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政治”: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政治的新现象

　　“规模政治”是从经济学中借鉴过来的一个新概念，它是单个国际政治行为体在对外关系中由于自身和外在的作用而逐渐形成的一种理想化模式。“规模政治”与“规模经济”一样，都是通过数量的增加而使成本得到降低。全方位多边外交和合作型国际机制是使国际政治向更有利于“规模政治”方向发展的两大动力，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国际机制特别是其中的合作型机制使国际政治越来越向“规模政治”方向发展，并同之前以权力和冲突为特征的国际政治大不一样了，国际关系越来越讲究互利、双赢、和谐。

　　随着各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的加强，许多存在于其它学科之中的概念、理论、方法等逐步被应用于国际关系的研究之中，从而使得国际关系的视角、理论、方法越发的多样化。“规模政治”这个概念是从经济学中借鉴过来的，在经济学中与之相对应的概念是“规模经济”。“规模经济”是指生产或经销单一产品的单一经营单位，由于规模的扩大而减少了生产或经销的单位成本而产生的经济模式。

　　“规模经济”说明，生产要素的增加，即生产规模扩大对产量或收益将产生影响。把这个属于经济范畴的概念引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目的，是为了描述这样一种国际政治现象，即“规模政治”，行为体在对外关系中由于自身外交方式以及国际机制的转变，能够使自身总体收益得到提高，并同时降低国际关系的交易成本与代价，使各个国际关系行为体在相互关系中和谐发展。本文认为，规模政治是指当代国际关系中正在逐渐形成的一种崭新的国际政治现象，即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由于受到各自外交方式和国际机制转变的影响而产生的利益最大化，或称互利、双赢，它是建设和谐世界的客观要求，也是全球化进程中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必然结果和理想状态。 国际关系行为体要形成“规模政治”必须具备两个基本的条件，正是这两个基本条件的相互作用和共同影响，使得国际关系行为体在进行国际交往时产生了“规模政治”。

　　一个是主动条件，也即自身条件，这里指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外交形式。国际社会多渠道的联系，如国家间联系、跨政府联系、跨国联系等，使得国际关系中行为体的交往形式得到扩展;国家之间关系的各种议程，其中包括许多没有明确或设定等级之分的问题，使国际关系行为体交往的内容也得到扩展。这种全方位、多渠道的联系有利于行为体获得较全面的信息，使行为体自身有了比较，从而在交往中获利，形成规模政治现象。

　　另一个是被动条件，也即国际机制形式的转变与发展。国际机制理论起源于国际合作研究，于20世纪70年代伴随复合相互依赖理论的产生而兴起。1975年，约翰·鲁杰(JohnGeraldRuggie)首先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引入国际机制概念，1977年，罗伯特·基欧汉(Robert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Nye)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中，正式运用国际机制研究国际问题。但对国际机制这个概念最具权威的解释，是在1982年《国际组织》杂志召集的关于国际机制的研讨会上，由斯蒂芬·克莱斯纳(Stephen Krasner)在综合了不同意见后提出来的。他将国际机制定义为：在国际关系特定领域由行为体的期望汇集而成的一整套明示或暗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原则是指对事实(fact)、保证(caution)和正直(rectitude)的信仰。规范是指由权利(rights)和义务(obligations)确定的行为标准。规则是指对行动的专门规定(prescriptions)和禁止(prohibit)。决策程序是指决定和执行集体选择的通行操作(prevailing practices)。从中可以看出，原则和规范是体现机制的基本特征，规则和决策程序的变化则是机制内部的变化，不会带来机制性质的改变，而原则和规范的变化则会使机制的性质发生改变。

　　国际机制之所以重要，“并非因为它们构成了一种集中的政府机构，而是因为它们能在政府间促进协议的达成，并能分散执行协议。机制的原则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增强了合作的可能性。它们为有序的多边协调以及合法的或不合法的国家行为创造条件，并在机制中的不同议题以及不同的机制间建立联系。”从罗伯特·基欧汉的这番话可以看出，国际机制的原则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来增强合作的可能性。交易成本即交易费用，也是来自经济学的概念。科斯认为，交易费用“是获得准确市场信息所需要付出的费用，以及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费用”。为什么会存在交易费用?从深层次来看，它的存在与人的本性密切相关。交易的双方不但要保护自己的利益，还要随时提防对方的机会主义行为。每一方都不知道对方是否诚实，都不敢在对方所提供的信息基础上作出决定。因此，在交易中检查、索赔、惩罚、报复的成本费用就升高了。同时，交易费用的存在还与人们的行为是不确定的有关：一个人在做出决策时，无从了解其它人同时也在做出的那些决策和计划。

　　国际机制正是通过这种对机会主义行为的不确定性进行一定程度的规范化，使国际关系的连续性和可预期性得到加强。因此，大家都遵循一定的国际机制，国际政治行为体在互动过程中就会有“心照不宣”的信任感，这有利于改善并提高双边关系与整个国际关系的互信度，使“规模政治”更易出现。交易费用又分为事前的交易费用和事后的交易费用。国际机制降低的主要是事前的交易费用，即签订契约、规定交易双方的权利、责任等所要花费的费用;以及部分的事后交易费用，即建立和运作管理机构而产生的成本、解决交易纠纷的费用等等。

　　其实，国际机制早在主权国家产生之时就已经应运而生了。中世纪在国际行为中起主要支配作用的是宗教与道德的普世精神，而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之后，欧洲则开始以国家利益至上作为根本的国际关系准则，利用相互之间的权力均衡来维持相应的国际秩序。这次和会本身也创立了一种新的国际机制——以国际会议的形式来解决国际争端。这种形式的机制使欧洲保持了140多年的均势与和平，直到拿破仑在18世纪末建立起法国的欧洲霸权体系。但在大国均势思想的影响下，欧洲的反法联盟最终击败了拿破仑。1814年至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欧洲继续以权力均衡为原则，以国家利益为目的，依靠“正统”和“补偿”思想进行欧洲协调，

　　“神圣同盟”和“四国同盟”便是各大国协调的典型。但后来俾斯麦的结盟外交逐渐取代了欧洲协调机制，使欧洲出现了两大军事同盟的对抗，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一战之后，各国逐渐认识到国际关系必须有某些国际机制作为其冲突的缓冲，这样，以大国协调实现“集体安全”的国际联盟机制得以产生，凡尔赛一华盛顿体系就是这样一种新的均势体系。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均衡原则，

　　“集体安全”不幸逐渐被演变成绥靖政策，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二战后，以大国竞争与合作为特征的雅尔塔体系，总体上就包含了“均衡”与“协调”的因素，即美苏两极均势与实施大国协调的联合国机制相结合。

　　冷战结束后，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日益加深，合作取代冲突并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主流。现实中的国际社会已经为国际合作打下了客观基础，因为每个主权国家在追逐利益的过程中，产生了超越单个国家必须相互合作才能实现的集体利益。

　　“这种集体的共同利益的存在，以及为了这些共同利益而需要的制度安排，才是国际社会之所以成为国际社会的理由。”于是，一种新的国际合作机制基于以上的原因开始形成，以取代以往的冲突型的大国均衡和协调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各个行为体开始学习如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一道工作。这样，双方就会有意愿和动力去处理那些并非都具有自身利益的、更为复杂的政治问题。同时，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取得进展，可使各个行为体相信并具体证明，与对方的协议能够取得实际成果，因此能进一步感知合作中的自身利益。”

　　合作型国际机制是全方位、多渠道外交和国际制度相结合的产物，对“规模政治”的产生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第一，合作型国际机制能使国际社会中信息的数量和质量都得到很大的提高。国际社会是一种处于无政府状态的社会，国际关系行为体采取自助原则行事，

　　“囚徒的困境”是这种状况的真实写照。国际关系行为体由于信息的缺乏和不对称而导致相互之间的不信任，因而有时会做出各方都不愿意看到的决断，这就是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国际机制中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则使国际社会成为一种有序的体系，而在这种体系内部，合作型国际机制使体系内部行为体之间相互开放，从而信息更容易被彼此了解并且使其准确程度得到提高，“囚徒的困境”得到改善。随着交往、交易次数的增加，国际关系行为体会在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进行权衡，它们有时会为了长期利益而牺牲短期利益。这一点又反过来促进了合作，使国际关系行为体自身在相互作用中走向“规模政治”。

　　第二，合作型机制为国际社会化解冲突提供场所和模式。在这种机制之下，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的信息可以相互交换，并且可以对对方的行为有所预期。如果不存在这种机制的话，国际危机可能就会演化成冲突，并且使冲突不断升级。这样，冲突双方所付出的成本就会提高，甚至可能相互毁灭。

　　全方位、多渠道的外交联系与国际机制两者需要产生互动。如果仅仅有前者，那可能只是单边的一厢情愿和短期交往，国际关系中任何微妙的变化都会使得这种外交活动破产;同样，如果仅仅是后者的话，这样的机制也只能是一种形式而已。正是这两者的相互融合，才使得合作型国际机制得以产生，从而催生“规模政治”现象。2005年9月19日，由于中国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在历经波折后终于达成里程碑式协议，朝鲜同意放弃所有核武器及现有核计划。作为交换，韩国、美国、日本、俄罗斯和中国表示同意向朝鲜提供石油和能源援助，美国和日本还同意与朝鲜实现关系正常化。尽管由于朝核问题的极端复杂化，人们对该协议能否顺利执行、朝鲜半岛无核化能否成功实现还存有疑虑，但是，六方会谈就朝核问题达成协议本身就是“一个共赢的结局”，或者不妨说是在朝核问题上形成了“规模政治”的结果。

　　二战后法德关系的演变比较全面地诠释了“规模政治”这个国际政治新现象的形成过程。1960年4月24日，西德各报报道，波恩和巴黎之间不久即将签订军事协定。根据这个协定，西德军队将在法国领土上拥有基地，主要是在高涅克、伊斯特尔和蒙彼利埃附近。法国《人道报》就此发表评论指出，这是西德军国主义的祸害以及西方国家对阿登纳的支持。评论还说：“在法国建立基地，同佛朗哥的勾结，反犹运动的重新嚣张，前希特勒国防军中的将领们在波恩德国的新军队中所起的作用，等等，这一切都充分证实了我们已经说过的这样一种政策的愚蠢和罪恶性质，这种政策的目的，是要使‘生存空间’这一主张的拥护者重新得势，希望利用他们来反对苏联。”“西德军国主义不仅本身是危险的东西，而且它可能在柏林起导火线的作用。”《人道报》最后强调指出，“在举行最高级会议的前夕——最高级会议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舆论的行动——法国人应该明确表示如下的意愿：要永远避免西德军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危险”。时隔20年之后，1982年10月20日，西德《世界报》发表了题为“巴黎希望在军备问题上进行较大的合作，密特朗去波恩进行德法会谈”的文章。文章说：“当法国总统密特朗和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明天在波恩进行德法首脑会晤时，法国政府的安全政策问题将占有一个不寻常的地位。因为核大国法国将首次利用首脑会晤来同德国伙伴深入地谈谈它的核战略设想。提出这一倡议的背景是法国对联邦德国局势日益不稳的担心。如在明年3月联邦议院选举时，联邦德国变得‘没法管理’，追补的军备不能兑现，甚至重新出现中立主义的计划的话，那么联盟会成什么样子?这个问题在巴黎讨论得越来越多了。外交界人士说，因此法国政府决心让德国军人和政治家知道，法国人是德国人的一位有谅解精神的朋友。人们通过关于核政策设想的秘密会谈可以使他们更多地同法国联系在一起。”同年10月23日的西德《波恩评论报》写道：德法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积极的阶段，这样一来西方世界的整个防务也极有可能进入一个新的积极阶段。

　　使人大惑不解的是，为什么仅仅经过短短一代人的时间德国和法国这两个欧洲的宿敌就能够和平相处，且能够相互透露自己的军事战略呢?

　　众所周知，法德之间的恩怨由来已久。历史上他们曾长期互为敌手，仅从1870年普法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70年间，两国就有过3次大战，巴黎曾两度遭到德军占领。因此，法国一直把德国看作是其安全的主要威胁和称霸欧洲的劲敌，法国人对德国军国主义有着强烈的复仇主义情绪。如何削弱德国、限制其发展，进而维护法国的安全和欧洲霸主地位，是长期困扰法国的一个难题。二战结束后，对战胜国法国来说，正是解决这一难题的好机会。战后初期主政的戴高乐的对德政策是强硬的。他力主用国际强硬手段肢解德国，永远削弱德国，同时利用德国的资源，恢复和发展法国经济，重振法国的欧洲大国地位。所以，肢解德国其实只是法国对德国传统政策的延续。随着德国被一分为二，美国要推行遏制苏联的战略，在欧洲就必须扶植西德，把西德看作是与东方直接对立的桥头堡。这虽然与法国传统的肢解、削弱德国的政策主张尖锐对立，但是二战使得法国国力大大下降，除因战争而死亡的140万人以外，整个经济遭受的损失高达48 930亿旧法郎(按1945年价格)。加入“马歇尔计划”以及《北约》之后，又使得法国在经济政治等方面都要依赖美国，根本无力与美国抗衡。因此，法国在对德问题上不得不放弃肢解德国的传统政策而与美国保持一致。

　　传统对德政策的失败反而促使法国进行反向思考，意识到与其防备和肢解德国不如把德国纳入到自己的盟友队伍之中，与德国建立和睦的关系。这不仅能把法国从寝食不安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而且还能打破美国主宰西欧的局面。“舒曼计划”的提出为法德和解拉开了序幕。1950年5月9日法国外长舒曼倡议，将法德全部煤钢生产置于一个超国家的高级权力机构管理之下，建立煤钢共同市场，这一组织将向其他欧洲国家开放。这就是舒曼计划，它的政治意义远远大于它的经济意义，其政治目的“主要是推进西欧联合并以此套住西德”。1951年4月18日，法、西德、意、荷兰、比利时、卢森堡6国正式签订“煤钢联营集团条约”。这是舒曼计划的具体实施，条约规定建立6国煤钢共同市场。煤钢联营使法德之间的宿仇开始化解。1958年9月两国首脑在法德和解问题上达成政治共识，决定两国在所有领域建立合作关系。这次会晤标志着法德两个仇敌开始了历史性的和解。1963年1月22日，《法德友好合作条约》在爱丽舍官隆重签字，条约集中体现了法德全面和解与合作，使法德和解臻于完美，法德两国至此实现了历史性的和解。两国虽然在后来的合作中也出现过许多磨擦，但巴黎——波恩轴心仍然牢固，并经受住了考验。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和欧洲格局重组、德国重新统一，法德轴心仍然安然无恙。

　　从法德两国关系半个多世纪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出两点：一是法国通过一系列的多边和多渠道外交以及由此不断形成的国际机制来使得两国关系发生转变;二是法德之间的关系模式已经从相互敌视、相互残杀、相互戒备，国家之间以摧毁和吞并对方为目的的模式转变成互为朋友和互助的模式。具备了这两个方面，我们可以说法国在对德国的关系中形成了“规模政治”。具体的转变过程如下图：

　　上图中双向箭头的直线c代表的是法德两国之间的全方位、多层次的直接交流，这其中不仅包括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立体式交流，还包括两国之间的交流方式，如政府间交流以及民间交流等，这些交流都是两国之间“面对面”的、直接的交往。图中从法国出发，直线b经过其他国家行为体，再从直线a也可以到达德国。这就是法国通过多边外交扩展交往的行为体的数量，并通过这些行为体对德国施加影响的过程，这是一个间接影响的过程。其中这里的其他国际行为体不仅是指国际主要行为体——主权国家，还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等。例如战后建立的联合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国际组织对法国在对德国的关系中形成“规模政治”起了很大的作用。二战后，德国作为一个战败国，国际上政治地位很低，而法国作为具有核武器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政治影响力不言而喻。法国曾通过对联合国施加影响使其作出了很多影响德国的决定，如德国战后的重建问题、柏林危机的解决、西德建国的问题等等。法国途径直线c以及途径直线b到其他国际行为体再到直线a，这是法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对德主动实施的“规模政治”。在直接和间接影响德国的过程中两国都要受制于一些国际机制，这些国际机制对法德关系同样产生制约。图中外围的方框表示的就是国际机制，d、e、f、g、h便是国际机制对法德关系的制约。法德两国之间最终形成的是合作型国际机制。这种合作型国际机制从欧共体的建立以及后来欧盟的诞生中都得到了体现。在欧共体以及后来的欧盟中，法国和德国被称作两台“发动机”，因为很多欧共体或欧盟的事务都要由法国和德国提出并予以解决。欧共体和欧盟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法德之间关系的改善为基础的，与此同时，欧共体和欧盟对法德关系的发展变化也有很大的影响。这种机制使得法德不能仅仅考虑自身的利益而必须认真对待两国的总体利益。

　　由于受到各自外交方式和国际机制转变的影响，法德两国之间的关系模式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从两国之间以摧毁和吞并对方为目的，转变成两国之间不再使用武力解决利益冲突。这种关系的转变与亚力山大·温特所说的“从霍布斯文化向康德文化的转变”很相像。如果说衡量两国之间关系转变最好的指标是法德两国之间友好度的变化，那么，下图就是在这种关系转变中的友好度的变化。如图：

　　图中曲线x就是法德两国友好程度的变化。坐标a表示时间，坐标b表示友好程度的量。状态A表示霍布斯文化的时间，状态B表示洛克文化的时间，状态c表示康德文化的时间。在这里，可以将曲线x和虚线y相交的点p以上的部分看作是法国在对德国的关系中形成了“规模政治”，因为形成“规模政治”所需的主动和被动两个基本条件都已经具备了。

　　随着全球化条件下的复合相互依赖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国际政治越来越向“规模政治”发展。我国作为一个正在和平崛起的大国，在应对这一情况时应该使自身有所变化以适应这种现实的需要。

　　首先，应强化多边外交。现今的对外交往不能仅仅局限于交往的广度方面了，应同时在交往的深度方面进行扩展。当今非国家行为体和超国家行为体，包括国家集团、联盟、国际组织、跨国政党、跨国公司等，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些国际关系的行为体越来越对国家的政策、战略产生影响，要加强对这些行为体的影响并使其更好地为实现我国的国家利益服务。这方面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已经作了大量的工作，开始利用跨国公司在其母国的影响来影响国家关系，比如我们通过波音公司来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和通过石油公司来影响俄罗斯的对华政策，便是例子。扩展外交的深度不仅能有效实现相互之间的共同利益，而且还有利于扩大外交活动的回旋余地。

　　其次，积极参与和维持现有的国际机制，并对其某些不合理的方面进行变革。许多发展中国家认为，现今的国际机制是依照维护西方发达国际利益为目的而制定的，是维护强权与霸权的工具，它并未从根本上保障弱小国家充分实现自己的抱负，是不合理的机制。它们希望改变现有的国际机制，使其更加公平合理。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自然也有同样的要求。没有国际秩序的国际机制是无法得到真正的实施，这是不言而喻的。目前，发展中国家并不具备彻底改变现有国际机制的现实能力，因此，积极融入现有的国际机制并在其中对一些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面进行变革是一条最有效的途径。

　　最后，有条件地让渡部分国家主权。目前，国家主权依然是国际关系的基石。国家主权原则是一个国家能够独立自主处理自己的对内对外事务，不受其它国家干涉的权力。法泰尔说：

　　“不论以什么方式进行治理而不从属于任何外国人的任何民族就是主权国家。完全自治构成国家主权的内侧，而独立则构成它的外侧”。国家主权原则目前仍然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但是，由于内在的需求和外在的压力，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迫使各个国家跨越国界，把越来越多象征国家独立的主权权利让渡给各个国际机构，以便集体使用。让渡是为了共享，没有共享的让渡就构成了侵权行为。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有条件地让渡部分国家主权是可行的，也是必须的。我国以前一直把主权视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不可分割的，这对我国融入国际社会、参与国际机制、实施规模政治并非总是有利的。因此，我们要培养人类整体共存的意识，认清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当代国际关系中“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现实，在必要的情况下有条件地让渡部分国家主权。

　　综上所述，在全球化背景之下，全方位多边外交与合作型国际机制使国际政治越来越向“规模政治”发展，国际关系也越来越讲究互利、双赢、和谐。这种国际政治新现象与以往以权力和冲突为主要特征的国际政治大不一样了，我国在面对这种状况时不能墨守成规，而要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参与国际机制的修改、制定和执行，使自身更加适应“规模政治”的发展和需要，推动和谐世界的建设，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作者：钮菊生 陶 然 来源：国际观察 2010年2期