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对于村民自治视野下农民政治参与文献综述

　　国内对农民政治参与的研究起步较晚，但研究成果较丰硕，主要从农民政治参与现状、参与方式、参与动机、影响因素及提高农民政治参与质量的对策等方面来研究。

　　一、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对于农民政治参与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研究成果较丰富，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目前国内关于农民政治参与的研究通常见于一些研究农村问题或政治参与问题的著作之中。总起来看，国内学者主要从农民政治参与现状、参与方式、参与动机、影响因素及提高农民政治参与质量的对策等方面来研究。

　　(一)农民政治参与现状

　　李雪卿认为我国农民政治参与特点是：政治参与与政治冷漠并存;政治参与主体呈现多元化状态;参与意识较强而参与能力较低;制度化政治参与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并存;政治参与期望值高而政治效能感低。宋海春认为政治参与形式的多样性与规范性之间存在矛盾，政治参与的政治性与利益性之间存在矛盾，农民政治参与中的家族性色彩浓厚与国家的凝聚力淡化之间存在矛盾。张祝平、郑晓丽则指出政治参与热情有待进一步提高，看客心理、热衷实利、忽视政治是主要表现，政治参与的质量较低，主要表现在从众性参与较多、参与仅限于社区性参与或问题性参与，政治参与的有效性较低，质量不高。

　　总的来说，虽然我国农民政治参与尚存在一些问题，但总体水平已有了大幅提高。叶笑云指出，当前我国农民在政治参与过程中的自主意识增强，参与意识大大提高，政治心态由保守转向变革、开放，政治信任感和认同感增强。这让我们看到了农村村民自治背景下政治参与的发展前景。

　　(二)农民政治参与方式

　　大多学者将农民政治参与方式分为制度化政治参与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将重心放在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方面。但对于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具体形式划分不一。宋伟强认为制度化参与主要是投票选举等活动，从实际意义上可进一步区分为选举人大代表和对村民自治活动的参与。马宝成、谢蕾则从民主的角度把农民制度化参与分为选举式参与、决策式参与和监督式参与。对于非制度化参与形式的划分，学者的意见也并不统一。倪承海认为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有：行贿活动、越级上访活动、家族或宗族对基层政权的干预活动、报复和暴力对抗活动几种。而宋伟强把非制度参与分为：家族或宗族活动、人格化参与、非正常参与。孙德厚则概括为暴力对抗型、上访抗议型、违法操纵型、反参与抵制型四种基本类型。

　　同时，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农民非制度化参与的原因。邢克鑫从主客观角度分析，主观方面主要是农民政治参与意识处于萌发阶段，对政治参与缺乏明确认知等;客观方面是农村政治制度化有待提高，乡村两委班子缺乏感召力，少数村干部素质低劣。孙德厚把原因归结为：社会文化背景、宗族势力重新抬头、文革政治运动造成的政治恐惧心理、村干部作风不正、地方恶势力兴风作浪。

　　总体上，学者对农民非制度化参与研究较多，成果丰硕。但对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研究则显得不够深入，有待加强。

　　(三)农民政治参与动机

　　学者对于农民政治参与动机的理解各有主张，但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类：经济动因和非经济动因。

　　经济动机：徐勇指出利益机制是支配和影响村民选举的主要因素，而驱动村民政治参与的利益，既包括集体公利、小团体公利，也包括个人私利。程同顺则认为农民经济利益对政治参与有决定作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民、集体和国家存在经常性的利益冲突，农民为保护和表达利益，必然要更多地参与政治。这些都说明农民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及寻求经济利益保护的机制是农民政治参与的基本动力和动机。

　　非经济动机：于建嵘在湖南的田野调查得出这样的结论：农民公共参与(政治参与)的显著特征是非经济化和自愿不足。选民不认为选举投票对自身利益很重要，只是为寻求“办事公道”。何包纲、郎友兴的实证调查则表明，选民投票行动主要受政治权利及公民责任意识驱使，这表明农村社会公民意识正在形成。

　　无论是经济动因还是非经济动因的研究，其研究的对象都是某一地方甚至是某一村庄的具体情况，地域特色浓厚，而共性的研究鲜见。

　　(四)影响农民政治参与的因素

　　学者主要从经济、文化、心理、制度及其他因素分析农民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王祯强调农村利益格局变化和农村社会的阶层分化是主要因素。徐炜从经济和文化两方面进行分析，认为经济因素是影响村民政治参与的决定性因素，文化因素即村民的受教育程度和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也起了很大作用。李雪卿在强调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同时，认为参与制度不健全也是影响公民参与的因素。叶笑云从心理角度分析，指出影响农民政治参与的因素主要是传统的双重政治心理，和政治依附心理。郭正林通过对广东农村的调查得到结论：农民政治参与程度和社会政治面貌及社会身份关系密切，而同个人收入水平几乎不相关。杨明表示农民文化教育水平是参政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性别差异也有重要作用;农民年龄和收入水平影响不明显。仝志辉则从政治社会分层将农民分为政治精英和普通村民，认为当前农民投票率增高的重要因素是精英动员，而非抽象的公民文化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这为研究农民政治参与的性质提供了新的视野。

　　(五)提高农民政治参与质量的对策

　　张祝平、郑晓丽提出应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政治参与质量;增强主体意识，提高农民的政治热情;加强参与制度化建设，拓宽参与渠道。吴志明认为可通过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宣传党的政策，帮助农民树立现代化公民意识。王智军、项生华则强调加强农民自组织建设，认为作为农民抗拒市场风险，维护自身利益的组织形式、作为农民进行政治参与表达自身利益要求的话语途径，农民自治组织的地位和作用是其他组织无法代替的。张宁指出应发展和推进大众传媒在农民政治参与中发挥作用。

　　综上所述，学者对我国农民政治参与的研究呈现明显特点：农民非制度化参与研究较多且深入;制度化参与研究较少且多留于表面;对农民政治参与的研究笼统，针对性不强，难以反映全国农民政治参与的真实情况;对农民政治参与影响因素研究较分散，某个角度的研究较深入，而综合性研究较少见，对提高农民政治参与质量对策的研究也是一样。

　　作者：杨哲丰 董梁 来源：商·财会 2013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