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传播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初探

　　国际传播在国际政治的实践当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影响的客体包含了从国内政府的议题设置、国内民众的情绪、国内非政治势力的印象，一直到国际舆论、目标国家舆论，及至目标国家的社会势力乃至政府。国际传播通过设置国际关系的重心、增强国际关系透明度的可能性、来影响国际关系;国际传播的发展本身使国际关系的发生频率加快、深度加深、维度变广，并且扩大了国际关系的参与群体。

　　一、国际传播的发展及态势

　　无论何种流派的国际关系理论，都将“国家”作为了国际关系的主体单位之一或唯一主体单位。但是，国际关系并不是有了国家就自然形成了的。事实上直到17世纪上半页，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资本主义市场的全球扩张，国际关系才真正能够逐渐形成规模。

　　早在17世纪以前，人类已经掌握了多种通讯工具和手段，其中报纸作为一种有影响力的新式传播工具也在古罗马帝国和中国的唐朝出现了。印刷术的发明，尤其是15世纪德国人的改进，使得报纸的印刷发行在以后得以成为一种生产活动和行业。1644年，约翰·密尔顿《论出版自由》面世，对整个大众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众传播的发展大大促进了人们的交流，也促进了国家间的交流，并对国际关系产生影响;与此同时，国际关系的发展也左右着大众传播的导向，并促进着传播技术的进步。

　　二十世纪后半页，随着“冷战”格局的形成，由政府或大的利益集团主导的国际政治传播逐渐成了大众传播的主流。出于遏制与反遏制的需要以及维护本国外交政策合法性的需要，政府开始对媒体施加影响，而媒体本身出于自身的利益需要和“信仰”需要，开始更多地“加工制造新闻”。

　　虽然美苏“冷战”早已结束，但“冷战”以来的各大国媒体在国际传播方面染上的色素却一直都难以褪去。以海湾战争为例，只有42天的海湾战争期间，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新闻发布会竟多达98次，军事发言人克拉克不厌其烦的展示精确制导炸弹和爱国者导弹的神奇威力，以此来说明美军使用技术话语成为了政治话语。但人们只是在战后才得知，实战中只有一部分武器是成本高昂的高科技武器，只有不到7%的炸弹属于精确制导炸弹。在这场信息的传播战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靠着成功的公关和充足的人力物力投入。几乎垄断了在巴格达实地报道的优势。

　　而在第二次海湾战争(美伊战争)时，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名气已经不在CNN之下了!半岛电视台的记者深入前线进行战事报道，不仅追踪美英军队战事进展，而且对联军伤亡、伊拉克平民蒙受灾难以及世界上的反战声音都加以直接报道。并且发布伊拉克政府要员的声明和演说。参加伊拉克战争现场报道的世界各国媒体有200多家，550多名记者。但是在传播活动中却不得不受到传播关系排序的制约，对此，卢森堡广播电视集团的记者说，没有人会抱怨这种角色分配和限制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游戏规则：我们是在一个美国军营，这是一个为美国公众制造美国式新闻的地方”。

　　显而易见，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会像对现实那样对虚构的东西作出反应，而在许多场合，人们还会制造这种虚构的东西并作出反应。如果对比美伊战争中所看到的福克斯电视网、伊拉克电视台和半岛电视台的几乎完全不同的画面，我们就会发现影像不过是载体和借口，而传播者的视角永远不是无辜的。实际上，从地缘政治、经济角度来看，信息传播的影响比军事手段更为深远。原本，媒介系统的天职(或者说逻辑功能)只是告知和表达事件，现在则是通过电视直播诱导(引导)观众直接参与，电视报道的瀑布流形成之后，逐渐主导了人们的对未知事件的判断。沃尔特·李普曼曾经有过这样精辟的论述：“在任何社会，只要它的利益并非完全不受外界的影响，它的空间并非狭小得使每个人都能对所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那就必须依靠观念去应付那些超出视线之外并且难以把握的事件。”

　　二、国际传播现象背后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

　　很显然，国际传播带着浓重的国家色彩，而国家色彩的背后则是政府和媒体对国际关系理论的一种“信仰”。冷战后，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在1991年提出了要“建立世界新秩序”。从克林顿到小布什，其外交的战略目标仍然带有强烈的“新秩序”理想色彩。全面推行世界新秩序，其实质就是领导世界战略。《是霸权还是世界秩序》(1980)的作者斯坦利·霍夫曼作为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强调用“世界秩序”代替“国际体系”。实质上，在他那里，秩序就是持久的强权关系的特定格局。“世界秩序论”认为：要依靠跨国力量和国际力量，通过有限战争和核控制来实现世界秩序，强调通过新正义战争、推行和平和稳定核均势，保卫资本主义政治，大力、全面推行民主目标，实现新世界秩序。它还认为美国应学会建立没有基于武力称霸的世界领导地位，建立集体安全体系，推行国际合作，输出民主、人权等。

　　恰恰是基于这样的国际关系的“信仰”，才让我们看到了美国媒体不遗余力的“制造”新闻。可以肯定地说，目前，影响以美国为代表的绝大多数国家的外交政策和媒体倾向的主流理论仍然是现实主义的。

　　进攻性现实主义对国际社会持悲观态度，认为国际体系仍然处于“人人为战”的霍布斯状态，国家之间互不信任，甚至互为敌人。由于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这就使安全成为稀缺品，安全的稀缺导致国家间常常发生冲突，一国要想在冲突中处于主动，维护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必须采取进攻性策略。美国无疑是这一理论的拥趸，美国媒体也笃信践行这一理论。

　　防御性现实主义对国际社会的看法要乐观一点。他们认为，虽然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但由于国家是有理性的，因而他们常常会通过权衡扩张行为的得失大小，从而决定自己采取何种行为。由于在历史上侵略扩张一直是非正义的不得人心的，因而国家必须谨慎从事，但为了获得安全和利益，国家又必须有所作为，因而通常情况下都会采取温和谨慎的政策，富有侵略情绪并采取侵略行为的国家必定是少数。其分析问题的根据在于，防御性现实主义认为安全并不是稀缺而是充足的。其实，邓小平以来中国的外交较多地显现了这一理论的影子。

　　防御性现实主义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坚信“安全困境”的存在，而后者不，如此之下，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的国际政治传播如此高调、嚣张、强势，并为此不择手段了。与此同时，认识到“安全困境”的媒体则显得平静得多。一方面，处于对“安全困境”的担忧，他们不会极尽所能地塑造本国的“强势”形象;另一方面，他们当然也不会故意编造“非常低调”的新闻来“灭自己威风”的。

　　除了以上主流的理论流派影响之外，在非主流理论流派当中，建构主义的观念显然已经越来越多地为更多地国家所接受了。

　　以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理论主要观点当中，就有认为“国际政治的结构是观念的分配，它决定着行为体的行为”的核心观点。建构主义重视文化、认同、规范等在国际关系及利益中的作用。温特甚至预言：行为体的互动实践可以造就多种无政府逻辑，建构多种无政府文化：过去的国际社会是霍布斯文化占主导地位，国家之间充满敌意，互为敌人;今天的国际社会是洛克文化占主导地位，国家之间互相竞争，互为对手;未来世界将是康德文化占主导地位。国家之间充满友谊，互为朋友。

　　三、新技术条件下国际传播对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

　　就在2004年3月份，美国的传媒报道了布什总统“制造假新闻”的事件。布什授意制造的假新闻本身首先欺骗了国际舆论，为美国推行其攻击性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披上了相当漂亮的外衣，增加了其外交政策的支持率。而这一事件的曝光，在国际上的影响就主要表现为进一步加深了美国的盟友对美国的怀疑、加深了大部分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的仇恨，削弱了美国外交行动的影响力。

　　现代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无疑给国际传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也使国际传播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不断的扩大。移动通信的发展改变了地球人的沟通，互联网的发展则改变了人们的表达和获取(信息)。至少在有可能的互联网垄断出现之前，人们仍然可以享受在人类历史上仅此10多年来才有的空前的表达和传播自己思想的方便和自由。与此相对应的，人们也可以空前地得到各种各样的信息。这种几乎无限制绝对自由主义的态势是大部分国家的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在强调政府职能的国家自然如此。而事实上，即使在宣称“以新闻自由为荣耀”的美国，政府对新闻的控制过犹不及。

　　面对可能或者说必然到来的对自身不利的舆论，与美国奉行的外交政策一样，美国政府采取的是对媒体的进攻性的控制。也就是说在形成不利舆论之前，首先主动地去制造有利舆论，为外交政策铺平道路。不仅对国内媒体如此，对国际媒体也是如此。这种主动的进攻性主要表现在主动制造有利于自身国际形象和外交政策的新闻。其中有对事实的夸大：比如在“中国威胁论”的制造中对中国崛起之后对其他邻国潜在的危胁严重的夸大、再比如对美军占领巴格达后当地市民欢迎美军的热烈程度的夸大;也有故意捏造事实：比如伊拉克制造和拥有违禁武器、美军拯救女兵林琦的英勇事件等。但事实证明，像美国这样通过夸大和捏造事实来“主动进攻”是得不偿失的。事实终会真相大白，而美国政府已经不止一次地“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

　　政府应当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主动进行国际政治传播。从形式层次来讲，就是要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从内容层次来讲，则需要政府部门特别是外交部门改变保守思路，多多研究外交受众的需求，从他们的需要出发，进行有内容的主动传播。主动有效的国际传播不仅有利于外交政策的展开，同时也有利于国内政策的展开。

　　作者：王　吉 来源：法制与经济(下半月) 2006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