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模式的独特性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构成了我国独特的政治模式。当代中国政治模式在政党制度、国家政策的制定、国家领导人的遴选和过渡方式、政府负责任程度、人民当家作主及治理腐败等方面体现出比较优势。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必须与时俱进，坚定不移地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使当代中国政治模式更加成熟，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助力。

　　2008年，美国陷入了金融危机，欧洲出现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和经济停滞，一些仿照西方民主政治模式建立政治体制的发展中国家出现了社会动荡、战乱、经济倒退乃至国家分裂，而中国却在这一轮世界性危机面前保持着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和经济高速发展。这种强烈的对比，不得不让包括欧美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和中国在内的学者重新反思当代中国政治模式的独特性和比较优势。那么，当代中国政治模式究竟有什么独特性?当代中国政治模式究竟有什么比较优势?这是本文想集中讨论的问题。

　　一、当代中国政治模式的基本内涵和独特性

在2008年之前，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的学者，大多数人都以西方民主政治模式为标准来评判当代中国的政治改革，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是成功的，但是政治体制改革却没有跟上，当代中国并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政治模式。现在看来，这种观点是一种误判。其实关于评判标准的问题邓小平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 〔1 〕一种政治体制如果能做到这三个方面，那么它就是和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就是目前需要的政治体制。

前面所述的事实充分证明了当代中国具有自己的政治模式，而且这种政治模式具有强大的活力和生命力：试想如果当代中国没有自成一体的政治模式而是一团混乱，或者当代中国的政治模式在根本上是有问题的，它怎么可能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怎么可能极大地激发社会活力、实现社会阶层的有序流动?怎么可能支撑一个庞大的经济体数十年的持续快速发展?

什么是当代中国的政治模式呢?关于这个问题国内学术界有以下三种典型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把当代中国政治模式的起点追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认为当代中国的各种政治制度和体制是相互协调的，是符合国情的，并且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但是这种观点没有具体讨论当代中国政治模式的基本制度和体制，还属于抽象的定性讨论 〔2 〕 ;第二种观点把当代中国政治模式具体界定为“一个统一”和“四个制度”，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种观点具体指出了当代中国政治模式的本质和具体表现形式，但是并没有去讨论这些具体制度是如何体现这种本质的 〔3 〕;

第三种观点从政治发展的动态角度下定义，认为当代中国政治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不墨守成规，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调整政治制度和体制，是一种不断改革的政治模式，正因如此，才焕发出极大的生命力和活力，但是这种观点只看到表面，没有看到政府之所以能够不断改革、与时俱进，是以一些基本制度和体制的不变为前提的，恰恰是这些基本制度和体制保证了改而不乱，活而不散 〔4 〕。笔者认为，以上三种观点各抓住了当代中国政治模式的一个侧面，但又忽略了其他的侧面，都是片面的。对当代中国政治模式的基本内涵的理解既要看到它起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相信当代中国的各种政治制度和体制是相互协调的，是符合国情的，并且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又要看到它是“一个统一”和“四个制度”的结合;还要看到它仍然处于不断的发展和变革之中，还没有定型，还要与时俱进。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数代人持续不断的努力，形成了中国自身独特的政治制度体系，各个具体制度各司其职又相互协调，既保持对市民社会的超越性又服务于市民社会，既保障个体的权利又明确个体的义务，既肯定社会分化又保障社会流动。

　　首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自下而上逐级选举，除了基层人民代表是通过海选出来的之外，其他各级候选人都是通过人事部门的精密考核并在征求广泛意见基础上的充分酝酿之后推举出来的，实行差额选举。这就既避免了因人口众多所导致的陌生人困境，又选出了各行各业的精英，具有充分的代表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国家权力的合法性保障，充分体现了民意，鲜明地体现了我国政治制度的中国特色，充分显示了我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实现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其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政党制度。这种协商民主的形式符合中国历史上崇尚和谐、强调中庸的文化传统，相对于西方的竞争性民主来说，更容易被人民所接受。共产党长期执政，民主党派不是反对党而是参政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同时对共产党实行监督，这样的政党制度有助于保持基本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有利于国家的长远发展。中国共产党加强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政治协商，充分肯定了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重要作用，保障了人民民主权利的充分行使。

再次，民族区域自治是适合我国多民族发展的基本政治制度。我国在全国统一的前提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民族区域自治的前提下又实行民族融合，既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保障经济计划的统一性和协调性，有利于国家整体性的发展，同时又尊重各民族文化、自然和资源特色，积极发挥民族地区的地方能动性和创造性，有利于建立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有利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保障少数民族的各项基本权利，实现了一与多的和谐统一。这是体现我国民族结构的一大特色，也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最后，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一项发展人民民主的重要政治制度。城乡居民群众以相关法律法规政策为依据，在城乡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在居住地范围内，依托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直接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权利，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改革开放进程中逐渐形成，并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次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范畴，是一种自下而上构建民主政治模式的探索性尝试。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推行，是夯实人民民主的重要途径。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以扩大有序参与、推进信息公开、加强议事协商、强化权力监督为重点，拓宽范围和途径，丰富内容和形式，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 〔5 〕。

　　当代中国政治模式继承了历史上的优良传统，在社会层面既强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也倡导人与人之间的诚信、互助、协作和团结，保证了伦理上的利他主义和价值上的集体主义，从而有利于构建更加和谐的家庭、社区和社会。当代中国政治模式强调一种伦理有机体的思想，一种个体与共同体互为目的、互为手段的理想状态，这恰恰是西方改善自身政治模式所需要的理念。

　　二、当代中国政治模式的比较优势

　　笔者认为，当代中国的政治模式尽管还不是完美的，需要进一步改善，但是相对于西方民主政治模式已经有了自己的比较优势，具体表现在：

第一，当代中国政治模式具有更高的行政效率和更优的执政成绩。在“两党制”或“多党制”的国家中，各个党派在本质上代表的是各自利益集团的利益，因此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不会对触及自身利益的一些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弊端进行改革，导致社会矛盾加剧，存在巨大隐患。同时，由于利益集团的多元化，在作一项决策时，各个党派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常常争论不休，都不肯让步，政策执行效率低下，尤其在处理突发事件时，这一弊端就更加凸显。正如宋鲁郑指出的那样，“低效率一向被认为是民主制度的通病，因为任何一项决策都要经过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并伴随冗长的程序。

其优点在理论上曾被认为可以避免重大失误，然而，从现实层面来看，却是不仅有低效率带来的弊端，其最终决策由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相互妥协，致使负面作用往往成为主导” 〔6 〕。在我国，各民主党派代表他们特定阶层和群体的意见和建议，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起对国家重大问题进行政治民主协商。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各民主党派代表各自特定群体的利益，使得一项政策的制定既维护了多数人的利益，又体现了少数人的利益，使得政策的制定更加民主、科学。由于各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国家能够形成强大的社会整合力，集中力量办大事，政策制定的速度和执行效率远高于西方国家 〔7 〕。

　　第二，当代中国政治模式便于制定国家长远的发展规划和保持政策的稳定性。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可以避免因为执政党的变化而带来的基本路线和重大政策的调整，可以保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的权力体系可以使执政党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全国一盘棋，高屋建瓴地制定长期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国家发展规划，从而有利于全国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有利于区域经济之间的协调发展 〔8 〕。而西方国家实行的两党制或多党制决定了各党派之间是相互竞争的关系，各党派之间为了争夺执政地位，相互倾轧，都把政党利益和局部利益看得高于国家利益。同时，政党轮替、政权更迭频繁容易导致政策之间的相互否定与零和效益。在西方民主制条件下，一个新的候选人要想获胜，必须标新立异，否则很难吸引选民的眼球，这就决定了新的领导人上台之后往往会在内政和外交上实行一些新的政策，往往会导致原来的政策还没有产生应有的作用就被否定的情况，所以，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无法得到保证，这就决定了政府的短视，无法制定有利于国家发展的长远规划，几乎不可能实现全国范围的根本性调整。西方政党政治往往从表面上看起来很热闹，相互争吵，相互否决，但实际上涉及国家长远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往往被延宕，甚至被掩盖，形成一种虚假的民主繁荣。

　　第三，当代中国政治模式在国家领导人的选择和过渡方面比西方更具优势。西方的民主选举不仅对候选人有严格的财产限制，而且整个的竞选过程就是竞选资金的比拼，获得竞选资金较多的候选人往往能够获胜。因此，候选人为了能够获胜，必须争取大量的政治献金。谁能够支付大量的政治献金呢?只有那些大的资本家或者财阀。因而，民主最终变成了“钱主”。在这种体制之下，一个毫无从政经验的人，一个没有治国理政能力的人，只要能够得到竞选团队的包装，只要能够得到足够的政治献金，能够得到很好的宣传，就可以在竞争中获胜。相比之下，我国领导人的变更方式和领导机构的新老交替更加平稳。我国国家领导人往往是上一代经验丰富的领导人本着对党和国家认真负责的态度通过民主酝酿的方式 〔9 〕产生候选人，再在候选人中进行差额选举，先在党的中央委员会通过选举产生，再在全国人大通过投票来获得认可。这样，通过民主推荐的方式保证候选人具备良好的群众基础，通过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的方式最终确定人选，种种措施都有效保证了国家领导人是德才兼备、工作实绩突出、群众认可的职业政治家。在此程序下选举出的领导人大多有三次以上在各省市或者部委担任过一把手的经历，具有充分的政治谋略和执政能力。因此，与西方国家通过大选投票的方式选举出的领导人相比，我国通过民主酝酿和代表选举选出的领导人更具有执政经验和执政能力，这种独特的“选举+选拔”的选贤任能的民主制度，既保证了领导人的质量，又避免了权力过渡时的社会动荡，而且还将权力过渡的社会成本降到最低 〔10 〕。

　　三、当代中国政治模式应与时俱进

　　从整个世界的大势来看，在15世纪之前，中国长期领先于西方，中央集权制、职业文官制度和儒家伦理等政治要素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中国古代政治模式不仅创造了古代中国的繁荣，也为亚洲地区的和平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16世纪开始，资本和近代科技相互作用，一起推动西欧国家迅速崛起，经过200年的积累，到了18世纪，启蒙理性以及建立在启蒙理性基础上的西方民主政治话语在全球取得了霸权地位，成为一种标志着时代方向的主流话语。这种主流话语从19世纪中期开始遭到了来自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挑战，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一度处于守势。但是，随着苏东剧变的发生，宣告了苏联模式的政治体制的失败，西方民主话语再度谋取霸权，甚至被一些民主卫道士尊称为“普世价值”。在这种背景下，理解当代中国政治模式的独特性，分析西方民主模式的局限性，从而发现当代中国政治模式的比较优势，就显得尤为必要。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看到当代中国政治模式比较优势的同时，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模式在运行中还面临着诸多挑战。当代中国政治模式并不是完美无缺、一成不变的模式，它并没有结束自我完善发展的历史进程，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与时俱进。只要我们自觉增强对中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就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就会受到国际社会的进一步尊重，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将具有更强的话语权。

　　但是需要警惕的是，直到目前，在中国的学术界还流行着一种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迷信。一些学者出于一种急切地改善中国的善良愿望，力图在政治体制层面另起炉灶，因而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一往情深，以至于看不到自由民主制度的动力正在减小甚至在衰竭的现实，更不愿意去冷静地分析造成这种动力丧失现象的原因。与此相应的是，片面地看待中国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为当代中国政治模式的缺陷，从而看不到当代中国政治模式的独特性和比较优势，这种倾向非常危险，需要加以遏制，而后者恰恰是本文写作的初衷。但愿这种情况能够尽早得到改变，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凝聚中国梦的新共识，集聚正能量，使当代中国政治模式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作者：黄其洪　郑人杰 来源：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 2015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