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基点

　　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是以商品范畴为研究起点，而以劳动范畴为研究基点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于劳动范畴有不同的认识和阐述。在撇开各种特定的社会形式来加以考察之后，马克思给出了一个人类劳动一般的定义式认识，即“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由此确定劳动具有整体性，即劳动不是单纯的人的活动，而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而在没有撇开各种特定的社会形式来加以考察的对劳动的认识中，尤其是在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劳动的考察中，马克思论述的劳动同人人都习惯使用的劳动范畴是一致的，所表达的是完全主体化的劳动范畴。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基点，由客观的逻辑决定，只能是具有整体性的劳动范畴。马克思科学地阐述了“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的劳动整体性理论。经济理论界不仅需要创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基点，更需要对劳动的整体性范畴展开创新性研究。

　　不论是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还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都存在着由客观逻辑决定的共同的研究基点。若对这一基点问题认识违背客观逻辑，必然会导致政治经济学的整个学科体系的建造出现偏差。因此，有必要对政治经济学的由客观逻辑决定的研究基点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学术探讨。

　　一、《资本论》的研究起点

　　《资本论》是马克思的代表性著作，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建和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尽管《政治经济学批判》发表在前，但是，《资本论》的出版仍可代表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创始认识，《资本论》的研究起点就可视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起点。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一章中，马克思开宗明义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①据此，可以确定无疑地认定《资本论》的研究起点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起点是商品范畴。

　　马克思认为：“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这种需要的性质如何，例如是由胃产生还是由幻想产生，是与问题无关的。这里的问题也不在于物怎样来满足人的需要，是作为生活资料即消费品来直接满足，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来间接满足。”②马克思指出：“在商品的交换关系本身中，商品的交换价值表现为同它们的使用价值完全无关的东西。如果真正把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抽去，就得到刚才已经规定的它们的价值。因此，在商品的交换关系或交换价值中表现出来的共同东西，也就是商品的价值。”③在此，马克思明确阐述了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即商品的二重性。

　　进一步讲，在以商品范畴为起点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的更深刻见解是“起初我们看到，商品是一种二重的东西，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后来表明，劳动就它表现为价值而论，也不再具有它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所具有的那些特征。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了的。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④。这就是说，马克思史无先例地阐明：“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从另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⑤

　　从21世纪分析政治经济学的基点问题看来，最重要的是理解劳动的二重性，即马克思说的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对此，无论是在改革之前，还是在改革之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们都是确认的。在所有的以《资本论》为蓝本的教材中，都认为：“商品的二因素是由创造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决定的：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⑥劳动的二重性表明，商品是由劳动创造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是由劳动的二重性即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属性决定的，尽管商品是“财富的元素形式”，但劳动是比商品更为基础的研究范畴。

　　劳动价值论是所有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们公认的基础理论。那么，通过劳动价值论，鉴于公认决定商品价值的是劳动，任何研究者都可确定商品范畴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基点，作为学科研究基点的范畴必定是劳动。

　　二、马克思关于劳动范畴的阐述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章，马克思对劳动范畴作了一个高度：“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⑦这一认识表明，劳动是一种过程，劳动的过程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过程，不能没有作为劳动主体的人，也不能没有作为劳动客体的自然(包括人化自然和人的自然化)，劳动必定是劳动主体与劳动客体的统一，任何劳动(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都是具有整体性的，即都是劳动主体和劳动客体统一发挥劳动整体作用，任何劳动成果都是在劳动整体作用下取得的;劳动的过程是以作为劳动主体的人实施的有目的的过程，这种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一种劳动主体与劳动客体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所以，这一过程既离不开劳动主体的主导，也离不开劳动客体的作用，这种物质变换的过程就是创造劳动成果的过程。马克思对于劳动过程即劳动的具体解释是：“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⑧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有很多的论述更加强调的是人类劳动的无差异性。他说：“随着劳动产品的有用性质的消失，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性质也消失了，因而这些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也消失了。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部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现在我们来考察劳动产品剩下的东西。它们剩下的只是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这些物现在只是表示，在它们的生产上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商品价值。”⑨这是马克思对于商品价值的一般性分析，也是马克思对于具有无差别性的人类抽象劳动的具体解释。马克思认为，正是由于各种商品可以交换，恰恰表明体现在商品中的人类劳动在这个意义上是无差别的，即是可以进行通约的。对此，可以说，马克思强调了人类劳动抽象的无差异性，也就是以此突出地强调人类抽象劳动创造商品价值的共性。

　　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劳动就是劳动力成为商品为资本家生产相对剩余价值和绝对剩余价值的过程。他认为：“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以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为前提;这种生产方式连同它的方法、手段和条件本身，最初是在劳动在形式上隶属于资本的基础上自发地产生和发展的。劳动对资本的这种形式上的隶属，又让位于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隶属。”⑩

　　概括地讲，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于资本和资本主义的研究就是要阐明：资本主义劳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所以，当年马克思用了大量的实例材料来论证这一点，来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原理、资本家的利益和雇佣工人的利益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对立、资本主义一切经济关系的对抗性和暂时性。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充分阐释了劳动力商品、物化劳动与活劳动、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劳动工资与劳动市场、劳动生产率与剩余价值率、个别劳动时间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等丰富的关于劳动和资本主义劳动的研究内容。熟悉《资本论》的研究者们完全能够确认，《资本论》几乎所有的内容都是对人类劳动一般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雇佣劳动的特殊性进行的研究。

　　三、作为学科研究基点的劳动范畴

　　问题在于，通过具体地引述马克思关于劳动的主要论点和研究之后，可以确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于劳动范畴是有不同的认识和阐述的。在明确地讲“劳动过程首先要撇开各种特定的社会形式来加以考察”B11之后，马克思给出了人类劳动一般性表述，即“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由此确定劳动具有整体性，即劳动不是单纯的人的活动，而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对此，也可以将劳动的整体性概括为劳动是劳动主体与劳动客体的统一，劳动主体是人，是劳动整体中的施动的方面;劳动客体是自然，是劳动整体中的受动的方面。而在没有撇开各种特定的社会形式来加以考察的对劳动的认识中，尤其是在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劳动的考察中，马克思论述的劳动同人人都习惯使用的劳动范畴是一致的，可以确定都是只表示劳动者主体活动或称为活劳动的涵义。这样的理解所表达的是完全主体化的劳动范畴。马克思对于劳动二重性的阐述，马克思对于劳动价值论的研究，《资本论》的研究基点都是建立在这样的完全主体化的劳动范畴上。这一点是所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们一致确认的。从完全主体化的劳动范畴出发，马克思建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大厦。由劳动价值论到剩余价值论，核心的范畴都是这个完全主体化的劳动，即活劳动。或者说，这个范畴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或“劳动力的使用”。

　　面对这种的情况，即对劳动整体性的确定和对完全主体化的劳动范畴的使用都来自马克思，在21世纪的今天，经济理论界应该怎样对待和认识呢?

　　当然，首先必须明确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社会科学的研究，不是神学的研究。神学是不会错的，神学只是坚定地维护神的意旨，宣扬神的存在和它的教义。而科学就不同了，科学需要从事实出发，不断地探索未知的真理。在科学探索的过程中，难免不发生某种认识错误。关键在于，具有科学意识和科学精神的人是怎样对待科学探索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应该说，既不能回避错误，也不能掩饰错误，最重要的是找到出错误的根源，避免错误的延续或重演。在政治经济学创立初期，出现某种认识偏差或双重认识是不足为奇的。对待前辈哲人，关键是不能将他们看作神人，他们也会出现认识上的错误，但这丝毫不贬低他们所做出的贡献。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还差不多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以极为轻视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B12

　　事实上，在政治经济学经济基础理论研究中，由客观的逻辑决定，是不允许将完全主体化的劳动作为学科的研究范畴使用的。因为完全主体化的劳动在客观的社会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客观的事实是，劳动者可以作为劳动主体在劳动整体活动中发挥主导作用，但是不可以将单纯的劳动主体活动认定为劳动或活劳动。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不能将这种完全主体化的劳动作为研究基点，不能将这种劳动抽象为人类劳动，作为人类抽象劳动。学术的研究必须符合客观的事实和逻辑。在事实中不存在的事物，在逻辑上也不能够抽象出来。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事情是学术研究必须避免的。尤其是在基础理论的研究方面，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基点的确定上，不可有任何的差之毫厘的事情。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基点的劳动范畴，不能脱离科学对于研究范畴的界定，不能是好像已经人人都习惯了的完全主体化的劳动。那种完全主体化的劳动是经不起事实检验的。一个农民不可能不在土地上种粮食。一个工人不可能赤手空拳制造工业产品。分析这样的基本问题，关键是看将不将劳动客体纳入劳动整体范畴之中，纳入就是劳动整体性的表现，不纳入就是将劳动解释为完全主体性的活动，只是将劳动客体只是作为劳动主体活动必需的自然条件。虽然，任何人也不可能忽视自然条件作为劳动客体的作用，但是，将劳动客体纳入不纳入劳动整体之中，将劳动是不是界定为具有整体性的劳动，在劳动的研究方面的差别就大了，不纳入就必然会谬以千里。需要明确的是，经济学的学术研究，只能是尊重事实，尊重客观逻辑，不能有任何的偏离事实的主观意志的发挥，因为经济学尤其是政治经济学，是最接近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学科，其研究必须像自然科学一样服从客观性的决定，遵从最基本的客观事实。

　　因而，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基点，由客观的逻辑决定，只能是具有整体性的劳动范畴。这是因为只有具有整体性的劳动才是真实的劳动，即单纯的人活动——劳动主体活动不是客观的存在，单纯的自然作用——劳动客体作用一定要为劳动主体服务，受劳动主体控制或支配，否则，不属于劳动性质的作用，或者起不到对于创造劳动成果的任何作用。实际上，凡是劳动，都一定是劳动主体与劳动客体统一的过程。在劳动过程中，不可缺少劳动主体，也不可缺少劳动客体。科学地认识劳动，就需要科学地认识劳动整体性。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角度来认识，对于劳动整体性的确定，就是来自于马克思对于“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的阐述的。正是通过马克思的这一阐述，才给予21世纪的经济理论研究者一个最重要的启示：不能将科学的劳动范畴理解和界定为完全是主体化的劳动。

　　劳动具有整体性的思想是由马克思最早奠定的。今天看来，马克思不仅是在《资本论》中使用完全主体化的劳动范畴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各种经济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批判，更重要的是科学地阐述了“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的劳动整体性理论，马克思更为强调人和自然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这是马克思留给后继的研究者们特别是21世纪的经济学者最重要的学术财富之一。

　　在21世纪的今天，受马克思的劳动整体性理论思想的启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需要自基点起步创新，建造新的理论大厦，跟上时代发展需要的步伐。准确地讲，这种创新不仅仅是需要勇气，更需要的是所有的学界同仁共同努力扎扎实实地做好最为基础性的学术研究工作。

　　四、创新对于学科研究基点的认识

　　马克思留给了世界迄今为止无人能够超越的广博的经济思想。但马克思没有将他由撇开各种特定的社会形式来加以考察劳动得到的劳动整体性思想，运用到全部的《资本论》研究之中。尽管马克思认为自己的理论研究是“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B13，但是他却在自己所有的著作中没有对具有整体性的劳动范畴展开系统的研究。这不能不说影响了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导向。就目前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来看，除了认识劳动的整体性之外，对于作为政治经济学学科研究基点的科学的劳动范畴，至少还需要在以下四个方面拓展基本的学术认识。

　　一是认识劳动的常态性。新的研究表明：自人类劳动起源以来，迄今为止，历史与现实的劳动都是带有一定的动物性的常态劳动。常态劳动是正态劳动与变态劳动的统一。正态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进行生产交流的活动，是真正的人的本质的体现，是为人类获取物质生存资料和文明的社会生存条件而形成的人与自然的对抗。而变态劳动则是动物的求生方式在人类社会的延续，变态劳动分为军事变态劳动与剥削变态劳动。军事变态是最野蛮的变态劳动，也是最先产生的变态劳动;剥削变态是寄生性的变态劳动，是后产生的相对较文明的变态劳动。对人类劳动发展历程的辩证认识强调，不能颠倒军事变态与剥削变态的关系，更不能只是用剥削关系来分析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历史与现实。不是剥削需要军事战争支持其疯狂，而是军事战争本身更直接地体现了人类劳动存在的变态性，即动物的生存方式还现实地体现在人的身上，体现在由古至今的人类最基本的求生活动中，人类的战争史远远超过了剥削史，人类不能利用军事暴力去消灭剥削。认识劳动的常态性，认识历史与现实中存在的正态劳动与变态劳动的统一，能够拓展科学视野，建立新的社会历史观，科学地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辩证历史过程，清楚地认识人类自身的历史与未来，更加坚定共产主义信仰，更加明确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出路。

　　二是认识劳动的有益性。经济学研究的劳动范畴是指社会化劳动，不包括非社会化劳动。认识劳动的有益性，是指研究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问题。这一对劳动概念的论域并不是社会化劳动。社会化劳动包括有用劳动和无用劳动，无用劳动是没有劳动成果的劳动，划分劳动成果的作用性质当然要将无劳动成果的劳动排除在外，因而，只有对社会化劳动中的有用劳动才可以作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划分，也就是说，社会化劳动中的有用劳动是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论域。对此，相应还需要确定，非生产劳动并非指生产劳动以外的一切劳动，而是只指社会化劳动的有用劳动中除生产劳动以外的劳动。在市场经济的现实中，有用劳动表现为实现社会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因此，市场经济劳动中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论域是社会必要劳动。市场经济的非生产劳动就是社会必要劳动中除生产劳动以外的劳动。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生产劳动理论是重商主义和重农学派生产劳动理论的发展，又是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研究的来源。当年，马克思对亚当·斯密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理论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并且原计划以生产劳动为核心范畴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其认识成果主要见于《资本论》以及《剩余价值学说史》等著作。在马克思之后，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情况更为复杂了。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中国经济理论界自1962年开始讨论生产劳动问题，至今历时50多年，仍未能形成一致意见。“文化大革命”前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生产劳动划分的社会基础和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的划分标准两个方面。由于“文化大革命”，这一讨论中断了十多年。直到1980年，才得以继续。重新开始讨论的焦点集中在社会主义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划分上。大体形成了宽、窄、中三大派观点。而新的研究表明：生产劳动范畴所讲的生产，实质上指的是对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所起的有益作用性。生产劳动即是对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具有有益作用性的劳动。从价值范畴讲，劳动相对应的是价值，生产劳动相对应的是有益价值。有益的益，并非泛指任何有益性，而是特指对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有益性。因而，对社会的生存和发展起不到有益作用性的劳动，即使在社会经济生活的其他方面具有有益性，也是非生产劳动。毫无疑问，明确界定这种劳动有益性的涵义，是21世纪研究生产劳动理论的根本性创新与现实性的突破。

　　三是认识劳动的复杂性。新的关于劳动的研究表明：劳动发展的复杂化程度决定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需要明确的是，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并不等同于非熟练劳动与熟练劳动。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是按劳动技能质量水平的高低划分的，相对而言劳动技能质量水平高的是复杂劳动，劳动技能质量水平低的是简单劳动。而非熟练劳动与熟练劳动是按劳动主体掌握劳动技能的熟练程度的高低划分的，一般说来，劳动主体掌握劳动技能的熟练程度高的是熟练劳动，劳动主体对劳动技能掌握得不太熟练的是非熟练劳动。在复杂劳动中，有熟练劳动也有非熟练劳动;在简单劳动中，亦有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因而，不可将简单劳动与非熟练劳动、复杂劳动与熟练劳动混同。在漫长的人类劳动发展史中，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关系大体上和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关系相对应。不过，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划分标准并不同于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它们是按劳动者运用身体器官的侧重点不同划分的。体力劳动是劳动者主要运用体力的劳动，脑力劳动是劳动者主要运用脑力的劳动。事实上，任何劳动都需要劳动者既付出体力又付出脑力，从来没有纯粹运用体力或纯粹运用脑力的劳动。体力劳动也并非是一点也不用脑力的劳动，脑力劳动也并非是一点也不用费体力的劳动。尽管如此，从历史和现实来看，虽然划分角度不同，但体力劳动大多表现为简单劳动，脑力劳动大多表现为复杂劳动。通常人们对这两对范畴不加严格区分，而且侧重讲的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关系。从今天来看，更应该注意到这两对范畴之间的关系只是大体上对应，终归其间的划分标准是不同的。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不管是哪一部门的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能够得到社会承认，获得社会必要性，终归是因为社会生活的需要。市场上交换的完成实质上是客观的需要所决定的。但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还是复杂劳动。所以，任何国家或地区，都必须高度重视培养复杂劳动，依靠复杂劳动。在现今的网络时代，人类社会的进步表现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日益丰富和复杂上。复杂劳动的发展，一方面扩展了人类的生活内容和生活水平，表现出人类社会进步的趋势;一方面又刺激了更多更高的对自身发展的向往和追求。具有整体性的劳动内在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趋势更加鲜明地体现在复杂劳动的发展上，人与人化自然关系的发展趋势体现为复杂物质劳动的发展趋势，人与人的自然化的发展趋势体现为复杂精神劳动的发展趋势。这两个方面的复杂劳动的发展分别满足社会物质生活和社会精神生活的需要，反映人类社会生存的客观发展要求，是人类劳动内部矛盾发展推动人类劳动发展的外在的集中体现。

　　四是认识劳动的发展性。新的研究表明：认识劳动的发展性，必须深入认识历史与现实的人类劳动的内在矛盾发展，即认识人类劳动内在的主客体作用关系之间的矛盾变化。这就是说，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由人类劳动内部矛盾的发展决定的。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不能用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来解释社会经济的变迁，不能用外在的人与人的关系来认识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在认识的创新中，理论研究的深刻性必须表现在以人类劳动的内部矛盾发展变化反映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化来阐释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人类劳动迄今为止还是常态劳动，其内部的矛盾是劳动主体与劳动客体的矛盾，承认这一矛盾存在的前提之一是承认劳动的整体性，此外，还要确认单纯的人的活动不构成真实的劳动，凡是劳动必须体现为人与自然的交流，人是劳动主体，自然是劳动客体，劳动是劳动主体与劳动客体的统一。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必须尊重客观，决不能将单纯的劳动主体活动界定为劳动，在这一最基础的经济学范畴上不能存在认识的片面性。可以说，有了对劳动范畴的科学认识，有了对于历史与现实的常态劳动的界定，才能有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科学基点，这反映的是对于经济生活实质内容的认识，这不是用经济形式的分析所能取代的，传统的理论认识在这方面是有着深刻的教训的。

　　只有当人类劳动的整体能力提升，达到能为自身的生存开创出广阔的空间而不再局限于有限的地球封闭的生存条件时，人类常态劳动才能由此转为完善的人类劳动，即转为完全的正态劳动，人类社会才能达到真正的人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所以，消灭变态劳动，即消灭剥削劳动和军事劳动，是保持人类生存延续的人类劳动发展的客观要求，实现这一要求，要依靠劳动内部矛盾的进一步发展，而只有实现这一要求，人类劳动才能实现由内在的完善决定的外在的完善，成为真正的人的劳动。

　　总之，劳动主体与劳动客体的统一蕴涵着劳动无比丰富绚丽的生动性，由此在20世纪中期引发了震撼全球的新技术革命，之后由于信息技术渐次走向高度发达及其应用走向全球网络化，21世纪的人类的生存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作为社会科学的最基础学科，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必须跟上这个新的时代，必须对本学科的研究基点进行科学地研究与创新，明确这一研究基点是由客观逻辑决定的，不能依然延用完全主体化的劳动范畴，必须采用科学的具有整体性的劳动范畴，即马克思所讲的“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

　　作者：钱津 来源：中州学刊 2016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