揽举办2010年坎昆会议大量中国官员和企业家的活动;那边厢，桑德尔的弟子、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副总裁正在倾力将碳金融引入中国……

　　改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科技创新，这是中国未来二十年长期发展的既定方针，目前总体形势高度有利于中国，欧、日、美各国的传统技术或者新技术在以不同的形态不断流向中国，“吸收—再创造”的过程不断上演。中国自身提高能源、材料效率，保护环境，与西方的“低碳”运动并无关联。西方“碳社运”的主力军二十多年来只是在使用“低碳”大搞宣泄式的社会运动或公关秀，基本没有做过什么促进能源有效利用的实事(即使有也基本是非西方国家——日本完成的)。英国和瑞典当年的领导人试图用低碳来促核能都失败，主动权反向落入“绿色和平”之手，被利用来进行社会宣泄制造紊乱。中国的崛起不会得到他们的承认和肯定—— 2010年年初香港的高铁风波，2010年对于比亚迪的舆论围剿已经体现了这种心态，这在他们活动中的举手投足间充分表现。

　　西方国家给中国开出的现代化药方是经济自由化、企业私有化、政治民主化、社会宪政化、发展“低碳化”、能源再生化，好听，好看，但“众疑无定国，众惑无治民”，西方的药方，我们能照单全收吗?

　　中华文明不是那种在掠夺式索取与崩溃式恐惧的两极之间回荡摇摆的文明。当濒临破灭的“碳泡沫”盯住这个迅速复兴的文明，为了自己的延续存在而开始叩关敲门的时候，中国难道会被其一直牵着鼻子走吗?

　　“史上最牛的会议”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2009年召开，一夜春风来，千树万花开，其实只是冬天里的一把火，“低碳”被无限地放大和传诵，中国的官产学媒，老少妇孺都被“低碳”。对低碳的各种解读层出不穷，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

　　就在人们面对哥本哈根大会即将无疾而终的最后时刻，2009年12月18日18时50分，踌躇满志的奥巴马不顾外交礼仪贸然推开了一扇大门，“闯”进会场，该会场正坐着“金砖四国”的领导人：中国总理温家宝、巴西总统卢拉、印度总理辛格与南非总统祖马。

　　集人文关怀、终极关怀、临终关怀于一身，上台十一天就增兵阿富汗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美国总统奥巴马说：“总理先生，你准备好和我见面了吗?准备好了吗?”面对奥巴马的唐突之举，温家宝站起身来，礼貌地表示欢迎他“加入”，一起参与讨论。于是四国会议变成了五国商讨，并最终取得共识——出台了一个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哥本哈根大会最后以有胜于无的低限度协议宣告结束了。 奥巴马对金砖四国在减排低碳上不依不饶，小肚鸡肠铢缁必较。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小道理必须服从发达国家“低碳”的硬道理。发展中国家不是说“不”，而是力争共识，但发达国家满意了吗?

　　环保人士批评哥本哈根大会十分失败，除了在资金问题上取得一些进展外，没有太多积极成果，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77国集团更是认为协议草案“史上最糟”。“国际地球之友”的主席巴希则说，哥本哈根大会是“悲惨的失败”。

　　哥本哈根大会开幕式后的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出现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一幕：一名斐济代表在谈到因海平面上升而面临消失危险的太平洋岛国时泪洒会场。“我有一个希望，十五年后我可以有自己的孩子，他们会有一个家，而那个时候我们还会有一个美丽的岛屿。”来自斐济的女孩拉维塔哽咽地诉说：“我们什么也没有做，可是气候变化对我们的影响却最大。我们需要一份对穷人和穷国都公平的协议。”“希望你能帮助我。”拉维塔转向哥本哈根大会主席康妮·赫泽高，康妮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

　　与哥本哈根大会开幕时的柔情似水的煽情相比，“冬天里的童话”演变成难以言表的矛盾与纠结，愤怒如潮水般汹涌而来，空前高涨，与日俱增。低碳博弈的硝烟更浓，西方国家万众一心，众口一词，“2009年年底人类在哥本哈根错过了拯救地球的最后一次机会”;千夫所指，“中国要负主要责任”。2010年12月在墨西哥坎昆的峰会上，清凉温柔的海风，清澈湛蓝的海水，白色细软的沙滩将把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再次逼向悬崖边缘，“全世界在等待中国态度的转变”。慎终追远，深稽博考，凡是和西方不保持一致的，都是罪魁祸首。

　　二氧化碳导致全球变暖的谎言和骗局

　　全球变暖已成为最大的环境问题，关于全球变暖的报道到处可见。气候在变暖，且是人类排放二氧化碳导致的变暖，早已被奉为真理。一个看起来逻辑完美又浅显易懂的推理被重复强调：人类活动排放大量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浓度持续增加→温室效应增强→全球气温升高→海平面上升，自然灾害增加，物种大量地灭绝→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被淹没，海洋和陆地的生态系统遭受致命破坏→人类灭绝，地球毁灭;为了避免灾难，人类必须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为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必须强制进行碳减排和碳交易……

　　西方的硬道理举重若轻，以简驭繁，仿佛一面照妖镜，照耀出中国发展才是硬道理、追求GDP的心浮气躁。红尘热客对西方的真经瓮天蠡海，似是而非，道听途说，捕风捉影、妄想擢发升天迷失了对地球负责的大方向。

　　但是，似乎很少有人对这个逻辑链条提出疑问。全球变暖真的有这么可怕吗?真的是排放二氧化碳导致全球变暖吗?

　　在戈尔的纪录片《不可忽视的真相》2006年上映一年之后，英国的一个电视节目制作人马丁·德金拍了一部和他唱反调的片子《全球变暖大骗局》，用列举数据、采访科学家的方式，试图说明全球变暖是由于太阳辐射的变动引起的，与人类排放温室气体无关，而且欧美“气候因二氧化碳排放而变暖”的大人物们在此名义下，干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在这部片子中，提出了十大质问：

　　1、大气运动是个很复杂的过程，太阳、洋流、宇宙射线都会参与其中，怎么能简单地都怪罪于二氧化碳呢?

　　2、二氧化碳只是地球大气很小的组成部分，而且这么小部分的气体增加，有多少是人引起的也很难说。

　　3、温度和二氧化碳的相关曲线和人类发展的进程曲线不符，人类工业高速发展发生在1970年代，但是温度急速增长却在1940年代。

　　4、温度和二氧化碳的相互关系更像是因为气温上升了，二氧化碳总量跟着增加，可否解释为：因为海洋本身能存储二氧化碳，如果温度升高肯定会有二氧化碳从里面释放出来?

　　5、温室气体最主要的是水蒸气。

　　6、一万年内就有过两次大的温暖期，一次在十四世纪，一次在大禹治水时期，这如何解释?

　　7、新能源(太阳能、风能)成本高昂而且不稳定，因此造成的损失谁来负责?这影响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8、现在大量的研究经费用于研究全球变暖的影响和预测，但是有多少经费是给这些反对全球变暖的科学家进行研究的呢?

　　9、历史上就曾经有过格陵兰冰架完全融化的事情，是否有此事?

　　10、全球变暖的重要证据——“曲棍球棒”气温曲线在科学界到底有没有可信度?

　　人们尖锐的质问，直接针对戈尔和IPCC。

　　全球变暖真的可怕吗?某些科学家们声称，全球变暖会导致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的增多。他们将几乎所有的自然灾害都归咎于全球变暖，深入人心。

　　但事实上呢?八千到四千多年前的全新世温暖期，是近万年来的最暖时期，全球各地的温度比现在高2到5摄氏度。那个时期的地球远比现在暖湿，人类生存条件奇佳，人类的发展出现飞跃，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和中国黄河文明相继诞生，人类从此进入文明社会。这段时期也被古气候学家称为“人类最适宜气候期”。

　　不利于人类生存的时期确实存在。不过那并不是气候温暖期，而是气候寒冷期。在距今4000到3700年和距今3100到 2900年，及十七世纪附近，有过三次千年尺度的寒冷期，出现了严重的低温冷害、洪涝、干旱、沙漠化灾害，造成印度河文明在3900年前突然湮灭、环地中海文明在三千年前衰落等悲剧的出现。

　　IPCC2007年报告的主要内容陆续公布以来，“人类活动导致二氧化碳增浓是全球变暖的主因”妇孺皆知，深入人心。一时间，人人谈变暖，个个说减排。“人类活动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假作真来真亦假，照样能编织逻辑完善的成套体系，表面上严丝合缝，鸡蛋一样无懈可击，实际上前提就是假命题。

　　“偏听则暗，兼听则明”，借用“他山之石”挑战主流视野的科学研究，以供读者参考。

　　Zbigniew Jaworowski发表论文：《二氧化碳：我们时代最大的科学丑闻》(《新发现》2007年第9期刊发了文章摘要，全文发于《21科学与技术》)。该文编者按称：尽管在目前情况下我们不一定全盘认同作者的观点，但他提供了这个看待全球变暖的独家视角，却让人感到非常震撼，也掀开了不少以前可能被某些宣传所掩盖了的真相，这篇长达15页的文章中所体现出的科学态度和严谨性不容置疑。 Zbigniew Jaworowski是全世界著名的“人为导致全球变暖论”的怀疑者，他相信二氧化碳并没有给全球温度带来明显的影响，基于以下两点理由：气温升高早于二氧化碳含量上升之前;无论是远古还是近代，气候温暖时期的冰核中二氧化碳浓度都不高。反之，他认为：倒是升高的气温可能带来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因为由此而致腐殖质的增多以及海洋中二氧化碳溶解度的下降。

　　历史就怕对比，其魅力也在这里，从全球气候变冷到全球气候变暖，全是西方的馈赠，真假难辨，有如历史回放，天道轮回。经都是西方的经，这个大弯儿是怎么转过来的，我一直在想，西方的图谋到底是什么?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刚刚毕业的古气候学博士曼恩，制出了一条神奇的曲线图，这条曲线描述的是1400～1980年这大约六百年间北半球平均温度的变化曲线(后长度延长到一千年)。曼恩画出来的曲线，左边大部分阶段都比较平坦，甚至略有下降，而到了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也就是曲线的右翼末端却陡然上升。前段平直、末端翘起，这条曲线看起来很像一条曲棍球球杆，故名“曲棍球曲线”。与IPCC第一次评估报告中的一千年温度还原图相比，原有曲线中中世纪温暖期的鼓起和十五到十八世纪的小冰期凹陷被“削峰填谷”。显而易见，该曲线重要性在于易于用来“否定”通常人们质疑气候变暖说的理由——二十世纪这样幅度的升温过程在古代也有过。这样一来，1988年是一千年以来最热的一年，二十世纪是一千年以来最热的一个世纪的断言在该曲线的佐证下就变得理直气壮、牛气冲天了，与二十世纪二氧化碳浓度上升的曲线摆在一起，相关关系乃至因果关系立刻就“显而易见”、拨云见天了。

　　IPCC核心成员霍顿爵士和东英吉利大学气候研究中心获知这条曲线之后，大喜过望。2001年，霍顿正式向全世界宣布“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暖学说”，似乎具有了十分成熟的科学依据。2001 年发布的第三次评估报告，把“曲棍球曲线”放在题头(标题为《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获得了震慑人心的效果。而曼恩则成为报告的科学基础章节的主笔，在学术上可谓一步登天，一夜成名。围绕着曼恩，IPCC的科学核心组织进行了重组，原东英吉利大学气候研究中心主将琼斯和布里发立即成为曼恩的追随者。 “曲棍球曲线”成为IPCC的科学根基，IPCC核心团队便成为“曲棍球团队”，由曼恩及其学生、学术界亲缘人员和东英吉利大学气候研究中心原核心一起组成。

　　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学说看似已是板上钉钉，钢鞭证据，无可置疑了。不过，还有一个疑问：这个曲线是怎么得来的?有系列记载的温度数据是从1850年代开始的，在此之前，并不存在温度记录。因此，古气象温度(十九世纪中叶之前的温度)必须通过其他变量(来自树轮、冰芯、沉积泥块等等)还原得到，这些变量就称之为代理变量。各条代理变量都是一条长达数百年乃至近千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串)。所谓古气候温度还原就是对各条时间数据系列赋予一定权重的加总得到的结果。曼恩的“曲棍球曲线”就是“加出来”的一个古气候。这样的赋予权重加总的方法，之前的骨干学者并不是没有想到，但是谁也没有做出像曼恩这样漂亮的曲线：前九百年总体平坦，小有波动，波澜不惊，后一百年陡然向上。

　　后来，戈尔在《不可忽视的真相》中就拿这条曲线作为贯穿始终的经典：你说中世纪有温暖期?你看看这里：一两个凸起的小痘痘而已嘛。

　　由此可见，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暖学说的所谓的“科学根基”，是统计学，而不是物理学。这就给后来戏剧化的突变埋下了伏笔。

　　在“曲棍球曲线”纳入到第三次评估报告让碳科学似乎大势已定后不久，政治上也取得了突破。本来，美国和俄罗斯两个国家对于《京都议定书》不感冒(美国是因为小布什上台的原因，具有雄厚科研基础的俄罗斯则历来不认同这套理论)，2003年底，碳盟主英国和俄罗斯达成妥协，俄罗斯用批准《京都议定书》换取英国支持俄罗斯“入世”。2004年底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这一年也成为碳金融元年。

　　但是就在国际碳运动欢呼雀跃之时，“曲棍球曲线”的科学基础已经悄然开始冰消雪化。

　　曼恩的科研基础在于统计学，那么熟悉统计学的人们都可以来检视他的研究成果。曼恩用来得到模拟古气候温度曲线的方法是一种常用的方法，叫作“主成分分析”。这个方法并不高深。

　　2002年，加拿大人麦金泰尔曲折地要到了曼恩的数据和分析方法。麦金泰尔退休前是从事矿业地质数据分析的工程师，对于数据统计非常敏感。曼恩这条曲线和维京人殖民格陵兰的历史存在潜在冲突，他因此对这条曲线产生了好奇和疑问，遂欲一探究竟。麦金泰尔拿到数据后，按照统计学通用的方法对于这些数据进行了权重加总，让人震惊的结果出现了：按照正常的“主成分分析”得出的加权曲线和曼恩的完全不符，其结果是一个杂乱无章的类似于噪声波动的序列，并没有明确的走势，更没有进入二十世纪突然翘起的形状。“曲棍球曲线”根本不存在!

　　发现了这些错误之后，2003年麦金泰尔与另一位作者麦基特里克发表了一篇论文。2005年，针对曼恩的响应，两麦再次发表了一篇论文，在这篇论文中，麦金泰尔做了模拟实验，证明曼恩“大变曲棍球”的戏法对于任意(随机)数据都是有效的。反过来，说明这样的曲棍球“研究成果”是主题先行的结论!

　　曼恩等人对此百般阻挠和压制。不过这件事情不久之后还是引起了美国的关注。2006年，美国国会能源与商业委员会对这场“曼恩—麦金泰尔”的科研论战进行调查。一方面国会组织了由“主成分分析”统计方法的国内学术领军人物魏格曼带头的调查小组，一方面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其中一些人物与IPCC关系很好)也组织了一个气候模型的重要参与者诺斯带头的调查组，双方在国会山进行了一场交锋。魏格曼教授明确表示曼恩的处理是错误的，不能作为科学基础。而诺斯则闪烁其词，说“曼恩的方法‘有问题’，‘但不影响气候重建的成果’”，他的咋呼，一句话，两麦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到底有问题还是没有问题?不做表态，拖延时间。让主流媒体不关注或不明白这次质询，才是诺斯率团搅局的真实目的。一时间，质疑并没有引起全球关注。

　　“曲棍球曲线”仍旧惑乱人心。“曲棍球团队”和IPCC则抓紧进行宣传造势，为2009年年底的哥本哈根会议鼓噪而进，以求犁庭扫闾。期间，戈尔的《不可忽视的真相》、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纷纷出炉，戈尔和IPCC还同获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仿佛胜券在握。《真相》和第四次评估报告纷纷采用加重的不容置疑的语气，以“喜马拉雅冰川即将在2035年绝大部分融化”、“计算机制作出来的北极熊溺死在海洋”等耸人语言和形象，全力推销：“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拯救地球，时间只剩下几年时间!”

　　2009年11月17日，在哥本哈根会议召开二十天前，对于IPCC核心科学骨干“曲棍球团队”的致命打击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到来了，这就是“气候门”事件。IPCC科学团队的大本营——英国东英吉利大学气候研究中心和曼恩等人的往来邮件被曝光，曼恩与其“曲棍球团”队如何刻意制造、完善及如何对麦金泰尔的声音进行打压的内幕完全泄漏。“气候门”龙卷风席卷欧美，当事人陷入惶恐，东英吉利大学气候研究中心主任琼斯坦言：那天晚上我真想自杀了结!为什么“气候门”那么重要?因为“气候门”打破了原来“麦金泰尔冲击波”在小范围较量的格局，直接以大众能看懂的方式把这个关键争议公之天下，言之凿凿。造假者岂不前功尽弃，毁于一旦?

　　在这种情况下，碳运动集团处理的主要方针仍然是转移视线，大事化小，小步后退，等到事情有些淡化的时候再卷土重来，和对付麦金泰尔冲击波如出一辙。不过不管如何，碳运动的科学支柱已经坍塌了。碳运动的光环已经褪去了。

　　再说“冰川门”。法国的卫星观测表明，南极地区每年降水超过1.81厘米，这意味着南极大陆每年的冰雪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还增加了450亿吨。从南极中山、长城站的观测数据看，目前南极西部地区的冰雪在融化，而东部地区的冰雪在增加。

　　再说冰川融化。普通民众误以为没有人类的影响，冰川面积是不会发生变化的。即使IPCC的“冰川门”丑闻曝光，但“人类活动造成冰川融化”的观点依然站在真理的制高点上。竺可桢在1973年发表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所引用的“一万年来挪威雪线高度变化图”说明，仅仅是这一万年来，雪线高度的变化就非常大，也就是说冰川面积的变化非常大。按照自然变化规律，雪线高度存在向上变化的趋势，冰川面积将继续减小，这与人类排放二氧化碳无关。同时，这种变化波动在正常变化范围之内，属正常变化。

　　气候变暖是好事，气候变冷才是坏事。一万年来，地球经历了四次暖期和四次冷期。所谓的“极端天气”、“气候灾难”，在冷期出现的频率远远大于暖期。现在民众感觉“极端天气”增多，更多是因为信息时代人们能获得及时详尽的信息所致。

　　太阳的辐射是短波辐射，大气的吸收很弱。地表在吸收了直接来自太阳的短波辐射后，能以长波辐射形式，把这种太阳能量重新释放出来。温室气体指的就是大气中能与长波辐射产生共振，使其本身的分子温度上升从而使大气保持温暖的气体。这种温室气体使地球变得更温暖，因而被称为“温室效应”。

　　地球大气中主要的温室气体包括以下几种：水汽、臭氧、二氧化碳、氧化亚氮、甲烷、氢氟氯碳化物类(CFCs，HFCs，HCFCs)、全氟碳化物(PFCs)及六氟化硫(SF6)等。

　　二氧化碳的分子结构决定只能和15微米带、10微米带、5.2微米带等波段的长波辐射产生共振。而水汽的共振区间几乎覆盖了所有波段。除了15微米的二氧化碳共振能力是最主要的波段外，几乎在四微米以上的所有波段，水汽的共振能力，即长波辐射吸收能力，都远远大于二氧化碳。也就是说，在同等浓度下，水汽的温室效应远远强于二氧化碳。

　　那么，二氧化碳和水汽在大气中的浓度又分别是多少呢?

　　二氧化碳在大气中体积浓度是 385ppm(1ppm表示体积浓度为百万分之一)，不到大气的万分之四。大气中的水汽浓度则平均高达10000ppm(1%)，其在近地面大气层中占 4%以上。也就是说，水汽在空气中的浓度平均是二氧化碳的26倍，在近地面层大气中更是二氧化碳的一百倍以上。

　　通过比较二氧化碳和水汽的长波辐射吸收能力与浓度，可得到一个结论——二氧化碳在“温室效应”中的作用非常小。

　　此外，二氧化碳的温室效应已经基本饱和。二氧化碳吸收能力最强的波段为15微米光带中心波段，这个波段吸收的地球辐射占二氧化碳全部吸收强度的90%左右，而二氧化碳这个波段吸收地面辐射的能力早已饱和，即使二氧化碳在大气中的浓度增加八倍也不会增强。5.2微米光带和10微米光带虽未饱和，但吸收能力极弱，可以忽略不计。只有15微米光带两翼没有饱和且有较大的吸收能力，但是即使在这个波段，吸收能力也远低于水汽。(参见刘玉芝、肖稳安、石广玉：《论大气二氧化碳温室效应的饱和度》，《地球科学进展》，2002年10月第17卷第5期，第653～657页)

　　1860到2000年以来全球气温的变化(引自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2007年)数据来自各地的温度计，没有考虑城市中的温度计受城市热岛效应而产生的误差。假如消除因城市热岛效应造成的误差，则所有的数据都应下调，并且越往后下调幅度越大。

　　自工业革命以来，二氧化碳在大气中的比例逐年升高。如果二氧化碳浓度升高真的会增强“温室效应”的话，那么在这二百多年里，全球气温应该持续上升，并随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多，升温幅度应该越来越大。但实际却相反，从1860到2000年全球气温变化曲线图看，在1940年之前全球气温上升明显，但那时的二氧化碳排放却很低。另一方面，从1935年到1975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急剧增加，而全球气温却出现持续四十年的下降。1968年冬，冰岛与格陵兰岛居然被冰盖连接起来，以至于与现在相反的全球变冷观点，成为那个时期的主流观点。1974年《时代》杂志甚至预测另一个“冰川期”将到来。

　　与全球变暖理论惊人地相同，当时的一些科学家认为，是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发展排放了大量的烟雾，造成部分太阳光无法进入地表，所以，为了“拯救全人类”，应该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工业。竺可桢在1973年发表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驳斥了当时盛行的“全球变冷”观点。研究证明，目前正处在十七世纪小冰期盛期已过的增暖期，全球气温存在变暖的趋势，其将会在波动中上升，这个上升的趋势早在1700年就已开始了，它比工业革命还早了一百多年。竺可桢明确指出“地球上气候大的变动是受太阳辐射所控制，气候上小的变动，如年温1到2摄氏度的变动，则受大气环流所左右”。这个事实反驳了人类排放二氧化碳导致了全球变暖的谬论。

　　中国气象科学院研究员任振球认为：人为温室效应和自然因素两者都很重要，不可偏废。这里所说的自然因素主要是天文因子的影响：一是太阳活动近百年的总趋势在增强，尤其是1980年代以来，已实测到太阳活动在增强。随之，近二十年来火星表面温度上升了0.65摄氏度，火星南极的冰帽也在逐渐融化。二是准周期为1000到1400年尺度的气候变迁，主要是由八大行星的地心会聚且地心张角小于/等于47度的力矩效应所引起;而当前正处在此种千年尺度周期变化的温暖阶段(十七世纪小冰期已过去四百年)。因此，上述两种天文背景对地球气候的影响必须考虑。

　　任振球认为：与许多主流学者的看法相反，历史气候变迁的事实至少在千年和百年尺度上的气候变暖期，往往是全球严重自然灾害相对较轻、较少的时期;而气候变冷期，才是各种严重自然灾害的群发期。例如六千年前的温暖期，当时的全球温度比现今约高2.5到3摄氏度，与“温室效应”数值模拟的结论到二十一世纪末的全球温度大体相当;而六千年前青藏高原的降水相当丰富，那时它的湖泊水面高度比现今分别高8～60米，塔里木和罗布泊的水量都很大。可见，高原冰川因气候增暖而消融，并不等于多年降水总量的减少。在六千年前的全新世温暖期，现今的非洲撒哈拉大沙漠当时为大草原，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也大为缩小。(任振球：《当代气候变暖有待商榷的几个问题》，《绿叶》 2007年第8期)

　　多四季学说的启示。多四季学说的提出者董妙先认为：天文地质化石等各方面的大量证据表明，地球上曾经经历过不同周期的四季变化，有一年及数年的小四季，也有五百年、两千年、上万年的四季，还有长达五百万年、2600万年、2.3亿年(太阳绕银心运动的周期)等各种不同周期的大四季。由于整个太阳系在绕行中相当靠近某个恒星体系，如天文学家赫谢尔证实太阳系大约以每秒二十公里的速度穿越太空向武仙星座方向运动，因而整个地球在一定时期内变得越来越温暖。据科学的统计，近代地球的平均温度按每百年1.1摄氏度的速率在上升。地球物理所进行的观测表明：几乎所有各处的冰川确实都在退缩。据1959年的报告，喜马拉雅山的最大冰川之一从1935年已经后退了210米，有一些冰川已经后退了三百米，甚至还有退缩六百米的。海平面每年都在升高，而这正是冰川融化所必然带来的一个后果。这些绝不是“温室效应”所能左右的。(董妙先：《多四季论》，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1991年)

　　按与太阳热源的远近，我们的地球相应的正处于大春季。地质资料表明，地中海自成海以来，至少干枯过15次。在1954～1957年间，中国学者在西安半坡村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距今五千多年前生活在那里的貉、水獐等动物的骨骼，在甘肃还挖掘出完整的象化石—黄河古象。河南古称豫州，与大象有关，可见今日生活在南方热带森林的象群，昔日在黄河流域繁衍，说明五千多年前，地球气温是何等的高!二十世纪初，全球开始进入新的五百年的小春季(每个两千年的中四季又包含了一个小四季，每季约五百年)。公元1400～1900公元年这五百年间是世界寒冷的时期，称之为“小冰河期”。人类进入二十世纪以来，表明上次小冰河期已过去，我们进入了新的五百年的春季。气温总的趋势在升高，这其中虽然包含了“温室效应”的因素，但起主导作用的是地球在天体运行中的位置关系。因为人类在远古时代的气温比现在还要高得多。(董妙先：《多四季论》)

　　综上所述，根据地球上生物和人类的历史来看，他们曾经经过多次冷暖交替的周期变化;几十万年以来，全球温度的趋势性变化的主要动因仍是自主自律的，它主要服从于米兰科维奇周期，此其一。

　　其二，在今后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气候增温阶段，减少人类排碳，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全球气温的趋势性上升，但按照《京都议定书》的框架进行减排仍有必要，可以改善城市地区的空气质量和大气环境。

　　《京都议定书》，双刃剑，一个硬币的两面，要把握的是度。中国主动减排，转变发展方式，发展还是硬道理。不许中国发展，要发展就要向西方交碳税，买碳指标，这里有霸道。帝国主义绝不是陈年往事，我们是反帝不脸红。

　　其三，气候变暖并不全是消极的作用。在遥远的地质暖期，恰恰是物种极为丰富的时期;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就得益于气候变暖;而在气候非常温暖湿润的二迭纪，我国北方拥有大量的森林，成为石油、煤炭得以富积的重要时期;六千万年前，地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4到10倍于今天的含量，但它并没有毁灭地球，生物反而向更高级的形式进步了;到了11到12万年前的温暖时代，欧亚大陆人类正从旧石器时代步入新石器时代，那时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与现在相当。3到4万年前，又是一个温暖时期，在全球范围内人类同样迎来黄金扩张期，北美、澳洲及我国青藏高原的人类都是那时迁徙过去的。6000到3500年前的全新世大暖期(我国大禹治水的年代)，地球年均温度比现在高2到4摄氏度，全球普遍温暖，欧洲大陆酷夏频频，而中国则持续暖冬;于是植物生长期延长，冰点天气缩短，落叶林北移，这让人类的食物更加丰富，活动范围更广阔，促成了中华文化的大发展和民族的大繁荣。

　　其四，气候变暖对人类最大的不利作用是海面上升。 IPCC曾经预测，二十一世纪海平面上升的最大值为0.81米，但英国国家海洋学中心的研究人员在《自然·地球科学》杂志上报告说，二十一世纪海平面将会上升1.63米。海平面上升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海洋变暖导致海水膨胀;二是陆地冰层融化，海平面上升是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主要影响之一。变暖既然不是人类的行为可以左右，人类只能敬畏自然，适应大自然的无穷法力，荷兰国土有相当部分在海平面之下，还不是世界上少数发达国家，生聚教训，早筹良策，岂有它哉! 低碳为什么这么热?中国的许多学者认识到，低碳热是被气候现象、科学理论、媒体“吓”出来的，被环保主义运动“喊”出来的，也是被国际博弈产生的国际法 “框”出来的，更是被低碳经济的大蛋糕“诱”出来的。这都对，但最根本的，“低碳”、“全球气候变暖”是另一种“普世价值观”和“西方中心论”。帝国主义的嗜血本性也没有变。接轨不能目中无人，更不能只有西方人，没有东方人，不能轻言牺牲，哪怕是为了长远得益。我们不能说，为了国际就该牺牲中国，为了发达国家就该牺牲发展中国家，为了美国锅里的就该牺牲中国碗里的，为了争能源，就把中国开除球籍。

　　另一种“普世价值观”和“西方中心论”

　　可见，所谓“人类排放二氧化碳导致温室效应加剧从而造成全球灾难性地变暖”理论纯属无稽之谈。那么许多人大肆宣扬这种谬论的居心安在?且让我们从他们所设计的碳交易讲起。

　　在西方，“碳泡沫”除了“碳科学”外，由“碳道德”、“碳社运/碳政治”和“碳金融”三者构成。“碳社运”鼓吹“碳道德”，“碳道德”支持“碳金融”， “碳金融”反哺“碳运动”。这“碳道德”和“碳运动”的主推实体在西方被定义为“左派”，而碳金融的主力属于“金融右派”，看似是政治光谱两极，却暗藏相通之处，两者极具互补性。

　　“碳道德”、“碳运动”的奠基者——文化左派，其最大特点是对于人类文明持一种“有罪”的心理，希望用一种倒退回到田园生活的方式去赎罪，这是一种“痛并快乐着”的心态。但是这种极端的态度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实现，于是这些组织纷纷退而求其次，大搞“不以善小而不为，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这就能拯救地球”等社会运动来寻求慰藉，可是这些NGO发明出来的小事要么效果有限，徒增浪费，要么会造成严重后果 ——“全球熄灯一小时”运动就是典型的具有破坏性(加大电力负载的瞬间波动产生振荡，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案例。这批组织最大的特点是喜欢拉演员，特别是女性演员进行公关宣传，以“感染社会”，最后无一例外地走向行为艺术：要么是上层的公关姿态秀，走走场子(如布莱尔的“气候组织”在中国和某些男女演员之间的合作)，要么是下层草根激烈的冲撞社会，宣泄情感(如“绿色和平”在英美的举动)，从来不思考自己行动的社会后果是什么。

　　中国已经第三次参加这项走秀活动，也是请大美女李冰冰担任形象大使。“款腕星”与“官产学媒”能搞出什么低碳生活?还不都是鬼蜮伎俩包藏祸心。目的都是要穷国为富国买单。

　　文化左派与金融右派本是欢喜冤家，但吊诡的是，双方在碳运动方面走到了一起，合力吹起了空前绝后的碳泡沫。

　　本质是什么?世界上没有任何主义、制度、机制，能够有效地遏制美国向全球转嫁金融危机的损失;对于西方的全球化，中国除了尽力“融入”，现在也没有“去依附”的能力;对于西方的话语霸权，中国也无法建立自己完整的话语体系，现实就是这样，但不能因为自己的能力有限，该反对的也不反对，该批判的也不批判。

　　四处寻觅和开发投机领域是金融资本的天性。嗅觉灵敏的金融资本，很快就从碳运动这里发现了发财的机会。早在里约会议时，相关的碳排放权作为商品及其衍生品(期货、期权)的开发就已经由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中利率期货合约的发明者桑德尔构想出来了。在英国政府、戈尔和IPCC各股势力的大力推动下，京都会议于 1997年召开。《京都议定书》中设定了三种减排机制，其中两种都涉及排放额交易：发达国家之间合作减排的JI(Joint Implementation)和发展中国家减排后创造碳汇经中介收购再提供给发达国家的CDM(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这就是“碳金融”的法律依据。不过，由于《京都议定书》的国际法律效力生效前，“碳金融”并不为资本市场所重视，除了一个倒霉的实体——安然公司之外，早期的“碳金融”少有私人实体问津，只有世界银行和部分发达国家如欧洲国家的政府组织的碳基金进行少量CDM项目的碳汇收购。

　　2004年底《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各类“气候变化”的老牌NGO欢声雷动，而私人“碳金融”则按捺不住，开始狂奔。各大碳基金纷纷在金融管制松散的离岸地(如伦敦)成立。2004年是英国和欧洲的碳基金和与碳基金直接相关的NGO成立的“爆发年”，布莱尔的马甲NGO“气候组织”就是这一时机诞生的。很快，碳基金的目标就对准了中国，第一步是在中国搞CDM项目，让中国部分企业作为碳汇的创造者，得小利，碳基金收购倒卖，得大利，而更大的未来利益则在于让中国成为碳汇的购买者。同时，美国的桑德尔则成立了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又成立了欧洲气候交易所。他的思路就是建立一个一统江湖的交易平台，让“碳金融”告别零敲碎打的柜台交易状态——试想未来全球24小时一边排放二氧化碳一边要进行碳交易，他这个交易所抽取佣金还不是抽到手软?

　　在同一时期，另一支力量开始大规模加入“碳运动”，这就是西方投行等华尔街机构。本来，这类机构没有太关注气候变化，至多将其作为“企业社会责任”之类的公关活动做点姿态，例如汇丰银行提出的银行运作“碳中和”概念。这原因主要是《京都议定书》在国际上并未生效，同时美国房地产带动的次贷等业务还蒸蒸日上，看不上“碳交易”。事情到2006年开始起变化，一方面，欧洲带头的碳交易已经随着《京都议定书》生效开始“试运转”了，另一方面，次贷这碗饭也有点馊了。恰逢其时，“碳运动”盟主英国政府通过财政部，让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史腾爵士撰写《气候变化经济学报告》，史称《史腾报告》。这篇报告引起了华尔街的重视。2007年2月和9月，在与史腾爵士进行充分交流后，雷曼兄弟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卢爱林发表《气候变化的生意》和《气候变化的生意II》。同年雷曼成立 “气候变化委员会”(Council on Climate Change)，CEO富尔德在年报里大谈这两份大报告，显然转向已成大势。倒霉的是，全球金融危机突如其来，雷曼很快关门大吉，而碳金融交易随着大买家欧洲经济萎缩而行情向下，遭遇挫折。不过这不妨碍雷曼有它精神上的继承者——德意志银行，后者变成“碳运动”在金融界的先锋战士。德意志银行又设户外碳钟又设网络碳钟，代表华尔街全力向哥本哈根冲刺。“气候门”事件发生后，德意志银行则与“前休克疗法专家现气候变化活跃分子”萨克斯——因在前苏联推行休克疗法失败而声名狼藉——领导的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地球研究中心签署“战略性合作协议”，一周后就写了一份《气候变化——谈谈主要“怀疑论者”的论据》进行补救。国人对“碳金融”的险恶认识尚浅，即以头罩环保光环的CDM机制为例来说明。不可否认的是，未来中国将会长期是全球第一碳排放国。那么，西方大力推销 CDM机制，意图就是先拉中国进入强制减排的国家，而很快中国将不是CDM的碳汇创造国，而是碳汇净购买国，这时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冤大头。因此，当前 CDM的天上馅饼不过是引诱的小利，如被小利所迷惑，最后付出的代价将不知会多少倍于今日之短期收获。简练的分析十分到位：

　　以IPCC为代表，遏制“全球变暖”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开出的药方是“碳交易”。简而言之，碳交易就是碳排放额超出国际会议分配配额的国家或地区向碳排放额没有超出配额的国家或地区购买碳排放额。

　　或许有人说，现在发展中国家的减排指标小，现在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买碳税，并且发达国家率先减排，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都有好处的。——但是那只是表象，后面是陷阱。

　　IPCC在哥本哈根规定了一个450ppm的大气二氧化碳的浓度控制目标。按照这个浓度目标，全世界到2050年只能排放八千亿吨二氧化碳。在这个总量中，发达国家确定“率先减排”的比例而对发展中国家没有做具体的规定，似乎他们很“负责”、很“公平”、很“仗义”。八千亿吨二氧化碳的总排放额，扣除了发达国家自己规定的碳排放额，余下的就是发展中国家的排放权。以IPCC方案为例，占全球人口不到15%的发达国家自己确定的碳排放额为他们抢先占了总份额40%以上，而给占全球人口85%的发展中国家留下的只有50%多。发达国家被实质上规定拥有发展中国家2到3倍的人均碳排放权。而发展中国家对这样的一个陷阱似乎还没有充分的认识，只是强调发达国家到2020年，只比1990年减排25%是不够的，应该减排40%。接受发达国家自己提出按照现在各国实际的排放量进行减排的计划减排，发展中国家就进入了陷阱，发展中国家的未来就被规定必须接受发达国家剥削。并且，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还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

　　发达国家已完成了工业化，并已把高能耗高排放的工业都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占全球总人口15%的27个发达国家 1900～2005年期间的人均累计排放为251.17吨碳，而发展中国家仅为33.33吨碳，相差7.54倍。这27个国家在1900到2005年期间排放了全球60%以上的二氧化碳。

　　而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刚刚进入将要大规模排放二氧化碳的工业化时期。发达国家早已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基础设施早已完善，现在的碳排放以消费为主;而发展中国家的公路、铁路、基建等基础设施极其落后，现在的碳排放以投资为主。一个是生产“波音”、“空客” 都要赔钱，从出生到坟墓都要用中国的尿不湿到中国出口的大理石石碑的高福利国家，在科学精神、法律精神、道德精神都站在制高点的后工业化发达国家;一个是劳动密集、资源密集、污染密集的世界工厂。前者科学地、道德地向后者收碳税，“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后者只能舍己从人，时乖命蹇。

　　以中国为例。IPCC分配给中国的碳排放额只够中国使用到2020年左右，此后中国每年需要花费一万亿人民币来购买二氧化碳排放权，人均需向发达国家缴纳七百元左右。预计到2030年以后中国每年将花费一万亿美元以上购买碳排放权，人均需缴纳五千元!

　　西方人可不是小商小贩，工厂里精工细作，市场上精打细算。蝇头微利，铢缁必计，漫天要价，就地还钱。西方的“低碳金融”是摘苹果的时候，他们要摘的苹果个最大，是整个地球上的新兴经济体!

　　发达国家不但不会偿还他们历史上过度享受而对全人类造成的环境威胁旧账，而且还理所当然地继续享受这种待遇，并规定发展中国家不得发展，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不得享受发达国家人们的生活(或者花巨资购买所谓的“碳排放额”之后再发展)。

　　更可怕的是，现在美国、欧盟已经开始着手对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了。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如果碳关税全面实施，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制造”可能将面临平均26%的关税，出口量因此可能下滑21%。这一专门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税种，将起到两大作用：第一，遏制发展中国家发展，强力打压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竞争力;第二，发达国家不需耗费一枪一弹，不需承担任何道义上的责任，并且还是在包括发展中国家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的一片叫好声中攫取发展中国家大量的财富。

　　揭露碳减排阴谋并非是反对节能环保，恰恰相反，只有揭露了碳减排阴谋，才能更好地做节能环保事业。我们的世界存在着大量环境的问题，垃圾围城、化学污染、资源消耗殆尽、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尤其是水、空气、食品污染)、水土流失、荒漠化等等，它们无处不在。但是，当我们都去为了“二氧化碳引发全球变暖导致地球毁灭”这样的一个伪命题而忽略了真问题的时候，“气候危机”所掩盖了的真正的问题和危机却会正因为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而不断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