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两大理论来源

　　2016年3月25日，本刊主编黄志亮教授在重庆工商大学南山书院就中国经济学的创建及其话语体系构建问题，对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总干事、《政治经济学报》主编、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原总编、清华大学经济研究所孟捷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周文教授和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任保平教授进行了专访。现将此次专访中各位专家的主要观点整理如下文中标题为编者所加。以飨读者。

　　引 言

　　黄志亮：新中国成立67周年以来，我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通过67年的努力，我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的生产力和社会财富超过了过去上千年的总和，这是世界经济发展历程上的一个增长奇迹。那么在经济奇迹背后又有怎样的内在规律?我们试图探讨和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总结其中变化的新经验，提炼出系统的经济学说，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智慧、中国逻辑、中国话语、中国风格的中国经济学。

　　中国经济学的创建与其语体系的构建，大致蕴涵以下五大基本问题：中国经济学创建的实践基础、中国经济学创建的理论基础、中国经济学创建的历史文化基础、中国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中国经济学的学术话语体系。

　　中国经济学创建的实践基础，实际上是中国经济发展这个独特的研究对象，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经济建设与发展。中国具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但在近代被严重地边缘化，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三弱”的特殊历史背景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恩格斯讲过：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时代又各不相同。既然不同的国家，不同时代的不同国家，同一时代的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发展条件、背景各不相同，那么面对极其丰富的中国1949年后的经济发展过程这样一个特定的研究对象，就 完全有必要创建中国经济学予以研究。

　　要破解67年“中国之谜”，实际是要破解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面临的三大世界性难题，而这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无法解释的：一是经济落后的东方大国是否可以通过社会主义道路走向富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以先进国家为基础所设想和构建的，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越过“卡夫丁峡谷”，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二是在西强东弱的世界格局里，落后大国经济社会现代化的目标和路径是什么?三是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能否结合和怎么结合?今天，有幸请到三位学者一起来共同探讨如何破解上述三大难题，如何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经济学家进行经济研究时，一方面要观察现实，发现经济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另一方面，任何一个经济学家在面对这些问题、试图解决它们的时候，都是带着一个“眼镜”的，因为他们是用自己的经济学理论来看待和解决这些问题的。经济学家在进行历史制度分析时，是以特定的理论范式为前提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有的经济学家的理论范式与其制度分析及结论之间是矛盾的，他们却可以安然处之。比如国内一些学者的理论范式是新古典主义的，而其现实问题研究及结论却属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制度分析。国外的经济学家也是一样，比如奥斯卡·兰格，他在理论上是新古典主义者，但又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可行的。但是，当经济学家发现其带的“眼镜”看不清楚或者看歪了时，就会试图对“眼镜”进行矫正或者换一副眼镜，即进行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或创造。

　　经济学从诞生以来研究的对象是市场经济，现阶段中国的经济模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很大的区别，并且具有“中国特色”。从经济主体的角度看，市场经济模式发展到今天经历了三个版本，可以分别称为市场经济1.0、2.0和3.0，今天中国的经济模式属于市场经济3.0。市场经济1.0只有一个主体，就是私人企业，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国家是中性的，除了确定产权、监督合同就没有什么事了，国家权力不是市场经济中真正内在的部分。凯恩斯主义产生之后，进入到市场经济2.0，在凯恩斯看来，市场经济中投资的权力是如此的重要， 完全交给资本家个人是不行的，会造成有效需求不足，为此社会也要承担一些投资，国家必须从私人手里接过一部分投资的权力。这样，国家也成了市场经济主体。中国所发展的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3.0，即史正富教授所说的三维市场经济，这三维分别是私人企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尤其是竞争性的地方政府体系在中国市场经济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这是我们改革开放后形成的中国模式的非常重要的特色，且是一个核心的特色。可是，如果在理论上还用市场经济2.0，甚至1.0的理论解释中国的市场经济，即便表面上好像也可以抓住中国特色中的新东西，但最终一定会在解释上出现偏差。

　　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只依靠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事实上，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间有一个鸿沟，马克思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最优秀的“病理学家”，对于市场经济有哪些内在矛盾，诊断得很全面，但他开出的药方就是消灭市场经济，实行计划经济。而现实中的经济实践证明目前实行计划经济是不可取的。因此，要重新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大厦，除了利用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外，还要发展新的理论。当然，这不是哪一个经济学家的事，需要大家的努力。

　　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造首先需要确立正确的“图景”。经济学家进行理论创造时，必须先有一个“图景”，即对经济世界的总的、根本的看法和判断，然后再创立一套理论来证明。拿马克思和凯恩斯与新古典经济学家相比，马克思和凯恩斯肯定认为市场经济是内在不稳定的，而新古典经济学家则认为市场经济是内在稳定的，然后各自提出一套理论来论证。经济学家的“图景”来自其对经济现实以及历史的直觉意识，同时也受文化、阶级立场以及个体心理等因素的影响。“图景”不同，问题就不同，有些问题你能提出来他提不出来，有些问题他能提出来你提不出来，进而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理论也就不同。中国经济学的“图景”，首先应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是市场经济;其次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自我演化的路径的，不能以美国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的目标或彼岸;最后，应该承认市场经济内在是不稳定的，即使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一样。

　　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造需要立足于中国经济实践，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并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过去30多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它的核心特征是什么?与传统市场经济有什么区别?正是因为有区别，才有了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基础，才需要有与以往不同的理论。首先要提出问题，直面市场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如果连矛盾都看不到，更不用说解决矛盾了。我认为，市场经济在理论上可概括出三个层次的矛盾：一是产品市场上有效需求不足;二是战略性基础设施或集体生产资料和集体消费资料(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三是资本离开实体经济循环向金融资产市场转移，造成金融泡沫。这三个矛盾的解决都需要国家的干预。现在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是针对这些矛盾的。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显然是不能看到(或承认)这些矛盾的。改革开放以来，研究中国经济、中国模式的文献很多，对很多问题进行了解释，但解释是多样化的，比如地方政府的竞争行为，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解释，也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解释。后者事实上在解释地方政府行为时，不承认政府可以作为市场经济的内在主体发挥作用，而这样一来，就必然丢掉了过去三十多年许多宝贵的经验，无法全面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

　　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造需要继承经济学史上先进的经济思想。经济学的帮派很多，门派很多，我把主要的门派概括成三类：一是马克思经济学，二是新古典经济学，三是包括演化经济学在内的非主流经济学或异端经济学，这三种理论看待市场经济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市场经济有一个根本特点，就是最重要的经济决策是无数主体分散地进行的，尤其是投资决策是分散做出来的。如果是计划经济，决策主体就是国家的计划部门。亚当·斯密提出一个问题，无数人分散独立进行决策，能不能产生出一个经济秩序?这是市场经济一开始便面临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三大理论范式有三种回答。马克思认为无数人分散独立决策不是一件好事，称其为“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后果是持续不断的经济危机，甚至最后崩溃。新古典经济学则把市场经济过于美化，意识形态特点太强，一心要为这个体制辩护，经济出现任何问题都不是市场经济本身的问题，而是别的问题。需要注意的是，一味坚持完全竞争市场理论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其观点是永远没有机会被证伪的，因为现实永远不可能符合理论模型。新古典经济理论具有意识形态浓厚的特点，如果真正按他们的理论来发展中国经济，是行不通的。演化经济学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西方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反对派，看到了市场经济的弊端，想另起炉灶，一方面承认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的病理学诊断，另一方面与马克思又不一样，认为这些非均衡的趋势可以通过某些途径被协调。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协调?通过哪些途径协调?演化经济学进行了很多有益的研究，我认为其最重要的协调途径归根到底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技术创新，二是国家的调节干预作用。总之，西方经济学除了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外，还有包括演化经济学在内的其他非主流各派，这些非主流派别的经济学在国外称自己是异端经济学(在西方语境中，“异端”一词与新教改革有关，因而并不具有汉语中常见的贬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建和发展，不能关起门自己搞自己的，一定要开放，包括向西方的异端经济学开放。这些异端经济学和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样，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两大理论来源之一。我们应该立足中国经济实践，将这两大理论来源进行创造性综合，这才是经济学的未来。

　　作者：孟捷 来源：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西部论坛) 2016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