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校园政治传播百年历史述略

　　大学，是近代人类政治思想产生和传播的主阵地之一。在中国，自京师大学堂设立以来，大学校园政治传播已有百余年历史。文章对之展开历史视角的宏观分析，粗线条地揭示了大学校园政治传播发展与中国社会变迁的内在联系、大学校园政治传播的独特社会功能和面临的现代挑战。尤其是自1978年以来，大学校园政治传播呈现主导和多元性：大学校园政治传播主体多元并存;政治传播观念岐见纷呈;政治传播内容纷繁复杂;政治传播渠道多层多元;政治传播的斗争正渐趋激烈。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对当代大学生的培养。

　　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革的视角审视大学校园政治传播，它的孕育和初生、发展和演变，在受社会因素制约的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国社会变革的动因、规律和图景。因为，“大众传播研究的主要任务不是去探究媒介信息的意义，而是通过研究信息的建构和解释以及形成这些建构的语境和压力来分析社会过程”。所以，从历史视角研究大学校园政治传播，既能更多维地认识中国政治发展的图景，又能彰显大学校园政治传播研究的必要性。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大学校园政治传播虽对社会的影响不具有决定性，但却具有能动性和重要的影响力。它关乎着各个时期大学生这个未来精英政治群体的培育、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塑造和社会舆论的导向等重大社会问题。

　　一、大学：人类政治思想生产和传播的主阵地之一

　　从人类史的角度来看，随着人类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一部分人开始专门固定地从事脑力劳动，构建每个时期人们的精神世界。为了更好地从事脑力劳动和传承精神产物，古希腊式的学院、中国古代的私塾或官学，开始渐次举办。到近代，工业革命的发展对社会提出了大规模的人才需求。近代意义上凝聚大量专家学者和青年学子的大学组织逐渐产生。

　　而大学，之所以能成为大学，就在于它聚合了一大批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和大师。他们既具有深厚的专业知识积淀，掌握了较为系统的科学研究方法和工具，又对所在社会存在的重大问题——尤其是政治问题——高度敏感。因为，“人在本性上是政治的动物”。自喻为“社会良心”的学者，必然对具有高度公共性的政治问题展开系统的科学研究。这就使各个时期形成了具有高度理性特征的政治思想，也诞生了人类政治思想史上灿若星河的政治思想家。

　　这些政治思想产生后，就立即找到了宣传的阵地(即大学)和响应的社会群体(即大学生)。大学校园，为政治思想的传播提供了多元多层的传播路径。课堂讲授、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大众传播，使大学校园政治传播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而基于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国家命运等的思考，大学生群体既思想活跃，又对新鲜事物——包括新的思想充满着渴望和兴趣，产生了强烈的社会认知需求。大学里紧扣时代的政治思想、多元多层的传播路径和求知若渴的受众的存在，共同使校园政治传播呈现出极强的生机和活力。它在培育和塑造未来社会政治精英群体的同时，也对社会产生巨大的“蝴蝶效应”，引领着社会政治思潮的发展和政治舆论的导向。从历史上的学生运动来看，具有特定政治价值取向的学生群体往往对社会发展——尤其是关键转折时期的发展——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他们常常扮演着“春江水暖鸭先知”的角色。总之，分析和理解每个时期的大学校园政治传播，则是认知未来政治社会和时代发展的一把关键性钥匙。它以萌芽式的思想方式，反映和预示着特定政治社会的阶层变化和社会力量的对比关系。

　　二、中国近代(1840—1949)大学校园政治传播：初生和并起

　　中国近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要追溯到1898年创设的京师大学堂。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它的诞生，也标志着中国的政治传播自此有了一个新的阵地。而随后在京师大学堂基础上新生的北京大学、清华学堂、燕京大学等大都奉行相对独立的办学宗旨。如1916年至1927年担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先生就倡导“学术”和“自由”，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1928年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在就职演说中就提倡校园内的“学术会、民主化”。这就为各种政治思想在大学校园里面的传播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小环境。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大学校园政治传播呈现出以下特点。

　　1.社会背景的变迁促使大学校园政治传播顺势而生。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在经济多元分化基础上形成了多元社会阶层和阶级。各个社会阶层的代表人士都在寻求救亡图存的思想、道路和支持者。政治思想的多元并起和时局的紧迫，提出了多元大众传播的迫切时代要求。恰逢其时所诞生的近代意义上的大学校园，则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公共试验田。伴随着民智的开启和民权观念的逐步形成，大学校园政治传播越来越具有主动性、多元性等特征。专制政权的干涉和压制，常常成为大学校园政治传播激化和快速发展的助推器。而此时逐渐传人中国的近代传播理念、传播技术和传播工具，更是为大学校园政治传播配上了大众传播的翅膀。所以，有学者认为，“近代政治在制度层面和思想层面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人类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为大众传媒的诞生提供思想基础和丰富内容的同时，出现了不同政治利益主体和权利主体希望获得某种载体表达自己观点、维护自己利益的迫切需要。”正是在社会分化、思想多元、民权初起和近代传播技术引入的大背景下，近代中国的大学校园政治传播得以初生和快速发展。它的出现，既是中国内部经济和政治变化的结果，也是外部刺激和技术传人的结果。

　　2.多元社会阶级的存在使大学校园政治传播主体多元并存。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社会在生产方式、社会阶级阶层方面呈现出多元并存的政治现象。地主阶级、农民阶级、工人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代理人群体等等社会力量的代表人物，在质疑旧有的“王权礼法”政治思想救世能力的同时，形成了多元的政治思潮。各种政治思潮及其代表人物都争相进入大学校园，借助多元传播渠道，力图以各自的思想主张影响聚集在大学校园里面的中国未来社会精英群体。无论是他们各自思想传播的需要，还是他们相互之间消融分歧彼此沟通的需要，都使近代大学校园政治传播的主体呈现出多元性的特征。这种主体的多元性，既可能是个体性的多元，也可能是群体性的多元。多元主体和思想潜在地形成诸多分歧，大学校园中的各个成员就对信息传递和意见沟通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传播对政治生活的介入也就显得更为重要，形成了近代大学校园政治传播发展的动力之一。

　　3.近代大学校园政治传播主体的多元性使传播内容异彩纷呈。

　　近代中国社会，政治思想领域急剧变迁，各种内生或外来的政治思想在中国几乎都能看到他们的影子。依附于特定生产方式的社会阶级或阶层，各自按照自己的内在需求和对国内外政治思潮的理解，形成具有特定内涵的救世政治主张。这就一方面为大学校园政治传播提供了丰富多彩的传播内容;另一方面，“传统政治思想的变化使通过大众传媒来表达政治主张、参与社会和政治生活成为社会各主要阶层的迫切要求。”

　　4.近代传播技术的引入使大学校园传播渠道渐趋丰富。

　　多元传播主体表达政治主张的迫切需求，刺激了中国近代传播技术的引进和发展。林则徐曾强调信息沟通的重要，提出“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始可以定控制之方”的救世主张。在此背景下，大学机制的引入，产生了近代意义上的课堂教学式的政治传播。社团组织概念的引入和民权观念的普及，催生了大量的非正式社团群体和正式社团群体(其中就包括大量的政党组织);这些具有民权观念支撑的社团群体组织在大学校园的渗透和设立，促使大学校园人际政治传播、群体政治传播、组织政治传播如雨后春笋般快速生长和拓展阵地。而国人办报，则将近代西方的主要大众传播技术——报刊杂志——引入中国。报纸在中国一诞生，就具有强烈的挽救危亡、寻求出路和传播思想的政治倾向。有学者就认为，近代“中国报，有一点与各国不同。就是各国的报是作为一种大的实业经营，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甲午战争后，在维新派的推动下，中国出现了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诞生了《万国公报》(康有为，1895)和《时务报》(梁启超等，1896)等一系列蜚声中外、影响甚巨的报刊。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成立。作为青年才俊汇集的地方，它一成立，就被卷入了近代以报刊杂志等形式传播政治观念和思想的洪流之中。

　　5.各方势力和代表人物展开了激烈的大学校园政治传播主导权的争夺。

　　对于大学校园政治传播，各方日渐认识到它在争夺社会信息主导权、塑造政治环境、劝服大学生群体、赢得大学生政治支持和深化各个时期政治合法性等方面的重大作用。所以，各方一方面呼吁传播的自由，认为“民主是今世主流，人心所归，无可抗阻。我们不能同意任何代表少数人利益的集团独断国事，漠视民意。我们不能同意政府的一切设施措置都只是为了一部分人的权力和利益。国家政策必须容许人民讨论，政府进退必须由人民决定，而一切施政必须对人民负责。”另一方面，各方又争相夺取大学校园政治传播的主导权，政治传播呈现出阶级性和斗争性的特点。有人就据此认为：新闻传播“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反动阶级为了达到蒙蔽大众的目的，“必定要曲解事实，而且要闭着眼睛造谣呢?因为他害怕事实。”

　　总之，这一时期的大学校园政治传播，具有强烈的救世特征。各方力图借助政治传播塑造具有特定政治思想和政治心理的青年学生政治人格，以达到救世目的。但是，政局的瞬息万变直接影响着大学校园政治传播的起伏跌宕。民权初生和专制独裁相互冲突和激荡，决定着大学校园政治传播的内容和主题。这就构成了一个主体多元、内容复杂、渠道通阻无常、冲突激荡的近代中国大学校园政治传播生态图。

　　三、中国现代(1949—1978)大学校园政治传播：普及和僵化

　　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获得独立、人民获得解放、国家政权日趋民主。作为当时的大学生，迫切地想了解、认知指导中国发生巨大变化的主流思想。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产物——毛泽东思想，在大学校园的普及性政治传播奠定了坚实的社会需求基础。但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大学校园政治传播在普及主流意识形态的过程中不断获得强化，乃至最后走向僵化教条状态。

　　1.大学校园传播主体政治态度日趋高度的同质化。

　　建国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旧有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赖以依附的经济成分，基本上被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取代。整个国家的社会阶层趋于简单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消融了封建性质、资产阶级性质和帝国主义性质政治思想在中国滋生和传播的社会土壤。绝大部分在高校从事教育工作的知识分子，对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产生了较强的政治认同性。这种政治认同性，为建国初期在高校普及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1957年反右运动的扩大化，使一些高校知识分子和新闻传播界的新闻工作者受到错误批判，要么被迫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要么不敢讲真话、人人自危。这就使得大学校园政治传播主体逐渐丧失政治主体性和判断力，而趋于盲从和盲信。到文革前，传播领域中“‘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最后变成了一花独放和一家争鸣”。这种现象也体现在大学校园的政治传播里。“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观念在全社会——当然包括大学校园，甚至首当其冲的就是大学校园——片面发展。

　　2.大学校园政治传播内容渐趋单调和空洞。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洗涤校园腐朽政治思想影响的同时，大学校园政治传播呈现出了主题鲜明地歌颂党、宣扬爱国主义、赞美革命和建设英雄的良好局面。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成就，使大学生对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理想和领袖人物充满了政治热情和政治幻想。而庐山会议之后，对毛泽东个人的政治崇拜由于林彪等人的煽动和诱导，在全社会蔓延。大学校园则深陷其中。校园里的政治学习和传播，陷入一种狂热的状态;正从领袖魅力型权威向法理型权威过渡的中国社会，制度和法理的缺失使这种政治狂热既缺乏制度约束又缺乏正确的政治引导。大学校园政治传播的内容，逐渐固化在毛泽东个人和他的一些语录的反复宣传上。传播主体和受众独立性的丧失，又反过来强化了个人崇拜。因为“个人崇拜也是一种双向互动的过程，在人民不停地表达对领袖的崇敬时，领袖也逐渐改变了对自我的认知。这种变化的一个表现就是通过对自己权威的维护以期达到对共产党执政基础的维护，也就是说将自己的意见视作全党的决定，不容许出现不同的声音，否则被视为对党执政的质疑与否定。”这最终导致大学校园政治传播内容的日趋空洞，甚至不顾事实、任意扭曲和虚假宣传。

　　3.大学校园政治传播体制逐渐丧失独立性。

　　建国前，为了更好地进行政治劝服和舆论控制，中国共产党就开始着手整顿政治传播领域。一方面要求各级党委和领导机关对于本单位负责主管的大众传播工具一尤其是报纸，“必须于每天出版之前，由一个完全懂得党的正确路线和正确政策的同志，将大样看一遍，改正错误观点，然后出版。各地领导同志必须以严肃的科学态度对待宣传工作。”这在当时有助于大学校园政治传播生态的净化。另一方面，又要求党和人民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具备四个条件，即“马列主义的修养;政策路线的知识;正确的基本态度;独立地做相当艰苦的工作。”这就进一步为包括大学校园政治传播在内的整个社会政治传播提出了明确的思想指导和工作要求，有效地提高了传播从业者的政治素养和规范了政治传播活动。这为建国后社会主义各级政治传播体制的建立和运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建国后，公营新闻事业网逐渐建立，私营新闻事业内部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至1953年，私营报纸除停办者外，全部实行了公私合营。“1954年10月，全国共有报纸248种，均为公营报纸。”建国前所确立的领导原则和从业要求，使这些政治传播体制获得了规范有序、旗帜鲜明的运作。但是，“这一时期的传媒只对执政党负责，主要构成包括了各级党报党刊、党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传播的手段以宣传为主，主要内容是围绕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来展开，包括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宣传;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以及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痛斥;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各种报道与歌颂;动员、发动和鼓励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等。”各级传播体制——包括大学校园的政治传播体制，都渐趋丧失独立性，甚至违背基本的传播客观性原则，回避是非原则问题。而随后群众性政治运动在大学校园里的大规模普遍性展开，进一步使这种趋势得以强化。缺乏权力制衡的中国政治结构，使民粹主义轻易地和集权主义相结合，群众运动因此就变成了极权主义的运动。在激情超越理性的群氓式政治运动面前，大学校园政治传播体制的独立性几乎丧失殆尽，成为简单的政治传声筒。

　　4.集权政治体制下大学校园政治传播高度僵化。

　　大学校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子系统，必然受到整个社会大系统的影响和控制。随着初创的民主政治体制丧失其民主意涵，在1957年至1976这一时期，大学校园政治传播逐渐受到集权政治的束缚和控制。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大学校园政治传播媒介性质发生了畸变，由普通的新闻舆论和大众传播工具发展为单一的阶级斗争工具，其他的属性和多样化功能统统丧失。所以，有学者认为，“在‘四人帮’的压制下，形成了舆论一律，但这样的舆论使得全国变得没有一点声音，万马齐喑”;“报纸广播形成了‘千报一面’与‘千台同声’的局面。……‘新闻为政治服务’的观点成为统治新闻界的主流观点。”

　　高度僵化的大学政治传播机制，使大学生这个最具独立思考能力和质疑勇气的社会群体丧失了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整个社会因此而陷入了一种狂热无序的状态，最终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青年学生关于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想信仰、政治价值认同和政治情感忠诚，导致了“文革”结束后一段时间内的思想混乱。

　　四、中国当代(1978-)大学校园政治传播：主导和多元

　　“文革”结束后，“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仍然束缚和控制着大学校园的政治传播。但是，思想禁锢的坚冰被一个高校教师胡福明所捅破。1978年5月全国渐次掀起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突破了“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对高校形成的长期思想禁锢。大学校园政治传播，又呈现出春机盎然的蓬勃生命力。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坚持真理，大胆向整个社会说出真理。这也彰显了虽历经“文革”的压制和打击，大学校园政治传播者仍毅然承担起了澄清理论是非、引导社会舆论的重大责任。大学校园政治传播，展现了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敢于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精神，凸显了传播主体深厚的理论素养和高尚的道德操守。这一举动改善了大学校园政治传播的社会形象，提高了它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社会地位。大学师生再次以实事求是作为认知方法，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直面社会问题，独立思考，大胆批判和分析。大学校园政治传播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有学者就认为，在改革开放后，“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已成为重塑意识形态的重要部分。”带着这一艰巨任务的大学校园政治传播，呈现出一元主导下多元竞相生长的复杂状态。

　　1.大学校园政治传播主体多元并存。

　　改革开放使中国逐渐形成了多元并存的社会阶层结构。大学生和老师，虽处于相同的社会小环境，但却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和专业领域，具有某种相对固定的政治心理和政治认知倾向。他们的群体凝结，形成了大学校园的多元政治传播主体。在这多元的政治传播主体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隶属于学校的宣传媒介部门、专业马克思主义学院以及外部公有性质的主流大众媒介组织。但是，公民自由的宪政保障、大学校园民主政治的深化和现代的交往交流技术，使得这些主体之间信息互动和交流频繁快速。各个传播主体，在宪政约束和保障下，不仅仅要相互给予对方平等的政治尊重，而且还需要以协商和沟通的方式与观念不同于自己的主体进行妥协。大学校园里就形成了各种政治重叠共识、社会合力或者不同观点有尊严的社会并存。因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现代网络传播使大学师生享有更广泛和平等的政治表达权力。它使大学校园中少数人对表达权利和渠道的垄断变得既不具合法性和道德性，而且在实际上也不具操作性。

　　2.大学校园政治传播观念歧见纷呈。

　　大学校园政治传播主体的多元，潜在地决定了对政治传播的认知具有多元性。在大学校园政治传播的特性方面，一部分人仍固执地突出强调政治传播的阶级属性，将政治传播视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在大学校园政治传播中强调不妥协的斗争;一部分人认为政治传播具有大众属性和社会属性，和平建设时期就是为大众群体服务，主张淡化或取消政治传播的阶级属性;还有一部分人折中协调，认为当代大学校园政治传播的大众属性和无产阶级政党党性不相冲突，二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因为中国共产党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大学校园政治传播的作用功能方面，有的人片面夸大大学校园政治传播对政治的影响和作用，认为它是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主张应对它加强控制或利用;有的人认为大学校园政治传播不仅仅具有影响政治权力的力量，而且在现代信息社会里它更是大学校园中一个政治信息沟通和交流的渠道，精神交往等社会功能大于它的政治功能。这些关于大学校园政治传播的多元观念，相互激荡，使政治传播呈现出了复杂的运用格局。它们的内部协调和整合，有待于认知的拓展、实践的深化和相关规则的健全完善。

　　3.大学校园政治传播内容纷繁复杂。

　　从大学校园政治传播的信源来看，既有占据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产物，又有对立意识形态的政治价值观念和政治知识的渗透，还有多元政治传播个体一尤其是大学教师——基于自我政治实践和认知而形成的各具特质的政治观点。虽然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产物，在正式传播渠道中占据主导地位，但是由于传播形式的僵化、过度的信息释放和重复、传播内容和现实在某些方面的脱节等因素，它的主体地位正在某种程度上被虚化和空置。而西方抽象意义上的政治价值和政治知识，借助于潜在的多元传播渠道正对师生产生着强烈的影响。一部分师生异于主流政治思想的政治观念，也在自发的个体扩散和在非正式群体中传播。其中，“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文化保守主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是“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历史走向、人心走向影响大的社会思潮。”叫这虽在某种层面上展现出了大学校园政治生活的自由探索特性，但也为主流政治思想对其他政治思想的吸收、整合和批判提出了艰巨的挑战。总之，在大学校园的舞台上，政治传播已经成为国内外各种社会力量和政治思潮较量的工具之一。

　　4.大学校园政治传播渠道多层多元。

　　改革开放，中国民主政治的意涵逐渐恢复。大学校园的政治生活趋于正常，民主成为大学校园政治生活的主流价值。政治传播中的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课堂传播、传统大众媒介传播和新媒体传播，在大学政治信息交流中都出现并扮演着不可缺少的角色。但是，多层多元的传播渠道也存在诸多问题。如课堂传播的效果整体上次于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和组织传播;传统大众媒介的传播效果要逊色于新媒体传播;随着大众传媒媒介的企业化经营，它们在大学校园政治传播方面的公益角色与商业角色之间正萌生着冲突，逐利动机正在消解它们的公共责任;不仅如此，而且外资进入传播体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带来更加多元的政治传播动机和内容，潜在地诱发冲突;互联网的出现迅速改变了大学校园个体、群体、组织和宣传部门内部或相互之间传播政治信息的方式，但是在这种急剧变迁面前，也可能出现因互联网技术掌握程度不同而出现政治传播的能力排斥、匿名之后政治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受到质疑、传播权力集中与网络自由互相冲突、公共传播空间出现商业异化等等现象。这些问题既存在大学校园政治传播空间，也存在社会政治共同体的大众传播领域。作为一个群英荟萃和研究探索的社会组织，大学校园应该对这些问题做出创新性的解答，引领社会的政治传播工作。

　　5.大学校园政治传播领域的斗争正渐趋激烈。

　　大学，是人类政治思想生产和传播的主阵地之一;大学生，是一个民族和国家未来的精英群体。对大学校园政治传播阵地的争夺和对大学生进行特定倾向的政治塑造，成为当今中国政治思想领域斗争的焦点之一。而多元传播主体、传播观念、传播内容和传播渠道的并存和竞争，则使得这个斗争正以较为醒目的方式展现在世人面前。邓小平就曾指出：“现在有些同志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对于西方学术文化的介绍有些混乱，以至连一些在西方国家也认为低级庸俗或者有害的书籍、电影、音乐、舞蹈以及录像、录音，这几年也输入不少。这种用资产阶级没落文化来腐蚀青年的状况，再也不能容忍了。”江泽民针对这种严峻的斗争形势，就警告全党全国在思想争夺战中，“如果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指导思想上大搞多元化，势必导致人心大乱、天下大乱，给党和国家带来灾难。这是绝不允许的。”为此，“必须坚定不移地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决不允许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在建党九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胡锦涛结合新形势更是明确提出了要“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和依靠广大青年”这一重要而又艰巨的战略任务。

　　结束语

　　当代大学生，是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的精英群体和主力军。他们的政治文化素养和政治参与能力，势必对未来中国政治发展产生强烈而持久的影响。因此，关注未来中国政治发展，就应该关注当代大学生的政治人格塑造和政治能力培养问题。大学校园，是大学生政治知识和政治能力习得的主要社会空间。其内部的政治传播，形成了大学生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渗透和影响到了大学生政治思想、政治价值和政治行为的方方面面。而当代大学校园政治传播面临的社会环境变化正孕育着复杂艰巨的挑战。中国社会正在逐渐步入“以物质生产为主的社会转向无形的知识、信息生产为主的社会”。在信息化社会中，大学校园往往成为多元信息和思想价值冲击最为集中的社会区域。知识信息和价值观念的大爆炸，使今天中国大学校园政治生态呈现出风险社会的特征——即“危险的来源不再是无知而是知识”。多元政治信息和政治价值冲击之下，每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极具理性批评精神而又亟待塑造的大学生个体，不仅使大学政治系统，而且使整个政治社会系统都面临被撕裂的危险。传播视野中的政治文化、价值、伦理和信仰的融合，就成为当今时代大学校园和整个社会最为重要的任务之一。

　　面对这样一个争夺青年和赢得青年的复杂社会工程，国内关于政治传播——尤其是大学校园政治传播，匮乏多学科交叉视野下的综合研究和系统思考。因此，从政治学、传播学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三维交叉“视界融合”的高度，对大学校园政治传播展开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主体和客体、路径与功能、效果和评价等多方面的系统探索，就显得尤为重要。这是落实当前“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和“关注青年、关心青年、关爱青年，倾听青年心声，鼓励青年成长”战略任务的切实战略举措。

　　作者：王洪树 来源：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学报 2013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