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高度集权执政模式形成中的国际政治因素

　　苏共的执政模式是一种高度集权的执政模式，这是一个客观事实。而关于苏共高度集权执政模式形成的原因，文章着重讨论了苏共高度集权执政模式形成中的国际政治因素。一个基本的观点是：苏共所秉承的“世界革命”理念以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直接导致了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形成了一种恶性互动的紧张关系。这种与资本主义国间的紧张关系成为苏共对国家全面领导的政治体制形成的外部条件。

　　苏共的执政模式是一种高度集权的执政模式，这是一个客观事实。那么，这种高度集权的执政模式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可以说，苏共高度集权执政模式的形成，既有苏共自身的内在组织结构和思想动力因素，又有苏共所处的特殊的国际政治环境因素。这里将着重讨论苏共高度集权执政模式形成中的国际政治因素。一个基本的观点是：苏共所秉承的“世界革命”理念以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直接导致了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形成了一种恶性互动的紧张关系。而这种与资本主义国间的紧张关系成为苏共对国家全面领导的政治体制形成的外部条件。

　　一、两种对立的世界观

　　可以看到，俄国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一事立即被资本主义世界判定为一种新的政治现象，它们把俄国社会主义政权看作是对它们的世界秩序和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严重威胁，并从社会主义政权一诞生时就表现出对它的敌对态度。在巴黎和会上，法国领导人乔治·克列孟梭就坚持认为，整个欧洲已受到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威胁，因此，欧洲国家必须将布尔什维主义消灭在发源地。于是，就有了西方国家对苏俄的武装干涉，以及战后数年的国与国之间的互不信任。

　　当然，西方国家产生这种对俄国社会主义政权的敌对看法绝非空穴来风。因为在苏联这一方，的的确确是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看作是一种普适性的意识形态，把资本主义看作是腐朽的、垂死的制度，并力图要把它消灭而后快。可以说，在苏联领导人的头脑中，“世界革命”的目标一直是他们难以割舍的理想追求。在十月革命之前，列宁即曾设想，世界革命将由俄国开始，由德国、法国、英国来完成。而世界革命的目标，就是在国际范围内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建立统一的世界苏维埃共和国”。十月革命后，列宁更是多次表达了他对世界革命的渴望。在布列斯特一立托夫斯克和约签订后召开的七大报告中，列宁十分明确地指出：“没有德国的革命，我们就灭亡了，这是一个绝对的真理。”美国经济学家W·W·罗斯托也指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标准，落后的俄国在历史上实行社会主义还不够成熟，鉴于此，“列宁阵营中的一些比较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用这样的希望来安慰自己，那就是德国(一个历史上已经‘成熟’的社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也将成为共产主义社会，从而造成一个完整的共产主义地区，其中可以包含历史落后的俄国。”

　　为了更好地领导世界革命，布尔什维克党在1919年3月成立了共产国际，其主要职能和任务就是领导各国共产党的行动，甚至直接输出与策动革命。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闭幕式上，列宁宣称：“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有保证的。国际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已经为期不远了。”在1920年夏，列宁和布尔什维克领导层的其他成员都支持针对波兰的武装行动。为此，在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还专门通过了《关于波兰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这里出现的根本问题是，一场防御性战争还是一场进攻性战争，我们这些中央委员会成员知道，这是一个新出现的根本问题，我们处在苏维埃政权的整个政策的转折点……我们面临一项新任务。这场与世界帝国主义的战争的防御阶段结束了，我们能够而且有义务利用这一军事形势去发动一场进攻性战争。……为了援助波兰的苏维埃化，我们现在要尝试向他们发动进攻……我们必须用刺刀来探究，波兰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是否已经成熟了。”斯大林在对十月革命所开创的新时期的特征作了如下概括，他说：“新时期是阶级公开冲突时期，无产阶级的革命发动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时期，直接准备力量去推翻帝国主义，而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时期。”他还说：“第一个获得胜利的国家内的社会主义巩固得愈彻底，这个国家变成进一步扩展世界革命的基地、变成进一步瓦解帝国主义的杠杆愈迅速，世界革命的发展，许多国家脱离帝国主义体系的进程就进行得愈迅速、愈彻底。”被列宁称为党内“最大的理论家”的布哈林在列宁逝世四周年的纪念会上的讲话中也有一段立场鲜明的表白，他说道：“我们的任务是‘改造世界’的任务，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天才奠基人马克思从理论上提出的任务。我们现在不得不进行斗争，克服罕见的困难，我们不得不生活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并与之进行斗争。这是实际上向我们宣布了你死我活战争的对手。这是武装到牙齿的并且还在不断地进行武装的强有力的敌人。”布哈林以一种充满革命激情和豪迈气势的语言结束了他的讲话：“我们完全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们正在创造，我们一定要创造出这样一种文明，资本主义文明在这种文明面前看起来就象‘犬吠圆舞曲’在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前面一样。”

　　列宁、斯大林、布哈林的这种描绘，勾画出了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之间“谁战胜谁”的对立和冲突。而这种描绘，让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听起来是多么的刺耳。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又怎样能够容忍一个要消灭自己政权的政权呢?因此，从一开始，苏联就和西方国家形成了一种恶性的互动和紧张关系。关于苏联紧张的国际环境，有学者就曾坦言：“苏维埃国家从本质上讲始终是不安全的。它的缔造者们认为除非他们所发动的并使他们掌权的革命在其他国家也取得成功，他们的政权是没有安全可言的。”尽管在二战中间苏联和西方国家曾有过合作，但那毕竟是暂时的，到了二战后，又出现了冷战对峙的局面。1959年尼克松与赫鲁晓夫会晤时的一个场景耐人寻味。在会晤时，赫鲁晓夫预言说，尼克松的孩子们将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尼克松则回答说：“赫鲁晓夫先生，你的孙子们将在自由中生活。”赫鲁晓夫的预言和尼克松的回答，实际上代表着社会主义世界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彼此间的态度，鲜明地反映出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和世界观的对立和冲突。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世界革命”理念外，苏联和西方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对立还受到这样一个因素的影响，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主义对伯恩施坦、考茨基、鲍威尔等所谓“修正主义”的批判，极力反对用改良主义的“幻想”代替革命这个概念，于是在布尔什维主义者中间产生了这样的思维定势，即修正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是无产阶级的叛徒，是立场不坚定的“软骨头”。这在主客观两个方面都堵死了苏共在其政策取向上采取中间妥协路线和改良主义道路的可能。

　　二、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紧张关系对苏共执政模式建构的影响

　　苏联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持有根本对立的世界观，进而导致两者之间处于一种恶性互动的紧张关系之种，再加上，苏联又处于不能走中间妥协道路的骑虎之势，这不能不影响着苏共执政模式的建构。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1.苏共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使得它在建构自己的执政模式和政治体制的时候，失去了学习资本主义优秀政治文明的可能性。

　　从价值的角度来看，“任何社会主义的要求都需要人们用与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下流行的精神标准不同的另一些标准来判断社会现象与经济现象”。因此，作为以消灭资本主义为根本志向的苏共，一方面，它不仅要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把资本主义的一切统统看作“是放出道德恶臭的东西”，并不加具体分析地加以拒斥，而且它更要破坏和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根本志向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苏共不可能重复资本主义制度的任何内容，它必须建构一种与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制度完全迥异的新制度。霍布斯鲍姆针对两大世界价值观的对立发表评论说：“我们都习惯用二元对立思考，将现代工业经济分成‘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两种不能并存、相互排斥的绝对选择……一个代表着以苏联为模式的经济体制，另一个则把其余的全部照单齐收。”但是，从实际情况看，这种极端心态在苏联表现得更为明显。

　　这样，由于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它们大都奉行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而自由主义的核心主张是实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制度，那么，在苏共领导的国家就只能实行国家主义统领下的命令型的计划经济制度;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大都实行议会制、奉行三权分立原则，那么，在苏共领导的国家就只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奉行议行合一原则;由于自由主义者“对国家在其领土内所拥有的权力垄断持有明显怀疑的态度。他们始终试图通过建立一种以法律制约权力的制度性秩序来与可能的滥用权力行为作斗争。”那么，苏共虽然在理论上持有最终消灭国家的观点，但是在实际上却是充满着对集体主义性质的强国家及其权力的向往。例如，伊锡尔·德索拉·普尔曾对《消息报》上关于“民主”一词的使用情况进行过专门的研究，他发现，“1920年之后，‘民主’一词很少在该报的社论中使用，即使使用，也几乎总是作为消极的东西。当时布尔什维克报刊的共同信念是，民主已经失去了它的政治意义，而且迟早会带来资本主义的灭亡。”这样一种情况演变的结果就是苏联在其政治生活中不去关心和注意民主的实践和民主机构的完善。罗莎·卢森堡曾对列宁忽视民主的情况表示过担心，她说：“尽管民主制有其缺陷和短处……但列宁和托洛茨基所找到的解决办法，即取消民主，却比它想救治的疾病更糟。”但是，这种担心并没有能够阻止苏共执政模式和政治体制建构中权力集中的步伐。卡冈诺维奇下面的一段话就是对苏联之所以形成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极好注脚。他说：“苏维埃国家是为人类开辟通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唯一国家，她好比一座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的要塞。”“在同整个帝国主义世界进行残酷的斗争中，我们的国家不得不对民主实行某些限制。”

　　总之，在这样的心态和思维逻辑的影响和推动下，必将形成一个高度集权的执政模式和体制。2、苏共领导人有一种经常受到威胁的感觉，十分担心随时可能出现的国际资本的包围，始终存有对资本主义世界、对“想象中的外部敌人”的高度警惕，这种“威胁感”，一方面增加了苏共对资本主义及其价值的排斥心理，这一点上面已经论及，在此不赘;另一方面，也是要重点阐述的，那就是，苏共认识到苏联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下建设社会主义，迫切需要不惜一切力量和代价来巩固国防，保障国家在经济上的独立自主，而重工业的发展，有助于加强苏联的经济和国防实力，有助于增强防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颠覆的能力。

　　列宁在1920年召开的八大上就指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不然我国仍然是一个小农国家，这一点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不仅在世界范围内比资本主义弱，在国内也比资本主义弱。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且一定要努力把小农经济基础变成大工业经济基础。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了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他又说：如果没有重工业，“我们就不可能建设任何工业，而没有工业，我们就会灭亡，而不能成为独立的国家”。在1926年苏联开始实行工业化的政策时，斯大林表达了苏联必须以赶超的速度发展的思想，因为“落后就要挨打”，他说：“人们有时间……延缓进展吗?不，不能，同志们!决不能减低速度!恰恰相反，必须竭力和尽可能加快速度。我们对苏联工人和农民所负的义务要求我们这样做。”“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是要挨打的。但是我们不愿意挨打。不，我们绝对不愿意!旧俄历史的特征之一就是它因为落后而不断挨打。”斯大林提出了工业化要“从重工业开始”，即后来人们所说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在二战胜利后不久的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选区的选民大会上发表演说时指出：“苏维埃的国家工业化方法，与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方法根本不同。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通常都是从轻工业开始。……我国共产党也就拒绝了‘通常’的工业化道路，而从发展重工业开始来实行国家工业化。”他接着说道：在新的五年计划中，应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增加煤、铁、钢和石油的产量，这是“足以应付各种意外事件的保障”。其实，这种认识和斯大林对西方始终怀有的不信任态度有着极大的关联。当然，这种认识和做法也和西方的实际作为有关。泰戈尔在谈到苏联发展军事工业和维持军队的原因时说道：“因为现代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列强都在敌视他们(指苏联人——作者)，而且这些列强都在各自的武器库中堆满了武器”，所以，苏联人“不得不完全保持着国家机器中最没有生产性的部分——军队，这对他们来说是必要的。”

　　这种把优先发展军事工业和重工业绝对化、过分注重国防和国家安全需要、长期忽视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需要的“非常”道路，要在苏联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推行下去，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的保障是无法完成的。因此，这条超常规的发展道路，在客观上要求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权。而且，这种认识，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渲染下，也有助于形成一种可以忍受限制民主的民族主义情绪，从而为高度集权的政权的形成提供了有利的民众心理基础。

　　三、结语

　　一般而言，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其实就是说社会主义国家有一个高度集权的政权，而它又能够集中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办大事。对于苏联而言，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苏联在苏共强有力的领导下，经过两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就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一个工业国，一跃而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业化国家。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西方国家却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社会一片混乱，对此，汤因比说道，在20世纪30年代，西方世界的男男女女们在纷纷议论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而这两者之间的强烈对比，一定程度上也使得人们认同和接受了高度集权的“斯大林模式”，而这种认同又反过来强化了它。同时，二战的胜利也起到了同样的强化“斯大林模式”的效果。斯大林在上面引证的同一篇演说中即指出：在二次大战中，苏维埃国家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证明“苏维埃社会制度比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有生命力，更稳固”。既然这种高度集权的、以党代政的政治体制经受住了严酷的考验，又比其他的政治制度优越，那么，人们就更没有理由去改变它了。即使是后来的国际政治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苏共高度集权的执政模式也没有发生多少变化。

　　作者：任开蕾　郝宇青 来源：俄罗斯研究 2006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