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德国的“政治笑话”

　　1940年，一部电影有力搅动了希特勒势头最盛的“第三帝国”，被全世界观众奉为“时代性的喜剧经典”。

　　一战上台的托曼尼亚王国独裁者辛格尔因大肆扩张而导致战乱不断、民不聊生。同时，他大搞阴谋政策，煽动民众对犹太人的敌对与仇恨。被征入伍的犹太人理发师查理(卓别林饰)被迫逃离边境。然而因为查理和大独裁者辛格尔容貌酷似，而被驻守在这里的军队误认为辛格尔，而对他进行了高级的礼遇和招待，并请他发表演说。查理趁机做了一场“为自由而战斗”的演说，说出了他的——也是人民的心声：“独裁者会死去，他们从人民手里夺去的权利即将归还人民”。

　　这部影片就是赫赫有名的《大独裁者》。卓别林在自导自演喜剧中，将人物造型非常明显地向希特勒靠近，以亨克尔暗喻纳粹头子希特勒，并巧妙地通过个人演说对他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和鞭挞。

　　这部电影二战时期推出，在德国遭到禁演，然而希特勒本人坚持要看，而且是一个人看。第二天晚上，他又看了一遍(也许不止)，又是一个人，看完之后他一言不发。而《大独裁者》在全球范围内所受到的追捧，正是因为它揭露了当时独裁政治可笑的一面，用一种滑稽的幽默感稀释了看似不可撼动的极权统治。

　　无独有偶，德国导演鲁道夫·赫尔佐格写成的《希特勒万岁，猪死了》，是一部关于第三帝国记忆的著作，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极权主义的起源，兴盛及至覆灭。

　　哲学家阿多诺说，希特勒使德国人失去了笑声。但是，当时的德国确实没有了笑声吗?在赫尔佐格看来，这仅是看到了大众社会的死水微澜表象，而潭底深处，始终波动着笑声与泪影的纠缠混合。

　　“万岁——希特勒!”

　　1919年9月12日，阿道夫·希特勒穿过灯光昏暗、垃圾成堆的赫仑大街，走进同样昏暗、同样肮脏的慕尼黑斯特纳克勃劳啤酒馆。啤酒馆里即将举行一场小小的政治集会，是一个叫做“德国工人党”的小党组织的，集会快结束时，沉闷半天的希特勒开口发言，把一个教授驳斥得哑口无言落荒而逃。他的演讲才能震惊四座，也引起了德国工人党主席德莱克斯勒的关注，他邀请希特勒加入德国工人党。

　　4天后，希特勒加入了这个当时还藉藉无名的小党。很快，他赢得了很多工人和居民的崇拜，并取得了这个小党的最高领导权，德国工人党由他一手发展成为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并以其缩写字母的拼音“纳粹”而闻名于世。

　　1933年1月，刚刚阴谋策划推翻了执政57天的施莱彻尔内阁的希特勒，从总统兴登堡的手里接过了总理的印章，他梦寐以求的“第三帝国”终于诞生了。这个昔日因为学习成绩太差而被迫合影只能站最后一排、喜欢画画却无缘美术学校的人，发誓要建立一个前无古人“永世不衰”的新帝国。

　　当时的德国经济凋敝、民生困苦、社会动荡。6600万人口中，几乎一半挣扎在饥饿和贫困线上，失业人数更高达600万。在国际上，德国不仅在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中受创最深，而且还饱受英、法等战胜国的挤压，是一个地位低下的战败国，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正常国家。

　　新官上任的希特勒用对内对外三把火拯救了水深火热中的德国人民。他把对内的第一把火，烧向了消灭失业现象。在纳粹当局的努力下，到1938年，德国失业率降到了1.3%，而同期美国失业率为1.89%，英国为8.1%，比利时为8.7%，荷兰为9.9%。第二把火，烧向了几乎停滞的经济状态。从1932年到1937年，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102%，国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第三把火，是重建社会保障体系、落实社会福利政策。他上台后大力推行社会保险制度，增加和提高国民的社会福利，在通过“劳动美化活动”来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和劳动环境的同时，还扩大了职工的有薪休假制度。

　　希特勒对外烧的第一把火是秘密重整军备。1935年，德国实行陆军普遍征兵制，并正式成立空军，接着又大造军舰和潜艇。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就使德国的空军力量超过英国，陆军力量也超过法国。到1939年入侵波兰时，德国已经成为欧洲军力最强大的国家。第二把火，是收复失地和和平扩张。希特勒上台后，经过一番折冲，不仅收回了萨尔地区、派兵占领了莱茵兰，而且在1938年3月让奥地利“回归”德国后，又把有350万人口的捷克苏台德地区纳入了德国版图。第三把火，则是通过举办1936年柏林奥运会，以最隆重的仪式，在德国人面前向全世界宣告了德国的重新崛起。

　　希特勒上任后的内外三把火，烧得如此漂亮，德国人当然有理由为身边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成就而自豪。加之希特勒是个素食者，不喝酒、不抽烟更不闹绯闻，从没有为自己的享乐乱花过纳税人的钱，让不少德国人感动得简直要用高尚纯洁来形容元首了。被视为“德国大救星”的希特勒，接受再多的狂热拥戴、绝对服从和无条件支持，似乎都不为过。

　　有一个值得一提的细节，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希特勒亲自担任柏林奥委会大会总裁，他下令用16吨铜铸了一座奥林匹克巨钟，建筑了一座高达70米的希特勒钟塔，一座能容纳10万人的运动场，一个可容纳2万名观众的游泳池，并修建了比美国洛杉矶奥运会更豪华的奥运村。1936年8月1日，在德国柏林举行第1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上，希特勒宣布开幕。会场上飘扬着纳粹旗帜，德国运动员通过主席台时，行纳粹礼，高呼“万岁——希特勒!”德国第一次通过电视播放了奥运会比赛盛况。

　　“找乐儿”的“无害笑话”

　　“希特勒万岁”很快成为了全体德国人的“新习惯”。一句套语“希特勒万岁”，加上一个摊开手心伸展至眉梢的动作构成的问候，成为德国人在任何场合下的标准用语。

　　时任纳粹宣传部长的戈培尔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宣称：“西方民主制度太腐朽了，多党制与德国人民的利益格格不入，必须禁止一切政党蛊惑人心的宣传。”随着多党制的被禁止，德国国会也就变成了纳粹党一家的讲坛。

　　专制独裁的阴影席卷德国。

　　英国记者李特尔根据他在全世界的采访经验，指出：“专制社会盛产幽默”，“也许，正是因为见识过痛苦，才更能理解人们为什么需要找乐儿”。他说，“幽默还能帮助人们理解自己所处的困境。在不自由的社会，也能给人带来一点点自由感”。更重要的是，“面对困境，人们经常从幽默中寻找庇护，将幽默作为抵御进攻的防守”，“独裁者、威权领导人可以抵挡批评、仇恨、斥责，但是，奚落、嘲笑，具有强大的侵蚀作用”。

　　聪明的德国人在接受“新习惯”的同时，也学会了从令人窒息的“铁屋”中撬开一道缝隙，不少“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很快成为笑话的靶子：

　　图勒斯和夏尔穿过一个养牛场，图勒斯踩到一堆牛粪，差点跌倒。他举起右手大声说：“希特勒万岁!”夏尔对他说：“你疯了吗?你在干啥呀，这里又没有人在看。”图勒斯说：“这是规定，你每到一个新地方，都必须说‘希特勒万岁’。”

　　希特勒访问一个疯人院，所有的病人都向他行希特勒礼。希特勒看见一个人没有举手行礼，就问：“你为什么不像别人那样行礼?”这个人回答道：“报告元首，我是服务员，不是疯子。”

　　德国社会涌现出不少关于戈培尔的笑话：因为戈培尔相貌像犹太人，个子矮小，被德国民众叫做“米老鼠”;他说话装腔作势，被叫做“有毒的矮子”;他因为是平脚底，还被叫做“侏儒怪”。他爱撒谎，德国人因此编出笑话：

　　戈培尔有自卑症，去看心理医生。医生说：“你每天站在镜子前15分钟，不断对自己说，我重要，我重要，世界离不了我。这样就可以治愈你的毛病了。”戈培尔对医生说：“你这个法子不管用，我对自己说的话一个字都不相信。”

　　党魁戈林因为肥胖而被叫做“肥厚”。德国人这样作践他：

　　戈林有一次在柏林散步，见到一群孩子在用泥巴和马粪塑人像。戈林问“这是谁的像?”“是戈培尔博士和雷伊博士。”“要不要也塑一下戈林的像呢?”“不行，没有这么大的一堆马粪。”

　　这个时期，普通德国人的笑话还谈不上政治反抗，不过是对纳粹政权某些滑稽可笑的现象，如纳粹的衣着、行为、习惯、希特勒敬礼、纳粹领导人物的外貌和嗜好等等的“无害取笑”。即使是针对一些头面政治人物的，也只是揶揄和嘲笑他们的个人缺点或人性弱点。这些缺点或弱点别人也有，只是因为出现在“领导人”身上，才显得特别惹人注目。因此从本质上来说，这样的笑话是非政治的，对纳粹统治并无大碍，所以惩罚并不严厉。

　　1939年战争开始，德国的扩张非常顺利，几乎没有付出血的代价，德国人的笑话并不涉及纳粹的战争罪行，而是指向因为国家军费开支而造成的人民负税加重：

　　天主教徒说“早晚都要祷告(pray)”，而国社党人则说“每天早晚都要交税(pay)”。

　　4年计划要求木柴有更重要的用途，德国人用什么取暖?答案是，用希特勒头脑里的蜘蛛网新型布料做衣服，网是戈培尔吹出来的，线是德国人的耐心纺成的。

　　有一个人要自杀，先用绳子上吊，无奈绳子质量太差，断了。他又把头伸进煤气烤箱里，但下午2点到5点没有煤气供应。他只好靠粮食定量过日子，这个方法十分灵验。

　　到德国节节失利、由攻势转为守势时，纳粹对笑话的管制更加严厉了。德国人说话越来越小心，对陌生人并不敢轻易开口说话。即便如此，纳粹也无法使笑话完全禁绝，而且有了战争失利的内容：

　　希特勒打败法国后，站在英吉利海峡，心想进攻英国为什么这么困难。这时摩西突然出现，说：“如果你没有残害我的人民，我本可以告诉你我变红海为通途的诀窍。”希特勒命令他的卫兵抓住摩西严刑拷打逼他说出诀窍。摩西说：“我只是用了上帝给我的杖，海水便分开成为道路。”希特勒吼道：“你的杖呢?”摩西说：“在大英博物馆收藏着呢。”

　　当战争后期德国的一切物质供应几乎已经不存在时，民众制造出这样的笑话：

　　希特勒与戈林、戈培尔和食品部长培克开会，希特勒问戈林：“我们的飞机和燃料还能维持多久?”戈林答道：“报告首长，5年。”“宣传还能让人民就范多久?”戈培尔答：“报告元首，10年。”希特勒又问培克：“食物供应还能维持多久?”“报告元首，够吃20年。”希特勒非常高兴，说：“那么战争还能进行得更久一些。”培克举起手忐忑不安地对希特勒说：“我的意思是够我们四个人。”

　　在赫尔佐格看来，类似上面这些普通德国人的笑话，并不是政治抵抗，那“不过是释放民间怒气的阀门。人们在家附近酒吧里或街上说笑话，因为他们想得到片刻的纾解，出出气。这是符合纳粹领导利益的。……许多德国人知道纳粹统治黑暗的一面，他们对纳粹用法律逼迫他们做这做那也不满意，对党内大头目一面自己生活奢侈、一面武断规定人民的生活方式有所抱怨。但这些都没有转变为反纳粹的抗议。那些说说笑话出出气的人们并没有上街或用其他方式抗议纳粹的领导。”

　　当时，纳粹虽然有禁止危害国家安全言论的法律条文，但执行并不严厉，只是到了战争后期德国败局已定时，政府对公开说笑纳粹的人士才采取严厉的惩罚手段，但判死刑的例子仍是少数。说笑话在纳粹德国毕竟不算太危险的事，所以赫尔佐格认为，德国人的“‘耳语笑话’与其说是‘代表’，还不如说是‘代替’了社会良心和个人勇气”。

　　说笑的代价

　　在压迫性制度下，虽然对政治玩笑的惩罚有重有轻，但说政治笑话不会是一件没有危险的事，因为谁都难以预料什么时候看起来不那么危险的玩笑会一下子就变得严重起来。有这么一个段子：

　　二战结束后30年，东德国家元首瓦尔特·乌布里希和西德总理威利·布朗特有一次在会晤时交谈。

　　“布朗特先生，可有什么爱好?”

　　“我收集人们开我的玩笑。你呢?”

　　乌布里希答道：“我收押开我玩笑的人们。”

　　事实上，仅仅从说笑话者方面来看待玩笑，便容易忽略专制制度中手中握有绝对权力的那些人——领袖、政客、法官、警察、官僚——会如何看待玩笑。哪怕本来只是逗笑取乐、苦笑度日的消遣，一旦被他们视为危险的反动言论或者是来自敌对势力的攻击、破坏和颠覆，那么，再无害的玩笑也还是会带来严重的后果。1933年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他在建立自己的政权之后，大力发展其独裁统治，纳粹德国在各个方面专制程度不断加强，反纳粹笑话也被视为犯罪行为。

　　纳粹用“法制手段”来禁止政治笑话，1933年即指定了“禁止对国家和党的背叛攻击和保卫党的一致的法令”，把对领导人的笑话统称为“叛国”，违者轻则遭警察骚扰，重则遭逮捕、监禁，甚至处死。在纳粹秘密警察“对批评和不满的详细报告”中包括对政治笑话情况的收集。

　　但研究发现，事实上那段时间很少有德国人因为说政治笑话而被判刑，在私人之间说政治笑话被告发的人当中，有61%是给予警告后释放的，人们用“酒后失言”作为常用开脱之词，也有以罚款了事的;有22%是判刑的，但刑期一般是5个月以下。

　　直到1941年，随着二战形势的逆转，德国法西斯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希特勒的统治危机重重。为稳住自己的统治地位，希特勒对社会方方面面、各个角落的管控手段也随之变得空前严厉。在纳粹德国，政府权力渗透到人们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对于可能涉及到政治威胁的民间笑话亦不例外，人民感受到来自政府权力的压迫比以前更多种多样，无处不在。柏林秘密警察一份题为《谣言、政治笑话和民间幽默》的报告写道：“无论是否为诋毁性的笑话必须一律禁止”，诋毁性的笑话包括集中营笑话、战争事件笑话、宣传的笑话、防空掩体笑话、盟国意大利和敌国英国的笑话。对于讲笑话者的责罚，也变得空前严重。

　　随着死刑判决的增加，人们开批评政权的玩笑时倍感威胁。有时候，人们不得不说一种“不说话的笑话”。

　　一位表演者戴着口罩走上舞台，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来，一言不发几分钟后站起身来，走下舞台，依旧一言不发。报幕者宣布：“今天表演节目的政治部分到此结束。”还有一个表演，描述了街车上发生的事情，两位乘客互相用手比划，模样非常古怪，然后突然停下来一阵大笑。一位坐在他们对面的乘客问另一位：“他们这是在干什么?”另一位乘客回答：“他们是在说政治笑话。”

　　纳粹官方报告里，还不止一次提到这个笑话：

　　在教堂前方的墙上并排悬挂着希特勒和戈林的画像，中间留着一些空。老师问：“这空里要放什么呢?”一个学生站起来说：“放一张耶稣的像，圣经里说，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时，两边有两个罪犯。”

　　在一份1933年的盖世太保和特别法庭记录里，讲这个笑话是轻罪。但到1944年，一位对纳粹持批评态度的天主教士穆勒说了一个类似的笑话后，被法院判处了死刑。穆勒之所以因为这个笑话被判死刑，是因为他在教堂里劝导年轻教徒在政治上不要像当时大多数的德国青年那样随大流盲目激进，他曾在家里接待来自波兰的劳工，还公开怀疑德国能否打赢这场战争。

　　综观纳粹德国所出现的种种政治笑话，赫尔佐格认为，早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许多德国人就已经察觉到了希特勒和纳粹可笑的一面，只是装作看不见而已，而今天当后代德国人会觉得希特勒滑稽可笑，是因为历史已经剥去了希特勒的“神灵面具”和“伟人光环”。而打破这种幻觉，不仅需要揭露他的邪恶，而且还需要看到他的可笑。

　　随后不断出现的关于希特勒以及纳粹的种种玩笑，恰恰是平民们将看到的这些伟人滑稽可笑的一面以幽默的方式揭示出来，从而也就将统治阶层与被神化了的伟人拉开了距离。对个人来说，这也许只是通往精神自由的一小步，但对整个国家来说，却在摆脱盲目崇拜和奴役顺从的道路上跨出了最艰难的第一步。

　　作者：田惠东 来源：时代人物 2016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