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野政治家族调查

　　一名北大社会学博士的论文，揭开了一个县份政治家族的内幕。上百个大小政治家族形成的交互系统，几乎完全控制了这个县的政治生态，繁衍伸展，局外人没有机会。

　　三国时期，刘备屯兵新野，曹操派军清剿，诸葛亮在这里放了一把著名的火，史称“火烧新野”。

　　这个偏处一隅的农业县再度闻名，是因为最近一个北大博士的学术论文披露的——161个政治家族把持了该县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

　　发现这一现象的，是一个叫冯军旗的社会学博士。他在新野挂职县长助理，深度访谈了数百名官员，最终写下一部长达20余万字的学术论文，名为《中县干部》，对中国县乡干部任用、升迁体制进行细致研究，被认为触及了政治领域最核心的地带，但最终引起关注的，却是政治家族。

　　作为中国县域政治的缩影，新野政坛的161个政治家族，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他们形成了怎样的生态和控制模式?

　　对号入座

　　作为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冯军旗面临一个两难选择。

　　今年9月，冯军旗的《中县“政治家族”现象调查》在《南方周末》上发表，这篇只有5000余字见报文章，只是其20万余字博士论文《中县干部》的一个章节。

　　尽管该文隐匿了具体的人名和地名。但好奇的网友很快就搜索到，文章作者冯军旗在北大攻读社会学系博士期间，曾在河南新野挂职锻炼，担任过上港乡副乡长和新野县县长助理。

　　新野隶属南阳，与湖北襄樊接壤，拥有98万亩土地和78万人口，是传统的农业县，棉纺织产业是其经济支柱。

　　新野共有副科级以上干部1013人，其中副科680L，正科280人，副处40A，正处5人。从籍贯看，正科级以下基本来自本县，副处级以上多为南阳其他县人。

　　按照新野人口进行换算，得出的结果是每800X产生一个副科级以上干部。这是一个放之中国大多县域皆准的数字。

　　在这个副科以上干部刚过一千的农业县，具有血缘和姻缘关系的政治家族就有161家，其中，产生5个以上副科级干部的大家族2l家，5个以下、2人以上的小家族140家，这就意味着每十个干部中至少有一个背后有家族势力，有20%的干部属官二代。

　　公众开始聚焦的情况下，新野县委宣传部长潘自钦紧急赴京面见冯军旗，希望冯暂时不要接受媒体采访，亦有部分政治家族成员给冯打电话，称压力很大，希望冯能体谅苦衷。

　　35岁的冯军旗为河南汝南县人，2005年考入北大攻读社会学博士。2008年3月开始在新野挂职担任县长助理时，新野为其配备了一个单独的办公室、一辆汽车和一个秘书。

　　冯军旗得以进入新野权力核心，平均每天要让秘书通知三个以上的官员到自己办公室座谈，对于比自己职位高的县领导，冯是到对方的办公室去谈。

　　返回北大时，冯军旗的两个大箱子装满了访谈材料，在数百个访谈对象中，有包括县委书记在内的161个党政一把手。

　　2010年8月，冯军旗进入当代中国研究所工作，将近30万字的论文初稿给了《南方周末》，该报最感兴趣的是其关于政治家族的章节。但冯并不想让这篇论文尽快见报。

　　直到今年，地方政府进行换届，新野县委书记方显中上调南阳市任职，另有干部交流到其他市县，冯才同意发表该文。冯军旗说，网友对号入座后，学术论文成了变相曝光，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

　　“我很纠结，新野养了我两年，有感情在。”冯回绝了大多数媒体的采访。

　　姻亲葡萄藤

　　冯军旗能搞清楚161个政治家族图谱，除了参阅《新野县志》、《新野年鉴》和《南阳干部名录1949-2000》等资料外，还受到了两个思想开明的干部世家子弟的帮助。

　　新野21个政治大家族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张家。冯论文中的张家核心人物张泰康，实际是新野原组织部长、政协主席张以彬的化名，张以彬后来在唐河县当过县委书记，从南阳地区劳动局长的位置上退休。其妹张秀彬也做过新野的副县长和政协主席，妹夫则为卫生局长。

　　张以彬有8个子女，儿子张新生现任南阳海关关长，大女婿张德宝为南阳市旅游局长，二女婿贺利民是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四女婿王庆为宛城区区长。其妹张秀彬的儿子是南阳市急救中心主任，儿媳为宛城区工商局副局长，儿媳的父亲也在新野当过县委副书记和政协主席。张以彬大女婿张德宝的父亲当过新野城关镇教育组长，妹妹张平岚现在是新野县纪委副书记。

　　新野张家出来的副科级以上干部有22人，其中一半在南阳市，一半在新野。另一夫家族王家的第二代中，有现任的南阳市政府副秘书长、新野县政法委副书记、人大农工委主任、航运局局长等。

　　除了21家大家族，还有15家4人型、35家三人型和90家二人型小政治家族，这161家政治家族几乎把持了新野大大小小的政府部门。近年，政治家族子弟有向纪委、组织、公检法、县委办等核心部门聚集的趋势，同时向外部延伸。由血缘和姻缘编制的关系网络能延伸到南阳、河南省会郑州，甚至北京。

　　利用姻亲编织关系网是新野官场的通常模式，一个流传甚广的经典例子是：王城(化名)最初是县政府的通讯员，当时县政府一女话务员和县长关系密切，王城千方百计接近她，最终娶了女话务员的女儿，由此和县长接上关系。王随后被提拔为政府办副主任，然后出任某局局长。在局长任上，王城给常务副县长的侄女安排了工作，并鼓励侄儿和该女谈恋爱，成功联姻。常务副县长对王城关照有加，最终让王出任具有更大晋升潜力的某镇党委书记。

　　新野在解放后的第一代干部中，以部队转业和工农出身为主，由于子女和姻亲形成了政治家族。对于“政治元老”来说，帮助下一代取得干部身份是第一步，接下来是通过关系网不断介绍子女情况，以提拔重用，冯军旗同组织部长座谈时，就几次遇到“老干部为自己的子女仕途说情”。

　　南阳组织部一官员如此理解政治家族的形成：“就像葡萄藤一样，顺着架会越长越大，越长越多，同时阳光和水份也更多。”

　　新野政治家族存在如下特点：一、不少都是行业内或者系统内繁殖，具有一定的世袭性，比如岳父当过某乡书记，他的女婿后来也在该乡当书记，姐夫和内弟都在组织部副部长的位置上干过;二、副处级以上的县领导子女一般至少有一个副科，不少还是正科;三、政治家族的大小往往和家族核心人物的权力和位置成正比，核心人物权力和位置越重要，家族内出的干部也就越多，同时，和后代数量也成正比，后代越多，家族内出的干部也越多。

　　政治家族最大的问题是形成了地方利益集团和势力集团。该县一位主要领导经常感叹很多措施执行不下去，原因就是地方利益集团的阻挠和反弹，很多时候投鼠忌器，极端的时候自己都可能翻船。

　　家族子弟与“局外人”

　　政治家族的垄断，令平民出身的干部的不公平感与日俱增。

　　冯军旗考察新野官场得出的规律是，普通干部由股级到副科需要8年;从副科晋升为正科，需要3年;从正科晋升到副处，需要7年;从副处晋升到正处，需要7年。也就是说，1名22岁毕业的大学生，30岁成为副科，33岁成为正科，40岁成为副处，47岁成为正处，然后在正处岗位上再干几年退休，只有极个别的可能成为副厅级干部，这就是大部分县乡领导干部的政治生命历程。

　　但这只是理想的状态，现实中能实现这一历程的官员屈指可数，熬了叶年才混到一个虚职副科职位的大有人在。一位1983年参加工作干部用了20多年时间，只是把乡里边的各种委员干了个遍，而一同上班的政治家族子弟早已成为副处级，进入领导核心。

　　该干部抱怨，每次干部调整，他都被列入提拔名单，但“总是被有背景的人顶掉”，一开始，领导会安慰自己还年轻，以后有的是机会，后来又拿出如“群众基础不够”等借口，意指需要花钱跑要才能调整职务。

　　据传新野官场的行情是，根据升迁级别的大小从1万元到5万元不等，即便跑送，无背景的干部也不会调到理想职位，基本在虚职圈内打转，比如从宣传委员调为组织委员。

　　乡镇副科升到正科有48个隐形阶梯，从小到大依次为：综治办主任、工会主席、人大副主席、乡镇长助理、武装部长、党委委员、副乡镇长、乡镇党委副书记，很多平民子弟会耗尽半生都走不出这八个阶梯，而干部子弟基本能够通过“小步快跑”跳跃到正科位置上。

　　正科向上升迁的通道是副处，这里又依次排出县政府党组成员、县长助理、副县长、统战部长、宣传部长、政法委书记、组织部长、纪委书记、常务副县长，县委副书记等十几个隐形阶梯。有背景的政治家族成员可在短短几年完成跳跃，最后异地调动在另一县担任正处实职(书记、县长、人大主任、政协主席)。而平民子弟抱怨，这道大门几乎已对他们完全封闭了。

　　政治家族子弟仕途上的通畅，使得平民子弟干部感觉不公平。一位乡干部第N次失意后，将自己关在书房内，整整一天都在苦练书法，未曾进食。

　　以下是政治家族子弟的晋升实例：

　　李姓官员有二子，长子初中未读完辍学，被安排到检察院当司机，干了几年后又借调到财政局作一般工作人员，在这一期间，李又运作关系更改了儿子的档案，花钱买了个大专文凭，用聘干的指标将其转为干部身份。因为新野人都知道其只上过初中，就将其调到南阳市，从某区办公室副主任一路干到现任区长。

　　李的次子中专毕业，通过研修大专的方式取得了干部身份，先安排到一个乡当一般工作人员，经三年历练，作为第一梯队推荐副科人选，进人干部圈子，后借调南阳某市直机关。几年之后，回新野担任一正科实职不在话下。

　　上述运作模式，可用一句经典的新野土语进行概括——“磨活”，意指多方运作，穷尽关系网而求得上升。

　　日薄西山

　　近期的河南肃贪风暴中，新野一批科级干部落马，官场地震一触即发。

　　冯军旗的论文见报之前，新野副县长高志科、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局局长程文和曾当过6年财政局长的纺织集团副董事长高照阳先后因违纪被“双规”。

　　坊间相传，程文的落马和人民路改造工程有关，该工程预算3000余万元，完工时实际花费达到8700万元，在这一过程中，程文通过弟弟程雷与具有涉黑背景的商人樊小超进行合作，并从中牟利，程文被“双规”后，其弟程雷和樊小超均被控制。一个官员的倒台，往往伴随的是其家族势力的瓦解。

　　几乎同一时间，原新野县组织部长、已经调任内乡常务副县长的李玉芬被“双规”，她涉入开封组织部长李森林案。冯军旗曾经访谈过新野的10个女性正科级实职干部中，几乎每个都出身政治家族。耐人寻味的是，作为女性政治家族成员的佼佼者，李玉芬在接受冯军旗访谈时曾说出惊人之语：“我给你说，在家庭和事业方面，没有一个女人能处理好的，女人干事业都患得患失。我最后的观点就是女同志要过女性式生活，青春愉快、养尊处优，不宜从政。”

　　一个趋势是，政治家族在新野县呈现逐渐衰落迹象，计划生育政策是根本因素。新野第一大政治家族张家，家族庞大的一大原因就是子女众多。但现在干部群体严格执行的“一孩化”计划生育政策，对政治家族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

　　另一个因素来自干部交流制度，异地任职对于打破政治家族网络，起到了很大作用。

　　再者是就业观念转变和高等教育的普及。1980年代，很多新野干部千方百计回家就业，不愿留在大城市。现在，他们的子女就业时，则是千方百计留在大城市。随着干部子弟逐渐选择中等以上城市就业，新野的政治家族可持性的继承传递渐渐消耗，将融入更大范围内的体制系统。

　　在《中县干部》的扉页上，冯军旗为中县(新野)的干部写了一首小诗，题为《蒲公英》：中县的天空/飘满了蒲公英/飘着的，是命运/落下的，是人生/飘满了蒲公英/中县的天空。

　　新野的政治家族也像一朵蒲公英，在眼下大陆的整个政治和社会体制变迁的天空中飘动。落在地上的，则是那些没有关系的平民公务员。

　　作者：杨桐 来源：凤凰周刊 2011年3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