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
四川客家人主要分布于成都东郊的东山区，该区是四川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客家方言岛，如今仍保存着客家文化和客家方言，被称为中国内陆“最后的客家王国”。笔者通过实地考察，惊叹于300多年来成都客家文化没有被强大的巴蜀文化所同化，依然能自成一体，这本身就是奇迹。奇迹的背后，如果从政治文化的视角考察，则与成都客家人的向心力、凝聚力即强大的文化认同有很大关系。
在学术史的脉络中，陈世松、孙晓芬等主要对“湖光填四川”的移民历史、分布地区，以及四川客家人的民俗文化、人文精神等进行研究[1] [2];谢明香等从传播学的视角，强调了四川客家文化的传播及媒介策略[3]。但政治文化视野下的四川客家文化研究还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其中所蕴含的价值还有待深度挖掘。为此，本论文在多次实地考察的基础上，侧重于从政治文化的全新视角对成都客家文化进行再探讨，思考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关联，进而为当今的政治认同和政治建设提供启示。
一、成都客家人的来源及分布
(一)客家人的识别标准
客家是中国汉民族的一个稳定而又独特的民系。公元4世纪初，他们为躲避战乱而从黄河流域逐渐迁徙到南方，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方言、宗教、各种民俗和习俗等。为区别于当地的土著居民，他们被称为“客家”。谢重光在《客家源流新论》一文中指出：“客家”是个文化概念，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客家人，首先应当从文化入手。这种文化，即包括客家语言、客家意识、客家习民俗等。离开了文化，就无法谈起客家概念。[4](P70)由此可见，文化符号是客家区别于其他种族或民系的最重要的标志。我们只有认清客家文化的内涵，才能真正把握客家民系和客家族群的本质特征。那么，辨识客家人的标准是什么?根据笔者的实地调研及在成都洛带古镇博物馆所获得的资料，客家人的识别标准主要有四条：(1)是否有客家血缘;(2)是否说客家话;(3)是否保留客家民俗和习俗;(4)是否具有客家自我认同意识。
(二)成都客家人的来源及分布
巴蜀之有客家，源于清初“湖广填四川“运动。相对于四川土著，外来移民都属于客籍，但客籍不等于客家，只有清初以来，即从闽粤赣地区迁移而来的客家移民及其后裔，我们才把他们称为四川客家。清初以来迁入四川的客家移民，祖籍来源广泛，涉及到闽粤赣38个县市，具体来源地情况详见统计表。
就分布而言，成都客家人主要聚集在成都市区以东到龙泉山之间的浅丘区，包括洛带、西平、万兴、长安、十陵、义和、同安、大面、龙潭、洪河、日新、合兴、文安、青龙乡、保和乡、圣灯乡、龙王乡、石板滩、天回乡、三圣乡等25个乡镇的客家人。因地理位置所处成都以东，并且呈一片丘陵地带，所以被称为“东山”。据统计资料显示，成都东山客家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90%以上的乡镇有义和、西平、长安、万兴、黄土、文安、西河、龙谭、龙王、福洪、合兴、木兰和石板滩。[5](P7)因此，成都东山地区是四川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客家方言岛。
二、成都客家文化的传承与变迁
客家文化深受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但客家在迁徙过程中，客家先民与途经地的人民以及定居地的人民进行了交流和融合，并吸取了当地文化的精髓。因此，客家人在漫长的迁徙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既有中原遗风，又有明显地域性的客家文化，包括方言、饮食、民居、宗教信仰等。本文主要是从以上几个方面进行考察。
(一)客家文化在成都的传承
1.特殊生存环境的认同
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客家大本营，主要是以山地、丘陵为主。人们常用“逢山必有客，有客必住山”来形容客家人的生存环境，因此客家人西进四川，迁到成都东山地区就在此地定居了下来。与原乡的地理环境相似，他们在这里勤劳耕作，生息繁衍，这里的地理环境使他们有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经过移民数百年的勤劳苦干和苦心经营，这里同样成为了温柔的“原乡”。同时，客家人在成都平原选择“住山不住坝”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他们是晚到者。湖广等地移民大都从康熙时期移民四川，而成都客家人大多数是雍正、乾隆年间移民四川，平原大坝已经被先行到来的湖广移民占用，所以他们只好退而求其次。客家人不仅选择在山上居住，他们的生计方式也与原乡保持一致。[6]
在洛带镇的山坡上，从广东入川的客家人把从岭南带来的红豆木树种栽在这块土地上，如今郁树葱葱，枝叶繁茂。目睹此景，让人不禁想起了王维的《相思》：“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些都似乎道出了客家人的思乡情结，客家人在陌生的异乡尽力营造自己熟悉的生存环境，这些都表达了他们对自己文化的眷念和传承。
2.独特的语言认同
在族群边界的标示中，语言是个人对族群认同最常见的也是最重要的象征符号。洛带古镇地处成都东部的龙泉山脉，有“中国西部客家第一镇”之称。该镇有85%以上居民为客家移民后裔。他们在生活中使用古老的传统方言——客家话。客家方言承载的是对历史和文化的记忆。客家人“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是他们最坚定的誓言，他们对方言的坚守就是对自己文化的认同和坚守。
在洛带古镇的实地调研中，笔者观察到：“一位阿姨在向一位客家阿婆买菜时，用四川话问阿婆多少钱一斤，阿婆告诉她价格以后，她又用客家话问能不能便宜一点，阿婆见她会讲客家话，顿时给她便宜了不少”。阿婆通过客家话这一方言做出了对自己族群认同的判断。在调研中，笔者走进一家商店。该店老板张氏老奶奶就是位客家人。她告诉笔者：她们家族从广东迁来，来到成都东山已经有150多年了。她和我交谈时，她会选择说四川话，但她和她的邻居仍然会说熟悉的客家话，因为她们都是客家人。在客家人迁到成都东山后，客家话是很多客家人对自己族群认同的一种原生性认同。不远的一位老爷爷告诉笔者，他出生于 1944年，他们的小孩儿在学校都说普通话，回到家和爸爸妈妈还是说客家话。 3.崇敬祖先的传统
“祖宗是对始祖及先世中有功德者的尊称。崇敬祖先是中国古代儒家伦理学说的基础。儒者认为“祖”是有“始”的意思，是每个家族子孙的本源。客家人特殊的生存条件和地域环境使他们形成了固守传统文化的精神，他们是现在汉民族中保留儒家意识最浓厚的一个民系。成都东山客家人至今仍有崇敬祖先的传统。龙潭《熊氏族谱》的家训有：人之祖先犹木之本，水之源也。入祠思敬，过墓思哀。春秋享祀，永世勿忘。”
在笔者的调研中，有幸认识到一位成都东山的客家人廖氏老先生。他今年77岁了，他告诉笔者，在洛带镇的莲花大队，我们廖家有一个小祠堂，在新都区石板滩，有一个更大的廖家祠堂，由于年代已久，这个祠堂刚进行了翻修。每年的三月，他们廖氏家族一百多人集聚一起去祠堂祭拜祖先。此外，还有镇上的会馆，比如洛带的广东会馆和江西会馆都是我们商事议事的地方。他还告诉笔者，他的身边甚至还有客家人去广东认祖归宗，他们称自己是“土广东”。
4.纂修族谱的传统
纂修族谱、传承家规是四川客家人族群认同的又一种方式。虽然修谱不是客家人独有的行为，但较其他族群而言，客家人对修谱更为普遍，也更为重视。在每年的春分祭祖时节，各支宗亲都会带上家谱，对家谱进行内容的补充和更新，同时对族约家规进行诵读和宣传，潜移默化并达到对族人进行教育的目的。在调研中，廖氏老先生告诉我他们祖先在迁川路上随身携带原乡族谱，来到四川后他们仍然修谱。出于修谱的需要，他们甚至会派专人前往原乡寻访族谱世系。由此可见，同客家方言一样，族谱最直接有效的强化了成都客家人对自己文化的传承。
(二)客家文化在成都的变迁
在四川客家聚居区，客家的方言、风俗、民俗等随子孙的繁衍一代代传承了下来，但也受到巴蜀文化等影响而发生了演变。这里须指明的是客家文化的传承是主流，而演变只是支流，演变是在传承的基础上产生的。
首先，客家方言发生了一定的变迁。四川与广东远隔千山万水，客家人入川两百年来，很少与广东乡亲往来。同时又因四川湖广人居多，还因湖广紧邻四川而先期迁入，湖广文化便成为四川的优势文化，客家文化处于劣势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官方倡导普通话。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四川客家方言不得不发生演变。如“再坐一会儿”、“再吃一碗”、“他正在吃饭”，广东梅县分别说成“坐下添”、“佢食下添”、“食唐逮”，四川分别说成“再坐下子”、“再食一碗”、“佢正在食饭”。客家方言中记载有“行路”、“遮”、“公太”等词汇，现在四川客家分别说成“走路”、“伞”、“太公”了。有些词汇如“中”、 “值”，梅县在声母上读作舌头音，四川话却读作舌上音。客家人来到成都，虽然还是说客家话，但其中的语音特征却不知不觉发生了一定的变迁。特别是一些客家人同当地湖广人通婚后，他们的生活环境发生了改变，无形中对客家方言也产生了影响。
其次，客家民居条件发生了变化。川西客家移民所处的地理位置离成都大都市不远。便利的交通，优越的地理条件使生存变得更加容易。在考察中，笔者发现：在成都东山，小家庭小规模住宅已经取代了闽粤赣客家人聚族而居的方式。“大分散、小集中”是四川移民在新环境下选择的新的居住方式。
再次，成都客家的饮食菜肴也与当地饮食进行了融合。很多客家菜肴都可以在传统的川菜和广东菜中找到相应的影子。比如：广东的杂锦煎豆腐饼、丁香豆花，在川菜中分别叫“家常豆腐”、“酸辣豆花”，而在成都客家菜中分别叫“煎酿豆腐”和“麻辣豆花”。由此可见，成都客家菜受到当地了川菜的影响。客家人为了适应当地生活，他们的民情、风俗等都发生了一定的演变。
综上所述，我们注意到，成都客家文化的300多年传承与变迁，之所以能够自成一体，就是因为他们内心强大的文化认同。正是这种强大的文化认同才使得成都客家文化得以幸存，从而没有被强大的巴蜀文化所同化。对成都客家文化进行研究，我们提取了成都客家人内心强大的文化认同。而这种强大的文化认同对当今政治认同有着一定的启示意义。
三、文化认同对当今政治认同的启示
“文化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回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等人生哲学难题。什么是文化认同?塞缪尔·亨廷顿认为“人民和民族正试图回答人类可能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我们是谁?他们用人类曾经用来回答这个问题的传统方式来回答它，即提到对于他们来说最有意义的事物。人们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观、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
从政治与文化的关系来看，政治是漂浮于社会结构表层的，必须扎根于文化的深层次土壤中。以政治文化为视角，文化认同是政治认同的基础。文化不认同，政治认同难一致;政治不认同，有可能会弱化文化认同。
(一)尊重当地客家文化，从而强化政治认同
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客体有所不同。族群认同的客体主要包括本族群的身份、血缘、地域和生活方式等;国家认同的客体除了这些，更多的是关于政治生活和政治领域的内容，如国家的领土、主权、方针、制度等。正因为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客体不同，国家在制定少数族群的政策方针时必须要考虑当地族群的文化认同，如果过于强调国家认同，就有可能会引起少数族群内心的文化对抗，这种对抗会给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带来一定的离心力。当地居民只有在自己的文化认同得到充分尊重和保护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对异于自己文化的主流文化产生认同，从而建立起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
因此，我们要尊重客家文化，保护客家文化，即保护他们独有的方言、宗教、民俗、习俗、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等，从而提高他们的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
(二)兼容丰富多样的文化，从而强化政治认同
族群认同以初级社会群体为载体进行传递，族群内成员将族群文化内化到自己心中并将其得到传承，因此具有较高的“原生性”。与此对比的是，国家认同则依靠基层组织、学校教育、特定的政治符号、政治事件以及媒体宣传等手段进行建构，具有较高的外在性。相比起族群认同对文化的偏重，国家更加侧重全体社会成员在政治上的一致和认同。即要以“文化多元，政治一体”来作为整合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指导原则。
(三)契合不同族群的文化逻辑，从而强化政治认同
族群成员主要是以身份、方言、饮食、民居、血缘、地域、语言、生活方式等为依据进行族群认同，因而族群认同以共同的祖先、共同的记忆、共同的遭遇等作为基础。而国家认同是以统一的政治身份作为依据，因此国家应当在少数族群地区建构国家认同，以保证国家的统一。但国家在建构认同的过程中，所使用的方式应该契合少数族群的文化逻辑，更多的考虑少数族群特有的文化，如不同群体的身份、方言、血缘、生活方式等。只有坚持这一原则，族群认同与政治认同之间的矛盾才能够得到有效避免，政治认同才能够得到强化和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