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资本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

　　一、问题的提出

　　互联网的崛起，为人类社会行为提供了新的空间场域，网络行为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行为，其中网络政治参与是网络行为的一种重要形式。互联网不仅拓展了政治参与的渠道和形式，丰富了政治参与的内涵，降低了政治参与的成本，而且扩展了政治参与的主体，提升了普通网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和能力，增强了网民的话语权力。尤其是智能手机的出现，使人们能够更加有效地超越甚至摆脱现实时空的制约与束缚，真正做到随时随地在网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观点，参与自己感兴趣的活动。移动网络技术对交互性的巨大提升，不仅引发了信息量的大爆炸，有助于人们更广泛地获取信息，而且有助于推动人们重塑公共事务观念，推动网民的关注点从私人领域拓展到公共领域。今天，在网络空间中随处可见网民对雾霾、腐败、社会不公等公共议题的热烈讨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网络空间中的政治参与，也增加了政治参与的不确定性，甚至一定程度上扩展了公民政治参与的鸿沟。正因为互联网对政治参与的这种重要影响，“互联网会给政治生态带来何种影响?”便成为了网络时代政治研究的重要议题。但对互联网影响政治参与的实质和机制，学界迄今尚未形成较为一致的理解。一种观点认为，互联网降低了政治参与的成本，扩展了信息的传播渠道，能有效帮助人们获取政治信息，从而提升政治兴趣，激发参与热情，促进政治公共领域的形成;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互联网并不独立于社会，公众在网络空间中的政治参与，往往会受制于社会、经济、制度和文化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网络空间中的政治参与，充满各种非理性和无意义的话语。

　　有关互联网对政治参与的影响机制，学界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有着不同的解释。Polate认为，互联网对政治参与的影响机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互联网作为信息资源库、互动空间和虚拟行动领域，对网民的政治参与发生影响。[1]而公民自愿模型和社会资本理论，是研究互联网对政治参与影响作用时，被学者采用最多的两种重要理论范式。相对而言，从文化资本视角对互联网影响政治参与的研究却不多见。我们认为，从文化资本视角分析网络公民参与的影响因素，应该是一种值得关注的解释路径。布迪厄(eu)认为，要理解人们的政治行为和政治观点，需要深入到其社会根源中，即人们的阶级地位。不同的阶级地位对应着不同的资本构成和资本总量，而资本占有上的差异，会影响人们的政治行为。他提出了文化资本概念作为与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并列的资本形态，并分析了文化资本与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这种基于文化资本视角对政治行为的解释思路，对于解释网络空间中的政治参与，是一种有竞争力的理论视角和分析路径。本文的目的，就是以我国城市居民为例，探讨文化资本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

　　二、文献探讨

　　(一)网络政治参与

　　有关政治参与概念的含义，虽然国内外学界的认识一直存在着分歧，但处于不同理论范式中的学者对政治参与的结构要素仍有着大体一致的理解，认为政治参与包括参与主体、参与对象和参与目的三个核心要素。而合法程序论、影响决策论和观念—行为论，则是解释政治参与的三个主要理论传统。

　　由于当前中国政治参与中的合法化制度空间仍然有限，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存在着大量非合法化政治参与行为，而且这些行为事实上会对政府决策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用合法程序论解释中国的政治参与，显得视野过于狭窄，而观念—行为论将接触政治知识、政治观念的行为也归入到政治参与范畴中，又显得过于宽泛。因此，本研究倾向于接受亨廷顿等学者对政治参与的解释，即认为政治参与是平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所有行动，不论这一行动是否合法、是否使用暴力、是否有效果、是否属于群体性参与，以及是否表现出自愿性特征。[2]亨廷顿强调，在试图影响政府决策这一目标下，无论合法参与还是不合法参与，都只是行动者的手段而已，彼此之间的界限并不截然分明，相反，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会互相转换。

　　如果说政治参与是公民通过各种合法化或非合法化途径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行为，那么在网络空间中，政治参与是否会有新的面貌和特征呢?目前，学界对此大致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观点认为，网络空间是现实世界的延伸，同样，网络空间中的政治参与，也只是对传统政治参与的一种补充，网络政治参与是现实政治参与的在线副本。网络为现实世界中一些难以实现的政治参与行为提供了技术支持，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传统政治参与的空间和形式。另一种观点则强调，网络空间具有现实社会所不具备的一些独特性，如开放、去中心、去边界、身体不在场等，因此网络政治参与是一种新的政治参与形式即虚拟政治参与，互联网重塑了政治参与的形态，在网络时代，政治参与的实质和形式都发生了新的变化。[3]

　　本研究认为，尽管网络空间是一种虚拟化的政治空间，但网络空间中的各种政治参与行为事实上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某种意义上是现实政治生活在网络空间中的延伸。因此，本研究倾向于将网络政治参与理解为人们在网络空间中通过各种方式影响政府的所有行为。

　　(二)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

　　1.网络使用与政治参与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介的快速扩张，进一步提升了获取和传播政治信息效率。相比于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介，互联网一方面具有更为快速和广泛的传播能力;另一方面，它使网民之间的自发信息传递变得方便快捷。因此，不少网络政治参与研究者认为，互联网的广泛使用，将极大促进公民政治意识的形成，成为影响当代政治参与的重要变量。 根据理性选择理论的假设，人们在进行政治参与时，会考虑参与成本。传统的政治参与行为因为受信息获取成本较高等因素的制约，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扼制，而互联网则大幅降低获取和传播政治信息的成本，从而导致人们更加乐意通过网络去了解那些自己感兴趣的政治信息，从而有可能提升政治参与的热情与积极性，间接促进人们的政治参与。[4]

　　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网络使用并不一定会促进人们的政治参与。例如Polate认为，尽管网络使用大大增加了获取政治知识的可能性，但人们在使用网络的过程中是否能够真正接触并有效利用到这些信息，尚有待证实。[5]Jennings和Zeitner更是认为，网络使用有可能会进一步加深获取政治信息的鸿沟，降低网友接触政治信息的时间与意愿，并导致传统团体对政治的积极影响明显减少。[6]Bimber对选举行为的研究发现，网络使用只是强化了那些原本就有意愿参与选举的选民的参与意愿，而对那些政治冷漠者的影响并不明显。[7]因此Bimber强调，需要关注网民的政治兴趣、政治效能感等心理因素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

　　2.网络互动与政治参与

　　BBS论坛、政府网站、博客、微博、微信等网络平台，使人们可以便捷地与他人、社团、政府展开信息交流和社会互动，从而有助于改善人们对政治参与的认知和态度，鼓励和提升人们的政治参与热情和行为。

　　对于网络所具有的强大人际互动潜能对政治参与的影响，一种重要的分析视角，是立足社会资本视野，探讨网络互动对政治参与的影响。这一视角的分析逻辑是：互联网能够促进人们的社会交往，扩大人际网络规模，进而有助于累积社会资本，从而增加政治参与活动。

　　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社会资本的拥有量及调动社会资本的能力，决定了人们追逐资源的能力，一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本越多，其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就越处于有利的地位，并越可能进行广泛的社会参与。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指出，在一个共同体中，公民的社会网络越是密集，其为了共同利益而参与合作的可能性就越大。[8]普特南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社会网络、互惠性规则以及由此产生的信任，并根据网络中人际关系亲疏程度的不同，将社会资本划分为黏结型资本和桥接型资本。Williams发现，互联网在总体上有助于发展出新型的在线社会资本，具体而言，互联网在促进强关系上作用有限，但有助于发展弱关系，拓展桥接型社会资本。[9]

　　对于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学界已有为数不少的研究。Skoric等人研究了新加坡的社会资本和政治参与的关系，发现在线桥接型资本与在线政治参与呈正相关，但与传统政治参与不相关，在线黏结型资本与传统政治参与呈正相关。作者认为，互联网使人们之间的联系变得非常容易，而且参与在线活动不需要太多成本;互联网上多种多样的观点，会促发信息接触者重新思考并检验传统媒介信息;同时，网络使得人际互动超越物理空间限制，有共同兴趣和想法的人，能够方便地在网上形成在线社区。所有这些都在客观上提升了人们的在线桥接型资本，从而促进了网络政治参与。[10]Weber等学者发现，在互联网中与他人互动频繁的用户，更容易介入到各种政治活动中，如请愿、向政府写意见信等。[11]而Mossberger等人通过数据分析发现，经常收发邮件的网民参与投票的概率，要高出21%～39%。[12]

　　3.文化资本与网络政治参与

　　在《国家精英》一书中，他将文化资本界定为较高等的教育。而在《区隔》中，他进一步将社会资本定义为是社会上层人群所特有的，以显示上层阶级身份的各种风格、品味、行为惯习和态度。在布迪厄看来，文化资本包括具体化、客观化和体制化三种存在状态。[13]其中具体化的文化资本指与身体相关，内化于个体的人力资本，包括个体本身所具有的教育、技能、文化知识及经验的累积;客观化的文化资本是指物质性、符号性的文化产品，如文学作品、绘画、词典、工具等;制度化的文化资本则是指学历证书、学术资格等被社会所公认的、受到制度保护的原始资本形态。其中第一种形式的文化资本最为重要，它是另外两种文化资本的基础，并且与特定的个体紧密相连，如同健康一样，不能通过赠与、买卖等形式实现个体间的传递[14]。

　　亨廷顿断言，社会经济的发展将刺激公民政治参与的热情，其中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教育水平的提高将促进人们对更高水平生活质量追求的愿望和期待，“而如果这些愿望和期待不能得以满足，就会刺激个人和集团投身于政治”。[15]亨廷顿的这一论断，激发了众多学者进一步研究这种推论在不同地区的具体表现，虽然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但是教育因素从此成为研究政治参与的思考框架中不可或缺的结构性因素。

　　与亨廷顿不同，布迪厄认为，教育水平的提高并不一定意味着政治能力的提高。真正影响政治参与的因素，是与人们所处的社会地位相对应的资本构成和资本总量，这种资本占有的差异会对人们的政治行为发生实际的影响，其中文化资本是一种可以赋予权力和地位的累积资本。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包含教育水平，但不能把文化资本等同于教育水平。可惜的是，尽管布迪厄提出了文化资本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问题，然而这方面的实证研究迄今还不多见，有关文化资本的研究，更多集中在社会分层领域的阶级区分、地位获得等问题上。[16]不过，为数不多的对文化资本与政治参与关系的研究，的确发现文化资本与政治参与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关系，文化资本越丰富，政治参与的水平也越高。[17]

　　那么，互联网的兴起，会对文化资本和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发生什么样的影响?互联网的介入，是否会改变文化资本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从理论上来说，文化资本是一种形塑社会阶层边界的力量，具有排斥性特征。人们往往倾向于同与自己拥有相同文化资本、相同价值观的人交流，这种倾向导致了特定文化圈的形成，人们在自己所处的圈子内互动交流，并习惯性地排斥与圈子之外的人进行接触，这不利于拥有不同政治信息及政治观念的人群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对话。而互联网的出现，则为打破这种界限带来了可能。互联网的开放性、去中心化、身体不在场等特征，使传统社会阶层之间的社会界限开始变得模糊不清，拥有不同政治信息、政治观念的人会直接在网络空间中发生碰撞。而这种广泛的信息交流和观念接触，有助于人们重新理解与自己拥有不同政治观念的行动者，并进而重新塑造自己的政治观念。尤其是对于现实中政治冷漠的人而言，互联网对他们接触政治信息、积累文化资本、提升政治兴趣有很大的帮助。我们认为，网络使用将有助于文化资本的累积，并进而促进政治参与。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学界对文化资本与网络政治参与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仍较为匮乏，即使是为数不多的实证研究，也多将文化资本操作化为教育水平或政治知识。有鉴于此，本研究尝试从内涵更丰富的文化资本概念切入，来分析文化资本是如何影响网络政治参与的。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本研究将文化资本定义为“可以帮助个人在社会活动中获得较高地位的文化知识、技能和观念，以及为之庇护的学历程度”。参照布迪厄对文化资本的经典分类，我们将文化资本划分为“具体化的文化资本”和“制度化的文化资本”，其中前者包括政治知识、政治技能和政治观念，后者包括教育程度和政治面貌。

　　政治知识是“储存在个体长期记忆中的关于政治的事实性信息”，这些信息包括政治运作的规则、政体以及当前的重要事务等。[18]政治知识的获得，有助于人们了解自己所需要的政策信息，一般认为，政治知识和政治参与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主观上认为自己拥有较多政治知识的人，更有可能参与公共事务。[19]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

　　假设1：政治知识与网络政治参与具有正相关关系。政治知识越丰富，网络政治参与程度越高。

　　政治技能指公民理解、反思政治事务的能力，以及必要的组织和沟通等能力。具有较高政治技能，拥有更丰富的政治实践经验的行动者，对政治参与往往能够驾轻就熟。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

　　假设2：政治技能与网络政治参与有正相关关系。政治技能越强，网络政治参与程度越高。

　　政治观念是指社会公众对政治体系、政治制度、政治权威以及自身在政治体系中的作用等的认知、情感和态度取向。[20]阿尔蒙德和伏巴在《公民文化》一书中将政治观念划分为参与型政治观念、臣属型政治观念和狭隘型政治观念三种类型。其中，拥有参与型政治观念的人对自己在政治体系中的权利、责任以及效能感均具有较高的认识和评价，因此有强烈的政治参与愿望。拥有臣属型政治观念的人对自己在政治体系中的责任往往具有较为明确的认识，而对权利和行动效能感的认识和评价则很低，这类人更愿意接受和服从执政者对自己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安排，因此对动员式政治活动具有较高的参与度，对自发性的政治活动则基本不参与。而拥有狭隘型政治观念的人对自己在政治体系中的责任、权利及效能感均没有清晰的认识，处于政治体系的边缘地带，政治参与意愿很低。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3：

　　假设3：拥有参与型政治观念的网民，其网络政治参与程度高于拥有臣属型政治观念和狭隘型政治观念的网民。

　　在对文化资本与现实政治参与关系的研究中，大多数研究都发现，教育程度作为文化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政治参与具有正相关性。本研究把教育程度作为制度化的文化资本，考量其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同时，在我国，政治面貌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地位，对政治参与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4和假设5：

　　假设4：教育程度与网络政治参与程度呈正相关，教育程度越高，网络政治参与程度也越高。

　　假设5：党员比非党员的网络政治参与程度更高。

　　(二)变量

　　1.因变量：网络政治参与

　　网络政治参与是本研究的因变量。本研究将网络政治参与定义为公民在网络空间中通过各种方式展开的影响政府决策过程的行为。鉴于网络空间的空间特征及我国政治参与现状，我们在研究中侧重测量网民在网络空间中的主动性政治参与行为，并从表达讨论和行动参与两个维度发展出具体的测量指标，包括“和网友讨论政治话题”、“在网上表达自己对政治议题的看法”、“参与和政府官员的在线交流”、“参加网上投票”、“参与在线抗议活动”、“发帖对社会新闻进行评论”、“参与网上请愿活动”、“在网上对政府工作进行评价”和“给政府部门和单位领导发电子邮件”等9个指标，采用“经常”、“较多”、“一般”、“较少”、“从不”五点尺度李克特量表进行实际测量。

　　2.自变量：文化资本

　　文化资本概念的操作化一直是学界研究中的一个难点。本研究基于布迪厄对文化资本的经典分类，从政治知识、政治技能、政治观念、教育程度和政治面貌五个维度对文化资本进行测量。

　　政治知识和政治参与行为之间的联系，已为部分研究证实。拥有较多政治知识的人更可能参与公共事务，而在现代社会，媒体是公众获取政治知识的主要途径，因此本研究通过“阅读报纸等媒体上的新闻”、“收看电视新闻”和“访问政治新闻网站”3个指标，来间接测量城市居民政治知识的储备程度。

　　政治技能是公民理解、反思政治事务的能力，以及公民持有的必要的组织、沟通等协调能力。具有这些能力的人，往往熟悉政治游戏的规则，对政治参与能够驾轻就熟。本研究通过“我比一般人更了解中国的政治情况”、“我完全有能力参与政治”和“我完全可以胜任领导工作”3个题项，对城市居民的政治技能进行测量。

　　对政治观念的测量，我们参照阿尔蒙德和伏巴对政治观念的划分，并通过“在国家利益面前，个人利益再大也是小的”、“只要是国家的事情，个人都应该义不容辞”、“纳税是为了给国家做贡献”、“一般家庭遇到大事还是应该丈夫说了算”、“在公用场合，多管闲事会惹麻烦”、“政府干部为给熟人办事，偶尔破例也是可以的”、“纳税人有权利讨论政府怎么花钱”和“民告官是正常的”等8个题项，对城市居民的政治观念进行实际测量。

　　教育程度是个人在国民教育体系中所达到的层次和地位，是一种受制度保护的原始性文化资本。本研究通过询问受访者的学历对教育程度进行测量(林南认为，由于理论解释视角的不同，有些人将教育视为文化资本，而另一些人则将其视为人力资本。[21]本研究倾向于将教育视为一种制度化文化资本)。在政治领域中，政治面貌也是一种需要通过学习、规训，最终达到执政者认可，并受到政治体制保护的文化资本，在本研究中，我们通过党员这一政治身份对这种制度化文化资本进行测量。

　　3.控制变量

　　社会学强调，行动者的社会行为需要嵌入到整个社会结构中加以考量。已有的对政治参与行为的研究表明，性别、年龄、民族，以及网络使用等因素，都有可能对网络政治参与有显著影响。例如，男性在政治参与中通常比女性更为主动;[22]年龄则与政治参与呈现出一种倒U型曲线关系，一般在中年时达到峰值;[23]少数民族在主动性较强的政治参与行为中比汉族更为积极。因此，为了更好地解释文化资本对城市居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本研究将性别、年龄、民族和网络使用状况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控制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变量说明见表1。 　(三)数据与模型

　　1.数据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公民网络行为规范及引导抽样调查研究”中的城市居民样本。该调查采取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在天津、长沙、西安和兰州四城市共发放城市居民调查问卷1466份，最后回收有效问卷1190份，有效问卷率为81.2%。其中男性受访者562人，占样本总量的48%，女性受访者608人，占样本总量的52%;样本平均年龄32.5岁(sd=9.5)。

　　2.模型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分析城市居民的文化资本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们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研究假设进行统计检验。模型的数学表达式为：

　　Y=a+■biXi+u

　　其中，Y表示网络政治参与行为，α表示常数项，u表示随机误差项;Xi(i=1，2，…，n)表示自变量政治知识、政治技能、政治观念、教育程度、政治面貌，以及控制变量性别、年龄、民族、网龄、网络使用频率、网络使用时间等，bi表示与自变量对应的回归系数。

　　四、研究结果

　　(一)变量测量

　　1.因变量：网络政治参与

　　在本研究中，我们根据“和网友讨论政治话题”、“在网上表达自己对政治议题的看法”、“参与和政府官员的在线交流”等9个题项，采用“经常”、“较多”、“一般”、“较少”、“从不”五点尺度李克特量表，对网络政治参与进行测量。测量发现，我国城市居民的网络政治参与水平总体偏低，除“和网友讨论政治话题”、“在网上发表自己对政治议题的看法”、“参加网上投票”、“发帖对社会新闻进行评论”四项以外，其他五种政治参与行为都至少有40% 以上的受访者从未参与过。我国城市居民参与程度相对较高的网络政治方式主要有“和网友讨论政治话题”、“参加网上投票”和“在网上表达自己对政治议题的看法”三种，经常和较多参与的比例分别达到了19.5%、18.3%和17.2%;而参与程度最低的网络政治方式包括“给政府部门或单位领导发电子邮件”、 “参与网上请愿活动”和“参与在线抗议活动”，较少甚至从不参与的比例分别为78.0%、76.1%和75.7%。这说明我国城市居民的网络政治参与以意见表达和意见交流为主，行动参与的比例很低。

　　为了简化网络政治参与量表的结构，我们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对9个题项进行因子分析，以提取有概括力的新因子。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s)作为抽取因子的方法，以特征值大于1作为选择因子的标准，采用正交旋转法中的最大方差旋转法(varimax method)作为转轴方法，以降低因子的复杂性。由于因子分析的前提条件是观测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因此，在进行因子分析之前，我们先运用 KMO测度和Bartlett’s球状检验方法评估对项目进行因子分析的适当性。经检验，量表的KMO值为0.914，Bartlett’s球状检验的卡方值为8398.031，自由度为36，在0.000(sig=.000)水平上统计检验显著，说明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因子分析共析出1个因子，方差贡献率为67.16%。所有题项的共同度均超过0.5，达到因子分析的要求(见表2)。对量表的信度检验，采用分析量表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数方法进行。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38，说明网络政治参与量表具有很高的内部一致性。

　　表2 网络政治参与因子负荷矩阵(N=1153)

　　2.自变量：文化资本

　　(1)政治知识

　　本研究采用“经常”、“较多”、“一般”、“较少”、“从不”五点尺度李克特量表，对网民的政治知识进行测量，测量借助“阅读报纸等媒体上的政治新闻”、“收看电视新闻”和“访问政治新闻网站”3个指标进行。测量发现，受访者通过传统媒体获取政治知识的比例，明显高于从互联网获取政治知识的比例。经常和较多通过“阅读报纸等媒体上的新闻”和“收看电视新闻”的受访者分别为52.3%和58.6%，而经常和较多“访问政治新闻网站”则只有 32.0%，说明目前我国城市居民，还是更倾向于通过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来获取政治知识。

　　为了简化政治知识量表，我们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对3个题项进行因子分析。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抽取因子，以特征值大于1为选取标准，采用正交旋转法中的最大方差旋转法作为转轴方法。同时，我们采用KMO测度和Bartlett’s球形检测来评估对项目进行因子分析的适当性。经检验，量表的KMO值为0.638，Bartlett’s球状检验的卡方值为760.216，自由度为3，在0.000(sig=.000)水平上统计检验显著，说明可以进行因子分析。因子分析只析出一个因子，方差贡献率为64.416%，所有题项的共同度均超过0.5，达到因子分析的要求(见表3)。对量表的信度检验，采用分析量表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数方法进行。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14，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可以接受。

　　表3 政治知识因子负荷矩阵(N=1161)

　　(2)政治技能

　　为了了解我国城市居民的政治技能，本研究采用李克特量表，从完全同意到完全不同意五点尺度，借助“我比一般人更了解中国的政治情况”、“我完全有能力参与政治”和“我完全可以胜任领导工作”3个题项，询问受访者的政治技能。测量发现，在3个题项上，选择完全同意的受访者均不到10%，即使加上比较同意的受访者，也均不到30%，而选择一般的受访者均接近甚至超过50%，说明我国城市居民对自身政治参与能力的评估普遍不高。

　　为了简化政治技能量表，我们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对3个题项进行因子分析。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抽取因子，以特征值大于1为选取标准，采用正交旋转法中的最大方差旋转法作为转轴方法。同时，采用KMO测度和Bartlett’s球形检测来评估对项目进行因子分析的适当性。经检验，量表的KMO值为0.641，Bartlett’s球状检验的卡方值为664.080，自由度为3，在0.000(sig=.000)水平上统计检验显著，说明可以进行因子分析。因子分析只析出一个因子，方差贡献率为62.770%，所有题项的共同度均超过0.5，达到因子分析的要求(见表4)。对量表的信度检验，采用分析量表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数方法进行。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03，说明政治技能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可以接受。 　表4 政治技能因子负荷矩阵(N=1168)

　　(3)政治观念

　　本研究对政治观念的测量，主要参考了杨宜音对公民意识的测量指标，[24]采用从完全同意到完全不同意五点尺度李克特量表，对政治观念的8个题项测量发现，“在国家利益面前，个人利益再大也是小的”、“只要是国家的事情，个人都应该义不容辞”和“纳税是为了给国家做贡献”3个题项中选择比较同意和完全同意的受访者均超过50%，说明我国城市居民对国家有较强的认同感，认为个人应当优先服从国家利益;在“一般家庭遇到大事还是应该丈夫说了算”、 “在公用场合，多管闲事会惹麻烦”和“政府干部为给熟人办事，偶尔破例也是可以的”3个题项中，选择比较同意和完全同意的受访者都接近或超过30%，说明目前我国城市居民中仍有很大一部分人对公共事务持有一种较为消极的态度;在“纳税人有权利讨论政府怎么花钱”和“民告官是正常的”2个题项中，选择比较同意和完全同意的受访者都超过了50%，说明目前我国城市居民中至少有超过一半的人，认为自己有权利参与公共事务。

　　为了简化城市居民政治观念的结构，我们对量表中包含的8个题项进行因子分析，以提取有概括力的新因子。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以特征值大于1作为选取因子标准，因子旋转采用正交旋转法中的最大方差旋转法。并采用KMO测度和Bartlett’s球形检测来评估对项目进行因子分析的适当性。经检验，量表的KMO值为0.706，Bartlett’s球状检验的卡方值为2008.060，自由度为28，在0.000(sig=.000)水平上统计检验显著，说明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因子分析共析出3个因子，方差贡献率分别为26.989%、20.043%和19.633%，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66.665%，除“一般家庭遇到大事还是应该丈夫说了算”一题的共同度为0.473外，其余所有题项的共同度均超过0.637，达到因子分析要求(见表 5)。

　　根据因子分析的结果及各因子题项的含义，我们分别为3个因子命名。命名因子1为“臣属型政治观念”因子，包括“在国家利益面前，个人利益再大也是小的”、“只要是国家的事情，个人都应该义不容辞”和“纳税是为了给国家做贡献”3个题项。具有这种政治观念的人，在面对公私冲突时，往往愿意接受执政者对自己的政治安排，倾向于服从权力而牺牲个人利益。命名因子2为“参与型政治观念”，包括“纳税人有权利讨论政府怎么花钱”和“民告官是正常的”2个题项。具有这种政治观念的人，对自己在政治体系中的权利和责任均具有较高的认识，在面对公私冲突时，能够以契约精神处理公私关系。命名因子3为“狭隘型政治观念”，包括“一般家庭遇到大事还是应该丈夫说了算”、“在公用场合，多管闲事会惹麻烦”和“政府干部为给熟人办事，偶尔破例也是可以的”3个题项。具有这种政治观念的人，通常不能以契约精神处理关系，不讲权利义务，只在意关系亲密程度。

　　对量表的信度检验，采用分析量表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数方法进行。3个因子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796、0.650和0.543，整个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684。说明“狭隘型政治观念”因子的信度系数偏低，而“臣属型政治观念”因子、“参与型政治观念”因子和整个政治观念量表的内部一致性尚可以接受。3个因子所包含的项目在相应因子上的负荷除“一般家庭遇到大事还是应该丈夫说了算”一项为0.629以外，其余各项均在0.70以上，说明量表的结构效度良好。

　　(4)教育程度和政治面貌

　　本研究分别对受访者的教育程度和政治面貌进行了测量，其中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占54.2%，专科及以下的占45.8;党员占28.5%，非党员占71.5%。

　　(二)文化资本对城市居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

　　为了检验本研究提出的5个研究假设，梳理文化资本对城市居民政治参与的影响，我们以网络政治参与为因变量，以政治知识、政治技能、政治观念(包括臣属型政治观念、参与型政治观念、狭隘型政治观念3个维度)、教育程度和政治面貌为自变量，同时引入性别、年龄、民族、网龄、网络使用频率和网络使用时间为控制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在所有变量中，政治知识、政治技能、政治观念(包括臣属型政治观念、参与型政治观念、狭隘型政治观念3个维度)、年龄、网龄、网络使用频率和网络使用时间为定距变量，性别、民族、教育程度和政治面貌为分类变量。我们先对分类变量进行虚拟变量处理后引入回归方程。其中性别以女性为参照，民族以少数民族为参照，教育程度以大专以下为参照，政治面貌以非党员为参照。回归分析结果见表6。

　　从表6可见，模型的削减误差比例为21.7%，且达到了显著性水平(p<0.001)。从具体变量的影响作用来看，6个控制变量中，性别、网龄和网络使用频率对网络政治参与有正向作用，说明男性的网络政治参与程度高于女性，网龄越长、网络使用越频繁，网络政治参与程度也越高;年龄、民族和网络使用时间对网络政治参与的作用方向为负向，说明年龄越大，网络政治参与程度越低，汉族比少数民族更少参与网络政治，网络使用时间越长，网络政治参与程度越低。但是，6个控制变量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作用均不显著(p>0.05)。

　　在政治知识、政治技能、政治观念(包括臣属型政治观念、参与型政治观念、狭隘型政治观念3个维度)、教育程度和政治面貌5个自变量中，除教育程度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作用不显著外，其余4个自变量均影响显著。其中政治知识和政治技能对网络政治参与有正向影响，说明政治知识越丰富，政治技能越强，网络政治参与程度越高。政治面貌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为负向，说明党员的网络政治参与程度比非党员要低。比较3个自变量的标准回归系数，可以发现，政治知识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最大，政治技能其次，政治面貌最小。

　　从政治观念3个维度与网络政治参与的关系来看，臣属型政治观念对网络政治参与的作用方向为负向，而参与型政治观念和狭隘型政治观念的作用方向均为正向。比较三个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参与型政治观念的影响作用最大，狭隘型政治观念次之，而臣属型政治观念的影响作用最小。这意味着，拥有参与型政治观念的网民，其网络政治参与程度高于拥有狭隘型政治观念和臣属型政治观念的网民，越是拥有参与型政治观念，其网络政治参与程度越高，而越是拥有臣属型政治观念，网络政治参与程度越低。 综合5个自变量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作用，本研究的假设1、假设2和假设3均获得证实;而假设4则没有获得证实，假设5获得部分证实。

　　五、结论与讨论

　　互联网浪潮已席卷全球，猛烈冲击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改变和形塑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并引发了包括政治参与在内的社会行为的转变，大大增加了政治参与的不确定性。本研究以文化资本理论为基本视角，对我国城市居民的网络政治参与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文化资本对我国城市居民的网络政治参与有显著影响。研究的主要发现如下：

　　1.我国城市居民的网络政治参与水平总体偏

　　低。在本研究具体测量的9种网络政治参与行为中，即使参与比例最高的行为，经常和较多参与的比例也不超过20%，而参与程度最低的网络政治方式，较少甚至从不参与的比例则达到了78%。总体而言，我国城市居民网络政治总体参与水平不高，并且以参与网络政治意见表达和交流为主，网络政治行动的参与比例很低。

　　2.人口特征和网络使用变量对网络政治参与没有显著影响。性别、年龄、民族等人口特征变量和网龄、网络使用频率和网络使用时间等网络使用变量，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均不显著。

　　3.文化资本对网络政治参与有显著影响。本研究从具体化文化资本和制度化文化资本两个方面切入，定量分析了文化资本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作为具体化文化资本的政治知识、政治技能、政治观念，以及作为制度化文化资本的政治面貌，都对网络政治参与有显著的影响;不同类型的文化资本对网络政治参与有不同的影响，与制度化文化资本相比，具体化文化资本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作用更为显著。

　　国内外学者对网络政治参与的研究，也有与本研究类似发现。例如李亚妤通过对我国沿海发达地区网民网络政治参与的调查发现，网民对参与网络政治普遍缺乏热情和积极性，存在着数量庞大的网络政治“冷漠者”和“隐形人”，网络政治参与水平不高。[25]Gibson等人在英国的研究发现，尽管白人女性的线下政治参与程度低于男性，但在网络空间中，政治参与并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异。Schuefele等人发现，无论是网络的娱乐休闲使用，还是信息使用，对政治参与都没有显著的影响。[26]Quintelier等人发现，网络使用时间对青少年的政治参与并无直接影响。[27]这些均与本文的研究发现基本一致。我们认为，人口特征变量和网络使用变量之所以对网络政治参与没有显著影响，相当程度上是因为互联网作为一个复合媒介呈现出来的全新的二元交织时空结构和时空特性，转变了网络行为的行为逻辑。[28]由于互联网的推动，现实社会生活中有着确定物理和社会边界的区域化行为场所，正越来越被物理地点缺场的虚拟场所取代，从而造成场所边界的模糊甚至消失，由此，人们在网络空间的社会行为，也成为一种发生在边界之上或者说跨越边界的活动，并呈现出一种不确定、跨边界、碎片化的特征，从而导致对现实政治参与来说十分重要的人口变量和媒介使用变量的影响作用，变得模糊和不确定。Polate认为，尽管网络使用大大增加了获取政治信息的可能性和便捷性，但并不一定导致政治参与的增加，[29]因为获取政治信息与政治参与行为之间仅仅是一种间接相关，网络使用程度的增加并不必然导致政治参与行为的增加。

　　文化资本与网络政治参与的关系，是本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本研究发现，作为制度化文化资本的教育程度虽然对网络政治参与有正向影响，但其影响作用并不显著。在对现实政治参与的研究中，有关教育程度与政治参与的关系，国内外学界的观点并不一致。例如亨廷顿认为，教育水平的提高，会提高人们的愿望和期待，从而刺激人们投身于政治。而布迪厄则认为，不能把文化资本简化为教育水平，教育水平并不等同与政治能力，教育水平的提高并不必然意味着政治能力的提高。本研究的发现，与布迪厄的观点更为一致。这意味着，文化资本比单纯的教育程度能够更好地解释网络政治参与。同时，作为制度化文化资本的政治面貌虽然对网络政治参与影响显著，但政治面貌对网络政治参与的作用方向为负向。我们认为，这可能与我国的政治体制有关，在我国，党员这一政治身份，使他们比非党员更倾向于选择制度内政治渠道而非网络渠道参与政治生活。

在本研究中，与制度化文化资本相比，具体化文化资本对城市居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作用更为显著。金桥对上海居民文化资本与政治参与关系的研究也有同样的发现。为什么具体化文化资本的增加对政治参与程度的提高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金桥提出了工具性解释机制。他认为，随着具体化文化资本的增加，人们更倾向于通过各种政治参与渠道表达自己的意见、维护自身利益，各种渠道都只是人们为达目的而可能选择的工具手段，无论这种渠道是否容纳于现存的制度框架内。[30]我们认为，在文化资本与网络政治参与的关系中，不仅工具性机制在起作用，观念性机制也同样在起作用。一方面，具体化文化资本有助于提升人们的网络政治参与意愿和参与能力，具体化文化资本拥有程度越高，越有能力有效运用各种渠道和工具表达政治意见，参与政治行动;另一方面，政治观念的差异会导致网络政治参与方式和参与程度的差异，越是拥有参与型政治观念的行动者，其网络政治参与程度越高，而越是拥有臣属型政治观念的行动者，其网络政治参与程度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