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京办政治生态嬗变
驻京办在上世纪50年代初创，基本职能大致相同。1958年至1959年间，28个省级驻京机构因中国仿效前苏联经济模式，推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以重建经济秩序而生。在接下来的前苏联援华的156个重点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由于各地执行计划的衔接、物资调配等工作，须向北京汇报以期获得协调，同时对于计划缺口，各省市之间亦需互相支持。
为解决供需矛盾及中央和地方的协调关系，1958年国务院下令在张自忠路4号国际饭店第二分店成立各省市自治区驻京联合办事处(下称“联办”)，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交际处实施统辖管理。
首家驻京办是为统战
实际上第一所驻京办组建时间，要比联办成立还早近10年之久，且其时的职责所系不仅与当下的驻京办大相径庭，与联办时期的工作重点也不可同日而语。
1949年3月，基于进行军政工作的考量，经华北人民政府和北平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批准，内蒙古自治政府驻北平办事处正式成立，具体工作包括登记北平蒙古族上层人士名单，监控敌特分子居所，展开统战等，带有浓厚的政治意味。
办事处是政府的驻外机构，其不但要接受各省市自治区政府的管理，还要接受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领导。所以办事处不但上下沟通，还要横向联系。无论是民间还是地方政府之间，一旦形成横向联系，就具有了结社土壤。历史上结社形式无外乎学术、经济、政治。但由于历朝政府制定的“外官不允许交结内臣”的铁律，所以办事处不能像民间会馆那样随意地结合联社。
至1954年，在原内蒙古自治区与绥远省政府驻京办的基础上，合并成立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驻京办，处级建制，内设办公室和三个招待所，后又根据工作需要先后成立物资科、采购科、储运组。这一时期驻京办的工作除加强与中央联络、接待自治区赴京人员、调拨物资、采购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料之外，还协助自治区卫生部门解决自治区各族民众赴京看病、就诊问题。
因“文革”遭裁撤十二年
但自1960年“大跃进”开始后，因为非生产性建设被严格控制，一切工业产品和国家调拨材料分配都完全按照计划办事，不能随便采购，各驻京办的任务聊胜于无。两年后，《国务院批转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关于各省、市、自治区驻京办事处撤销和保留意见》下发，各驻京办(不包括西藏)，除新疆和内蒙的继续保留以外，其他各地被陆续裁撤。
“文革”甫一开始，驻京办又被指“搞特务活动”，“到中央、国家机关到处收集情报和刺探消息”，“是省、区、市党委和政府的情报机关”。1966年底，各地人民委员会收到国务院发出的电报，指示除西藏办事处由中央另行处理外，其余27个办事处全部撤销，公职人员被要求全数返回原籍。
煊赫一时的各地进京联络官不得不“卸甲归田”，唯一的例外，是广西驻京办转入地下状态，由三四个人维持运转，一捱就是12年。
分税制下的“院外游说者”
当各地重新勃发出与北京展开经济互动的冲动时，已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1978年底，国务院同意恢复驻京办机构，并指示参照过去的联办管理模式，后又于1985年成立联办党委以强化领导。
不过，北京与地方的关系彼时已出现微妙变化，这使得驻京办逐渐改变初创时的面目。在它的背后，一众因财力发展而迅速壮大的地方大员，头一次手握与北京议价的砝码。各地驻京办在北京筹建自己所属办事处与宾馆、招待所，成为这一时期其最主要的特征。
改革开放初期，中央采取“放权让利”策略争取地方政府支持，这一以分权化为主流的改革进行至1991年时，中央财政所占比率降为29.8%，至1993年更调低为22%。而各地政府的预算外资金收入规模甚至超过正规预算收入额。
放权逼近底线，中央出于增加财政收入目的，于1994年推进分税制改革。当年，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即上升到55.7%，但财政支出占全国总支出比例比上年只增加2%。
为解决中央与地方财力分配纵向不平衡问题，驻京办由此成为各地转移支付争夺战中“跑部钱进”最为合适的前哨站。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政府副秘书长兼群众办公室主任方云阶回忆，恩施驻京办从1994年开始争取转移支付，第一年是2680万元，到现在每年国家转移支付30亿元，争取转移支付成为其工作当中殊为重要的一部分。
整个1990年代，亦是驻京办不断膨胀壮大的黄金时期，中央开始简政放权，驻京办也日益向地方利益倾斜，成为地方政府常驻北京的“院外游说者”。而这个角色在分税制改革之前，通常是由北京所扮演。
地方财政对于资金的渴望，使得一些以往看来奇异的组合，也写在了驻京办的牌子上。山东省曲阜市在1995年由当地外经委牵头，依托当地大中型企业，采取“一门两牌”的方式，以企业为主组建驻京办，且驻京办主任人选由企业推选，市政府任命，使得驻京办同时亦成为企业推销产品的联络处。
与此同时，大陆其他驻京办也从接待服务发展到为派出地提供经济服务为主，逐步确立了政务联络、经济协作、信息传递、招商引资、接待服务等要素的职能。
新形势下“扩权”
在2006年底，这种局面又被打破。当时湖北省在原有驻京办基础上组建驻京群众工作办公室，同样以“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的姿态出现。湖北省委副书记杨松对媒体称，这一办公室的出现是各级驻京办转变工作职能的需要，该省全体驻京人员被要求认清当前情势，扎实做好信访工作，积极为原籍在京务工群众提供维权服务，并且抓好困难群众救助工作。各市(州)也要依托自己的驻京机构，尽快成立驻京群众工作机构。
河北作为北京的外围，因维稳牵扯了大量精力。根据河北驻京办自己的统计，该办事处平均每周接待集体上访人员200多人次，直接处理信访事件5起以上。5年累计投入资金30多万元，车辆100多台次，出动办事人员300多人次，共劝返上访人员5000多人次。
基层的县级市驻京办，由于行政规格、财力支持等方面原因，更多的将工作重心从传统驻京办思路转移。湖北省一位县级市驻京办人士说，由于并没有自有产业，所以基本不存在接待功能，现在他的主要任务是劝访维稳，以及为在京原籍人士维权，工作经费由地方政府全额拨款。
进入今年8月，驻京办序列中又出现维稳色彩愈加明显的驻京维稳综治工作站这一机构设置。作为劳务输出地区，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有两万人常年在北京地区务工，经当地政法委、综治委组织筹备，选定在该地在京务工人口集中地区组建驻京维稳工作站，担负掌握同乡务工人员基本情况、与流入地及家乡维稳综治部门通报治安信息、维护外出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等任务。
实际上，在1978年国务院恢复联办工作后，随着地市县级驻京机构日趋增多，这类驻京机构开始与旅京的同乡官员、商人、学生连同一气，类似解放前官督民联的同乡会馆效应已重新浮现。
随着服务型政府转变日捷，驻京办职能也进行了一些调整，诸如将信访、百姓进京看病、进京农民工的培训以及各种协调服务等列为工作内容，正回归其民本内涵，向公共服务领域延伸;在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方面，亦加大了横向联合的力度，逐步从原有的政务型过渡为经济型：
“因为办事处的功能和性质，其在北京实际也面临优胜劣汰。”河北省邯郸市驻京联络处主任赵安国说。
作者：胡佳恒 来源：凤凰周刊 2010年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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