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大转机

　　“文化大革命”进行10年之后，中国政治在1976年发生重大转机。引起这个转机的，是粉碎“四人帮”这件大事。

　　1976年，中国社会在经历1975年各方面整顿之后，因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而重陷困局。这年接连发生一系列政治、社会乃至自然界的事件，局势变得更加紧张和扑朔迷离，同时也带来不少变数。

　　周恩来病逝

　　周恩来病逝，是1976年的第一件大事。他在民众心中具有极大的人格魅力，也是困局之中人们的希望所在。邓小平遭到批判之后，周恩来又去世，人们除了悲痛外还格外伤感和失望。政治上，他的逝世使高层人事问题更加凸显。“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央日常工作一直由周恩来主持。他病重后，1975年初，毛泽东同意由复出不到两年的邓小平代周恩来主持工作。这年秋冬，曾经支持邓小平的毛泽东对他产生怀疑和不满，不能容忍邓小平领导各方面整顿、有限改易“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政策，决意“批邓”。对邓小平失望之后，由谁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一时主意未定。周恩来去世后，国务院总理一职首次空缺，使得这一问题变得迫切。

邓小平主事期间，以江青为代表的“文革”派被毛泽东批评为“四人帮”，一度受到抑制。毛泽东批邓之后，“四人帮”重启势头。按照排名，王洪文是位列周恩来之后的中央副主席，张春桥是位列邓小平之后的副总理。虽然王洪文已失去毛泽东的信任，但张春桥却颇得毛泽东赏识和倚重，“四人帮”觊觎在这轮人事安排中获取更大权力。出人意料的是，毛泽东既没有选定张春桥，更没有看上王洪文，而是提议既非常委又在副总理中排名第六的华国锋出任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1976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决定华国锋出任代总理的通知。当时中央有王洪文、叶剑英两位副主席，华国锋是以政治局委员身份出任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在中共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毛泽东这样安排人事是否还要对华国锋观察一段，不得而知，但是对“四人帮”却是一个很大打击。“四人帮”大为不满，但又不能发作，只有张春桥在私下所写的“有感”中发泄了对华国锋的不满。这意味着以江青为代表的“文革”派把高层权力较量的目标对准了华国锋，从而埋下新的权力角逐的伏笔。

　　“四人帮”在高层树立自己的新对立面，在底层也不断积怨。历经“文化大革命”，人们已经抱有怀疑甚至抵触，更多人对“四人帮”心生厌倦。周恩来逝世后，“四人帮”以简化治丧仪式为由加以限制甚至禁止，控制表达哀痛和纪念的舆论，更加引起民众内心愤懑。这种不满到清明节前后终于爆发，北京和其他一些城市的民众自发举行活动，悼念周恩来，抗议“四人帮”，酿成天安门事件。天安门事件最终在强力压制下得以平息，但它的政治含义却十分深刻。如此大规模的民众自发的公开抗议，1949年以来还是第一次。这场后来被称为“四五运动”的民众抗议，事实上还得到了包括中共元老和老干部在内各个阶层人士含蓄的同情。

　　华国锋任总理

　　天安门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提议政治局通过两个决议：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设立第一副主席，在中共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华国锋进一步确立了在高层的地位。

　　华国锋接手中央日常工作之后，一方面要进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另一方面要维系经济和社会最基本的运行。他竭诚拥护毛泽东思想和路线，但行事风格比较稳健和务实，意识形态色彩较淡，希望维持基本稳定的局势。“四人帮”鼓动“批邓”运动，凭借在高层的地位和掌控的舆论工具，层层揪“走资派”，插手一些部门和地方事务，局势陷入新的混乱，生产和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对华国锋和处于政府事务一线的国务院领导人来说，“四人帮”无疑是极大的掣肘因素。这时的毛泽东健康状况已经恶化，进食和行走都很困难，见人不易。4月30日，借陪同外宾见毛泽东之机，华国锋向毛泽东汇报一些地方的问题。毛泽东写下几句话：“慢慢来，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这几句话，尤其是最后一句话，后来被解释为华国锋继位的政治依据。

　　国内局面愈来愈严峻。“四人帮”推动的“批邓”运动，导致工业和交通运输生产的急剧下滑，商业亏损，农业减产，财政紧张。7月6日，朱德病逝。28日，河北唐山、丰南一带发生7.8级强烈地震，民众生命财产遭受极为严重的损失。天津、北京也受到强震影响。8月，华国锋亲为中央慰问团团长赴唐山慰问，安排救灾和生产、生活恢复事宜。“四人帮”却对唐山地震轻描淡写，攻击抗震救灾是“拿救灾压革命”，“压批邓”。“四人帮”愈来愈把华国锋和国务院一些领导人当做权力较量的对手。天灾加人祸，形势更加风雨飘摇。

　　“四人帮”闹事

　　9月9日，毛泽东病逝。举国悲痛的同时，一场围绕最高权力的政治斗争在高层展开。毛泽东逝世当天，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治丧事宜，江青要讨论开除邓小平党籍的问题。江青、张春桥还多次催逼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交出毛泽东处的文件和材料;王洪文的秘书给一些省市自治区打电话，要求有重大问题及时向王洪文报告;“四人帮”掌控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有人给江青写信，提出由江青担任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不仅难以继续容忍江青等人的严重干扰，而且从种种迹象中觉察到他们对最高权力的觊觎和争夺，决心解决他们的问题。

江青等人位高权重，身份和地位都非同一般，尤其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张春桥是毛泽东在意识形态方面最为倚重的人物。解决他们的问题，殊非易事，华国锋必须与政治局其他成员联手行动。华国锋首先想到的是叶剑英、李先念和汪东兴。叶剑英是党内和军中的元老，威望甚高。1967年“二月逆流”事件起，他一直是以江青为代表的“文革”派的对立面。九一三事件后，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1975年又和邓小平联手整顿军队。邓小平被批判后，叶剑英受到牵连。

虽然1976年2月中央一纸通知，他被以生病为由失去主持军委工作的权力，但仍有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合法身份。解决“四人帮”问题，首先必须倚重叶剑英。李先念是政治局委员，一直担任副总理。1971年华国锋调到中央工作，即在国务院与李先念共事;1975年，他们还与纪登奎同为副总理，关系较好。李先念资历颇深，是党内元老，在上层也有相当的人脉，尤其是政治倾向和情感上厌恶“四人帮”。汪东兴不仅是政治局委员，而且长期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并兼任中央警卫局局长、八三四一部队政委，掌管中央枢机的安全，其地位远不是一般政治局成员所能比拟。汪东兴又长期跟随毛泽东，深受毛泽东的信赖，并且与“四人帮”长期有矛盾。解决“四人帮”这样的重大政治行动，倘若没有汪东兴的赞成和支持，几无成功可能。

　　解决“四人帮”问题

　　9月11日，华国锋先到李先念家，谈了“四人帮”在政治局会议发难情况，表示到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时候了。李先念问华国锋是否下了决心，华国锋明确表示已经下了，请他代表自己去见叶剑英，征求叶剑英意见，看采取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问题。

　　14日，李先念去北京西山看望赋闲居此的叶剑英，转达华国锋的意向。事实上，叶剑英一直密切关注时局，对“四人帮”十分警惕，早在毛泽东逝世前就同王震、聂荣臻等分别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毛泽东逝世后第四天，叶剑英还在人民大会堂与汪东兴就“四人帮”问题交换过意见。因此，可以说，他对此早有考虑，并已有酝酿。华国锋的想法，与叶剑英不谋而合。叶剑英很快同华国锋直接面晤，就国内局势和解决“四人帮”问题交换意见。叶剑英的支持，对解决“四人帮”问题起了中流砥柱作用。

　　去李先念家的当天，华国锋还直接找汪东兴谈话。汪东兴态度很明确，表示坚决支持华国锋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

　　华国锋分别同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达成共识后，开始同可能联手的其他政治局成员沟通。据华国锋事后的叙述，9月16日，在国务院会议室，他同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谈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纪登奎表示，对“四人帮”几个人还是要区别对待。其他人没有发言。吴德回忆，这是华国锋在了解他们的态度，为解决“四人帮”问题做准备。这恐怕是唯一一次集体谈解决“四人帮”问题，此后，华国锋都是政治局成员单线沟通。根据当事人的说法，他分别谈话的政治局委员有吴德、陈锡联，候补委员有苏振华。叶剑英也同党内、军内一些元老作了沟通，从9月下旬到10月初，叶剑英先后分别同杨成武、粟裕、宋时轮、陈云、邓颖超、聂荣臻等谈话或传话，告知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向。这样，解决“四人帮”问题，在部分政治局成员和党内军内元老当中取得一致意见。

　　采取什么手段解决“四人帮”问题，是华国锋、叶剑英反复考虑、磋商确定下来的。最初，华国锋在征询李先念、吴德的意见时，吴德曾倾向于以召开会议的方式，投票解除“四人帮”职务。分析的结果，华国锋、李先念、吴德都认为召开政治局会议还有把握，召开全会则把握不大，因为中共十大“四人帮”把不少属于他们派系的人拉入中央委员会，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9月25日，叶剑英到华国锋住地，同他长谈，分析“四人帮”的动向，研究解决“四人帮”的办法。

　　9月29日，华国锋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江青等人以毛远新需要留在中央、准备三中全会为由发难。毛远新是中共辽宁省委书记，1975年9月开始作为毛泽东的联络员，在中央工作。毛泽东逝世后，江青几次向华国锋提出要留毛远新在中央工作，华国锋、叶剑英都认为毛远新已经结束在中央的工作，应该回到辽宁，拒绝了江青的要求。这次会议讨论这件事，多数政治局成员都主张毛远新应该回辽宁，江青等人却大闹不休，致使会议竟耗时4个小时方才结束。华国锋、叶剑英都感到必须尽快解决“四人帮”问题。10月2日，叶剑英找汪东兴谈话，指出形势已经很紧张，“四人帮”不除，党和国家就没有出路。他要汪东兴立即找华国锋谈，加速采取果断措施;还要汪东兴转告他考虑的解决“四人帮”具体设想。汪东兴表示完全同意。当晚，叶剑英直接去华国锋住地，同他谈了具体行动方案。

　　行动方案的具体细节，主要是由华国锋分别同汪东兴、吴德商量，由汪东兴为主组织实施的。具体安排是：一、按照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商定的方案，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通知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到中南海开会，然后实施抓捕;在中南海江青住处抓捕江青、毛远新。中南海的行动，由汪东兴负责。二、同时抓捕“四人帮”在北京的骨干迟群、谢静宜、金祖敏，这个行动由吴德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负责。三、由北京卫戍区部队对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机关以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实行戒备;控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行动，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耿飚负责。为此，华国锋单独召见耿飚，布置了任务。

　　10月6日晚8点开始，由华国锋、叶剑英在中南海怀仁堂坐镇，汪东兴指挥，中央警卫局、解放军八三四一部队战士先后抓捕了前来怀仁堂开会的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同时去中南海丰泽园就地监护毛远新，在中南海春藕斋抓捕了江青。整个行动历时35分钟，未发一枪，未流滴血。吴德、吴忠同时指挥解放军北京卫戍区部队战士抓捕了迟群、谢静宜、金祖敏。耿飚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邱巍高，则率领北京卫戍区部队战士，当晚10点进驻并控制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当晚10点至第二天凌晨，华国锋在北京玉泉山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向与会者通报了抓捕“四人帮”行动的情况。会议作出决议，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推举华国锋为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随后，中央政治局分别召开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打招呼会议，通报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的情况和中央决定。几天后，中央政治局采取措施，派出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到上海，兼任或担任上海党政军领导职务，免去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的职务，很快掌控了这座被“四人帮”控制的城市。

　　粉碎“四人帮”赢得了党政军元老和大多数领导干部特别是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和赞誉。各大中城市的民众纷纷走上街头，游行欢呼，以各种方式表达内心的喜悦和兴奋。10月24日，北京举行首都百万军民大会，庆祝“四人帮”被粉碎和华国锋任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粉碎“四人帮”尽管是一次高层的非程序强力行动，但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它不仅填补了毛泽东去世后最高权力的真空，平稳实现了高层权力的更替，而且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实际上终结了延续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政治动荡和社会混乱的局面，为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提供了最为基本的条件。

　　作者：韩钢 来源：党史文苑 2016年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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