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岸的江青用名字衡量中国政治气候
两个江青从未相见过。
1962年，一个江青38岁，在北京;一个16岁，在香港。
那一年，作为毛泽东妻子的江青得到毛泽东允许，第一次以主席夫人身份亮相，陪同会见印尼总统苏加诺和夫人。翌日，毛泽东、江青和苏加诺夫妇的照片，醒目地出现在了《人民日报》第一版。这是江青在国人面前的第一次亮相，也是她从幕后走到台前的重要信号。但那时并没有人真正意识到这张照片预示着什么。
正如那一年少女江青没有想到自己会留在香港一样。
1962年，少女江青已经在北京舞蹈学校学舞6年，这年初，她征得学校同意，利用短暂的寒假赴香港探望已经移居与此的父母和弟弟。正在热情响应号召等待毕业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江青突然意识到，毕业后她若想再去香港探望父母，就要申请很难被批准的“人民出入境许可证”。毕业前这次探亲，可能是自己最后一次赴港看望父母的机会。
年轻的女孩没有太多疑虑，经历了那个年代热烈气氛的洗礼，江青对国家现状和前途充满憧憬。母亲几次回大陆探望时都劝说她移民，她没有同意，在这片土地上，她亲历了大炼钢铁、修建十三陵水库、四季青“人民公社”等全民运动。热火朝天的场面和热情高涨的参与感让她“打消了想做逃兵的念头”，一心渴望留下建设祖国。
即便已经抵达香港，她还在一边试图要求自己珍惜这最后一次和家人在港团聚的机会，一边在自己房间仅有的空间里练习基本功，惦念着回大陆后即将迎来的毕业考试。
已经移居香港多年的父母对当时内地的政治环境不无担忧。江青在小房间中比手画脚揣摩舞蹈动作的时候，常常能够听到父母在房外为她的去留问题激烈地争吵。和父母僵持到几近断绝关系之后，江青终于在最后一刻放弃坚持。到了指定应该返回大陆的时间，她没有到指定地点去和不知名的接应者接头，而是一个人逃进了电影院，坐在黑暗的观众席上偷偷哭泣。
她伤心欲绝，也听不懂粤语，从始至终没有留意过电影的情节。周围的人也不会知道，就是这个坐在大屏幕前暗自垂泪的年轻女孩，没过多久，就被命运选中，自然而然地拽进了屏幕里。
从背井离乡的大陆移民，到在港台因主演《七仙女》一炮而红的影视明星，从练舞室用来对照自己形体的巨大的镜子，到灯光布景下无法观察到自己的摄像机镜头，完成这个转变，江青只用了一年多时间。
多年后重新翻看她当时的宣传照，黑白照片中那个精致脸庞的平眉姑娘，放在如今的演艺圈里也丝毫不会逊色。
1966年，正是江青在港台演艺事业如日中天的时期。出人意料的是，在主演了国产片有史以来的最大制作《西施》后，这位刚满20岁的当红女星与当时默默无闻的学生歌手刘家昌闪电结婚。随后一年里，她凭借琼瑶作品改编的电影《几度夕阳红》摘得金马奖最佳女主角，成为当时台湾演艺圈最常登上报刊“影剧版”的明星之一。
同一时期，大陆正值文化大革命初期，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翻看那个时候台湾媒体的报道，会发现两个江青被频繁提及，一个在“政治版”，一个在“影剧版”。当年台湾报禁还未开放，为了区别二人，明星江青的名字会默认用特号字刊出，并且被标注为“这岸的江青”。
对于那个在政治上风起云涌的“对岸的江青”，两岸媒体同样给予了高度关注。但在当时，报道角度截然相反。明星江青对此并没有特别关注，只是会偶尔从朋友的闲谈中听到关于她“作怪”的消息。
有一天，明星江青去朋友家做客，在按下门铃的同时，听到新闻中在念自己的名字。她心中纳闷，“自己这段时间没有‘闯祸’，准是对岸的江青在‘作怪’”。结果大门一开看到新闻，在一片恭贺声中，才知道自己竟然获得了金马奖。
回忆起这个小插曲，江青始终微弯着眼睛，带着笑音。那时她远离大陆，显然没有受到国内恶劣政治环境的冲击，笑谈的都是当时生活中近乎点缀的插曲。“同名同姓的人很多，即便是和主席夫人同名，对于当时远在台湾的我来说也没有什么特别意义，对我的生活没造成直接影响。”
此后的岁月，两个江青仍然沿着各自的生活轨迹前行，除了共有的名字之外仍然毫无交集。直到有一天，一个江青对另一个江青产生影响。
那是在1978年，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刚刚被粉碎不久。
那个时期的中国正处于政治最脆弱、敏感的时期。拨乱反正之后的中国，像一艘刚刚从暴风雨中驶来的大船，亟须修补冲击中严重损毁的部件，确定航向，平稳而“正确”地驶向前方。
而因为婚姻变故急切渴望逃离旧环境的明星江青，这时已移居美国生活了8年。从一个备受追捧的公众人物，变成陌生环境里无人认识的东方女人，除了语言、文化的障碍和经济上的困难，她还必须试图在失意的感情中打捞自己。
所幸，她还有舞蹈。此时，舞蹈对于她已经不仅仅是艺术上的追求，更成为一种生活上的支撑。通过规律、持续地练功，她寻回了久违的积极状态。
1972年，在美国加州州立长提大学中国舞的示范演出后，她被伯克利分校艺术系选中，成为舞蹈教师。国内，林彪事变已经发生，政客江青对权力和控制强烈的野心正柴火般越烧越旺。而远在太平洋的另一端，舞蹈老师江青正沉浸在加州的阳光下，一个从未体验过的世界里。
“伯克利校园文化特别前卫开放。有太多不同的演讲、聚会，布告栏上贴满了各种各样的招贴：政治集会、女权运动、同性恋示威等等。草坪上、水池旁、门窗栏杆坐满了人，校园里的每个角落都散发着充沛的能量。”40年后再重新回忆起来那段时光，江青还会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语速加快，肢体语言也开始变得丰富起来，仿佛那个抱着英文词典走在加州阳光下校园甬道上的中国姑娘又回来了。
显然，这种从未见识过的文化氛围深深地震撼了这个刚刚从另一种文化中出走的姑娘，并最终塑造了她。很快，她接触到现代舞，通过不同的编舞素材、节奏变化“来说自己想说的话”。1973年，江青在纽约组建了“江青舞蹈团”，开始了她在西方的艺术旅程。
1978年，舞蹈家江青受邀到香港参加第三届“亚洲艺术节”，十余年后再次回到祖国，这一次返华之旅也正是她和另一个江青名字碰撞的开始。
由于到香港演出，舞团成立5年来第一次需要印制中文节目单。而当时正值过敏时期，香港独特的政治及地理环境，“过敏症”越发严重，主办方坚持要求修改“江青舞蹈团”的中文名。一番协调之后，江青选了一句她作为影视明星时被媒体频频引用、暗含她名字的诗句，作为舞团的名字—“江上数峰青”。
随着国内政治日渐清明开放，舞蹈家江青开始较为频繁地和内地互动。从中国舞校走出的她深知国内艺术的滞后和问题所在，她试图回到内地巡演、交流，带回大量西方舞蹈艺术方面的资料和经验。就在这一次又一次往来交流的过程中，她也在不停地、被动地以自己的名字作为温度计去衡量中国的政治气候。
定居外国的她知道，“四人帮”被打倒后的近10年内，中国像大病初愈的病人般“保护”自己，在钟摆式徘徊中寻找道路，缓步前行。那段时间，她出入中国处处受阻，只能想尽各种办法辗转更换名字，始终无法使用真实姓名。
到了1987年初夏，当她选择8个城市开展独舞巡演，却发现自己的名字被大方地写在了宣传海报上，甚至在北京的公演还被安排在当初为“革命大歌舞”特地建造的“中国大剧院”中。
事后她询问工作人员，对方说，“你的名字特别，更容易宣传和售票”。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大多会怀有好奇心，想看看这个搞现代舞的江青和“文革样板戏”的江青究竟有什么不同。
几年后，江青回到自己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以北买下的那座小岛上，坐在写字台前，开始写下自己的经历。这一生中，她无意政治，但她表示，那一刻她清晰地感到，自己的人生从未和政治脱离。
“中国土生土长，开始生根发芽却被移植到一个不属于自己的环境中成长。”江青在这样表达这种文化意识上的违和。她说自己的人生—也是大多数中国人的人生—用一个字就能够概括：“逃”。
在上海读小学的最后两年，创办私立学校的外公被判成“历史反革命”，没有勇气面对现实环境的她选择“逃”到北京，开始“干净清白”的新生活。随后的半生里，她从北京“逃”到香港，再“逃”到海外。虽然每一次触发她的都是家庭、情感的变革，但她发现，自己所接触到的中国移民，问起离乡背井的原因，虽然人人都基于不同理由，归根结底都是为了逃避政治和社会带来的命运。
1991年，她完成自传体回忆录《江青的往事往时往思》，历史再次以某种特殊的形式令这两个同名的女人产生松散的交集—回忆录香港版即将付印时，作者江青从媒体获知了另一个江青自杀的消息。
因此，在关于自己名字的章节里，作者江青加入了一段话：“我名字的故事现在要结束了，我希望这个故事不再继续下去，更不可重复。”
20余年后，这部自传的简体中文版姗姗来迟。江青并未在书里添加后20多年的生活。但她说这并不是因为“故事结束了”。她沉默了一下，然后直视我的眼睛：“远没有，一切还在重复。”
“为什么不添加进去?”我问。
“因为现在的我和从前心境已经完全不同，用现在的心境写后来发生的故事，可能就要重新写一本书了。”
作者：鞠晶 来源：博客天下 2013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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