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发展的设想
政治发展是现代政治的核心主题，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起主导驱动作用。中国共产党通过以党建国完成民族—国家构建、以党建制探索民主—国家构建、公平执政推进民生—国家构建有层次地驱动中国政治发展。作为中国政治发展前提、主题与保障的民族国家、民主国家和民生国家的构建，在中国政治发展道路中呈现一种明显的层次性的同时，又有交叠与互动，有时需要同步推进。
人类文明的发展彰显出外在多元分化的同时，也共守财富增长到秩序完善到民生幸福的内在基础结构。如果说劳动和生产技术与方式的进步使得财富增长成为可能，秩序建构与完善则使财富造福民生成为可能，而政治就是在秩序的建构与完善中出场的。鉴于政治对于人类社会宏阔整体与微观个体双向的重要性，有研究者就指出，“人类对于发展和幸福的期待，都会落实于政治的期待，人类建设良好社会的努力，都会落实于政治建设的努力”[1]，其实，对政治的期待可以由政治发展来承载，建设良好社会的努力也可以由政治发展来替代。现代政治是政党政治，不管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这是基本的事实与经验。政党在现代政治发展过程中起着核心主导作用，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强大政党的支持是其政治发展的可靠保障。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政治发展也同样需要一个强大政党来驱动。
中国共产党由于其自身纲领、宗旨、性质、理念、组织与行动等契合历史与现实需要，最终获得了执政党的地位，为其在推动中国政治发展中出场发挥主导驱动作用赢得了正当的理由。从历史政治实践和当今政治发展趋向以及中国特定的发展形势、战略规划、策略选择等共同搭建起来的中国发展的限定性场景来看，我们认为中国的政治发展应该是有层次的适时的政治发展，中国共产党要有效地驱动中国政治发展，就要捏准这种层次性本身及其关联，既不能逡巡不进，也不能狂飙突进，既不能以偏概全，也不能求全责备。
一、前提层次：以党建国完成“民族—国家”的构建
政治发展是统一的整体现代国家，一般以“民族—国家”的形式呈现，因此现代民族国家构建是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的奠基性工程。关于民族国家构建对于政治发展的意义，美国学者派伊认为，政治发展就是民族国家的运转和建设过程，是一种国家政治制度中的民族主义政治形式[2](P54);我国学者谢庆奎也指出“政治发展是在独立民族国家形成和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政治体系的合法化、民主化和现代化的过程”[3]。这都表明，独立统一民族国家的存在是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的前提保证，为国家一切政治发展的可能性创设了空间。
从中国的社会历史发展来看，唐德刚先生认为中国经历了两次巨大的社会转型，一次是从封建社会向帝国社会的转型，一次是从帝国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4](P6)第二次转型开启于鸦片战争时期，并且是在外力冲击下被迫卷入人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在这次被迫的转型中，中国传统的政治体系与国家形态面临解体与崩溃，主要表现为：中央权威分崩离析，内轻外重，权威下移;对外独立主权丧失，任人欺凌，被迫卷入世界体系;传统社会解体，社会呈现碎片化状态[5];随着外力冲击的加强，传统中国主权对内的最高性和对外的自主性逐渐被消解殆尽，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的国家形态，换言之，当时中国的国家形态不是独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形态，甚至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在此情境下，构建独立统一的民族国家，找回主权的最高性与自主性成为最重要的历史性任务，而这一历史性任务软弱的晚清政府无法担当，新兴阶级因其离散性也不能担当，在这种情势之下，以党建国具备了其历史合理性。
正如邹谠所言：“中国20世纪初期，国家在军阀混战中解体，社会中的各个领域的传统制度都在崩溃，日常生活涌现出不少问题不能从传统的思想和常规方法中去解决。在国家生死存亡的时候，一些仁人志士认为只有社会革命才能从根本上克服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和各个领域中的危机。他们看到只有先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党，然后用它的政治力量、组织方法，深入或重建社会国家和各个领域中的组织和制度，才能解决新问题，克服全面危机”[6](P3-4)。任剑涛也认为在中央权威离散、传统社会结构断裂解体、古典帝国终结、社会主导力量无法组建成强大建国联盟的情形下开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构建，没有时间等待各种建国要素齐备后再行建国，因此建国的急迫性呼唤政党来承担起建国的历史责任。 [7]在以党建国这一历史性使命承担过程中，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先后出场，正如王正绪所言，“共产党人以其对中国现实更好的把握和优越的组织力量，被中国民众看作更好的选择”[8]。
的确，凭借以马克思主义及其关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召唤起大众的革命激情与力量、以阶级联合策略解决新兴阶级力量不能单独完成国家建设任务的难题、以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性质规定赢得民众的认同以及将土地分给农民赢得最广大农民的支持，也即凭借对中国现实更好的把握，中国共产党最终成为了中国革命与民族国家构建的领导者，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也宣告中国共产党初步完成了独立统一民族国家的构建，找回了国家主权的最高性与自主性。中国共产党“以党建国”的成功，为中国后期的政治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特定向度出发检视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确实可以得出基本完成判定，但正如不少研究者指出的，中国民族国家建设是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结合，政治认同要求居民在政治法律统一的民族共同体的基础上认同共同体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规范，文化认同要求居民在历史传承的民族共同体的基础上认同共同体的文化品性和文化特质，1949 年新中国的建立大体完成了前一个任务，但后一个任务至今远没有结束。没有后一个任务的完成，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是不完整的、脆弱的。所以，由于民族国家的在场对于政治发展的前提支撑性意义，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政治发展时还要在初步完成独立统一民族国家构建的基础上继续深化推进完整向度上的民族国家构建。
二、主题层次：以党建制探索民主——国家构建
政治发展是当今时代的政治主流话语，但关于政治发展的具体衡量标准的确立，至今依然莫衷一是。在多元各异的具体衡量标准中，将政治民主作为政治发展的一个必要的衡量标准基本上可以取得共识。在国内众多研究者看来，政治民主是中国21世纪政治发展的基本目标、核心主题、主要趋势。确实，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邓小平就曾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9](P168)，党的十七大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这实际上就指明了现阶段中国政治发展的总目标。
与此同时，政治民主能成为我国政治发展的主题与目标，还是与我国整体社会现实相契合的。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发展成熟，改革传统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以民主政治体制继续激发市场经济积极性和创造性的重要性便凸显出来。政党在现代政治中的核心地位决定了政党将直接或间接地决定着整个政治发展的取向、路径与方式。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对中国政治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鉴于政治民主在我国当前政治发展中的关键地位，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政治发展则主要显现为推动中国政治民主的发展。
政治民主，本义便是指公共权力归人民所有，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这是政治民主的本质规定。而任何政治民主都要体现为一定的国家政治制度体系，国家的政治制度体系既是对人民权利的维护与保障，同时也是人民管理国家事务的基本途径与机制。为了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四大民主制度体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些制度体系从多层面、多途径开辟了人民维护民主权利、参与国家事务管理、运行国家权力的制度平台。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以党建制”建立起了落实政治民主的基本制度框架，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的政治发展，虽然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四大民主制度体系在当前都存在诸多漏洞，但在以后不断探索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基础上通过修缮、补益，建立起更优化的制度体系以提高政治民主的质量。这将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
三、保障层次：公平执政推进民生—国家构建
社会的秩序、和谐与稳定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最基本的需要，是政治发展的前提和保证，没有这一前提支撑，中国政治发展的正常推进都很艰难，政治发展的既定目标与层次布局也很可能会因动荡而搁置或者偏离，使政治发展原有的意义与价值归属难以彰显。所以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10](P284)，这确实是清醒而明智的认知。
基于人是现实社会关系的总和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本质上是利益关系的判断，我们可以发现，社会和谐稳定的最根本的内在规定与外显特征都是社会成员之间利益关系的合理均衡，而利益关系的这种合理均衡状态，实际上就是公平状态，所以我们也可以认为社会和谐稳定的最根本的要求就是社会成员之间利益关系的公平，也即利益公平。从反证的角度来看，社会成员之间利益关系的不均衡，即利益不公平便会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胡联合与胡鞍钢在《贫富差距是如何影响社会稳定的?》一文中就认为，贫富差距问题是引发社会不满情绪的根源性问题，是社会和谐稳定的潜在威胁，而且贫富差距问题很可能会诱发违法犯罪活动，容易导致社会结构失衡甚至畸形化发展，削弱国家的凝聚力、社会制度的公正和权威，可以说，贫富差距问题对社会稳定的影响是全面深刻而复杂的。[11]换言之，推进政治发展，需要社会和谐与稳定的撑持，要维持社会的和谐稳定，利益公平是关键。在现代政治社会，“政治权力已经广泛而深刻地干预着经济社会生活，经济社会公平与否往往是由政治公平(包括执政者执政公平和政府施政公平)与否决定的”[12]。
因此，在现代政治社会更需要国家的执政者及施政者公平执政和公平施政，创设公平的制度机制达成社会成员之间合理均衡的利益关系(利益公平)，促进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马克思曾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3](P82)，而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涉及到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这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中可以归结为民生问题，即是说，执政者及施政者可以通过推进民生建设与民生公平，达到利益公平，从而创设出社会的和谐稳定，为政治发展提供保障性环境。
从政治实践与事实层面来看，从胡锦涛《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到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并首次将“民生”写进党代会报告，提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标志着中国民生政治时代的到来，再到不断寻求对住房问题、拆迁问题、贫富分化问题、就业问题、腐败问题、突发性或群体性事件问题等攸关民生问题的公平优良解决，中国共产党也在以切实的理念与举措，主要以公平执政为核心，推进民生国家建设，不断创造与累积社会和谐稳定的资源，保障中国政治发展进路的通畅与平顺。
四、结语：有层次、组合性地推进中国政治发展
政治发展在现代社会政治中拥有核心主题地位，特定场域与时域中的国家会呈现不同的政治发展理论、制度和道路选择。检视中国的政治发展，政党驱动是其基本面相，而且中国共产党主要通过以党建国、以党建制和公平执政来分别驱动民族国家、民主国家和民生国家构建，从而有层次地驱动中国的政治发展。
然而问题在于，分别作为中国政治发展前提、主题与保障的民族国家、民主国家和民生国家构建，在呈现一种明显的层次性的同时，又有交叠与互动，有时可能需要组合在一起推进。所以我们认为中国的政治发展是一种有层次的组合型推进的政治发展。虽然在一定情境下，民族国家构建的完成是民主国家和民生国家构建前提，但大多数情境下，民主国家和民生国家并不具有显著的分立性与层次性，它们在特定时期可能因为政治导向的不同而成为特定时期的政治发展核心，但它们始终不能斥离对方而独自被推进，这就是它们之间的组合性。
从特定向度来看，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是不完整的，所以还需要通过推进民主国家和民生国家构建，为“居民在历史传承的民族共同体的基础上认同共同体的文化品性和文化特质”累积资源与可能性，从而促进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完满收局。
作者：梅立润 来源：湖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5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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