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的优雅：广州白天鹅宾馆景观演变中的文化

　　引言

　　以“优雅”著称的广州白天鹅宾馆曾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但是过去10年经历了一系列的转型，尤其是经历了从中外合作企业到省属国资企业的转变。股权的变化对白天鹅宾馆的形象和经营都带来巨大的影响。在经历了3年多的装修后，2015年7月15日白天鹅宾馆重新开业。本文借助新文化地理学景观阅读的研究方法，以白天鹅宾馆股权变化为背景，探讨不同群体对于白天鹅宾馆作为标志性景观(优雅的酒店服务和建筑)的多重解读，揭示酒店管理过程中的权力斗争和妥协。本文通过白天鹅宾馆的案例分析，能够丰富对于市场化过程中政府与旅游企业动态关系的认识，同时引入政治经济的元素来延展景观阅读的理论。由于消费者在白天鹅宾馆经历的重要时刻(包括设计建造、开业、股权变更等)并没有扮演关键的角色，因此本文关注主要权力主体，包括霍英东、酒店总经理和管理中层以及政府。

　　1978年十三届三中全会前，国务院成立的“利用侨资外资筹建旅游饭店领导小组”和广东省成立的“省旅游工程领导小组”，开始与霍英东先生接触并开展洽谈合作。后来，在国家旅游局、香港新华社、广东省政府、广州市政府等国家和地方领导人的努力推动下，1979年，霍英东、彭国珍与广东省旅游局共同投资开始兴建白天鹅宾馆。1983年2月6日，白天鹅宾馆正式开业，成为中国第一家中外合作酒店和第一家五星级酒店，成为华南地区酒店业的管理标杆。在随后的经营管理中，白天鹅宾馆取得了极为骄人的成绩：如曾获取行业内至少26个“第一”，接待过众多国内外领导人、社会名流。因而，白天鹅宾馆也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广州乃至全国意义上的标志性景观。

　　新文化地理学关注文化、政治如何在景观中展演。景观作为政治与文化的手段，作为社会关系的载体，是解读空间中文化、政治的重要途径。白天鹅宾馆作为改革开放时期特殊的景观，历经30多年的社会变迁，其景观意义也在时代变化中不断被建构与重塑。本文以新文化地理学的景观研究为理论出发点，探讨时空演变中自天鹅宾馆的物质景观、景观的权力表征以及不同主体对景观意义的解读，从而探讨白天鹅宾馆景观的社会文化与政治意义，以期获得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景观意义的流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进而丰富旅游研究的相关理论。

　　1 标志性旅游景观与权力关系

　　自Cosgrove和Jackson提出对景观及其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后，以Cosgrove为代表的文化地理学者越来越热衷于对景观象征性意义的研究。物质的象征，即符号，可以有任何意义，也可能毫无意义，符号学家Peirce认为，若符号没有解读者即没有意义，只有在被人们理解时其所蕴涵的含义才是存在的。空间的符号化解读是空间内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空间、地方、景观的象征性意义也是人们赋予的，而意义的赋予则是来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文化地理学将物质世界与想象世界辩证地联系在一起，以探讨空间、景观的真实意义。Aase强调有必要将象征符号作为一种研究的数据，探索空间、地方、景观的意义。在空间文本化的理念指导下，景观是一个有序的事物的集合体，也就是一个文本，作为一个标识系统，社会系统通过它来交流、再生产、体验和探索。文化马克思主义认为，景观是一种表征，是象征的、重要的、形象化的、绘画式的、视觉的，每一景观作为由视角制造的视觉空间。而景观作为文本，那么是谁的景观被书写，以何种方式书写和解读?景观中的象征性意义越来越引起西方文化地理学研究的重视。景观既可被看成文化的产物，也可被看成历史不同时期文化的再生。景观象征性是社会文化在空间上的表达。因此，学者指出，其建构与重构的过程也是对社会文化变迁的响应，这是文化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基于这些研究，笔者认为景观具有两个相互关联的特质——景与观。也就是说，景观既是一种社会一政治一经济的结果(景，land)，也是一种受到文化、经济、政治因素影响的阅读世界的视角(观，scape)。同样的景，不同身份背景的观者会有不同的阅读视角，从而产生不同的理解，赋予景不同的意义，这种意义一般符合观者的身份认同，也指导其采取相应的实践。揭示白天鹅宾馆的景与观是分析的第一步。

　　标志性旅游景观在旅游市场中具有独特重要的地位，天然地具有多重意义。游客和管理者共同参与构建旅游景观的意义，开展相应的活动。例如对于印度泰姬陵，西方游客和印度朝圣者有不同的阅读方法，产生不同的理解，形成各自旅游活动的价值基础，而不同历史时期的印度执政当局也有不同的诠释，来维护权力的正当性。对于旅游景观的多重含义，Urry指出：“旅游地的构建是基于多重文本，糅合起来形成一种特别的旅游文本，这种文本的内涵常常变化，不稳定，还充满矛盾。同时，有必要认识到文本本身其实是更广泛的价值观、叙述、概念、意识形态、实践的体现。”Urry的观点揭示了旅游景观的意义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也受到更广泛的社会、经济、政治语境的影响。另外，标志性旅游景观是整个旅游业资本积累过程中的核心组成部分，商业化逻辑在构建景观的意义过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经济关系的强势并不意味着标志性旅游景观只有唯一的阅读方式和同质的意义。例如，Teo和Leong探讨泰国曼谷著名的背包客街道Khao San景观的种族化和性别化，指出Khao San代表了外国人(西方)的景观，从而将亚洲背包客边缘化，尤其是亚洲女性背包客。很多亚洲女性背包客被西方背包客视为诱惑和性感，结果就是这些女性背包客在Khao San成为被凝视的对象，从而感到危险和害怕。通过他们的购买力，亚洲背包客在Khao San致力于营建适合自己的景观来对抗主流的背包客文化。Jokela研究了芬兰赫尔辛基的著名教堂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如何体现并塑造身份。通过多尺度的分析，Jokela指出这些教堂建筑向游客表达芬兰的性质，特意强调与俄罗斯传统东正教的不同，从而为游客的活动营造一种芬兰主流的价值观。这些作者探讨了标志性旅游景观的多重意义，揭示了景观与更广泛社会文化变迁的辩证关系，一方面体现在宏观社会文化的变迁对景观的建构和重构，从而塑造景观的象征性意义：另一方面社会文化的变迁导致景观的象征性意义的重构，从而进一步改变了景观的意义。宏观与微观的辩证关系是分析框架的第二步。第三步就是探讨标志性旅游景观所蕴含的权力斗争。景观象征性意义隐含着空间内权力主体间的博弈，从雅典卫城的建设到罗马城邦，城市的核心景观隐喻了城市内权力的集中体现。并且，景观不仅仅标记和象征权力关系，是文化权力的工具，甚至是权力代理人。Su探讨了云南丽江古城标志性景观(木府)重建过程中的权力斗争，指出这一景观的生产体现了当地政治精英对于历史的重新解读，通过牺牲普通民居来构建新的古城空间，目的就是为了发展旅游经济。权力是具有生产性的，权力生产空间，权力生产对象，权力生产空间内相互交互的关系网络。在旅游生产与消费过程中，空间内权力的运作与斗争是推动旅游景观及其象征性意义发展的驱动力，景观正是在权力博弈中曲折发展的，或消逝、或增长、或变异、或重复的权力博弈的过程及其结果在空间上的集中体现。

　　本文以景观象征性意义的解读为出发点，以期探讨城市消费景观——白天鹅宾馆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与标志的景观意义，及其发展过程中景观的变迁所隐喻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变迁以及不同主体是如何对景观意义进行博弈的。主要从物质景观的隐喻、景观的权力表征、景观意义的博弈三方面分析白天鹅宾馆时空演变过程中的文化政治，探讨不同利益主体如何博弈，如何在协商中平衡，如何在平衡中抵抗。

　　2 研究方法

　　本文基于案例研究，揭示白天鹅宾馆单一特殊案例背后所蕴含的景观阅读和权力斗争。根据Stake的观点，案例研究就是研究单一案例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从而理解特定语境下案例所涉及个体和群体的活动。将白天鹅宾馆放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宏观政治经济语境下，目的不是推导出关于旅游企业改制过程中权力斗争的普适观点，毕竟白天鹅宾馆在整个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中具有独特的地位，而且其从中外合作企业到地方国企的转变也具有特殊性。笔者希望通过这个鲜活的案例，深入地呈现旅游标志性景观的多重意义，以及微观的景观同宏观背景的动态联系，从而构建“具象而具有现实意义的知识(concrete，practical (context-dependent)knowledge)”。

　　本研究主要采用深度访谈和文本分析两种研究方法，时间跨度比较长，从2010年3月至2015年6月。对内部员工和外部管理者采取“最大差异信息饱和法”。文本分析主要是历年与广州白天鹅宾馆相关的内部资料、报纸新闻、已出版的书籍等。本研究所采用的“最大差异信息饱和法”类似求异，就是要发现我们所不知道的或者想当然的某个现象的现实状况及其内部差异性与多样性，或者努力去发现同一个特征、现象在不同调查单位中的不同存在形式。调查步骤如下：

　　(1)根据白天鹅宾馆在过去30多年的演化中受到哪些内外因素的影响这一研究主题，确定访谈对象的第一人为担任了白天鹅宾馆22年总经理的 A。他从1982年白天鹅开业到2007年退休一直在该宾馆工作，是白天鹅宾馆曾经的灵魂人物，是文化的追随者与制定者。因此根据经验判断，A是掌握信息最“饱和”的人。(2)梳理与衡量从第一人A得到的信息指向和信息“饱和”程度，选择拥有与A“最大差异”信息的第二人B作为访谈对象。B是2007年开始继A之后担任白天鹅宾馆的掌门人，所处时代与市场完全不同，而且从演化的时间轴线而言，也是“最大差异”的信息人。(3)A与B已经给予了白天鹅宾馆整个演化的轨迹，但是为了补偿A与B的信息，选择从白天鹅宾馆开业到现在都在酒店工作的C，从而获取不同岗位的人所给予的不同信息。(4)选择不同时期进入酒店工作的D(1990年)、E(1998年)作为访谈对象，以弥补与A、B、C不同的信息。(5)为了保险起见，多访谈了F(1990年进入酒店工作)、G(2001年进入酒店工作)、H(2001年离开酒店去其他酒店工作)等3位不同时间不同岗位的访谈者，发现在“白天鹅人”那里已经没有新信息了，所以终止了访谈。(6)根据“旁观者清”的原则，选择了白天鹅宾馆曾经的上级主管部门代表，广东省旅游局之前的管理者I，广东省国资委代表J、K，以便补充与完善内部人的信息。

　　因此，在访谈的过程中，选择了4个要素满足最大差异与信息饱和，从而获取想要的信息，即工作时间、职务、白天鹅内部员工和白天鹅外部相关部门。时间涵盖从白天鹅开业到现在，职务涵盖曾经或现在担任总经理、副总经理和部门经理的人，这些人曾经在某段时间是基层员工、中层管理者。访谈过程进行了录音，访谈时间最短为3个小时，最长为8个小时，所整理的访谈信息有20多万字。对受访者按照字母依次进行编码。

　　3 景与观的政治隐喻

　　Jackson认为，由权力的掌握者刻意建构、维护与支配的景观是政治景观，而其政治性主要被其边界、区位及景观形态等要素表征。白天鹅宾馆作为改革开放初期引进外商的一个重要产物，是国家力量与外来资本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区位的选择更是体现了两个权力主体(政府和港商)对其赋予的政治隐喻。对白天鹅宾馆区位的政治隐喻解读可以分为宏观与微观两个维度。

　　从宏观视角，白天鹅宾馆选址广州具有独特的政治隐喻。从古至今，广州都是重要的通商口岸，是中国与世界沟通的重要窗口，甚至在清朝，广州成为中国唯一的中西贸易口岸，独揽国内外贸易，大批的货物进出、贸易买卖在十三行进行。同时，广州毗邻港澳，许多港澳同胞回乡探亲或回国经商需要良好的住宿设施。因此，白天鹅宾馆选址毗邻港澳的广州是国家特殊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响应(图D。

　　从微观视角，白天鹅宾馆空间选址在广州沙面岛内具有浓郁的政治意义。沙面作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国家屈辱史的见证，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被英法两国选中作为租界地，填筑成岛。在之后的大半个世纪里，英法两国政府相关机构与企业大量移入，主要的领事馆和政治、金融组织都建立在此，殖民帝国甚至在此地区设立了专属的军队和警察，并制定“华人与狗不得进入”等不平等条约。白天鹅宾馆选址于沙面代表了中央政府向世界表明建立一个富强国家的决心。

　　宾馆的选址考量直接反映了霍英东先生的为人和思想。当时，广州给了霍英东先生两个地方作为选择，一是现在广州花园酒店那块地，二是现在中国大酒店那块地，但是霍先生都拒绝了。原因是前者当时是菜地，会影响农民的利益：后者靠近火车站，在经济方面是个好选择，但是霍先生认为一个酒店要向各国嘉宾展现中华文化和广州风光，不能为了单纯赚钱而建在飞机场和火车站旁边。而选择沙面这块地更是因为他的人生与国家的命运有着千丝万缕的相似之处——深受列强的欺凌，因此他更希望在沙面这个承载着历史耻辱的小岛上建设世界一流酒店，让不可一世的洋人们看到中国的崛起与富强。霍英东先生指出：“沙面不论在中国、在广州，其历史地位都很特殊……沙面是中西文化交汇的一个点，很多外商，尤其英美商人对它很熟悉，在这里搞一座现代化酒店，能长民族志气……”。 白天鹅宾馆在设计管理方面提出“三自”方针(自行设计、自行施工、自行管理)，具有增强民族自信的国家诉求。同一时期，广州有3家中外合作大酒店进行筹备和兴建(另外两家是中国大酒店、花园酒店)，而其中只有白天鹅宾馆，甚至在当时的中国范围内，也只有白天鹅宾馆采用“三自”方针。白天鹅宾馆在建成时就以其独特的外形与深远的政治意义成为了广州的地标性建筑。设计师主要通过鼓形的白色建筑外形以及宾馆中庭的“故乡水”景观实现物质景观的政治隐喻。“宾馆的建筑外形是有寓意的，白色的主体建筑与裙楼犹如昂首(主体)展翅(裙楼)的白天鹅，既寓意腾飞，又内涵纯洁、自豪，营造了中国欣欣向荣的改革开放态势，再搭配中庭故乡水的烘托，吸引不少海外游子投身祖国怀抱。”(受访者A)

　　白天鹅宾馆作为国家政治身份的隐喻，除了被解读的具体景观外，还通过优雅的服务得以强化。白天鹅宾馆开业至今，共接待了40多位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包括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国多位国家领导人，以及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美国总统布什、尼克松，德国总理科尔等。白天鹅宾馆作为改革开放标志性景观承载着国家涉外政治任务的同时，也关注普通的消费者与参观者。比如：白天鹅宾馆开业之后决定“四门大开”，让所有的人都能进入宾馆内部，无论消费还是参观，民众都可自由地进出宾馆。这在当时的酒店业是绝无仅有的，而白天鹅宾馆的“四门大开”，让普通民众能真真实实地感受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存在与发展。霍英东先生指出：“要让国人了解什么是‘改革开放’，也让外国人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和做法……当时我们做每一样事情就是要围绕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那个政策去做，要让中国老百姓明白什么是‘改革开放’……”。

　　国家和政府创造一个城市景观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城市居民的需要，更是为了使自己的权力合法化。白天鹅宾馆在国家政策的春风中酝酿诞生，通过空间选择和设计管理强化了对国家政策的呼应。在具体的经营过程中，国家领导人与政府元首的光临，进一步建构了白天鹅宾馆标志性景观的政治意义，而“四门大开” 的策略让普通百姓能够感受国家的强大与社会的进步。

　　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白天鹅宾馆承担的政治接待任务逐渐减少，随之减弱的是白天鹅宾馆作为国家形象的使命，白天鹅宾馆对民众的示范和引领作用也在城市发展的浪潮中不断弱化。同时，广州作为通商口岸与中国南大门的重要性与唯一性逐渐弱化，尤其是香港回归后，港商深入中国内地投资，同时国内的全球化也进入了全面加速阶段，港商的示范作用逐渐丧失。在以上背景下，白天鹅宾馆也因此不断丧失国家政治上的隐喻。“2004年后，白天鹅宾馆回归国企，从此开始了漫长的装修改造的道路。从酝酿改造到更换总经理，到新任总经理再次酝酿改造，从2012年3月起全面停业进行改造到现在的改造基本完成(2015年6月)。尽管‘故乡水’还在，白色的鼓形建筑还在，沙面也还在，但是物是人非呀。即使‘故乡水’能够解读为习大大的‘乡愁’(笑)，白天鹅的政治意义也只能随风而逝。”(受访者C)

　　景观作为文本，是一种社会权力的表现，更是一种话语。景观是由谁表达与生产出来，暗示着景观所隐含主体的权力，也暗示着景观所处的权力关系网。白天鹅宾馆景观权力主体改变后，其景观所隐含的权力关系也不得不发生变化。

　　4 景观的权力表征

　　不同时期的股权设置和宏观政治背景决定了白天鹅宾馆具有不同的意义。由于中央政府的强力支持和霍英东的个人影响力，白天鹅宾馆开业时就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权利明确的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避免了中方具体管理部门(如广东省旅游局)或者代表广东省政府的企业对白天鹅宾馆的约束。白天鹅宾馆的董事会中，董事长由副省长梁威林出任，省旅游局代表和霍英东、彭国珍参与。2004年以前，霍英东一直出任副董事长一职，而旅游局所派出的副董事长更多的时候是一个虚职。尽管各级政府和霍英东对于白天鹅宾馆的解读有细微的差别，但是董事会和管理层都致力于将白天鹅宾馆建设成为华南酒店业的标杆，改革开放的成功范例。

　　对于各级政府而言，白天鹅宾馆是引进外资的窗口。从国家领导人到地方政府的官员，在白天鹅宾馆开业后的几年时间里多次来到白天鹅宾馆考察指导，体现了其作为国家政治隐喻的重要性。1978年改革开放后，政府极力推动城市参与全球化竞争，接轨西方商业文化。外企作为全球化浪潮下西方文化的主要承载者，在资本与政府的共同推动下获得快速发展。在这种宏观背景下，白天鹅宾馆享受外企的保护，通过营业收入、利润、人才培养等经济、社会的综合指标发挥改革开放窗口的功能，推动其他企业构建现代企业制度，从深层次维系与保证了白天鹅宾馆景观的政治隐喻。

　　从霍英东先生个人角度而言，他对白天鹅宾馆的定位和规划也以其个人的商业与政治需求为出发点，意图将白天鹅宾馆建设成自己经济与政治上发展的一个平台。因而，他立志将白天鹅宾馆建设成一座“有大的政治影响的酒店”。“他在香港受刺激了，为了弄这个酒店(白天鹅宾馆)，当时他约了香港希尔顿还是喜来登酒店总经理请教，谈的时候对方很傲慢，并提出这种交流需要支付费用。霍英东觉得对方非常瞧不起我们中国人，于是下定决心要自己弄一个酒店。顶层设计跟你董事长的经历、出生、文化程度等联系在一起的，包括霍英东的经历，被日本鬼子弄去修飞机场，又被打又挨骂……受过英国人的管制，所以他个人经历造就了酒店的顶层设计与方向……他的经历和思想决定了宾馆走的方向就是为中国人争气，一定要做好，一定要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做好。所以霍英东对我说‘赚钱不重要，这个你一定要把它搞好啊。’”(受访者A)

　　同时，白天鹅宾馆发展路线的实施与酒店总经理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的酒店总经理将酒店作为外资企业进行经营，对于酒店景观的规划与蓝图有着绝对的决策权。“白天鹅为什么能搞好，和改革开放初期在摸索中的中外合作体制有关，误打误撞使我们白天鹅成了一个无(上级)主管企业。”(受访者A)“白天鹅宾馆严格地实行制度管理，董事长、副省长梁老介绍的员工，我们人力资源部门面试后觉得不符合要求，就直接拒绝了。而且这样做，不会影响我们酒店的经营，反而更强化了我们的文化……当然，我们之所以敢于拒绝，其中很多原因是因为我们是外企。”景观往往不能表征被重构的一系列社会关系，但能集中揭示重构景观的社会过程，景观成为特殊意义的集聚、审美、价值与被驯化的社会文本。不同的权力主体对白天鹅宾馆景观的规划体现了不同权力主体在当时社会情境下的不同诉求。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各权力主体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他们的诉求也发生了变化，因此对景观的规划与蓝图也有所改变。

　　2004年，霍英东先生与白天鹅宾馆合同期满后，白天鹅宾馆归广东省政府所有，真正成为国有企业。2006年霍英东先生逝世，来自香港的影响力减弱，白天鹅宾馆全部纳入国企管理体系。广东省国资委派驻了监事，负责监督宾馆，宾馆暂时没有了董事会。同时，广东省政府将白天鹅宾馆视为特殊的企业，赋予其企业之外的功能，将白天鹅宾馆作为了时代与文化的载体，认为具有历史文物的价值。“白天鹅宾馆是一个具体的酒店而已，和其他国有企业一样，不要高估它的意义，也不要低估它的价值……当然，白天鹅宾馆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现在能够让那些怀旧的人有历史记忆的载体……”(受访者J)

　　政府充分意识到了白天鹅宾馆记忆与怀旧的价值，因此自2007年开始，白天鹅宾馆就经历着是否归为文物的争论。白天鹅宾馆被文物化的过程体现地方政府重塑其优雅特征的努力。当白天鹅宾馆失去了国家政治隐喻之后，文物和遗产的特质能够让白天鹅宾馆继续保持优雅，打造怀旧的景观，从而时刻展示出白天鹅宾馆的标志性特征。但是政府的努力并没有获得宾馆管理层认同。“白天鹅宾馆是一个企业，登记文物后，酒店管理的程序化就变得更加复杂了，通俗地说，酒店至少又多了一个管控的‘婆婆’，还要受制于《文物法》，宾馆的未来堪忧呀。”(受访者D)

　　同时，在国资委的管理下，白天鹅宾馆的管理层级逐渐增加。特别是2014年1月广东省国资委成立广东省旅游控股集团后，白天鹅宾馆成为该集团的直属企业之一，宾馆的决策成本与管理成本显著增加，工作效率也明显降低，很多决策都必须先报告旅控集团管理层，然后再到董事会。另外，宾馆内部强化了党委会、纪委会在企业制度中的作用，总经理的权力也随之被弱化。“总经理文化在我这里是无效的，改造后的白天鹅应该是一个国际化的现代酒店，但是，有来自上级管理部门的约束，也有内部老员工的不满，我也有很多难处。”(受访者B)

　　由此可见，白天鹅宾馆从外企到国企，经历着体制的自我调适。在粤港合作期间，不同利益主体的诉求是基本一致的;当白天鹅宾馆改制为国企后，不同主体之间开始进行权力的博弈，反映了转型期政府与企业之间权力关系的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不同群体对白天鹅宾馆多样甚至充满矛盾的景观诠释。在此，景观成为理解文化政治与权力斗争一种特殊而有效的方式。

　　5 景观意义的博弈

　　作为一个资本与权力集聚的空间，白天鹅宾馆以其文化、资本与话语推动了改革开放背景下主体的世界观与消费观。宾馆管理者与员工对宾馆景观意义的解读经历了“一企两制”的践行到“新老白天鹅人”的权力争夺。白天鹅宾馆管理者与员工亲切地称自己是“白天鹅人”。“白天鹅人”是白天鹅宾馆最具价值的文本，也是从微空间延展至社会空间的流动景观。“白天鹅人”离开白天鹅宾馆后，依然用可感知的“白天鹅人”形象解读与诠释着白天鹅宾馆象征意义的抽象内涵。“我当初(2001年)是不得不离开白天鹅的，准确地说是被酒店淘汰的……所以我来到现在这个酒店，到了这里后，我担任前厅部经理，很多客人会很惊喜地说，你是不是来自白天鹅，你的身上有白天鹅的气质。”

　　受访者H同时也强调白天鹅宾馆是“适者的天堂～不适者的地狱”，既有资本主义的残酷，也有社会主义的温情。目前仍就职于白天鹅宾馆的受访者E 对类似的观点进行了更深层面的诠释。“白天鹅宾馆过去的成功主要在于中西合璧，把西方的最先进的管理模式、科学管理和共产党的政治思想工作结合起来，这话说起来容易，可能在你们看来很虚，在我们看来是很实在的东西。像我们那时候的工会，真的是生老病死全管的。就像你家里有事的时候怎么办啊……白天鹅那个时候对员工，真的是社会主义，但是在管理上真的严得不得了……”(受访者E)

　　白天鹅宾馆作为香港回归前港商在中国的示范性项目，通过“一企两制”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一国两制”的合法性与可行性，再一次从另一个视角证明景观是政治活动的一种结果。景观对于人们的行为而言不是中立的背景，“白天鹅人”对这种政治景观的解读与践行，在当时的情境下与国家政治目的基本一致。但是2004年回归国企后，白天鹅宾馆的管理发生变化，相应地，对白天鹅宾馆景观意义的解读也变得复杂起来。“对于人力资源，白天鹅过去有一个传统，就是只招应届毕业生，毫无例外都要从服务员开始的。只是后来白天鹅变成国企后，就有例外了，哎……”(受访者日“当时的白天鹅是外企，但是没有外籍的高管，外国人和香港人都是中层，我们只有大厅助理啊，总厨啊，这种岗位上是外国人。真正的高管全是地地道道的大陆人，我们杨总就是中国人。可是现在我们回归国企后，反而要请一个外国人做执行总经理了……”(受访者E)

　　可见，白天鹅宾馆在回归国企前后存在明显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一方面是白天鹅宾馆股权变化后的经营结果。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生了全面变化，白天鹅宾馆的标志性地位急剧下降，这种失落，或者迷失的优雅，导致广东省国资委强势进入，完全掌控白天鹅宾馆，将其纳入国企管理体系，体现了广东省政府对于这一标志性景观的重新认识。另一方面，官僚体系管理下的国企和面向全球消费者的白天鹅宾馆具有天然的矛盾，再加上广州地区日益增多的全球知名酒店，市场竞争加剧，使得国资委不得不向市场妥协，聘请外籍高管。正如代表国资委的现任总经理所言：“白天鹅重新开业后要与现代社会相匹配，我请一个外国人担任总经理(实际上是执行总经理)有很多原因，国企会有很多难以处理的事情，请一个老外可以相对制度化挡掉一些事情，把管理弄简单点，然后把国企这种作风扭转一下;另外，白天鹅是一个高档的五星级酒店，会有很多外籍客人，这样沟通起来比较方便，在形象上也是比较有国际范，也从一定程度上弥补白天鹅作为本土酒店的不足。”受访者B的解释具有讽刺意味。曾经具有国际范的白天鹅宾馆改制后失去了“国际范”，而且还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装修，从而消化不同群体的权力斗争，到最后只有通过外籍高管来抵消国企的弊端，重塑白天鹅的优雅。从粤港合作期间的大陆高管到省属国企的外籍高管，白天鹅宾馆的改制让很多“老白天鹅人”无法认可，选择离开。“我已经写了离职申请，原因是道不同不以为谋，白天鹅已经只剩下白天鹅3个字，现在的白天鹅已经马可波罗化了，因为聘请的执行总经理，一个瑞士人，以前是在香港马可波罗酒店做总经理的，白天鹅将只剩下一个没有意义的外壳。”(受访者D)

　　意义是群体问权力斗争的显现，不公平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使景观与地方成为内部团体间的斗争地点。“新白天鹅人”试图按照自己的逻辑重新定义白天鹅宾馆的景观意义，并试图把对国际化、现代化以及白天鹅宾馆历史与现实的理解强加在景观意义之上，正如Said认为的那样：如果文化是在故事被赋予意义和经验被赋予秩序中形成的话，那么权力就是在言说故事以及阻止他者讲述故事的能力中清楚表现出来。“老白天鹅人”对于白天鹅宾馆失去独立的管理体系，被纳入国企和全球职业酒店管理的混搭模式不满，不认可新白天鹅的“国际范”。在这场权力的博弈中，很多“老白天鹅人”不得不以离职来结束这场权力斗争。

　　6 结束语

　　意义不仅是被强加的，而且是被争夺的，其斗争的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经济和政治领域。景观的意义与不同社会情境的政治、经济、文化交织在一起，在社会文化变迁中不断地被建构、解构与重构。白天鹅宾馆形成、发展与演变的历史是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发展与转型的缩影，是中国改革开放思想践行的空间载体。通过对白天鹅宾馆时空演变中的文化政治分析，笔者发现，在中外合作期间，白天鹅宾馆在物质景观、景观的权力表征、景观意义的协商三方面建构了相对一致的话语，以国家政治隐喻建立了权威解读，并在互动的权力关系中保持了这份权威。在国企期间，白天鹅宾馆的意义被解构，重构了不稳定的权力关系。具体而言：

　　(1)白天鹅宾馆主要通过宏观与微观的地理位置、内部具体设计和优雅服务等景观揭示依附其上的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权力关系，正如 Cosgrove和Daniels所揭示的观点;景观隐藏着真实。白天鹅宾馆以“故乡水”等物质景观作为面纱，使其深层的文化政治呈现出“自然”的形式。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景与观的“表里不一”。但从时空演变的维度而言，会呈现景观的多重解读，一方面因为承载深层内涵的宏观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是权力主体的流变，导致景观象征性的重新赋义。白天鹅宾馆景观的历时性演变强调了景观在文化与社会关系中的政治学维度，强化了景观是具有政治争议的社会建构。作为旅游标志性景观的白天鹅宾馆必须平衡政治文化因素以及经济利益。本文揭示了景观的文化政治同经济关系密不可分，并且提醒我们探讨新文化地理学时，不要仅仅关注意义(meanings)和表征(representations)，而以此为借口来忽视权力斗争的根源以及各种后果，尤其是不要拒绝关注政治经济关系。在此，笔者同意Jackson的观点，“我们不能将重建或保护的文化特征同明显的政治与经济活动区分开来，也不能忽视城市和区域变迁过程中的文化政治，这样就无法认识变迁的政治经济”。

　　c2)白天鹅宾馆景观意义的演变与权力主体不可分离。在粤港合作期间，在“天时地利人和”的社会情境中，各级政府、霍英东为首的港商代表、酒店内部管理者等权力主体对景观意义具有相对一致的诉求。回归国企之后，地方政府通过登记文物深度挖掘景观的记忆与怀旧价值，国资委的行政管理模式弱化了酒店经理层的现代企业管理能力。不同权力主体的博弈，导致无法重构一致认可的景观意义，白天鹅宾馆的景观意义在流变中摇摆。在白天鹅宾馆追求“国际范”的权力斗争过程中，“老白天鹅人”以离职结束了这场权力斗争。正如Matless所言，景观是什么并不重要，应当重视的是它如何运转，如何“作为社会与个人身份的工具，作为宣告其文化权威的场所，作为利益的生产者，作为不同类型的生活空间”。通过文化政治的视角来分析景与观，需要将具体的案例放在更宏观的政治经济背景下，就像白天鹅宾馆迷失的优雅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密切相关。通过宏观与微观的有机结合，才能认识基于本地的知识体系和社会网络在文化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也具有很重要的作用，这些知识体系和社会网络在与全球化的资本和文化力量互动过程中，形成了很多双向的本土一全球联系，从而产生动态的景观意义和身份认同。

　　“一个酒店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改变”，白天鹅宾馆的发展历程，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密切相关。白天鹅宾馆的诞生具有国家政治隐喻，是霍英东先生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国家政治背景下，通过旅游投资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话语实践，由此，白天鹅宾馆也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品牌象征。而在改革开放逐渐成熟的今天，曾经的政治隐喻，从一元到多元的博弈以及不同主体的协商，使得白天鹅宾馆进入转型的历史时期。重新开业的白天鹅宾馆，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的转型中，将如何重构“城中桃源，无尽优雅”的魅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